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0章 制定《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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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夺取益州之后，先后听取了赵云、刘巴等人的建议稳定局势，后来更是让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等五人制定了《蜀科》。
《蜀科》也是三国时期蜀汉的法律。
【赵云、刘巴劝谏】
在刘备平定益州之后，有人主张将成都城中房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给诸将。赵云反驳说：“霍去病曾说过匈奴未灭，无用家为，现在****不只像匈奴只有一个，所以还不到可以安定下来的时候，须等到天下平定之后，再使众人返回家乡去耕耘田地，这才是最好的决定。益州的百姓，刚刚遭遇战祸，现在应该将田宅房产归还给百姓，先让他们安居乐业，然后可以使他们服兵役、纳户税，这样也能得到益州的民心。”刘备当即便采纳了赵云的建议。
另据《零陵先贤传》记载，当初刘备与刘璋开战时，与众将士有约定：“如果大事能成，刘璋府库里的东西任你们拿去，我是不会干预的。”等到攻下成都时，将士们都扔下武器前去府库拿取宝物，致使军用不足，刘备非常担心。刘巴向刘备建议道：“此事很容易就能解决，只需铸造铸值百钱的铜板通行，统一物价，并实行公卖制度就可以了。”刘备听从了刘巴的建议，果然数月之间，府库得以充实。
【蜀科】
刘备入蜀后命扬武将军法正与军师将军诸葛亮、昭文将军伊籍、左将军西曹掾刘巴、兴业将军李严五人一起制定《蜀科》，改变刘璋治下益州法纪松弛，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局面。
据郭冲的《条亮五事》记载，当时诸葛亮刑法严峻，对百姓苛刻，不管君子小人都心怀怨恨，法正于是劝说：“当初汉高祖刘邦入主关中，约法三章，秦国的百姓感恩戴德，现在你却借助国家威力，称霸一州，刚刚攻克益州，但没有安抚百姓；况且以主客之义，关中刚刚投降，原应该缓松弛法纪，休养生息，为的是建立百姓对蜀汉政权的威望。”
诸葛亮回答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政权无道推行苛政，一朝匹夫起义秦政权便土崩瓦解，高祖顺应天下局势，于是才可以稳固政权。刘璋昏庸，自刘焉以来已经有几代，政法松弛，文官互相奉承，德政不兴，法律威望不在。蜀中的人士又专权跋扈，已经丧失君臣之道；国君以高位尊宠臣下，僭越法度，积重难返，实际皆由此而生。现在我树立法律的威严，法律施行则会感恩，并以爵位管辖百姓，爵位增加则知道荣耀；荣誉和恩典共同施用，上下便进退有度。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正因如此才重要。”
郭冲是西晋人，并且还是诸葛亮的粉丝，所以他关于诸葛亮的记载，多多少少有一些个人因素在里面，不可全取，这点和傅玄与郭嘉的关系类似，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参考的地方。
在刘备入蜀之前，益州由刘焉、刘璋父子管理，刘焉本身野心不小，对益州的控制也比较全面，但刘焉毕竟年龄在哪里，所以他实际上并没有控制益州几年，在刘备入蜀时，刘焉在益州留下的印子已经很淡了。
刘焉死后，刘璋上位，而刘璋之所以能被推上这个位置就是因为其为人暗弱，比较弱势，好控制，而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刘璋对于益州的控制很一般的，在部下中威信不足，尽管刘璋管理益州长达二十年，但刘璋的威严并没能在益州留下。
就不说刘焉给刘璋留下的三个重臣，赵韪叛变被杀，庞羲叛变未遂，张鲁割据汉中了，当年张松是这么劝刘璋迎刘备的理由是什么？“今州中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而庞羲和李异都是谁，庞羲有着欲图叛变的前科，而李异则是当年赵韪的部下，并且曾经追随其叛乱，后在赵韪失败后，在江州杀死赵韪投降刘璋。
这样两位有着叛乱背景的家伙，经过十数年后，刘璋依然对他们的控制有限，没有让他们得到实质性的惩罚，甚至是应有的管制，我们可以想像到，当时刘璋对于益州的控制是多么的有限。
再加上东州集团和益州本土集团之间的矛盾，益州的那些豪门大族们可以说已经不听号令久矣，否者刘备也没那么容易干掉刘璋。
在这种情况下，在对于益州实行宽松政策实际上能产生多大的效果可想而知，所以诸葛亮在益州实行严刑峻法，哪怕怨声载道，他也没有听从法正的意见，这点和刘焉在控制益州大局之后立刻对当地豪强动手是一个道理。
不同的是，刘焉当时还需要防备朝廷的影响，张鲁没有控制汉中之前，刘焉还必须小心翼翼的掩藏自己的意图，而刘备是用武力夺取益州的，所以从一开始就不需要和益州大族们太客气了，现在益州的天已经变了，你还想按刘璋时代的宽松规则来玩，怎么可能。
《蜀科》的制定有着积极的意义。在刘璋治理蜀地时，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为彻底扭转此乱局，诸葛亮厉行‘先理强，后理弱’的策略。理强为力行法治，限制和打击‘专权自恣’的官僚及豪强，理弱则是努力扶植农民，发展生产。
诸葛亮的法治哲学主要来自于先秦的法家商鞅和韩非，以及前汉的新儒家董仲舒。主张治国是法、礼并用，威、德并行，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亦即以法为体，着重公平客观原则；以德为用，着重教化为本。以商鞅之法，却不迷信其权威主义，取其理法，结合儒家教化，把行法与教化合而为一。为劝戒及训励蜀国官员将士，制定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执行条章，以明令能知能行的行为准则。经过这样的“法治革新”运动，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吏治也逐渐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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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夺取益州之后，先后听取了赵云、刘巴等人的建议稳定局势，后来更是让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等五人制定了《蜀科》。
《蜀科》也是三国时期蜀汉的法律。
【赵云、刘巴劝谏】
在刘备平定益州之后，有人主张将成都城中房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给诸将。赵云反驳说：“霍去病曾说过匈奴未灭，无用家为，现在****不只像匈奴只有一个，所以还不到可以安定下来的时候，须等到天下平定之后，再使众人返回家乡去耕耘田地，这才是最好的决定。益州的百姓，刚刚遭遇战祸，现在应该将田宅房产归还给百姓，先让他们安居乐业，然后可以使他们服兵役、纳户税，这样也能得到益州的民心。”刘备当即便采纳了赵云的建议。
另据《零陵先贤传》记载，当初刘备与刘璋开战时，与众将士有约定：“如果大事能成，刘璋府库里的东西任你们拿去，我是不会干预的。”等到攻下成都时，将士们都扔下武器前去府库拿取宝物，致使军用不足，刘备非常担心。刘巴向刘备建议道：“此事很容易就能解决，只需铸造铸值百钱的铜板通行，统一物价，并实行公卖制度就可以了。”刘备听从了刘巴的建议，果然数月之间，府库得以充实。
【蜀科】
刘备入蜀后命扬武将军法正与军师将军诸葛亮、昭文将军伊籍、左将军西曹掾刘巴、兴业将军李严五人一起制定《蜀科》，改变刘璋治下益州法纪松弛，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局面。
据郭冲的《条亮五事》记载，当时诸葛亮刑法严峻，对百姓苛刻，不管君子小人都心怀怨恨，法正于是劝说：“当初汉高祖刘邦入主关中，约法三章，秦国的百姓感恩戴德，现在你却借助国家威力，称霸一州，刚刚攻克益州，但没有安抚百姓；况且以主客之义，关中刚刚投降，原应该缓松弛法纪，休养生息，为的是建立百姓对蜀汉政权的威望。”
诸葛亮回答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政权无道推行苛政，一朝匹夫起义秦政权便土崩瓦解，高祖顺应天下局势，于是才可以稳固政权。刘璋昏庸，自刘焉以来已经有几代，政法松弛，文官互相奉承，德政不兴，法律威望不在。蜀中的人士又专权跋扈，已经丧失君臣之道；国君以高位尊宠臣下，僭越法度，积重难返，实际皆由此而生。现在我树立法律的威严，法律施行则会感恩，并以爵位管辖百姓，爵位增加则知道荣耀；荣誉和恩典共同施用，上下便进退有度。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正因如此才重要。”
郭冲是西晋人，并且还是诸葛亮的粉丝，所以他关于诸葛亮的记载，多多少少有一些个人因素在里面，不可全取，这点和傅玄与郭嘉的关系类似，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参考的地方。
在刘备入蜀之前，益州由刘焉、刘璋父子管理，刘焉本身野心不小，对益州的控制也比较全面，但刘焉毕竟年龄在哪里，所以他实际上并没有控制益州几年，在刘备入蜀时，刘焉在益州留下的印子已经很淡了。
刘焉死后，刘璋上位，而刘璋之所以能被推上这个位置就是因为其为人暗弱，比较弱势，好控制，而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刘璋对于益州的控制很一般的，在部下中威信不足，尽管刘璋管理益州长达二十年，但刘璋的威严并没能在益州留下。
就不说刘焉给刘璋留下的三个重臣，赵韪叛变被杀，庞羲叛变未遂，张鲁割据汉中了，当年张松是这么劝刘璋迎刘备的理由是什么？“今州中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而庞羲和李异都是谁，庞羲有着欲图叛变的前科，而李异则是当年赵韪的部下，并且曾经追随其叛乱，后在赵韪失败后，在江州杀死赵韪投降刘璋。
这样两位有着叛乱背景的家伙，经过十数年后，刘璋依然对他们的控制有限，没有让他们得到实质性的惩罚，甚至是应有的管制，我们可以想像到，当时刘璋对于益州的控制是多么的有限。
再加上东州集团和益州本土集团之间的矛盾，益州的那些豪门大族们可以说已经不听号令久矣，否者刘备也没那么容易干掉刘璋。
在这种情况下，在对于益州实行宽松政策实际上能产生多大的效果可想而知，所以诸葛亮在益州实行严刑峻法，哪怕怨声载道，他也没有听从法正的意见，这点和刘焉在控制益州大局之后立刻对当地豪强动手是一个道理。
不同的是，刘焉当时还需要防备朝廷的影响，张鲁没有控制汉中之前，刘焉还必须小心翼翼的掩藏自己的意图，而刘备是用武力夺取益州的，所以从一开始就不需要和益州大族们太客气了，现在益州的天已经变了，你还想按刘璋时代的宽松规则来玩，怎么可能。
《蜀科》的制定有着积极的意义。在刘璋治理蜀地时，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为彻底扭转此乱局，诸葛亮厉行‘先理强，后理弱’的策略。理强为力行法治，限制和打击‘专权自恣’的官僚及豪强，理弱则是努力扶植农民，发展生产。
诸葛亮的法治哲学主要来自于先秦的法家商鞅和韩非，以及前汉的新儒家董仲舒。主张治国是法、礼并用，威、德并行，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亦即以法为体，着重公平客观原则；以德为用，着重教化为本。以商鞅之法，却不迷信其权威主义，取其理法，结合儒家教化，把行法与教化合而为一。为劝戒及训励蜀国官员将士，制定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执行条章，以明令能知能行的行为准则。经过这样的“法治革新”运动，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吏治也逐渐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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