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贩门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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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在维也纳，也是从城外访客归来，我意外地遇上了一场倾盆大雨。这场雨像用湿的皮鞭轻巧地把人们赶进了屋门和地下室。我也赶忙寻找一个能避雨的处所。幸好如今的维也纳，每一个角落都有一家咖啡馆在等候顾客上门。我两肩湿透、帽子滴水，于是逃进了马路正对面的那一家。从内部看，这是一家因袭旧式样、格局几乎千篇一律的那种市郊咖啡馆，没有内城那些摹仿德国的音乐茶痤里的时髦赝品装饰，完全是旧维也纳的市民风，坐满了下层百姓，他们买报纸花的钱要比买点心花的钱多。现在正值晚饭前后，本来已经浑浊的空气，加上缭绕的烟雾，仿佛一块厚厚的蓝条纹大理石，然而，崭新的天鹅绒沙发，以及铝亮的铝制柜台，却使这家咖啡馆显得整洁。匆忙之中我根本没有留意去看店外的招牌。再说，这又有何必要呢？——我现在暖暖和和地坐在此地，不耐烦地透过灰蓝的淌水的玻璃向外望去，这场恼人的大雨什么时候能高抬贵手，容我继续赶那几公里的路程呢？
因此，我无所事事地坐在此地，开始沉浸到那种闲散怠惰的气氛中去。每一家真正的维也纳咖啡馆，都弥漫着这种气氛，无形的，像麻醉剂一样。出于这种空虚感，我开始一个挨一个地打量那些顾客，这间烟雾腾腾的房间里的人工光线使他们的眼睛周围蒙上了一层不健康的灰色；我望着柜台后面的那位小姐，看她如何机械地给侍者手里的每一杯咖啡分放糖块和小匙；我半清醒但无意识地读着墙上极其无聊的招贴与广告。这样的昏昏沉沉几乎令人感到舒适。但是，猝然之间，我莫名其妙地被拽出我的半昏睡状态，内心萌生了一种感触，模模糊糊的，像是轻微的牙疼刚开始，但不知是从哪里疼起来的，不知是左边还是右边，是上颚还是下颚。我感觉到的只是一种暗暗的紧张，一种心神不宁，因为突然间——我说不出是由于什么缘故——我意识到多年以前我一定来过此地，对于某件往事的记忆把我同这几面墙壁，同这些椅子和桌子，同这间陌生的、烟雾弥漫的房间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越是有意要把握住这一记忆，它越是又奸又猾地缩回去，好像一个水母，在意识的最深处隐隐约约地闪烁着，可是够不着也抓不住它。我徒劳地用目光钳住每一件家具陈设，有些东西我不熟悉，这是肯定无疑的，比如柜台和丁当作响的自动售货机，又比如墙上用假的黑黄檀木制的棕色贴面，这些必定是后来添置的。不过没错，没错，我曾经到过此地，在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以前，我要捉住同很久以前的我有关的往事，它像嵌在木头里的钉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我拼命使所有的感觉器官延伸进这个房间，同时又延伸到我的自身里面去。可是，真该死！我够不着它，够不着这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淹没在我心中的记忆。
我生自己的气，就像一个人办不成某件事情，从而发觉心智力量的欠缺和不完善时，总会这样对自己恼火。但是，我没有放弃抓住这个记忆的希望。我知道，只要手里有一个小钩子就行，因为我的记忆力是特殊类型的，说好也好，说坏也坏，一方面它固执得很，不听使唤，另一方面却又十分可靠，简直难以用笔墨来形容。无论是事件或者人的相貌，阅读所得或者亲身经历，我的记忆力都能将它们吞进它的冥府似的黑暗深处，如果不加强迫，单靠意志的召唤，它是什么也不肯吐出来的。我只需抓住瞬间的滞留物，一张风景明信片，一个信封上的几行字，一份烟熏的报纸，遗忘了的往事就会像钓钩上的鱼颤动着被拉出浑浊湍急的水面，完全是感性的、真实的。我于是回忆起了一个人的所有细节，他的嘴巴，他发笑时嘴里左边没牙的窟窿，这笑声支离破碎，小胡子的颤动，以及在笑声中露出来的另一副新的面容——我立即在想像中看到了他的完整形象，并且记起了这个人几年前对我讲的每一句话。为了感性地看到和感觉到以往的人和事，我始终需要来自现实的某种感性的刺激，某种小小的帮助。我于是闭上眼睛，用心回想，以便形成那种神秘的钓钩去捉住它。但是什么也没有！我又一次一无所得！已被遗忘，被掩埋了！我恨死了两个太阳穴之间这个糟糕的、不听使唤的记忆器官，真想用拳头打自己的脑门，一如摇晃一台坏了的自动售货机似的，因为你要的东西它偏不输送出来。不行，我怎么也坐不住了，记忆器官失灵竟使我如此激动，我真的恼火了，便站起身来，想消消气，但是，真稀奇——我在店里刚走了几步，最初的、发出磷火的、朦朦——的印象开始在我的脑海里闪闪烁烁地出现了。我记起来，从柜台往右走去，那里准有一间没有窗户的、单靠人工光线照明的房间。对了，果真如此。是这间屋，墙壁裱糊得同当年不一样了，但大小没变，是这间轮廓渐趋模糊的长方形后屋，是这间活动室。我本能地扫了一眼四周的每一件实物，我的神经在欢快地颤动，我感觉到自己马上就能把一切都弄明白了。屋里闲搁着两张台球桌，像两个无声的绿色烂泥塘，屋角是几张牌桌，其中一张桌旁，坐着两位枢密顾问或者教授在对奔。在紧挨着铁炉子的角落里——由那里可以通往电话间，立着一张小方桌。这时，突然一道闪电，使我豁亮了，我心里一热，高兴得全身一颤。我立即想起来了：天哪！这是门德尔的座位，雅科布-门德尔，，事隔二十年，我又来到他的总店，上阿尔泽街的格鲁克咖啡馆。雅科布-门德尔，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这等不可理解地忘却了他这么长久，这个稀奇古怪的人，这个传奇式的人物，这个罕有的世界奇迹，在大学里和一个崇敬他的小圈子里他是颇有名望的，这个书籍魔术师，这个旧书贩。他每天从早到晚一动不动地坐在这里，知识的象征，格鲁克咖啡馆的荣誉，我怎么让他从记忆里消失了呢！
我把目光收到眼皮后面转向自己的内心，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如同从雕刻家透亮的心中，已经升起了他的不会错认的立体形象。我立即看到了他如何栩栩如生地始终坐在那边，坐在那张肮脏的灰色大理石面的小方桌旁，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堆放着书籍和杂志。我看到他如何一动不动地坚毅地坐在那里，他的目光透过眼镜片像催眠术似的死盯着某一本书。我看到他如何坐在那里哼哼唧唧地诵读，他的身子和不经梳理的、头发脱了好几处的脑袋前后摇晃着，这是在东方犹太人小学里养成的习惯。他在此地这张桌子旁，也只在这张桌子旁，阅读他的目录和书籍，并且按照在塔木德学校里人家教给他的读书方式，低声吟诵，身子前后摇晃，活像一个黑色的摇篮。根据虔诚的教徒的看法，正如一个孩子，通过这种施催眠术般的有节奏的上下摇晃，便能沉入梦乡。那么，由于闲着无事的身躯的摇晃和摆动，人的精神也易于集中，好去接受智慧的恩典。事实上，这个雅科布-门德尔确实看不见也听不到周围的一切。在他旁边打台球的人喧哗吵闹，电话铃阵阵作响，侍者来去奔忙、刷地板、给火炉添煤，他一概觉察不到。有一次，一块燃烧着的煤从火炉里掉出来，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烧焦了镶木地板，冒起烟来，一个客人闻到了臭味，这才发现了危险，奔过去，赶紧扑灭。可他呢，这个雅科布-门德尔，仅仅离开两步远，而且已经被烟熏着了，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因为他在读书，他读起书来就像信徒在祈祷，赌徒在赌博，醉酒的人麻木地望着空荡荡处发愣，这样全神贯注真是令人感动。自那以后，我见到其他人各式可样的读书的情形，都觉得不过尔尔了。当时还很年轻的我，在这个加利曾旧书贩雅科布-门德尔身上，第一次看到了全神贯注的伟大奥秘，它造就了艺术家和学者，使人变成真正的智者，也使人变成了十足的呆子，酿成了这种对书本着魔的悲剧性的福与祸。
当年是由大学里的一位年长的同学带我去见他的。我那时正在研究甚至今天还很少有人知道的帕拉切尔苏斯派医生和磁力治疗医生梅斯梅尔，可是并不顺利，因为有关的著作难以获得。我这个老实的新生去向图书馆管理员打听，他不客气地对我说，找参考文献是我的事情，他管不着。那位同学第一次向我说起他的名字。“我带你去找门德尔，”他对我说，“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弄到手。他是维也纳最能干的人，此外还是一个怪人，一头绝种的史前食书巨兽。”
就这样，我们两人踏进了格鲁克咖啡馆。我看见他，坐在那里，戴着眼镜，满脸胡子，全身着黑，摇晃着身子在读书，活像风中的一丛幽暗的灌木。我们走上前去，他没有察觉。他仍旧坐着读书，上身像宝塔似的在桌子上方前后摆动，他后面的钩子上，挂着他那件破旧的黑大衣，口袋里塞满了杂志和书单，我的那位朋友使劲咳嗽，好让他知道我们来找他了。但是，厚眼镜几乎贴在书上的门德尔还是没有察觉。末了，我的朋友像敲门似的用力敲桌面。门德尔终于呆呆地抬起头来，机械地迅速把笨重的钢丝边眼镜推到前额上，直竖的灰白眉毛下一双奇特的眼睛正盯着我们，机警的黑色小眼睛，像蟒蛇的舌头一般又尖又灵巧，闪闪发亮。我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他，接着，我说明了来意。我按照我朋友出的鬼主意，一上来就假装生气地抱怨那个图书管理员，说他对我询问的事根本不愿意回答。门德尔听了，将身子往后一靠，小心翼翼地啐了一口唾沫，随后哈哈一笑，带着很重的东方口音说：“他不愿答复？不——他答复不了！他是个讨厌家伙，一头挨揍的灰毛驴子。我认识他，天晓得，已经干整整二十年了，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学会。拿薪金，这是他们惟一会干的事！他们还不如去搬运砖头呢，这些博士先生们，省得白白坐在书堆里。”
随着这一通发泄，坚冰打破了，一个亲切的手势邀我第一次坐到这张涂满了字的大理石面四方桌旁，坐到这个我还不熟悉的向嗜书者启示奥秘的祭坛旁。我赶紧说明自己想找动物磁性说产生之时的有关著作，以及后人赞成和反对梅斯梅尔的专著和论文。我刚谈完，门德尔就把左眼闭了一秒钟，活像一个正在瞄准射击的射手。但是，这种凝神思索的表情确确实实只延续了一秒钟之久，接着，他像在念一份无形的书籍目录似的，一口气说出二三十打书来，而且每一本都说明了出版地点、年份和大致的价格。我惊呆了。我尽管有精神准备，却没料到他有这等能耐。我惊愕的神态看来使他感到高兴，他紧接着又在自己记忆的键盘上继续弹奏我的主题的奇妙变奏曲。他问我，是否想了解一点有关梦游者的情况，了解催眠术的最初尝试，了解加斯纳、驱魔术、基督教科学派和布拉瓦茨基？于是，他又倒背如流地列举出若干人名、书名，并作了种种说明。这时我才明白，我遇到的这个雅科布-门德尔是个记忆力非凡的奇才，是一本有两条腿的百科词典或者包罗万象的图书目录。我迷惘地呆望着这位图书界的怪杰，完全被这个不修边幅、衣着邋遢、甚至有点讨厌的加利曾旧书贩吸引住了。他一口气给我列举了大约八十个人名，对自己打出了这张王牌，表面上满不在乎，内心里却颇为得意，并掏出了一块本来大概是白色的手帕擦了擦眼镜。为了稍稍掩饰一下我惊讶的心情，我吞吞吐吐地问他，这些书籍他最多能搞到多少。“试试看能搞多少吧，”他咕哝着说，“您明天早晨再来，我门德尔会给您搞到一些的，没找到的再到别处去找。一个人只要有头脑，就会走运的。”我客气地道了谢，也纯粹由于客套，我接着就干了一件大蠢事：我竟建议他把我想要的书记在一张纸条上。就在这同一瞬间，我感觉到我的那位朋友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他想告诫我。但是太晚了！门德尔已经向我掷来一道目光。怎样的目光啊！既是洋洋得意又是受了侮辱，既是嘲讽又是高傲，简直是国王的目光，是莎士比亚戏剧中麦克白的目光，当麦克达夫要求这位不可战胜的英雄不战而降时他射出的目光。随后，门德尔又哈哈一笑，喉咙上的大喉结引人注目地上下滚动，他显然吃力地把一句粗话咽了下去。他本来有理由讲任何可能想得出来的粗话，他，善良、正直的，因为只有陌生人，只有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向他，向雅科布-门德尔提出这样一个侮辱性的要求，要他像一个书店学徒或者图书馆服务员那样把书名记下来，似乎这个无与伦比的，这个金刚钻似的旧书贩的大脑竟然需要这糟糕的辅助手段。我后来才懂得自己客气地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是怎样地伤了这个怪人的心，因为这个矮小、落魄、满脸胡子、又是驼背的犹太人雅科布-门德尔，在记忆力方面却是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在这个石灰色的、肮脏的、像布满灰色苔藓的前额后面，是一册无形的天书，原来印在每一本书的封面上的人名和书名，都像用钢水浇铸似的铸在了上面。不论是昨天出版的书，还是两百年前出版的书，他都能一下子确切地说出出版的地点、作者、新旧价格，并以正确无误的想像力记起每一起书的装帧、插图以及摹写本。不论是曾经到过他手里的书，还是他仅仅在别处的书店或者图书馆里见到过的书，都如同在他的眼前，一清二楚。如同正在创作的艺术家能清晰地看到他胸中的、外人还看不见的形象那样。当他看到雷根斯堡某家旧书店目录上某一本书要价六马克时，他便能记起，两年前维也纳一次拍卖时，另一本同样的书卖四克朗，同时还记起买主是谁。是的，雅科布-门德尔从不忘记一个书名，一个数字，他熟悉图书界这个永远运行、经常变化的宇宙里的每一棵植物，每一条纤毛虫，每一颗星星。他比专家更了解每一门专业，比图书馆管理员更掌握图书馆，比书店老板更熟悉大多数书店的库存，尽管他们有书单和索引卡片，而他却没有，但他有记忆的魔法，有这种无与伦比的记忆力，这种只有通过成百个不同的例子才能真正说明其非凡的记忆力。当然，要训练和形成这种正确无误到神奇地步的记忆力，只有通过一个对于达到任何完善的造诣都适用的秘诀，那就是全神贯注。事实上，这个怪人除去书籍以外对世事一无所知，对他来说，世上的一切现象，只有到了改铸成为铅字，集中在一本书里，甚至可说到了被封存的地步时，才开始变成真实的。但是就在他读这些书的时候，他也不注意它们的内容，无论是故事情节或者精神实质，惟有人名、价格、装帧、封面能引起他的热情。总而言之，他读书不是为了生产和创造，而仅仅是把数以十万计的人名和书名的索引印在一头哺乳类动物的大脑皮层上，而通常这种索引都是写在图书目录上的。雅科布-门德尔这种对旧书的特殊记忆力是独一无二、完美无缺的。作为一种特异现象，它决不亚于拿破仑对人的相貌、梅佐芳蒂斯对语言、拉斯克尔对象棋的开局、布索尼对音乐的记忆力，如果请他去开讲座，授他以公职。那么，这个头脑将会使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大学生和学者受益匪浅，使他们惊叹不已。这还将有益于各门科学。至于我们称之为图书馆的那些公共宝库，也将得到一份无可比拟的财富。但是，对于他，对于这个微不足道的、没有教养的、最多只上过塔木德学校的加利曾旧书贩，这个上层社会是永远紧锁着大门的。因此，他这种奇妙的才能只能作为一种神秘科学，在格鲁克咖啡馆那张大理石面小方桌旁发挥它的作用。可是，如果有朝一日来了一位大心理学家（在我们的思想界，还始终没有人做过这种工作），也像布丰在对动物的变种进行整理分类时那样坚持不懈地对我们称之为记忆力的这种神奇的力量进行研究，逐一描述其所有的活动方式、种类、原始形式，阐明它的各种变体。那么，这位心理学家必将永远怀念雅科布-门德尔，怀念这个记忆价格和书名的天才，怀念这位古旧书籍科学的无名大师。
就职业而论，对于不知底细的人来说，雅科布-门德尔自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旧书贩。每逢星期日，在《新自由报》和《新维也纳日报》上总要刊登这样一份固定不变的广告：“收购旧书，出价最优，从速前来，门德尔，上阿尔泽街”，下面是电话号码，实际上是格鲁克咖啡馆的电话。他到书库里去翻寻，每星期总要同一个年老的、蓄着帝王须的脚夫搬几口袋书到他的总店去，尔后又从那里搬走，因为他没有进行正常图书交易的执照。因此，这始终是一种小买卖，一种进项有限的活动。大学生从他那里买教科书，一学年完了，又经他的手转售给下届大学生。此外，他还居间介绍和替人购买任何所需的书籍。只加极少的手续费。在他那里，好的建议是廉价的。但是，金钱在他的世界内部是没有地盘的；因为人家从未见他变过样，他总是那一身破旧的衣服，早晨、下午和晚上，他喝牛奶、啃两个面包，中午吃一点人家替他从饭馆取来的食物。他不抽烟，不玩也不赌，甚至可以说，他没有活着，活着的只是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从不懈怠地用文字、书名和人名去喂那谜一般的生物——大脑。这一堆软软的、可怕的物质贪婪地将这无数的符号吮吸进去，好似一片草场在吮吸千万滴雨水。他对人不感兴趣，在人的一切情感中，他也许只知道一种，自然是最属人之常情的虚荣。如果有人走访了上百个地方遍寻未获，才来找他指教，而他能一下子就回答来人的询问，惟有这个才能使他得意，给他乐趣。或许还有一点，那就是在维也纳和维也纳以外的地方，有数十人尊重和需要他的知识。在任何一个我们称之为大都市的这种庞杂的数百万人的密集体里，始终只能在少数几个点上，炸出若干小小的平面，由它们来反映这同一个宇宙，但大多数人是看不见的，惟有对行家，对意气相投的人来说，是极其珍贵的。这些书籍行家全都知道雅科布-门德尔。正如谁要询问某种音乐书报，就会到音乐之友杜去找欧塞比乌斯-曼迪车夫斯基。他头戴灰色便帽，和善地坐在那里，周围是卷宗和乐谱，只要他一抬头，便能笑眯眯地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又如直到今天，谁要从旧维也纳的戏剧和文化中得到启示，谁就肯定去找人所共知的格洛西神甫，同样，维也纳若干嗜好书籍的人，一遇到某个特别硬的坚果要咬开时，就会自然而然，坚信不疑地到格鲁克咖啡馆去找雅科布-门德尔。如果在这些人来求教时，谁能从旁观察门德尔，就会使像我这样好奇心重的年轻人产生一种特殊的快感。如果有谁拿来一本次书搁在他面前，他便轻蔑地敲敲封皮，只咕哝一声“两个克朗”了事。相反，如果是某种珍本或孤本，他会毕恭毕敬地把身子往后挪动，在书的上面垫上一张纸，仿佛他突然对自己那肮脏的、沾满墨水的、指甲缝里全是黑垢的手指感到害羞了。随后，他怀着莫大的敬意，小心翼翼地一页接一页地轻轻翻阅这本罕见的书。在这样的时刻，谁也无法使他分心，正如一个真心诚意的教徒在祈祷时，是谁也扰乱不了的。事实上，这样的仔细观看，抚摩、嗅探、掂量，这样的每个动作，都像是仪式上的，是前后次序有定规的宗教礼拜仪式上的。他的驼背前挪后移，一边咕哝着，哼哼着，搔头发，发出一些引人注意的元音。一个延长的，几乎是深感惊讶地吐出的“Ah”和“Oh”，表示醉心的欣赏；如果发现缺页，或者有一页被虫蛀了时，便是一声急促的、仿佛被吓了一跳似的“”。末了，他恭敬地把这本厚书放在手上掂量，半闭着眼睛，把这个笨重的长方形又闻又嗅，宛如一位多愁善感的少女在闻一朵晚香玉时那么动情。在进行这一套有点麻烦的程序的时候，书的所有者当然得耐着性子。但是，在检查结束之后，门德尔便会热心地，甚至是热情地提供情况，而且少不了要添上种种涉及面很广的有关轶事，以及关于同类版本价格的富于戏剧效果的报道。在这样的时刻，他仿佛变得开朗了，年轻了，有生气了。只有一件事会使他感到极度愤慨，那就是某个初到此地来的人，要为他作了这番估价而付钱给他。这时，他会气愤地断然拒绝，就像一位画廊顾问气愤地断然拒绝某个到处旅游的美国人为了他的讲解而要往他手里塞小费。因为能允许门德尔把一本珍贵的书拿在手上，就等于能允许别人同自己心上的女人相会。这些个瞬间便是他们柏拉图式的爱情之夜。能左右他的惟有书，从来不是钱。因此，一些大收藏家，其中有普林斯顿大学的创建人，都想请他当他们的图书馆的顾问和采购员，但是枉费心机，雅科布-门德尔一概拒绝。他只想呆在格鲁克咖啡馆。三十三年前，他，一个驼背小青年，胡子还是黑色的，又细又软，前额上是涡形鬈发，从东方到维也纳来学习，想得到犹太法学博士学位。但过不久，他离弃了严峻的惟一的神耶和华，投身到光彩夺目、变化万千的书籍的多神世界中去。当时他首先找到了这家格鲁克咖啡馆，它渐渐变成了他的书坊，他的总店，他的邮局，他的世界。如同一位天文学家，孤寂地站在天文台上，通过望远镜的圆孔，天天夜里观察无数的星星，观察它们神秘的运行，它们变化莫测的混乱无序，它们的熄灭和复燃，雅科布-门德尔则在这张四方桌旁，通过他的眼睛，观察另一个同样永恒地运行着、变化着书籍的宇宙，观察我们的世界之上的这个世
不言而喻，他在格鲁克咖啡馆是被视若上宾的。在我们的眼里，这家咖啡馆的名声与其说靠音乐家、《阿尔赛斯特》和《伊菲革涅亚》的作曲者克里斯托夫-威利巴尔德-格鲁克的庇佑，倒不如说是同门德尔的无形讲坛联系在一起的。同古旧的樱桃木柜台、两张绿呢打满补丁的台球桌和铜咖啡壶一样，门德尔也是这家咖啡馆财物清单上的一件动产，他的桌子如同一处圣地似的受到保护。因为他有无数的主顾和询问者，他们一来，店里的职工就很有礼貌地硬要他们吃点、喝点什么。所以，他的科学所赚来的钱，较大部分实际上流进了领班道伊布勒挂在屁股后面的那只大皮包里。反过来，也享有多种特权。打电话免费，他的信人家给收，还替他办各种事情；年老、正直的厕所清洁女工替他刷大衣，钉钮扣，每周替他洗一小包衣服。人家替他到邻近的饭店去取午餐，只有他一人能得到这种待遇。另外，每天早晨，老板施坦德哈特纳先生亲自来到他的桌子旁向他问好，埋头在书堆里的雅科布-门德尔自然多半没有察觉。早晨八点整他进店，直到人家熄灯时他才离开。他从来不同别的顾客说话，也不看任何报纸，有了什么变化他都不会发现。有一次，施坦德哈特纳先生彬彬有礼地问他，在电灯下读书是不是比以前在煤气灯黯淡、抖动的光线下读书要好一些，他这才惊讶地抬起头来呆望着电灯泡。尽管安装电灯花了好几天时间，又敲又凿，又吵又闹，这样的变化他竟全然不知。只有数以十亿计的黑色纤毛虫般的铅印文字，通过眼镜框的两个圆孔，通过两个闪光的、吸收着的镜片，过滤到他的大脑中去，其余的一切事件，均似无谓的喧哗，从他身边一掠而过。他确实就在这一个地方，在这张四方桌旁，阅读、比较、计算，度过了三十多年，度过了他一生中全部清醒的光阴，像做着一场持续的、惟独被睡眠中断的梦。
因此，当我恍恍惚惚看到雅科布-门德尔宣示神谕的大理石桌子空空的，仿佛立在这间屋里的一块墓碑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怖感。现在，人到中年时，我才懂得，有多少东西随同每一个这样的人一起消失了，首先因为在我们这个无可挽救地变得愈益单调的世界上，一切独一无二的东西日复一日地变得稀罕珍贵了。接着，我想到，年轻而无经验的我，当时出于一次深刻的预感，曾经非常喜爱这个雅科布-门德尔。可是，我竟然忘却过，尽管是在战争的年代里，是我在一种像他那样专心致志于自己工作的情况下，但也不应该啊！现在，面对这张空桌子，我感到羞愧，对不住他，同时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好奇心。
他到哪里去了呢？他的情况又怎样呢？我招呼侍者过来，向他打听。一位姓门德尔的先生，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们店里不见有姓门德尔的先生来过。不过，领班也许会知道的。领班腆着尖肚皮笨重地移动身子慢慢蹭过来，他犹豫着，思索着：不知道，连他也不知道一位姓门德尔的先生。不过，我要打听的是不是曼德尔先生，弗洛里安尼巷的缝纫用品店的曼德尔呢？我觉得嘴唇上有一种苦味，万物无常的滋味：如果风已经把我们脚后留下的最后的痕迹都吹掉的话，那么人活着是为什么呢？一个人，在这间若干平方米的房间里阅读、思想、谈话、呼吸了三十年，或许四十年。可是，仅仅离去三四年光景，来了一个新法老，便无人再知晓约瑟了，在格鲁克咖啡馆里也无人再知晓雅科布-门德尔，了！我几乎有些恼火地问领班，我能不能同施坦德哈特纳先生交谈呢？旧职工里还有没有谁在呢？哦，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我的上帝，他早就把这家咖啡馆卖掉了，他已经故世了，原来的领班，他现在在克雷姆斯附近靠自己的产业过活。没有了，再没有人在这儿了……对，有了！有了！施波席尔太太还在此地，厕所清洁女工（俗话叫做巧克力太太）。不过，她肯定记不得一个个的顾客了。我随即想到：雅科布-门德尔这个人人家是忘不了的，于是，便让领班请她来见我。
她来了，施波席尔太太白发蓬乱，有点水肿的腿一步一步从厕所间走来，一边还在匆匆地用布擦她通红的手，显然是刚打扫完她那阴暗的小间，或者刚擦完窗户。我立刻由她的慌张神态察觉，这样突如其来地把她叫到前面来，叫到这家咖啡馆里高雅房间的大电灯下，使她不高兴。因此，她先是猜疑地瞧我，用一种目光由下往上地瞧我，一种十分小心地压低了的目光。我找她，有何贵干呀？但是，我刚开口打听雅科布-门德尔，她就睁大了眼睛盯着我，眼珠仿佛要夺眶而出，她抖动着耸起肩膀。“我的上帝，这个可怜的门德尔先生，竟然还有人想着他！是啊，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她几乎在哭泣了，她感动极了。老年人逢到别人使他们回忆起他们的青春岁月，回忆起某一段已被遗忘的、美好共处的光阴时，总会这样的。我问到他是不是还活着。“哦，我的上帝，这个可怜的门德尔先生，五六年，不，七年，去世已经有七年了。这么一位可爱、善良的先生。想想看，我认识他有多久了，二十五年都不止了，我进店时，他已经在这儿了。说起他们是怎么弄得他死去的，这真是件可耻的事情啊！”她越来越激动了，并问我是不是他的亲戚。她说，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从来没有人打听过他——他遭遇的事情，我是不是一点都不知道呀？
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我说，给我讲一讲吧，原原本本地讲一讲吧！这个善良的老妇人显出了胆怯和拘束的神态，不断地擦她的那双湿手。我懂了，一个厕所清洁女工，系着肮脏的围裙，自发蓬乱，站在这咖啡馆的大厅里，这使她感到难堪。另外，她一直怯生生地左顾右盼，看是不是有哪个侍者在一旁听着。我于是向她提议，我们到活动室里去吧，坐到门德尔的老座位上去，请她在那儿把事情的始末讲给我听。她感谢地向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感激我懂得她的心思。她，这个已经有点摇摇晃晃的老妇人走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两名侍者惊讶地望着我们的背影，他们觉察到了此中必有缘故，若干顾客也对我们这差别悬殊的一对感到惊异。接着，在活动室里那张四方桌旁，她向我讲述了雅科布-门德尔，的沉沦（后来，其他人的叙述，又给我增补了某些细节）。
就是啊，他后来，她这样讲述道，在战争开始以后，也还一直来的，天天一早，七点半钟就到这里，坐着，整天研究着，同以往一模一样。是啊，他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而且还常常谈到，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已经在打仗了。我可是了解的，他从来不看报纸，也从来不同别人交谈；尽管卖报的大声叫喊，“号外，号外”，所有其他的人都跑步围上去时，他也从不站起身来，从不在一旁听着。他同样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弗兰茨，那个侍者不在了（他在戈尔利采附近阵亡了），也不知道施坦德哈特纳先生的儿子在普热梅希尔被俘虏了。面包越来越不像样，人家给他喝的已经不是牛奶而是代用咖啡了，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有一次，他觉得有点奇怪，怎么现在来这儿的大学生这么少呢？如此而已。——“我的上帝，这个可怜人哪，除了他的书以外，再没有别的事使他高兴和担忧过。”
可是，后来有一天，灾祸临头了。上午十一点，一个晴天，一名警官领着一名秘密警察到这里来了，那个秘密警察指了指钮扣眼里的蔷薇花饰徽章，开口问道，有没有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常到这里来。接着，他们马上走到这张桌子边上来找门德尔，他还糊里糊涂地以为是来卖旧书的，或者是来请教他的呢。但他们立即要他跟着走一趟，就把他带走了。这对这家咖啡馆是个真正的耻辱，所有的人都围到了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周围。他呢？站在那两个人中间，眼镜移在前额上头发下面，望望这个，瞧瞧那个，不知道他们到底找他干什么。大家当即对那个警官说，这一定是搞错了，像门德尔先生这样的人，是连只苍蝇都不会伤害的。可是，那个秘密警察马上对大家吼叫起来，说他们不得干涉公务行动。于是，他们把他带走了。在这以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来，有两年之久。我今天还不清楚，当时他们干吗要把他带走。“不过我可以发誓，”她，这个老妇人激动地说，“门德尔先生是不会干不法事情的。他们一定搞错了，我敢担保。这是对这个可怜的、无辜的人的犯罪行为，犯罪行为！”
她的话一点不假，这个令人感动的、善良的施波席尔太太。我们的朋友雅科布-门德尔确实没有做过任何不法的事情，他只是干了一件糊涂的，一件动人的，一件甚至在那个疯狂的时期里也完全难以令人相信的蠢事，这只能用这个怪人的专心致志，用他像生活在月球上似的远离现实来解释。事情是这样的：一天，负责监视与外国往未邮件的军事检查局截获一张明信片，是某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所写，按规定贴足了寄国外的邮票，但是——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是寄到敌对国家去的，收件人是让-拉波戴尔书商，地址是巴黎格雷涅尔沿河街，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在明信片上抱怨说，最近的八期《法国图书通报》月刊他都没有收到，可是他已经预付了全年的订费。那个被征调来的下级检查官，原来是位文科中学教授，个人爱好罗曼语言文学，现在被换上一套蓝色的国民军服装，当这张明信片落到他手里时，他吃了一惊。一个愚蠢的玩笑，他想道。他每星期要检查两千封信，从中搜寻和发现有问题的内容和有间谍嫌疑的用语，但还从未有过一件如此荒唐的东西落到他手指底下来。一个人从奥地利寄信到法国，还毫无顾忌地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漫不经心地把一张寄往交战国的明信片就这么简单地往信箱里一扔，仿佛自从一九一四年以来这些边界上并没有架上铁丝网，仿佛在上帝创造的白昼里，法国、德国、奥国和俄国并没有使对方男性居民的数目逐日减少几千人。因此，起先他把这张明信片当作一件稀奇东西塞进了自己的抽屉，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荒唐事。但是，几星期以后，又来了一张明信片，又是这个雅科布-门德尔写的，寄给一个叫约翰-阿尔德里奇的书商，地址是伦敦霍尔本广场，问他能否给自己买最近的几期《文物》杂志，落款又是这个怪人雅科布-门德尔，而且天真透顶地写上了他的详细地址。这时，这位被人套上一身制服的文科中学教授觉得这件上装有点紧了。难道这种笨拙的玩笑竟是某种暗语，自有谜一般的含义吗？总而言之，他站起身来，后跟囊的一声并拢，把两张明信片都放到了少校的桌上。这位少校高高地耸起了肩膀：怪事！他先通知警察局，要他们调查究竟有无雅科布-门德尔此人。一小时以后，雅科布-门德尔已被逮速，这个意外的遭遇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他根本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时，已被带到了少校那里。少校把神秘的明信片放到他的面前，问他承认不承认自己就是寄信人。这种严厉的问话口气激怒了门德尔，而首先是由于他在阅读一本重要图书目录时被他们打断了，他几乎是粗声粗气地说，这两张明信片自然是他写的。订阅的刊物，钱都付清了，自然有权去索取。坐在圈手椅里的少校向邻桌旁的少尉转过身去。两人会心地互相瞥了一眼：一个十足的白痴！接着，少校考虑，是把这个糊涂蛋厉声训斥一通，随后撵走呢，还是把事情认真地查问一番。在任何一个这类机关里，遇到这类拿不定主意的尴尬情况时，总会决定先搞一份问话记录再说。搞一份记录总是好的嘛！即使没有什么用处，但也没有什么害处，只不过填满一张毫无意义的纸，增添到成百万张这样的纸张里面去。
这一回，却使一个可怜的、稀里糊涂的人遭了殃，因为刚问到第三个问题，就出现了非常倒霉的情况。人家先问他的姓名：雅科布，正名是贾因克夫-门德尔。职业：小贩（他没有书商执照，只有一张小贩许可证）。第三个问题却成了灾祸：出生地点。雅科布-门德尔回答说是佩特里考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少校皱起了眉头。佩特里考，不是在俄属波兰地区内，在边境附近吗？可疑！十分可疑！他于是更加严厉地盘问门德尔，什么时候获得奥地利公民权的。门德尔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模模糊糊地、惊异地呆望着少校：他说不清楚。见鬼！他到底有没有证件。说明他身份的证件除了小贩许可证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少校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好吧，他的国籍究竟是怎么回事，得让他讲清楚才行。他父亲是什么国籍，是奥地利人还是俄国人？雅科布-门德尔镇静地回答说：自然是俄国人。那么，他本人呢？他呀，三十三年前就偷越了俄国边境，从那时起就一直住在维也纳。少校越来越不安了。他什么时候入奥地利国籍的？为什么要人？门德尔反问道。他从来不关心这类事情。这么说，他还是个俄国公民，对吗？这样无聊的盘问早就使门德尔心烦了，他无所谓地回答说：“本来就是。”
这样干脆的答复把少校吓了一跳，他身子往后倒去，弄得圈手椅嘎吱作响。竟然有这等事情！在战争期间，在一九一五年底，在塔尔努夫和大规模攻势之后，一个身分不明的俄国人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首都随心所欲地到处乱闯，还寄信到法国和英国去，而警察局居然撒手不管。难怪新闻界的傻瓜们对康拉德-冯-赫岑道夫不能立即挺进华沙感到奇怪，总参谋部的傻瓜们对军队的每一次调动都被间谍把情报送给了俄国感到惊讶。这时，那个少尉也站了起来，问话变成了严厉的审讯。他，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不立即向当局报告？门德尔，始终没往坏处想，用他的唱歌似的犹太腔答道：“为什么要立即报告呢？”少校认为，这种反问是一种挑衅，便气势汹汹地问他，看到了布告没有？没有！难道他连报纸都不看？不看！
这两个军官盯着由于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而急出汗来的雅科布-门德尔发愣，仿佛月亮掉到他们的办公室来了。接着，响起了拨电话的声音，打字机的声音，传令兵跑上跑下，雅科布-门德尔被交给卫戍部队监狱负责看管，准备下一步把他送进集中营。人家叫他跟两名士兵走时，他还莫名其妙地瞪着眼睛发傻。他不知道人家要拿他干什么，但他本来也没有任何担忧的事。这个戴着金色领章，说话粗暴的人能对他有什么坏打算呢？在他的超脱现实的书籍世界里，没有战争，没有不谅解，而只有关于数字和文字、书名和人名的知识，以及不倦的求知欲。因此，他随和地夹在两名士兵中间下了楼梯。到了警察局，人家拿走了他大衣口袋里所有的书，井要他交出藏有几百张重要的书单和主顾地址的皮夹。这时，他才勃然大怒，动手打人。人家只好把他绑起来。这中间，他的眼镜掉到了地上，他的这架观察精神世界的魔术望远镜跌个粉碎。两天以后，人家让他穿上单薄的夏服，押送他进了科马诺姆附近的俄国平民俘虏的集中营。
在集中营的这两年里，没有书，没有他所心爱的书，没有钱，处在这所太监狱里冷漠的、粗鲁的、多半是文盲的难友中间，雅科布-门德尔经受了怎样的心灵上的恐惧；他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鹰离开了天空似的，离开了超脱人世的、对他来说是惟一的书籍世界后，在那里又饱尝了怎样的苦楚——关于这些，却找不到任何目击者来提供情况。但是，从疯狂中清醒过来的世界，已经渐渐认识到，在这场战争的一切暴行和犯罪的侵犯中，没有一件比下面的行为更无意义，更多余，因而在道义上更不可饶恕的了，那就是把一无所知的。早已超过工作年龄的侨民抓起来，集中在一处，用铁丝网圈起来，而这些人都是侨居多年，并把异国当作故乡，由于真诚相信客居权利——这种权利甚至在通古斯人和阿劳加尼亚人那里也被视为神圣的——因而没有及时逃亡，这是破坏文明的罪行。在法国、德国和英国，在我们这个发了狂的欧洲的任何一处，都同样丧失理智地犯下了这一罪行。雅科布-门德尔或许也会像数以百计的其他无辜者一样，在这种围场里变成神经错乱，或者因患痢疾、因体力衰竭、因心灵受到严重损害而可怜地死去。幸亏一个偶然情况，一个惟独在奥地利才会发生的偶然情况，恰好及时地把他再一次拉回他的世界中来。在他失踪以后，一些身分高贵的主顾仍然按照他原来的地址多次给他去信。前施蒂里亚总督、纹章学著作的狂热收藏者勋伯格伯爵，前神学系主任，为奥古斯丁著作撰写评注的齐根菲尔德，八十岁高龄还在不断修改自己的回忆录的退休海军元帅埃德勒-冯-皮塞克，所有这些门德尔的保护人，都不断有信给他。这些投寄到格鲁克咖啡馆的信件中，有一些转到集中营给这个下落不明的人，这些信碰巧落到那里一位好心的上尉手里。门德尔自从眼镜被人打碎以后，由于没钱配一副新的，便一直像一只鼹鼠，灰色，失明，沉默地蹲在角落里。这么一个矮小、半瞎、肮脏的犹太人，竟然结识如此高贵的人物，这使那位上尉颇觉惊讶。有这样的朋友，本人必定不同寻常。因此，他允许门德尔答复这些来信，井请求他的保护人替他说情。结果并非石沉大海，显贵们以及那位系主任，本着一切收藏家团结一致的精神，频繁联系，并且递上了他们的联名担保书，这样，在监禁了两年多之后，于一九一七年获释返回维也纳，当然附有条件，那就是每天到警察局汇报一次。不过，他毕竟返回到自由的天地，返回到他的又破旧又窄小的阁楼里来了，他又能去逛他心爱的书店，而首先是回到格鲁克咖啡馆。
出了黑暗地狱的门德尔如何返回格鲁克咖啡馆，可以由正直的施波席尔太太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来向我描述了。“——天——耶稣，玛利亚，约瑟，保佑我呀！我不相信，我信不过自己的眼睛了——门被推开了，您也知道，他平日进门时就是这样，歪着身子，把门推开一道缝。这时，他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咖啡馆，他，门德尔先生。他穿着破烂的、满是补丁的军大衣，头上戴着什么，也许原来是顶帽子，一顶人家扔掉了的破帽子。他没围围巾，那副模样真像个死人，灰白的脸色，灰白的头发，干瘦得叫人可怜。可是，他进来了，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他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往这张桌子走去，脱掉大衣，不过不像以前那么灵巧了，而是边脱边吁吁地喘息。他同以前不大一样，什么书也没有带，只是坐下来，一刁话不说，只是用完全没神的、鼓出的眼睛瞪着前面发愣。后来，我们把过去从德国寄来的整捆书籍杂志给他搬来了，他这才渐渐地开始阅读。不过，他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门德尔了。”
是的，他已判若两人，不再是世界奇迹，不再是一切图书的神奇的索引柜了。当年见到过他的人，都痛心地向我谈到了这一事实。他的原来是宁静的、仅仅像在睡梦中阅读的目光，看来已被扰乱，无法挽救；又有什么被撞毁了：流血的恐怖像一颗慧星，疯狂乱飞，撞在了他的书籍宇宙中这颗怪僻而平和的，这颗昴宿星团中最亮的星球上。几十年来，他的眼睛看惯了书刊上无声的、纤细的、昆虫脚似的铅印文字。可是，在那个四周架着铁丝网的关押人的围场里，这双眼睛必定看到过可怕的事情，因为那对原先是滴溜转动的、嘲讽地闪闪发亮的眼球，已被沉重的眼皮遮住了，在修过的、好不容易用细线扎在一起的眼镜后面，原先是那么活泼的眼睛，现在是半睡不醒，两圈红晕，朦朦胧胧。更加糟糕的是：他的记忆器官，这座奇异的艺术建筑，必定有一根圆柱倾倒了，整个结构已陷于紊乱。因为我们的大脑构造精细，它是用最精细的材料制造的控制台，是我们的心智的精密仪器，只要一根微血管被堵塞，一根神经受震动，一个细胞疲劳过度，只要一个这样的分子错了位置，就足以使这个绝妙地聚集着千变万化的天体和声的心灵顿时沉寂。在门德尔的记忆器官里，在这台独一无二的心智的键盘上，琴键的装置失灵了。偶或有人来请教他时，他便才枯智竭地呆望着来人，人家对他说的话，他听不太懂，他听错了，或者一听即忘。门德尔已不再是门德尔了，正如这个世界已不再是这个世界。他不再身子前后摇晃着全神贯注地读书了，他多半坐着发呆，眼镜只是机械地冲着书本，旁人弄不清他是在阅读，还是在瞌睡。有好几次，施波席尔太太这样讲述道，他的脑袋沉重地撞到书上，大白天里就昏昏入睡了。有些时候，他又一连几个钟头望着电石汽灯——这是在那些煤炭紧张的年头里，人家放在他桌上的——陌生的、有臭味的亮光出神。是啊，门德尔已不再是门德尔了，不再是世界奇迹了，而是疲倦地喘息着的、不中用的一堆胡子和衣裳，毫无意义地堆在原来的彼提阿的座椅上；他不再被看作格鲁克咖啡馆的荣誉，而是被看作一个带来耻辱的人，一个散发臭气、叫人恶心的脏鬼，一个讨人厌的、毫无用处的寄食者。
新老板就是这么看待他的。此人名叫弗洛里安-古特纳，雷茨人，在一九一九年这个饥荒的年头里，做面粉和黄油的黑市买卖发了横财，他花言巧语，用迅速贬值的八万克朗纸币从老实的施坦德哈特纳手里买下了格鲁克咖啡馆。这个农夫出身的老板，手腕精明，抓住时机，迅速把这家古朴的咖啡馆修饰一新，及时用贬值的钞票添置安乐椅，修筑大理石门洞，并已在谈判，要买下隔壁的饭店，加建一个音乐茶座。在这样迫不及待地翻新装饰的过程中，这个加利曾寄食者自然十分碍他的手脚。这个家伙从清晨直到夜晚独占一张桌子，但一天总共只喝两杯咖啡，吃五个面包，虽说施坦德哈特纳特别叮嘱他千万关照这位老顾客，并且向他说明这个雅科布-门德尔是怎样的一位重要人物，在移交财产清单时，施但德哈特纳甚至把门德尔作为这笔交易的一项附带义务托付给古特纳。但是，弗洛里安-古特纳在添置新家具和程亮的铝制柜台时，也换上了一副这个牟利时期的铁石心肠，他只等着找到一个借口，把这个市郊破烂堆里剩下的最后一件讨厌东西，从他那已是气派高雅的店堂里清扫出去。看来良机快来了，因为雅科布-门德尔境况很糟。他积蓄下来的最后的钞票，在通货膨胀这台碎纸机中被磨成了粉末，他的主顾们也星散了。再去当旧书贩，爬楼梯，挨门逐户地收旧书，这个疲乏的人已经没有力气了，他穷极潦倒了。别人由成百种小小的迹象察觉到了这一点。他已经很少让人去饭店给他取食物，连数目有限的咖啡和面包钱他也老是拖欠，有一回甚至拖欠了三个星期。那时候，领班就要把他撵到大街上去。幸亏这位正直的施波席尔太太，这个厕所清洁女工可怜他，替他担保。
过了一个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新领班早已在结账时多次发现面包的数目不对，除掉拿走的和付了钱的以外，总还短少。他自然立即怀疑上了门德尔，因为那个年迈的、走道都不稳的脚夫已经多次向他抱怨，说门德尔欠了他半年的账，他一分钱也还不出来。领班于是格外注意，两天以后，他躲在围火炉的档板后面，眼看雅科布-门德尔偷偷从桌旁站起身来，走进前室，飞快地从面包篮里拿出两个小面包，饿慌了似的一下子塞进嘴里。于是，当场把他逮住。有了真凭实据，现在那些缺少的面包可有下落了。领班马上向古特纳先生报告了此事。古特纳早在寻找借口，如今喜出望外。他当众训斥门德尔，说他犯了偷窃罪，甚至假装宽宏大量地说，他不想马上报警，但命令他立即滚蛋，永远见鬼去。雅科布-门德尔只是发抖，什么话都不说，摇摇晃晃地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走了。
“多么悲惨啊！”施波席尔太太是这样形容他的离去的。“我永远忘不了他是怎样站起身来的，眼镜推到前额上，脸色熬白，像一条毛巾。他来不及把大衣穿上，虽说是在一月里，您是知道的，那一年可冷哪！他吓坏了，连书都忘在桌上了，我是过后才发现的，还想追上去给他呢。可是他已经跌跌撞撞地出了门。我不敢到街上去，因为古特纳先生站在门口，冲着他的背影破口大骂，过路的人都站住了，围拢来。是啊，真是可耻，我羞愧得要命！这种事情老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是做不出来的，他不会因为几个小面包把人撵走的，他在的话，门德尔白吃一辈子都行。可是今天的人哪，都是没心肝的。把一个三十多年天天坐在这儿的人撵走——真是可耻，见了上帝，我可不对这件事情负责任——我不负。”
她，这个善良的妇人，变得十分激动，并以老年人冲动时的唠叨劲，翻来覆去地讲这件丑事，讲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是不会这样的。我不得不问她，我们的门德尔后来怎样了，她是否再见过到他。这时，她失去了常态，愈加激动了。
“每天我从他的桌旁走过时，每一回，您可以相信我的话，我心里就一震。我总是想，他现在会在哪里，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如果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会给他带些暖和的东西去的，因为他能从哪儿去挣生火和吃饭的钱呢？就我所知，他在世上没有亲戚。我始终听不到一点点消息，末了，我已经以为他不在人世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已经在考虑，是不是让人替他念一段弥撒祭词。因为他是个好人，我们相识二十五年都不止了。
“可是，一天清晨，七点半。对，在二月间，我正在擦黄铜窗栏杆，突然（我是说，我心里一震）。突然，门开了，门德尔进来了。您知道，他总是迷迷糊糊、歪着身子挤进来的，可是，这一回不同了。我马上发觉，他东倒西歪，一双眼睛忽闪忽闪，我的上帝，瞧他那副模样，只剩下骨头和胡子了！我看到他这副模样，立刻就明白了。我立刻就想到，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在睡觉，大白天出来梦游，他什么都忘了，小面包，古特纳先生，以及他们可耻地把他撵走，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了。感谢上帝！古特纳先生还没来，领班也正在喝咖啡。我赶紧跑过去，好告诉他，别呆在这儿，别让那个野蛮家伙再撵一回。”说到这里，她担心地回头看看，马上改口说：“我是说古特纳先生。接着，我喊他：‘门德尔先生！’他抬起头来，两眼发直。这一眨眼的工夫，我的上帝，真可怕呀！这一眨眼的工夫，他准是什么都记起来了，因为他马上打了一个哆嗦，开始发抖，不只是手指抖，不，全身都抖，从肩膀都可以看出他在发抖，他又急急忙忙朝门口跌撞过去。到了门口，他摔倒了。我们赶紧打电话给急救站，随后，他们把他弄走了，他在发烧。晚上，他就死了，肺炎，高烧，这是医生讲的。他还讲，门德尔来我们这里时，已经失去了知觉。只能是睡着觉的人才会这样进来的。我的上帝，一个人三十六年天天这样坐在这儿，这张桌子可不就是他的家了。”
关于他，我们还谈了很久。我们是认识这位怪人的最后两个，我，当时还年轻，是他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包罗万象的精神生活，尽管他的存在像微生物似的微不足道；她，这个穷困、劳累的厕所清洁女工，从未读过书，她同自己贫困的下层社会里的这个同伴有联系，仅仅是由于二十五年来她一直替他刷大衣、钉钮扣。可是，在他的这张已成陈迹的桌子旁，共同召来他的亡灵时，我们却能相互理解，而且理解得那么深。因为回忆总能把人们联系在一起，怀着爱的回忆更其如此。谈着谈着，她突然想起一件事：“耶稣，我怎么会忘了呢？那本书还在我那儿，就是他当时留在桌上的那本。我上哪儿找他，归还他呢？后来，也没别人告失，我想，就留下它作个纪念吧。这也不是什么犯法的事，对吗？”她匆匆回到后面她的小房间里把书拿了来。我好不费力地强压住了一丝微笑，因为始终以捉弄为乐，有时又爱挖苦的命运，喜欢恶作剧地给震撼人心的事添上滑稽可笑的成分。这是海恩编的《日耳曼恋爱与新奇文学书目》第二卷，它是任何藏书者都熟知的言情文学书目。恰恰是这本言情书目录——书籍各有其命运——作为这位已故魔术师最后的遗物，落到了无知者这双磨破的、裂口的手里，并被当作析祷书保存下来。我费力地抿着嘴唇，强压住本能地由心中流出的微笑，而这些微的犹豫却使这位正直的妇人感到莫名其妙。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本珍贵的书，或是什么呢？
我亲切地同她握手告别。“您只管放心保存吧，我们的老朋友门德尔只会高兴的，至少在几千个为一本书而感激他的人中，有一个人还想着他。”我说完告辞而去。在这位正直的老妇人面前，我感到羞愧。她单纯地，却又最富人情味地忠于这位死者。因为她，这个未受过教育的女人，至少保存了一本书，为了更好地纪念他；但是我，我却多少年来一直把忘在了脑后，而恰恰是我，应该知道，人们写书只为越过自己的生存去同众人建立联系，并维护自身来抵御一切生命的严酷的对立面：无常和被遗忘。
又是在维也纳，也是从城外访客归来，我意外地遇上了一场倾盆大雨。这场雨像用湿的皮鞭轻巧地把人们赶进了屋门和地下室。我也赶忙寻找一个能避雨的处所。幸好如今的维也纳，每一个角落都有一家咖啡馆在等候顾客上门。我两肩湿透、帽子滴水，于是逃进了马路正对面的那一家。从内部看，这是一家因袭旧式样、格局几乎千篇一律的那种市郊咖啡馆，没有内城那些摹仿德国的音乐茶痤里的时髦赝品装饰，完全是旧维也纳的市民风，坐满了下层百姓，他们买报纸花的钱要比买点心花的钱多。现在正值晚饭前后，本来已经浑浊的空气，加上缭绕的烟雾，仿佛一块厚厚的蓝条纹大理石，然而，崭新的天鹅绒沙发，以及铝亮的铝制柜台，却使这家咖啡馆显得整洁。匆忙之中我根本没有留意去看店外的招牌。再说，这又有何必要呢？——我现在暖暖和和地坐在此地，不耐烦地透过灰蓝的淌水的玻璃向外望去，这场恼人的大雨什么时候能高抬贵手，容我继续赶那几公里的路程呢？
因此，我无所事事地坐在此地，开始沉浸到那种闲散怠惰的气氛中去。每一家真正的维也纳咖啡馆，都弥漫着这种气氛，无形的，像麻醉剂一样。出于这种空虚感，我开始一个挨一个地打量那些顾客，这间烟雾腾腾的房间里的人工光线使他们的眼睛周围蒙上了一层不健康的灰色；我望着柜台后面的那位小姐，看她如何机械地给侍者手里的每一杯咖啡分放糖块和小匙；我半清醒但无意识地读着墙上极其无聊的招贴与广告。这样的昏昏沉沉几乎令人感到舒适。但是，猝然之间，我莫名其妙地被拽出我的半昏睡状态，内心萌生了一种感触，模模糊糊的，像是轻微的牙疼刚开始，但不知是从哪里疼起来的，不知是左边还是右边，是上颚还是下颚。我感觉到的只是一种暗暗的紧张，一种心神不宁，因为突然间——我说不出是由于什么缘故——我意识到多年以前我一定来过此地，对于某件往事的记忆把我同这几面墙壁，同这些椅子和桌子，同这间陌生的、烟雾弥漫的房间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越是有意要把握住这一记忆，它越是又奸又猾地缩回去，好像一个水母，在意识的最深处隐隐约约地闪烁着，可是够不着也抓不住它。我徒劳地用目光钳住每一件家具陈设，有些东西我不熟悉，这是肯定无疑的，比如柜台和丁当作响的自动售货机，又比如墙上用假的黑黄檀木制的棕色贴面，这些必定是后来添置的。不过没错，没错，我曾经到过此地，在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以前，我要捉住同很久以前的我有关的往事，它像嵌在木头里的钉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我拼命使所有的感觉器官延伸进这个房间，同时又延伸到我的自身里面去。可是，真该死！我够不着它，够不着这个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淹没在我心中的记忆。
我生自己的气，就像一个人办不成某件事情，从而发觉心智力量的欠缺和不完善时，总会这样对自己恼火。但是，我没有放弃抓住这个记忆的希望。我知道，只要手里有一个小钩子就行，因为我的记忆力是特殊类型的，说好也好，说坏也坏，一方面它固执得很，不听使唤，另一方面却又十分可靠，简直难以用笔墨来形容。无论是事件或者人的相貌，阅读所得或者亲身经历，我的记忆力都能将它们吞进它的冥府似的黑暗深处，如果不加强迫，单靠意志的召唤，它是什么也不肯吐出来的。我只需抓住瞬间的滞留物，一张风景明信片，一个信封上的几行字，一份烟熏的报纸，遗忘了的往事就会像钓钩上的鱼颤动着被拉出浑浊湍急的水面，完全是感性的、真实的。我于是回忆起了一个人的所有细节，他的嘴巴，他发笑时嘴里左边没牙的窟窿，这笑声支离破碎，小胡子的颤动，以及在笑声中露出来的另一副新的面容——我立即在想像中看到了他的完整形象，并且记起了这个人几年前对我讲的每一句话。为了感性地看到和感觉到以往的人和事，我始终需要来自现实的某种感性的刺激，某种小小的帮助。我于是闭上眼睛，用心回想，以便形成那种神秘的钓钩去捉住它。但是什么也没有！我又一次一无所得！已被遗忘，被掩埋了！我恨死了两个太阳穴之间这个糟糕的、不听使唤的记忆器官，真想用拳头打自己的脑门，一如摇晃一台坏了的自动售货机似的，因为你要的东西它偏不输送出来。不行，我怎么也坐不住了，记忆器官失灵竟使我如此激动，我真的恼火了，便站起身来，想消消气，但是，真稀奇——我在店里刚走了几步，最初的、发出磷火的、朦朦——的印象开始在我的脑海里闪闪烁烁地出现了。我记起来，从柜台往右走去，那里准有一间没有窗户的、单靠人工光线照明的房间。对了，果真如此。是这间屋，墙壁裱糊得同当年不一样了，但大小没变，是这间轮廓渐趋模糊的长方形后屋，是这间活动室。我本能地扫了一眼四周的每一件实物，我的神经在欢快地颤动，我感觉到自己马上就能把一切都弄明白了。屋里闲搁着两张台球桌，像两个无声的绿色烂泥塘，屋角是几张牌桌，其中一张桌旁，坐着两位枢密顾问或者教授在对奔。在紧挨着铁炉子的角落里——由那里可以通往电话间，立着一张小方桌。这时，突然一道闪电，使我豁亮了，我心里一热，高兴得全身一颤。我立即想起来了：天哪！这是门德尔的座位，雅科布-门德尔，，事隔二十年，我又来到他的总店，上阿尔泽街的格鲁克咖啡馆。雅科布-门德尔，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这等不可理解地忘却了他这么长久，这个稀奇古怪的人，这个传奇式的人物，这个罕有的世界奇迹，在大学里和一个崇敬他的小圈子里他是颇有名望的，这个书籍魔术师，这个旧书贩。他每天从早到晚一动不动地坐在这里，知识的象征，格鲁克咖啡馆的荣誉，我怎么让他从记忆里消失了呢！
我把目光收到眼皮后面转向自己的内心，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如同从雕刻家透亮的心中，已经升起了他的不会错认的立体形象。我立即看到了他如何栩栩如生地始终坐在那边，坐在那张肮脏的灰色大理石面的小方桌旁，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堆放着书籍和杂志。我看到他如何一动不动地坚毅地坐在那里，他的目光透过眼镜片像催眠术似的死盯着某一本书。我看到他如何坐在那里哼哼唧唧地诵读，他的身子和不经梳理的、头发脱了好几处的脑袋前后摇晃着，这是在东方犹太人小学里养成的习惯。他在此地这张桌子旁，也只在这张桌子旁，阅读他的目录和书籍，并且按照在塔木德学校里人家教给他的读书方式，低声吟诵，身子前后摇晃，活像一个黑色的摇篮。根据虔诚的教徒的看法，正如一个孩子，通过这种施催眠术般的有节奏的上下摇晃，便能沉入梦乡。那么，由于闲着无事的身躯的摇晃和摆动，人的精神也易于集中，好去接受智慧的恩典。事实上，这个雅科布-门德尔确实看不见也听不到周围的一切。在他旁边打台球的人喧哗吵闹，电话铃阵阵作响，侍者来去奔忙、刷地板、给火炉添煤，他一概觉察不到。有一次，一块燃烧着的煤从火炉里掉出来，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烧焦了镶木地板，冒起烟来，一个客人闻到了臭味，这才发现了危险，奔过去，赶紧扑灭。可他呢，这个雅科布-门德尔，仅仅离开两步远，而且已经被烟熏着了，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因为他在读书，他读起书来就像信徒在祈祷，赌徒在赌博，醉酒的人麻木地望着空荡荡处发愣，这样全神贯注真是令人感动。自那以后，我见到其他人各式可样的读书的情形，都觉得不过尔尔了。当时还很年轻的我，在这个加利曾旧书贩雅科布-门德尔身上，第一次看到了全神贯注的伟大奥秘，它造就了艺术家和学者，使人变成真正的智者，也使人变成了十足的呆子，酿成了这种对书本着魔的悲剧性的福与祸。
当年是由大学里的一位年长的同学带我去见他的。我那时正在研究甚至今天还很少有人知道的帕拉切尔苏斯派医生和磁力治疗医生梅斯梅尔，可是并不顺利，因为有关的著作难以获得。我这个老实的新生去向图书馆管理员打听，他不客气地对我说，找参考文献是我的事情，他管不着。那位同学第一次向我说起他的名字。“我带你去找门德尔，”他对我说，“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弄到手。他是维也纳最能干的人，此外还是一个怪人，一头绝种的史前食书巨兽。”
就这样，我们两人踏进了格鲁克咖啡馆。我看见他，坐在那里，戴着眼镜，满脸胡子，全身着黑，摇晃着身子在读书，活像风中的一丛幽暗的灌木。我们走上前去，他没有察觉。他仍旧坐着读书，上身像宝塔似的在桌子上方前后摆动，他后面的钩子上，挂着他那件破旧的黑大衣，口袋里塞满了杂志和书单，我的那位朋友使劲咳嗽，好让他知道我们来找他了。但是，厚眼镜几乎贴在书上的门德尔还是没有察觉。末了，我的朋友像敲门似的用力敲桌面。门德尔终于呆呆地抬起头来，机械地迅速把笨重的钢丝边眼镜推到前额上，直竖的灰白眉毛下一双奇特的眼睛正盯着我们，机警的黑色小眼睛，像蟒蛇的舌头一般又尖又灵巧，闪闪发亮。我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他，接着，我说明了来意。我按照我朋友出的鬼主意，一上来就假装生气地抱怨那个图书管理员，说他对我询问的事根本不愿意回答。门德尔听了，将身子往后一靠，小心翼翼地啐了一口唾沫，随后哈哈一笑，带着很重的东方口音说：“他不愿答复？不——他答复不了！他是个讨厌家伙，一头挨揍的灰毛驴子。我认识他，天晓得，已经干整整二十年了，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学会。拿薪金，这是他们惟一会干的事！他们还不如去搬运砖头呢，这些博士先生们，省得白白坐在书堆里。”
随着这一通发泄，坚冰打破了，一个亲切的手势邀我第一次坐到这张涂满了字的大理石面四方桌旁，坐到这个我还不熟悉的向嗜书者启示奥秘的祭坛旁。我赶紧说明自己想找动物磁性说产生之时的有关著作，以及后人赞成和反对梅斯梅尔的专著和论文。我刚谈完，门德尔就把左眼闭了一秒钟，活像一个正在瞄准射击的射手。但是，这种凝神思索的表情确确实实只延续了一秒钟之久，接着，他像在念一份无形的书籍目录似的，一口气说出二三十打书来，而且每一本都说明了出版地点、年份和大致的价格。我惊呆了。我尽管有精神准备，却没料到他有这等能耐。我惊愕的神态看来使他感到高兴，他紧接着又在自己记忆的键盘上继续弹奏我的主题的奇妙变奏曲。他问我，是否想了解一点有关梦游者的情况，了解催眠术的最初尝试，了解加斯纳、驱魔术、基督教科学派和布拉瓦茨基？于是，他又倒背如流地列举出若干人名、书名，并作了种种说明。这时我才明白，我遇到的这个雅科布-门德尔是个记忆力非凡的奇才，是一本有两条腿的百科词典或者包罗万象的图书目录。我迷惘地呆望着这位图书界的怪杰，完全被这个不修边幅、衣着邋遢、甚至有点讨厌的加利曾旧书贩吸引住了。他一口气给我列举了大约八十个人名，对自己打出了这张王牌，表面上满不在乎，内心里却颇为得意，并掏出了一块本来大概是白色的手帕擦了擦眼镜。为了稍稍掩饰一下我惊讶的心情，我吞吞吐吐地问他，这些书籍他最多能搞到多少。“试试看能搞多少吧，”他咕哝着说，“您明天早晨再来，我门德尔会给您搞到一些的，没找到的再到别处去找。一个人只要有头脑，就会走运的。”我客气地道了谢，也纯粹由于客套，我接着就干了一件大蠢事：我竟建议他把我想要的书记在一张纸条上。就在这同一瞬间，我感觉到我的那位朋友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他想告诫我。但是太晚了！门德尔已经向我掷来一道目光。怎样的目光啊！既是洋洋得意又是受了侮辱，既是嘲讽又是高傲，简直是国王的目光，是莎士比亚戏剧中麦克白的目光，当麦克达夫要求这位不可战胜的英雄不战而降时他射出的目光。随后，门德尔又哈哈一笑，喉咙上的大喉结引人注目地上下滚动，他显然吃力地把一句粗话咽了下去。他本来有理由讲任何可能想得出来的粗话，他，善良、正直的，因为只有陌生人，只有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向他，向雅科布-门德尔提出这样一个侮辱性的要求，要他像一个书店学徒或者图书馆服务员那样把书名记下来，似乎这个无与伦比的，这个金刚钻似的旧书贩的大脑竟然需要这糟糕的辅助手段。我后来才懂得自己客气地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是怎样地伤了这个怪人的心，因为这个矮小、落魄、满脸胡子、又是驼背的犹太人雅科布-门德尔，在记忆力方面却是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在这个石灰色的、肮脏的、像布满灰色苔藓的前额后面，是一册无形的天书，原来印在每一本书的封面上的人名和书名，都像用钢水浇铸似的铸在了上面。不论是昨天出版的书，还是两百年前出版的书，他都能一下子确切地说出出版的地点、作者、新旧价格，并以正确无误的想像力记起每一起书的装帧、插图以及摹写本。不论是曾经到过他手里的书，还是他仅仅在别处的书店或者图书馆里见到过的书，都如同在他的眼前，一清二楚。如同正在创作的艺术家能清晰地看到他胸中的、外人还看不见的形象那样。当他看到雷根斯堡某家旧书店目录上某一本书要价六马克时，他便能记起，两年前维也纳一次拍卖时，另一本同样的书卖四克朗，同时还记起买主是谁。是的，雅科布-门德尔从不忘记一个书名，一个数字，他熟悉图书界这个永远运行、经常变化的宇宙里的每一棵植物，每一条纤毛虫，每一颗星星。他比专家更了解每一门专业，比图书馆管理员更掌握图书馆，比书店老板更熟悉大多数书店的库存，尽管他们有书单和索引卡片，而他却没有，但他有记忆的魔法，有这种无与伦比的记忆力，这种只有通过成百个不同的例子才能真正说明其非凡的记忆力。当然，要训练和形成这种正确无误到神奇地步的记忆力，只有通过一个对于达到任何完善的造诣都适用的秘诀，那就是全神贯注。事实上，这个怪人除去书籍以外对世事一无所知，对他来说，世上的一切现象，只有到了改铸成为铅字，集中在一本书里，甚至可说到了被封存的地步时，才开始变成真实的。但是就在他读这些书的时候，他也不注意它们的内容，无论是故事情节或者精神实质，惟有人名、价格、装帧、封面能引起他的热情。总而言之，他读书不是为了生产和创造，而仅仅是把数以十万计的人名和书名的索引印在一头哺乳类动物的大脑皮层上，而通常这种索引都是写在图书目录上的。雅科布-门德尔这种对旧书的特殊记忆力是独一无二、完美无缺的。作为一种特异现象，它决不亚于拿破仑对人的相貌、梅佐芳蒂斯对语言、拉斯克尔对象棋的开局、布索尼对音乐的记忆力，如果请他去开讲座，授他以公职。那么，这个头脑将会使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大学生和学者受益匪浅，使他们惊叹不已。这还将有益于各门科学。至于我们称之为图书馆的那些公共宝库，也将得到一份无可比拟的财富。但是，对于他，对于这个微不足道的、没有教养的、最多只上过塔木德学校的加利曾旧书贩，这个上层社会是永远紧锁着大门的。因此，他这种奇妙的才能只能作为一种神秘科学，在格鲁克咖啡馆那张大理石面小方桌旁发挥它的作用。可是，如果有朝一日来了一位大心理学家（在我们的思想界，还始终没有人做过这种工作），也像布丰在对动物的变种进行整理分类时那样坚持不懈地对我们称之为记忆力的这种神奇的力量进行研究，逐一描述其所有的活动方式、种类、原始形式，阐明它的各种变体。那么，这位心理学家必将永远怀念雅科布-门德尔，怀念这个记忆价格和书名的天才，怀念这位古旧书籍科学的无名大师。
就职业而论，对于不知底细的人来说，雅科布-门德尔自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旧书贩。每逢星期日，在《新自由报》和《新维也纳日报》上总要刊登这样一份固定不变的广告：“收购旧书，出价最优，从速前来，门德尔，上阿尔泽街”，下面是电话号码，实际上是格鲁克咖啡馆的电话。他到书库里去翻寻，每星期总要同一个年老的、蓄着帝王须的脚夫搬几口袋书到他的总店去，尔后又从那里搬走，因为他没有进行正常图书交易的执照。因此，这始终是一种小买卖，一种进项有限的活动。大学生从他那里买教科书，一学年完了，又经他的手转售给下届大学生。此外，他还居间介绍和替人购买任何所需的书籍。只加极少的手续费。在他那里，好的建议是廉价的。但是，金钱在他的世界内部是没有地盘的；因为人家从未见他变过样，他总是那一身破旧的衣服，早晨、下午和晚上，他喝牛奶、啃两个面包，中午吃一点人家替他从饭馆取来的食物。他不抽烟，不玩也不赌，甚至可以说，他没有活着，活着的只是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从不懈怠地用文字、书名和人名去喂那谜一般的生物——大脑。这一堆软软的、可怕的物质贪婪地将这无数的符号吮吸进去，好似一片草场在吮吸千万滴雨水。他对人不感兴趣，在人的一切情感中，他也许只知道一种，自然是最属人之常情的虚荣。如果有人走访了上百个地方遍寻未获，才来找他指教，而他能一下子就回答来人的询问，惟有这个才能使他得意，给他乐趣。或许还有一点，那就是在维也纳和维也纳以外的地方，有数十人尊重和需要他的知识。在任何一个我们称之为大都市的这种庞杂的数百万人的密集体里，始终只能在少数几个点上，炸出若干小小的平面，由它们来反映这同一个宇宙，但大多数人是看不见的，惟有对行家，对意气相投的人来说，是极其珍贵的。这些书籍行家全都知道雅科布-门德尔。正如谁要询问某种音乐书报，就会到音乐之友杜去找欧塞比乌斯-曼迪车夫斯基。他头戴灰色便帽，和善地坐在那里，周围是卷宗和乐谱，只要他一抬头，便能笑眯眯地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又如直到今天，谁要从旧维也纳的戏剧和文化中得到启示，谁就肯定去找人所共知的格洛西神甫，同样，维也纳若干嗜好书籍的人，一遇到某个特别硬的坚果要咬开时，就会自然而然，坚信不疑地到格鲁克咖啡馆去找雅科布-门德尔。如果在这些人来求教时，谁能从旁观察门德尔，就会使像我这样好奇心重的年轻人产生一种特殊的快感。如果有谁拿来一本次书搁在他面前，他便轻蔑地敲敲封皮，只咕哝一声“两个克朗”了事。相反，如果是某种珍本或孤本，他会毕恭毕敬地把身子往后挪动，在书的上面垫上一张纸，仿佛他突然对自己那肮脏的、沾满墨水的、指甲缝里全是黑垢的手指感到害羞了。随后，他怀着莫大的敬意，小心翼翼地一页接一页地轻轻翻阅这本罕见的书。在这样的时刻，谁也无法使他分心，正如一个真心诚意的教徒在祈祷时，是谁也扰乱不了的。事实上，这样的仔细观看，抚摩、嗅探、掂量，这样的每个动作，都像是仪式上的，是前后次序有定规的宗教礼拜仪式上的。他的驼背前挪后移，一边咕哝着，哼哼着，搔头发，发出一些引人注意的元音。一个延长的，几乎是深感惊讶地吐出的“Ah”和“Oh”，表示醉心的欣赏；如果发现缺页，或者有一页被虫蛀了时，便是一声急促的、仿佛被吓了一跳似的“”。末了，他恭敬地把这本厚书放在手上掂量，半闭着眼睛，把这个笨重的长方形又闻又嗅，宛如一位多愁善感的少女在闻一朵晚香玉时那么动情。在进行这一套有点麻烦的程序的时候，书的所有者当然得耐着性子。但是，在检查结束之后，门德尔便会热心地，甚至是热情地提供情况，而且少不了要添上种种涉及面很广的有关轶事，以及关于同类版本价格的富于戏剧效果的报道。在这样的时刻，他仿佛变得开朗了，年轻了，有生气了。只有一件事会使他感到极度愤慨，那就是某个初到此地来的人，要为他作了这番估价而付钱给他。这时，他会气愤地断然拒绝，就像一位画廊顾问气愤地断然拒绝某个到处旅游的美国人为了他的讲解而要往他手里塞小费。因为能允许门德尔把一本珍贵的书拿在手上，就等于能允许别人同自己心上的女人相会。这些个瞬间便是他们柏拉图式的爱情之夜。能左右他的惟有书，从来不是钱。因此，一些大收藏家，其中有普林斯顿大学的创建人，都想请他当他们的图书馆的顾问和采购员，但是枉费心机，雅科布-门德尔一概拒绝。他只想呆在格鲁克咖啡馆。三十三年前，他，一个驼背小青年，胡子还是黑色的，又细又软，前额上是涡形鬈发，从东方到维也纳来学习，想得到犹太法学博士学位。但过不久，他离弃了严峻的惟一的神耶和华，投身到光彩夺目、变化万千的书籍的多神世界中去。当时他首先找到了这家格鲁克咖啡馆，它渐渐变成了他的书坊，他的总店，他的邮局，他的世界。如同一位天文学家，孤寂地站在天文台上，通过望远镜的圆孔，天天夜里观察无数的星星，观察它们神秘的运行，它们变化莫测的混乱无序，它们的熄灭和复燃，雅科布-门德尔则在这张四方桌旁，通过他的眼睛，观察另一个同样永恒地运行着、变化着书籍的宇宙，观察我们的世界之上的这个世
不言而喻，他在格鲁克咖啡馆是被视若上宾的。在我们的眼里，这家咖啡馆的名声与其说靠音乐家、《阿尔赛斯特》和《伊菲革涅亚》的作曲者克里斯托夫-威利巴尔德-格鲁克的庇佑，倒不如说是同门德尔的无形讲坛联系在一起的。同古旧的樱桃木柜台、两张绿呢打满补丁的台球桌和铜咖啡壶一样，门德尔也是这家咖啡馆财物清单上的一件动产，他的桌子如同一处圣地似的受到保护。因为他有无数的主顾和询问者，他们一来，店里的职工就很有礼貌地硬要他们吃点、喝点什么。所以，他的科学所赚来的钱，较大部分实际上流进了领班道伊布勒挂在屁股后面的那只大皮包里。反过来，也享有多种特权。打电话免费，他的信人家给收，还替他办各种事情；年老、正直的厕所清洁女工替他刷大衣，钉钮扣，每周替他洗一小包衣服。人家替他到邻近的饭店去取午餐，只有他一人能得到这种待遇。另外，每天早晨，老板施坦德哈特纳先生亲自来到他的桌子旁向他问好，埋头在书堆里的雅科布-门德尔自然多半没有察觉。早晨八点整他进店，直到人家熄灯时他才离开。他从来不同别的顾客说话，也不看任何报纸，有了什么变化他都不会发现。有一次，施坦德哈特纳先生彬彬有礼地问他，在电灯下读书是不是比以前在煤气灯黯淡、抖动的光线下读书要好一些，他这才惊讶地抬起头来呆望着电灯泡。尽管安装电灯花了好几天时间，又敲又凿，又吵又闹，这样的变化他竟全然不知。只有数以十亿计的黑色纤毛虫般的铅印文字，通过眼镜框的两个圆孔，通过两个闪光的、吸收着的镜片，过滤到他的大脑中去，其余的一切事件，均似无谓的喧哗，从他身边一掠而过。他确实就在这一个地方，在这张四方桌旁，阅读、比较、计算，度过了三十多年，度过了他一生中全部清醒的光阴，像做着一场持续的、惟独被睡眠中断的梦。
因此，当我恍恍惚惚看到雅科布-门德尔宣示神谕的大理石桌子空空的，仿佛立在这间屋里的一块墓碑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怖感。现在，人到中年时，我才懂得，有多少东西随同每一个这样的人一起消失了，首先因为在我们这个无可挽救地变得愈益单调的世界上，一切独一无二的东西日复一日地变得稀罕珍贵了。接着，我想到，年轻而无经验的我，当时出于一次深刻的预感，曾经非常喜爱这个雅科布-门德尔。可是，我竟然忘却过，尽管是在战争的年代里，是我在一种像他那样专心致志于自己工作的情况下，但也不应该啊！现在，面对这张空桌子，我感到羞愧，对不住他，同时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好奇心。
他到哪里去了呢？他的情况又怎样呢？我招呼侍者过来，向他打听。一位姓门德尔的先生，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们店里不见有姓门德尔的先生来过。不过，领班也许会知道的。领班腆着尖肚皮笨重地移动身子慢慢蹭过来，他犹豫着，思索着：不知道，连他也不知道一位姓门德尔的先生。不过，我要打听的是不是曼德尔先生，弗洛里安尼巷的缝纫用品店的曼德尔呢？我觉得嘴唇上有一种苦味，万物无常的滋味：如果风已经把我们脚后留下的最后的痕迹都吹掉的话，那么人活着是为什么呢？一个人，在这间若干平方米的房间里阅读、思想、谈话、呼吸了三十年，或许四十年。可是，仅仅离去三四年光景，来了一个新法老，便无人再知晓约瑟了，在格鲁克咖啡馆里也无人再知晓雅科布-门德尔，了！我几乎有些恼火地问领班，我能不能同施坦德哈特纳先生交谈呢？旧职工里还有没有谁在呢？哦，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我的上帝，他早就把这家咖啡馆卖掉了，他已经故世了，原来的领班，他现在在克雷姆斯附近靠自己的产业过活。没有了，再没有人在这儿了……对，有了！有了！施波席尔太太还在此地，厕所清洁女工（俗话叫做巧克力太太）。不过，她肯定记不得一个个的顾客了。我随即想到：雅科布-门德尔这个人人家是忘不了的，于是，便让领班请她来见我。
她来了，施波席尔太太白发蓬乱，有点水肿的腿一步一步从厕所间走来，一边还在匆匆地用布擦她通红的手，显然是刚打扫完她那阴暗的小间，或者刚擦完窗户。我立刻由她的慌张神态察觉，这样突如其来地把她叫到前面来，叫到这家咖啡馆里高雅房间的大电灯下，使她不高兴。因此，她先是猜疑地瞧我，用一种目光由下往上地瞧我，一种十分小心地压低了的目光。我找她，有何贵干呀？但是，我刚开口打听雅科布-门德尔，她就睁大了眼睛盯着我，眼珠仿佛要夺眶而出，她抖动着耸起肩膀。“我的上帝，这个可怜的门德尔先生，竟然还有人想着他！是啊，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她几乎在哭泣了，她感动极了。老年人逢到别人使他们回忆起他们的青春岁月，回忆起某一段已被遗忘的、美好共处的光阴时，总会这样的。我问到他是不是还活着。“哦，我的上帝，这个可怜的门德尔先生，五六年，不，七年，去世已经有七年了。这么一位可爱、善良的先生。想想看，我认识他有多久了，二十五年都不止了，我进店时，他已经在这儿了。说起他们是怎么弄得他死去的，这真是件可耻的事情啊！”她越来越激动了，并问我是不是他的亲戚。她说，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从来没有人打听过他——他遭遇的事情，我是不是一点都不知道呀？
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我说，给我讲一讲吧，原原本本地讲一讲吧！这个善良的老妇人显出了胆怯和拘束的神态，不断地擦她的那双湿手。我懂了，一个厕所清洁女工，系着肮脏的围裙，自发蓬乱，站在这咖啡馆的大厅里，这使她感到难堪。另外，她一直怯生生地左顾右盼，看是不是有哪个侍者在一旁听着。我于是向她提议，我们到活动室里去吧，坐到门德尔的老座位上去，请她在那儿把事情的始末讲给我听。她感谢地向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感激我懂得她的心思。她，这个已经有点摇摇晃晃的老妇人走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两名侍者惊讶地望着我们的背影，他们觉察到了此中必有缘故，若干顾客也对我们这差别悬殊的一对感到惊异。接着，在活动室里那张四方桌旁，她向我讲述了雅科布-门德尔，的沉沦（后来，其他人的叙述，又给我增补了某些细节）。
就是啊，他后来，她这样讲述道，在战争开始以后，也还一直来的，天天一早，七点半钟就到这里，坐着，整天研究着，同以往一模一样。是啊，他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而且还常常谈到，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已经在打仗了。我可是了解的，他从来不看报纸，也从来不同别人交谈；尽管卖报的大声叫喊，“号外，号外”，所有其他的人都跑步围上去时，他也从不站起身来，从不在一旁听着。他同样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弗兰茨，那个侍者不在了（他在戈尔利采附近阵亡了），也不知道施坦德哈特纳先生的儿子在普热梅希尔被俘虏了。面包越来越不像样，人家给他喝的已经不是牛奶而是代用咖啡了，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有一次，他觉得有点奇怪，怎么现在来这儿的大学生这么少呢？如此而已。——“我的上帝，这个可怜人哪，除了他的书以外，再没有别的事使他高兴和担忧过。”
可是，后来有一天，灾祸临头了。上午十一点，一个晴天，一名警官领着一名秘密警察到这里来了，那个秘密警察指了指钮扣眼里的蔷薇花饰徽章，开口问道，有没有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常到这里来。接着，他们马上走到这张桌子边上来找门德尔，他还糊里糊涂地以为是来卖旧书的，或者是来请教他的呢。但他们立即要他跟着走一趟，就把他带走了。这对这家咖啡馆是个真正的耻辱，所有的人都围到了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周围。他呢？站在那两个人中间，眼镜移在前额上头发下面，望望这个，瞧瞧那个，不知道他们到底找他干什么。大家当即对那个警官说，这一定是搞错了，像门德尔先生这样的人，是连只苍蝇都不会伤害的。可是，那个秘密警察马上对大家吼叫起来，说他们不得干涉公务行动。于是，他们把他带走了。在这以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来，有两年之久。我今天还不清楚，当时他们干吗要把他带走。“不过我可以发誓，”她，这个老妇人激动地说，“门德尔先生是不会干不法事情的。他们一定搞错了，我敢担保。这是对这个可怜的、无辜的人的犯罪行为，犯罪行为！”
她的话一点不假，这个令人感动的、善良的施波席尔太太。我们的朋友雅科布-门德尔确实没有做过任何不法的事情，他只是干了一件糊涂的，一件动人的，一件甚至在那个疯狂的时期里也完全难以令人相信的蠢事，这只能用这个怪人的专心致志，用他像生活在月球上似的远离现实来解释。事情是这样的：一天，负责监视与外国往未邮件的军事检查局截获一张明信片，是某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所写，按规定贴足了寄国外的邮票，但是——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是寄到敌对国家去的，收件人是让-拉波戴尔书商，地址是巴黎格雷涅尔沿河街，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在明信片上抱怨说，最近的八期《法国图书通报》月刊他都没有收到，可是他已经预付了全年的订费。那个被征调来的下级检查官，原来是位文科中学教授，个人爱好罗曼语言文学，现在被换上一套蓝色的国民军服装，当这张明信片落到他手里时，他吃了一惊。一个愚蠢的玩笑，他想道。他每星期要检查两千封信，从中搜寻和发现有问题的内容和有间谍嫌疑的用语，但还从未有过一件如此荒唐的东西落到他手指底下来。一个人从奥地利寄信到法国，还毫无顾忌地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漫不经心地把一张寄往交战国的明信片就这么简单地往信箱里一扔，仿佛自从一九一四年以来这些边界上并没有架上铁丝网，仿佛在上帝创造的白昼里，法国、德国、奥国和俄国并没有使对方男性居民的数目逐日减少几千人。因此，起先他把这张明信片当作一件稀奇东西塞进了自己的抽屉，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荒唐事。但是，几星期以后，又来了一张明信片，又是这个雅科布-门德尔写的，寄给一个叫约翰-阿尔德里奇的书商，地址是伦敦霍尔本广场，问他能否给自己买最近的几期《文物》杂志，落款又是这个怪人雅科布-门德尔，而且天真透顶地写上了他的详细地址。这时，这位被人套上一身制服的文科中学教授觉得这件上装有点紧了。难道这种笨拙的玩笑竟是某种暗语，自有谜一般的含义吗？总而言之，他站起身来，后跟囊的一声并拢，把两张明信片都放到了少校的桌上。这位少校高高地耸起了肩膀：怪事！他先通知警察局，要他们调查究竟有无雅科布-门德尔此人。一小时以后，雅科布-门德尔已被逮速，这个意外的遭遇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他根本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时，已被带到了少校那里。少校把神秘的明信片放到他的面前，问他承认不承认自己就是寄信人。这种严厉的问话口气激怒了门德尔，而首先是由于他在阅读一本重要图书目录时被他们打断了，他几乎是粗声粗气地说，这两张明信片自然是他写的。订阅的刊物，钱都付清了，自然有权去索取。坐在圈手椅里的少校向邻桌旁的少尉转过身去。两人会心地互相瞥了一眼：一个十足的白痴！接着，少校考虑，是把这个糊涂蛋厉声训斥一通，随后撵走呢，还是把事情认真地查问一番。在任何一个这类机关里，遇到这类拿不定主意的尴尬情况时，总会决定先搞一份问话记录再说。搞一份记录总是好的嘛！即使没有什么用处，但也没有什么害处，只不过填满一张毫无意义的纸，增添到成百万张这样的纸张里面去。
这一回，却使一个可怜的、稀里糊涂的人遭了殃，因为刚问到第三个问题，就出现了非常倒霉的情况。人家先问他的姓名：雅科布，正名是贾因克夫-门德尔。职业：小贩（他没有书商执照，只有一张小贩许可证）。第三个问题却成了灾祸：出生地点。雅科布-门德尔回答说是佩特里考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少校皱起了眉头。佩特里考，不是在俄属波兰地区内，在边境附近吗？可疑！十分可疑！他于是更加严厉地盘问门德尔，什么时候获得奥地利公民权的。门德尔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模模糊糊地、惊异地呆望着少校：他说不清楚。见鬼！他到底有没有证件。说明他身份的证件除了小贩许可证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少校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好吧，他的国籍究竟是怎么回事，得让他讲清楚才行。他父亲是什么国籍，是奥地利人还是俄国人？雅科布-门德尔镇静地回答说：自然是俄国人。那么，他本人呢？他呀，三十三年前就偷越了俄国边境，从那时起就一直住在维也纳。少校越来越不安了。他什么时候入奥地利国籍的？为什么要人？门德尔反问道。他从来不关心这类事情。这么说，他还是个俄国公民，对吗？这样无聊的盘问早就使门德尔心烦了，他无所谓地回答说：“本来就是。”
这样干脆的答复把少校吓了一跳，他身子往后倒去，弄得圈手椅嘎吱作响。竟然有这等事情！在战争期间，在一九一五年底，在塔尔努夫和大规模攻势之后，一个身分不明的俄国人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首都随心所欲地到处乱闯，还寄信到法国和英国去，而警察局居然撒手不管。难怪新闻界的傻瓜们对康拉德-冯-赫岑道夫不能立即挺进华沙感到奇怪，总参谋部的傻瓜们对军队的每一次调动都被间谍把情报送给了俄国感到惊讶。这时，那个少尉也站了起来，问话变成了严厉的审讯。他，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不立即向当局报告？门德尔，始终没往坏处想，用他的唱歌似的犹太腔答道：“为什么要立即报告呢？”少校认为，这种反问是一种挑衅，便气势汹汹地问他，看到了布告没有？没有！难道他连报纸都不看？不看！
这两个军官盯着由于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而急出汗来的雅科布-门德尔发愣，仿佛月亮掉到他们的办公室来了。接着，响起了拨电话的声音，打字机的声音，传令兵跑上跑下，雅科布-门德尔被交给卫戍部队监狱负责看管，准备下一步把他送进集中营。人家叫他跟两名士兵走时，他还莫名其妙地瞪着眼睛发傻。他不知道人家要拿他干什么，但他本来也没有任何担忧的事。这个戴着金色领章，说话粗暴的人能对他有什么坏打算呢？在他的超脱现实的书籍世界里，没有战争，没有不谅解，而只有关于数字和文字、书名和人名的知识，以及不倦的求知欲。因此，他随和地夹在两名士兵中间下了楼梯。到了警察局，人家拿走了他大衣口袋里所有的书，井要他交出藏有几百张重要的书单和主顾地址的皮夹。这时，他才勃然大怒，动手打人。人家只好把他绑起来。这中间，他的眼镜掉到了地上，他的这架观察精神世界的魔术望远镜跌个粉碎。两天以后，人家让他穿上单薄的夏服，押送他进了科马诺姆附近的俄国平民俘虏的集中营。
在集中营的这两年里，没有书，没有他所心爱的书，没有钱，处在这所太监狱里冷漠的、粗鲁的、多半是文盲的难友中间，雅科布-门德尔经受了怎样的心灵上的恐惧；他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鹰离开了天空似的，离开了超脱人世的、对他来说是惟一的书籍世界后，在那里又饱尝了怎样的苦楚——关于这些，却找不到任何目击者来提供情况。但是，从疯狂中清醒过来的世界，已经渐渐认识到，在这场战争的一切暴行和犯罪的侵犯中，没有一件比下面的行为更无意义，更多余，因而在道义上更不可饶恕的了，那就是把一无所知的。早已超过工作年龄的侨民抓起来，集中在一处，用铁丝网圈起来，而这些人都是侨居多年，并把异国当作故乡，由于真诚相信客居权利——这种权利甚至在通古斯人和阿劳加尼亚人那里也被视为神圣的——因而没有及时逃亡，这是破坏文明的罪行。在法国、德国和英国，在我们这个发了狂的欧洲的任何一处，都同样丧失理智地犯下了这一罪行。雅科布-门德尔或许也会像数以百计的其他无辜者一样，在这种围场里变成神经错乱，或者因患痢疾、因体力衰竭、因心灵受到严重损害而可怜地死去。幸亏一个偶然情况，一个惟独在奥地利才会发生的偶然情况，恰好及时地把他再一次拉回他的世界中来。在他失踪以后，一些身分高贵的主顾仍然按照他原来的地址多次给他去信。前施蒂里亚总督、纹章学著作的狂热收藏者勋伯格伯爵，前神学系主任，为奥古斯丁著作撰写评注的齐根菲尔德，八十岁高龄还在不断修改自己的回忆录的退休海军元帅埃德勒-冯-皮塞克，所有这些门德尔的保护人，都不断有信给他。这些投寄到格鲁克咖啡馆的信件中，有一些转到集中营给这个下落不明的人，这些信碰巧落到那里一位好心的上尉手里。门德尔自从眼镜被人打碎以后，由于没钱配一副新的，便一直像一只鼹鼠，灰色，失明，沉默地蹲在角落里。这么一个矮小、半瞎、肮脏的犹太人，竟然结识如此高贵的人物，这使那位上尉颇觉惊讶。有这样的朋友，本人必定不同寻常。因此，他允许门德尔答复这些来信，井请求他的保护人替他说情。结果并非石沉大海，显贵们以及那位系主任，本着一切收藏家团结一致的精神，频繁联系，并且递上了他们的联名担保书，这样，在监禁了两年多之后，于一九一七年获释返回维也纳，当然附有条件，那就是每天到警察局汇报一次。不过，他毕竟返回到自由的天地，返回到他的又破旧又窄小的阁楼里来了，他又能去逛他心爱的书店，而首先是回到格鲁克咖啡馆。
出了黑暗地狱的门德尔如何返回格鲁克咖啡馆，可以由正直的施波席尔太太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来向我描述了。“——天——耶稣，玛利亚，约瑟，保佑我呀！我不相信，我信不过自己的眼睛了——门被推开了，您也知道，他平日进门时就是这样，歪着身子，把门推开一道缝。这时，他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咖啡馆，他，门德尔先生。他穿着破烂的、满是补丁的军大衣，头上戴着什么，也许原来是顶帽子，一顶人家扔掉了的破帽子。他没围围巾，那副模样真像个死人，灰白的脸色，灰白的头发，干瘦得叫人可怜。可是，他进来了，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他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往这张桌子走去，脱掉大衣，不过不像以前那么灵巧了，而是边脱边吁吁地喘息。他同以前不大一样，什么书也没有带，只是坐下来，一刁话不说，只是用完全没神的、鼓出的眼睛瞪着前面发愣。后来，我们把过去从德国寄来的整捆书籍杂志给他搬来了，他这才渐渐地开始阅读。不过，他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门德尔了。”
是的，他已判若两人，不再是世界奇迹，不再是一切图书的神奇的索引柜了。当年见到过他的人，都痛心地向我谈到了这一事实。他的原来是宁静的、仅仅像在睡梦中阅读的目光，看来已被扰乱，无法挽救；又有什么被撞毁了：流血的恐怖像一颗慧星，疯狂乱飞，撞在了他的书籍宇宙中这颗怪僻而平和的，这颗昴宿星团中最亮的星球上。几十年来，他的眼睛看惯了书刊上无声的、纤细的、昆虫脚似的铅印文字。可是，在那个四周架着铁丝网的关押人的围场里，这双眼睛必定看到过可怕的事情，因为那对原先是滴溜转动的、嘲讽地闪闪发亮的眼球，已被沉重的眼皮遮住了，在修过的、好不容易用细线扎在一起的眼镜后面，原先是那么活泼的眼睛，现在是半睡不醒，两圈红晕，朦朦胧胧。更加糟糕的是：他的记忆器官，这座奇异的艺术建筑，必定有一根圆柱倾倒了，整个结构已陷于紊乱。因为我们的大脑构造精细，它是用最精细的材料制造的控制台，是我们的心智的精密仪器，只要一根微血管被堵塞，一根神经受震动，一个细胞疲劳过度，只要一个这样的分子错了位置，就足以使这个绝妙地聚集着千变万化的天体和声的心灵顿时沉寂。在门德尔的记忆器官里，在这台独一无二的心智的键盘上，琴键的装置失灵了。偶或有人来请教他时，他便才枯智竭地呆望着来人，人家对他说的话，他听不太懂，他听错了，或者一听即忘。门德尔已不再是门德尔了，正如这个世界已不再是这个世界。他不再身子前后摇晃着全神贯注地读书了，他多半坐着发呆，眼镜只是机械地冲着书本，旁人弄不清他是在阅读，还是在瞌睡。有好几次，施波席尔太太这样讲述道，他的脑袋沉重地撞到书上，大白天里就昏昏入睡了。有些时候，他又一连几个钟头望着电石汽灯——这是在那些煤炭紧张的年头里，人家放在他桌上的——陌生的、有臭味的亮光出神。是啊，门德尔已不再是门德尔了，不再是世界奇迹了，而是疲倦地喘息着的、不中用的一堆胡子和衣裳，毫无意义地堆在原来的彼提阿的座椅上；他不再被看作格鲁克咖啡馆的荣誉，而是被看作一个带来耻辱的人，一个散发臭气、叫人恶心的脏鬼，一个讨人厌的、毫无用处的寄食者。
新老板就是这么看待他的。此人名叫弗洛里安-古特纳，雷茨人，在一九一九年这个饥荒的年头里，做面粉和黄油的黑市买卖发了横财，他花言巧语，用迅速贬值的八万克朗纸币从老实的施坦德哈特纳手里买下了格鲁克咖啡馆。这个农夫出身的老板，手腕精明，抓住时机，迅速把这家古朴的咖啡馆修饰一新，及时用贬值的钞票添置安乐椅，修筑大理石门洞，并已在谈判，要买下隔壁的饭店，加建一个音乐茶座。在这样迫不及待地翻新装饰的过程中，这个加利曾寄食者自然十分碍他的手脚。这个家伙从清晨直到夜晚独占一张桌子，但一天总共只喝两杯咖啡，吃五个面包，虽说施坦德哈特纳特别叮嘱他千万关照这位老顾客，并且向他说明这个雅科布-门德尔是怎样的一位重要人物，在移交财产清单时，施但德哈特纳甚至把门德尔作为这笔交易的一项附带义务托付给古特纳。但是，弗洛里安-古特纳在添置新家具和程亮的铝制柜台时，也换上了一副这个牟利时期的铁石心肠，他只等着找到一个借口，把这个市郊破烂堆里剩下的最后一件讨厌东西，从他那已是气派高雅的店堂里清扫出去。看来良机快来了，因为雅科布-门德尔境况很糟。他积蓄下来的最后的钞票，在通货膨胀这台碎纸机中被磨成了粉末，他的主顾们也星散了。再去当旧书贩，爬楼梯，挨门逐户地收旧书，这个疲乏的人已经没有力气了，他穷极潦倒了。别人由成百种小小的迹象察觉到了这一点。他已经很少让人去饭店给他取食物，连数目有限的咖啡和面包钱他也老是拖欠，有一回甚至拖欠了三个星期。那时候，领班就要把他撵到大街上去。幸亏这位正直的施波席尔太太，这个厕所清洁女工可怜他，替他担保。
过了一个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新领班早已在结账时多次发现面包的数目不对，除掉拿走的和付了钱的以外，总还短少。他自然立即怀疑上了门德尔，因为那个年迈的、走道都不稳的脚夫已经多次向他抱怨，说门德尔欠了他半年的账，他一分钱也还不出来。领班于是格外注意，两天以后，他躲在围火炉的档板后面，眼看雅科布-门德尔偷偷从桌旁站起身来，走进前室，飞快地从面包篮里拿出两个小面包，饿慌了似的一下子塞进嘴里。于是，当场把他逮住。有了真凭实据，现在那些缺少的面包可有下落了。领班马上向古特纳先生报告了此事。古特纳早在寻找借口，如今喜出望外。他当众训斥门德尔，说他犯了偷窃罪，甚至假装宽宏大量地说，他不想马上报警，但命令他立即滚蛋，永远见鬼去。雅科布-门德尔只是发抖，什么话都不说，摇摇晃晃地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走了。
“多么悲惨啊！”施波席尔太太是这样形容他的离去的。“我永远忘不了他是怎样站起身来的，眼镜推到前额上，脸色熬白，像一条毛巾。他来不及把大衣穿上，虽说是在一月里，您是知道的，那一年可冷哪！他吓坏了，连书都忘在桌上了，我是过后才发现的，还想追上去给他呢。可是他已经跌跌撞撞地出了门。我不敢到街上去，因为古特纳先生站在门口，冲着他的背影破口大骂，过路的人都站住了，围拢来。是啊，真是可耻，我羞愧得要命！这种事情老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是做不出来的，他不会因为几个小面包把人撵走的，他在的话，门德尔白吃一辈子都行。可是今天的人哪，都是没心肝的。把一个三十多年天天坐在这儿的人撵走——真是可耻，见了上帝，我可不对这件事情负责任——我不负。”
她，这个善良的妇人，变得十分激动，并以老年人冲动时的唠叨劲，翻来覆去地讲这件丑事，讲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是不会这样的。我不得不问她，我们的门德尔后来怎样了，她是否再见过到他。这时，她失去了常态，愈加激动了。
“每天我从他的桌旁走过时，每一回，您可以相信我的话，我心里就一震。我总是想，他现在会在哪里，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如果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会给他带些暖和的东西去的，因为他能从哪儿去挣生火和吃饭的钱呢？就我所知，他在世上没有亲戚。我始终听不到一点点消息，末了，我已经以为他不在人世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已经在考虑，是不是让人替他念一段弥撒祭词。因为他是个好人，我们相识二十五年都不止了。
“可是，一天清晨，七点半。对，在二月间，我正在擦黄铜窗栏杆，突然（我是说，我心里一震）。突然，门开了，门德尔进来了。您知道，他总是迷迷糊糊、歪着身子挤进来的，可是，这一回不同了。我马上发觉，他东倒西歪，一双眼睛忽闪忽闪，我的上帝，瞧他那副模样，只剩下骨头和胡子了！我看到他这副模样，立刻就明白了。我立刻就想到，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在睡觉，大白天出来梦游，他什么都忘了，小面包，古特纳先生，以及他们可耻地把他撵走，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了。感谢上帝！古特纳先生还没来，领班也正在喝咖啡。我赶紧跑过去，好告诉他，别呆在这儿，别让那个野蛮家伙再撵一回。”说到这里，她担心地回头看看，马上改口说：“我是说古特纳先生。接着，我喊他：‘门德尔先生！’他抬起头来，两眼发直。这一眨眼的工夫，我的上帝，真可怕呀！这一眨眼的工夫，他准是什么都记起来了，因为他马上打了一个哆嗦，开始发抖，不只是手指抖，不，全身都抖，从肩膀都可以看出他在发抖，他又急急忙忙朝门口跌撞过去。到了门口，他摔倒了。我们赶紧打电话给急救站，随后，他们把他弄走了，他在发烧。晚上，他就死了，肺炎，高烧，这是医生讲的。他还讲，门德尔来我们这里时，已经失去了知觉。只能是睡着觉的人才会这样进来的。我的上帝，一个人三十六年天天这样坐在这儿，这张桌子可不就是他的家了。”
关于他，我们还谈了很久。我们是认识这位怪人的最后两个，我，当时还年轻，是他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包罗万象的精神生活，尽管他的存在像微生物似的微不足道；她，这个穷困、劳累的厕所清洁女工，从未读过书，她同自己贫困的下层社会里的这个同伴有联系，仅仅是由于二十五年来她一直替他刷大衣、钉钮扣。可是，在他的这张已成陈迹的桌子旁，共同召来他的亡灵时，我们却能相互理解，而且理解得那么深。因为回忆总能把人们联系在一起，怀着爱的回忆更其如此。谈着谈着，她突然想起一件事：“耶稣，我怎么会忘了呢？那本书还在我那儿，就是他当时留在桌上的那本。我上哪儿找他，归还他呢？后来，也没别人告失，我想，就留下它作个纪念吧。这也不是什么犯法的事，对吗？”她匆匆回到后面她的小房间里把书拿了来。我好不费力地强压住了一丝微笑，因为始终以捉弄为乐，有时又爱挖苦的命运，喜欢恶作剧地给震撼人心的事添上滑稽可笑的成分。这是海恩编的《日耳曼恋爱与新奇文学书目》第二卷，它是任何藏书者都熟知的言情文学书目。恰恰是这本言情书目录——书籍各有其命运——作为这位已故魔术师最后的遗物，落到了无知者这双磨破的、裂口的手里，并被当作析祷书保存下来。我费力地抿着嘴唇，强压住本能地由心中流出的微笑，而这些微的犹豫却使这位正直的妇人感到莫名其妙。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本珍贵的书，或是什么呢？
我亲切地同她握手告别。“您只管放心保存吧，我们的老朋友门德尔只会高兴的，至少在几千个为一本书而感激他的人中，有一个人还想着他。”我说完告辞而去。在这位正直的老妇人面前，我感到羞愧。她单纯地，却又最富人情味地忠于这位死者。因为她，这个未受过教育的女人，至少保存了一本书，为了更好地纪念他；但是我，我却多少年来一直把忘在了脑后，而恰恰是我，应该知道，人们写书只为越过自己的生存去同众人建立联系，并维护自身来抵御一切生命的严酷的对立面：无常和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