第二一五章 事变解决(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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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以周副统帅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处于极度惶恐中的张、杨两位将军仿佛有了主心骨,逐渐变得镇定起来。
周副统帅稍事歇息,当晚便和张、杨两位将军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过交流,周副统帅了解到张、杨两位将军的“兵谏”并非是处心积虑进行的,而是出于义愤下的临时决定。
同时周副统帅也了解到张、杨两位将军发动“兵谏”的真正目的是逼常抗日,迫使他回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路上来,以挽救日渐危颓的国势。
周副统帅弄清楚了事变的因由之后,对张、杨两位将军发动事变的出发点大加赞赏,并认为事变此举是正义之举,于国家是有功的。
得到周副统帅的充分肯定,张、杨两位将军大感振奋,这些天来,他们面对国统区民众的千夫所指,压力不可谓不大,而周副统帅对他们的支持和认可,无疑是给他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通过深入的交流后,周副统帅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迫常凯申达成抗日协议的主张,这份主张更是说进了两位将军的心里,三人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达成一致意见后,三方对于民党当局有可能对西安发动的军事进攻进行了紧急协商,初步达成了三方联合防御的意向。
经过和张、杨两位将军的初次谈判,心中有数的周副统帅马上把谈判的进展及成果向统帅和中央汇报,统帅和中央对初次谈判的进展表示满意,并认可了三方达成的联合防御的意见,指示军委马上执行。
临时执掌南京当局的何应钦收到工农党介入“西安事变”谈判的消息后,大泼污水,在报纸上大肆诬蔑工农党,说“西安事变”是在工农党的阴谋主使下爆发的。
针对此种情形,中央再次召开第二次政治局会议,统帅在会上特别指出: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当局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杀常凯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
统帅提出:“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予打击。”
在统帅对事变态势的冷静分析下,最后大家一致赞同统帅的意见。会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工农党中央发表了《对西安事变通电》,对当事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常凯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办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置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另一方面,常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等人共商局势,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常夫人乘夜车前往南京。
与此同时,常夫人致电张汉卿,告知将与澳洲顾问端纳拟飞西安进行谈判,曾经做过张汉卿顾问的端纳亦同时电告张。
12月22日,在端纳全力周旋下,常夫人、宋子文等一行人飞抵西安。对常夫人一向尊敬有加的张汉卿亲往机场接机。
随着当事三方的谈判代表接踵到来,关于事变的三方会谈正式开启。然而在正式谈判开启前,周副统帅和常凯申还曾有过一次深入的交流。
当天,周副统帅仍照以前的习惯,称常凯申为“校长”,寒暄道:“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常凯申点了点头,说道:“翔宇,你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副统帅向来机锋无双,他颇为机灵地顺着常凯申的话,转向了正题:“只要校长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你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你的指挥。”
随后两人展开了一番唇枪舌剑,进行了一轮精彩至极的斗志斗勇,然而在周副统帅将何应钦、汪精卫在常凯申深陷囫囵后的所作所为告知常凯申后,常凯申静静无语,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之中。
事到如今,常凯申已经深刻地明白,如果再不向工农党和张杨妥协,不但自己在民党的统治将化为乌有,自己的性命也将不保。
在“顽抗即死,抗日可生”的唯二选择中,常凯申最终选择了向现实低头,初步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在常凯申选择低头之后,常夫人于23日和24日两次会见周副统帅,双方进行长时间的交流谈话。
周副统帅代表党中央向常夫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政治主张,常夫人也明确表示赞成双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于是,“民工”两党和谈的大门打开了,“民工”的第二次合作在十年的战斗中再次有望达成,双方的第二次携手为之不远矣。
12月24日,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谈判,常凯申针对西安方面六项主张作了如下口头答复,即:
1、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离开西北;
2、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常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3、常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
4、联红容工,常主张为对外,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5、常意开国民大会;
6、常主张联俄联英美。
然而常凯申并不愿意签署书面协议,只答应以“领袖人格”口头答应这六项主张。周副统帅并不满意,可天真的张汉卿却颇为维护他的“结拜大哥”,愿意为常凯申担保。工农党代表并不同意,但张汉卿却不以为然。
25日下午,周副统帅又企图劝说张汉卿接受工农党的放常条件,必须签署书面协议,但却意外地得知,张汉卿已经亲自护送常凯申前往机场。
当天下午,常凯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汉卿亲自陪同。
26日,常凯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与此同时,事变主角张汉卿却被民党当局扣留,历史上他的大半生都将在民党当局的软禁中度过。
然而,他为促成“民工”二次合作,达成一致抗日的巨大贡献却不容抹杀,历史会牢记他作出的功绩与牺牲。
随着以周副统帅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处于极度惶恐中的张、杨两位将军仿佛有了主心骨,逐渐变得镇定起来。
周副统帅稍事歇息,当晚便和张、杨两位将军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过交流,周副统帅了解到张、杨两位将军的“兵谏”并非是处心积虑进行的,而是出于义愤下的临时决定。
同时周副统帅也了解到张、杨两位将军发动“兵谏”的真正目的是逼常抗日,迫使他回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路上来,以挽救日渐危颓的国势。
周副统帅弄清楚了事变的因由之后,对张、杨两位将军发动事变的出发点大加赞赏,并认为事变此举是正义之举,于国家是有功的。
得到周副统帅的充分肯定,张、杨两位将军大感振奋,这些天来,他们面对国统区民众的千夫所指,压力不可谓不大,而周副统帅对他们的支持和认可,无疑是给他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通过深入的交流后,周副统帅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迫常凯申达成抗日协议的主张,这份主张更是说进了两位将军的心里,三人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达成一致意见后,三方对于民党当局有可能对西安发动的军事进攻进行了紧急协商,初步达成了三方联合防御的意向。
经过和张、杨两位将军的初次谈判,心中有数的周副统帅马上把谈判的进展及成果向统帅和中央汇报,统帅和中央对初次谈判的进展表示满意,并认可了三方达成的联合防御的意见,指示军委马上执行。
临时执掌南京当局的何应钦收到工农党介入“西安事变”谈判的消息后,大泼污水,在报纸上大肆诬蔑工农党,说“西安事变”是在工农党的阴谋主使下爆发的。
针对此种情形,中央再次召开第二次政治局会议,统帅在会上特别指出: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当局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杀常凯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
统帅提出:“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予打击。”
在统帅对事变态势的冷静分析下,最后大家一致赞同统帅的意见。会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工农党中央发表了《对西安事变通电》,对当事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常凯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办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置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另一方面,常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等人共商局势,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常夫人乘夜车前往南京。
与此同时,常夫人致电张汉卿,告知将与澳洲顾问端纳拟飞西安进行谈判,曾经做过张汉卿顾问的端纳亦同时电告张。
12月22日,在端纳全力周旋下,常夫人、宋子文等一行人飞抵西安。对常夫人一向尊敬有加的张汉卿亲往机场接机。
随着当事三方的谈判代表接踵到来,关于事变的三方会谈正式开启。然而在正式谈判开启前,周副统帅和常凯申还曾有过一次深入的交流。
当天,周副统帅仍照以前的习惯,称常凯申为“校长”,寒暄道:“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常凯申点了点头,说道:“翔宇,你是我的老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副统帅向来机锋无双,他颇为机灵地顺着常凯申的话,转向了正题:“只要校长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你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你的指挥。”
随后两人展开了一番唇枪舌剑,进行了一轮精彩至极的斗志斗勇,然而在周副统帅将何应钦、汪精卫在常凯申深陷囫囵后的所作所为告知常凯申后,常凯申静静无语,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之中。
事到如今,常凯申已经深刻地明白,如果再不向工农党和张杨妥协,不但自己在民党的统治将化为乌有,自己的性命也将不保。
在“顽抗即死,抗日可生”的唯二选择中,常凯申最终选择了向现实低头,初步同意了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在常凯申选择低头之后,常夫人于23日和24日两次会见周副统帅,双方进行长时间的交流谈话。
周副统帅代表党中央向常夫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政治主张,常夫人也明确表示赞成双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于是,“民工”两党和谈的大门打开了,“民工”的第二次合作在十年的战斗中再次有望达成,双方的第二次携手为之不远矣。
12月24日,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谈判,常凯申针对西安方面六项主张作了如下口头答复,即:
1、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离开西北;
2、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常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3、常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
4、联红容工,常主张为对外,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5、常意开国民大会;
6、常主张联俄联英美。
然而常凯申并不愿意签署书面协议,只答应以“领袖人格”口头答应这六项主张。周副统帅并不满意,可天真的张汉卿却颇为维护他的“结拜大哥”,愿意为常凯申担保。工农党代表并不同意,但张汉卿却不以为然。
25日下午,周副统帅又企图劝说张汉卿接受工农党的放常条件,必须签署书面协议,但却意外地得知,张汉卿已经亲自护送常凯申前往机场。
当天下午,常凯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汉卿亲自陪同。
26日,常凯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与此同时,事变主角张汉卿却被民党当局扣留,历史上他的大半生都将在民党当局的软禁中度过。
然而,他为促成“民工”二次合作,达成一致抗日的巨大贡献却不容抹杀,历史会牢记他作出的功绩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