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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改革变法

作者:《大中国上下五千年》编委会返回目录加入书签投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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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悝变法

    战国初期,各诸侯国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势力,都想方设法吞并别的国家的土地,削弱别的国家的实力。而魏国新政权的巩固要求改革以图强,于是,魏文侯招才纳贤,任用李悝为相,试行变法。

    李悝,魏国人,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家学派的创始人。

    据相关史料记载,李悝出身于山西运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青少年时期外出求学,成为孔子的弟子子夏的学生。而子夏是“孔门十哲”之一,当时常因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赞许,而他的政治思想则得到魏文侯的推崇,魏文侯后将子夏邀请到魏国,让他在西河聚徒讲学。当时跟随子夏的学生有三百多人,形成“西河学派”,名噪一时。就是在这一时期,李悝成为子夏的得意门生。后来,子夏的弟子中,比较有名气的都被魏文侯收归麾下,李悝由此得到魏文侯的赏识,被任命为相,试行变法,从此开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变法之先河。

    “尽地利之教”以励民

    李悝生活的时代,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农业如果受危害,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受影响。于是,李悝根据魏国土地的实际情况,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给魏文侯算了一笔账,使魏文侯看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得到了魏文侯的支持,李悝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他首先鼓励农民多种杂粮,深耕细作。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每年生产出来的粮食,除了上缴的税,其余的剩余产品都归自己所有。由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大增。没过几年,魏国粮食增加,国力渐强。

    “平籴”为免伤民

    年景好的时候,农民手头的粮食很多,不容易卖出去,即使卖出去了,也只能以低价出卖。一旦到了灾年,粮食大量减产,粮食价格就会一路飙升,这样就会使很多不种地的居民买不起粮食,从而必然导致百姓离散国家贫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李悝采取“平籴法”,在好年份里,由国家收购农民的余粮,在坏年份里,官府则按平价把粮食卖给百姓,粮食价格变得相对稳定。这以后,即使遇上饥荒年月,百姓也不会离散各地。魏国很快就走向了安定和富强,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的诸侯国。

    夺“淫人”之禄以广招贤士

    魏文侯跟李悝讨论如何治理国家。在魏文侯看来,自己赏罚得当,按理说天下贤士应该纷纷而来,可实际情况是没有多少人来。他还认为自己爱护百姓,百姓应该满意才是,可百姓还是少不了抱怨。对于这种状况,魏文侯很是费解。李悝趁机向魏文侯指出世卿世禄制的弊端,又向魏文侯提议,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取消那些“淫人”(李悝对世袭贵族的称呼)的俸禄,用以招揽天下有志之士。权衡利弊后,魏文侯最终采纳了李悝的建议,在全国推行这项新法令,不论出身门第,广招天下贤士。一时间,四方人才竞相归附,一大批怀有报国之志,却无处施展才华的有才之士,得以顺利进入国家权力中心,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机会。更为可贵的是,不少并非出身魏国的精英人物,如乐羊和段干木等人,也先后融入了魏国改革的大潮,在魏国的崛起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著《法经》,固成果

    由于魏文侯的大力支持,李悝大刀阔斧,变法效果显著。但是在新法执行的过程中,取消世卿世禄制度,必然遭到世袭贵族的强烈反抗,致使变法遭遇强大的阻力。为了巩固已有的变法成果,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更为了变法的继续推行,李悝研究并总结了当时各国的法律,制定了《法经》。为使《法经》真正行之有效,李悝又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它变成法律,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变法成果,并保证变法的继续进行。

    吴起,战国时期卫国左氏人,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

    据史料记载,吴起曾到鲁国拜孔子的弟子曾参为师。后来母亲去世,为了“誓为卿相”的誓言,吴起没有回家居丧。而曾参是个大孝子,在他看来,吴起不为母亲服丧,简直是大逆不道。于是,曾参同吴起断绝了师生关系,将其赶出了师门。

    吴起转而钻研兵法,来到鲁国,正赶上鲁穆公改革内政,吴起就留在了鲁国。后来齐国大军压境,鲁穆公想用吴起为将,又因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而犹豫不决。吴起即回家杀死妻子以表明自己绝齐的心迹,随后率大军大败齐军。后遭鲁穆公猜忌,当时魏文侯招贤纳士,吴起于是离开鲁国,辗转来到魏国。魏文侯十分爱惜人才,当时,在他身边已经聚集了卜子夏段干木魏成子乐羊等一大批文臣武将。对于吴起的到来,魏文侯十分重视,先任他为将军,后又破格提拔为西河守。

    在魏文侯的重用下,吴起的军事才能尽显,政绩显赫。在镇守西河的军事实践中,吴起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军事观点和战略思想。在治军方面,吴起则提出“教戒为先”的思想,提倡教育和军纪厚赏和严惩用兵和爱兵相结合。而吴起创立的武卒制的实行,则大大提高了魏国军队的体能和战斗力,从魏文侯到魏武侯,再到魏惠王,魏国军队在一系列诸侯争夺战中所向披靡,形成了独霸中原的局面。

    文侯死,公叔嫉

    魏文侯死后,魏武侯继位,以德高望重的田文为相。后来田文死了,公叔为相。公叔心胸狭隘嫉贤妒能,功勋卓著的吴起对他而言,就成为一种严重的威胁和无形的压力,整天忧心忡忡,长吁短叹。于是公叔千方百计排挤吴起。后来在仆人的策划下,公叔设计离间了魏武侯和吴起。魏武侯对吴起日渐疏远,君臣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吴起害怕遭受陷害,于是离开魏国,一路狂奔,逃到了楚国。

    大刀阔斧行新法

    当时的楚国,经济落后,国力孱弱。楚悼王继位后,魏赵韩等国每年都来入侵。万般无奈之下,楚悼王只得用重金求助于秦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才得以跟魏赵韩讲和。面对如此内外交困的局面,楚悼王很想有一番作为,恰在他思贤若渴热切盼望变法图强的人才之时,吴起来到了楚国。吴起的到来,让楚悼王看到了振兴国家的希望,马上封他为宰相,主持变法。

    在楚悼王的倾力支持下,吴起大刀阔斧,进行变法。没过多久,楚国落后的局面就大为改观,其军事力量也迅速增强。据史书记载,变法后的楚国,“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曾与魏国“战于州西,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一时间,楚国名声威震四方,中原诸侯各国无不刮目相看。

    身遭射杀变法止

    吴起变法废除了世袭贵族的特权,严重危害了旧贵族势力的利益,楚国的贵戚大臣都想杀他而后快。新法推行了一年多,楚悼王死去,楚国的贵戚大臣们趁机作乱,群起围攻吴起。吴起最终寡不敌众,在无处可逃的时候,转身冲进楚悼王的灵堂,趴在楚悼王的尸体旁以期躲避众人的追击。众人略微迟疑了片刻,纷纷举起手中的弓箭向吴起射去。吴起身中数箭而亡。

    旧贵族们的箭在射死吴起的同时,也射到了楚悼王的尸体上。按当时楚国的法律:加兵于王尸者,罪及三族。楚悼王的儿子楚肃王即位后,参与射杀吴起的七十多家旧贵族全部被诛灭。

    公元前0年,赵武灵王采取军事改革措施,学习西北方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的服饰,学习骑马射箭,史称“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一心想着发奋图强,他对谋士楼缓说:“我赵国东面有齐国中山国,北边有燕国林胡,西边有秦国韩国和楼烦部族。如果不发奋图强,加紧军事装备,武装国防军队,随时会被邻国偷袭过来。要发奋图强,就得采取军事改革措施。我觉得咱们穿的服装,长袍大褂宽袖口,干活打仗,都不太方便,不如胡人短衣窄袖,脚穿皮靴子,行动方便灵活。我打算仿照胡人的风俗,把服装改一改,你看怎么样?”

    谋士楼缓听了很赞成,他说:“咱们仿照胡人的服饰,就能学习他们打仗的本领。”赵武灵王说:“对呀!咱们打仗全靠步兵,进攻冲锋缓慢,就是打败游牧族骑兵,在追击的时候,他们骑马跑得快,很难追上他们;即使马拉车,道路不好走,也是追不上他们;但是,我军又不会骑马打仗。要想学穿胡人的服饰,就得学习胡人那样骑马射箭。”

    这个改革议论一经传开,就有不少大臣反对。赵武灵王只得再找军事将领肥义商量,说:“我想用胡服骑射来改革咱们国家军队的服装和装备,可是,有人反对,怎么办?”肥义将军表示支持,说:“服装与装备的改革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要办大事不能犹豫,犹豫不决就办不成大事。大王既然认为这样做对国家有利,何必担心几个人的反对?”赵武灵王听了很高兴,说:“我看讥笑改革而反对我的是些蠢人,明白道理的人都会赞成军事改革的。”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身穿胡人的服装,大臣们见到他短衣窄油,穿着胡服,都吓得不得了。赵武灵王把改穿胡服的设想讲述一遍。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不好看,有的说不习惯,有的说不穿本民族的服装,岂不是丢脸么!有一个顽固派老臣,名叫赵成,是赵武灵王的叔父,带头反对服装改革。他是赵国一个很有影响的老臣,头脑守旧,十分顽固。他不但反对,而且在家装病不上朝了。

    赵武灵王知道要推行军事改革,首先要打通叔父的阻拦,就亲自上门找赵成,对他反复地讲解改穿胡服骑射的好处。赵成终于被说服了。赵武灵王趁热打铁,立即赏给他一套新式胡服。次日朝会上,文官武将一见老将赵成也穿起胡服来上朝了,都没有话说,只好改穿胡服了。

    紧接着,赵武灵王又号令兵士学习骑马射箭。不到一年,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次年春,赵武灵王亲自率领骑兵队打败邻近的中山国,又收服了林胡和西北方的几个游牧族。到了实行胡服骑射后的第三年,中山林胡楼烦都被收服了。赵国从此兴盛强大起来,可以对付当时的霸主国了。

    商鞅,战国时期卫国国君的后代,称卫鞅;又因为他姓公孙,所以又称公孙鞅。他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

    商鞅年轻的时候喜欢法律,当时在魏国宰相公叔座的门下任职。公叔座非常看重商鞅,觉得他年轻有为,是栋梁之才,后来在临终之前把他推荐给了魏惠王。当时商鞅还不到0岁,在魏惠王的眼里,商鞅既年轻,地位又低,历练也不够,所以一直没有重用他。后来,商鞅得知秦孝公下令求贤的消息,就发奋图强,离开魏国,来到秦国。商鞅先是跟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取得联系,后通过景监的引荐,得以受到秦孝公的接见。在秦孝公面前,商鞅慷慨陈词,把自己的一套富国强兵的理论陈述与孝公,孝公听了大喜,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变法。

    立木取信

    新法令尚未公布之初,商鞅为了取信于民,令人在国都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如有人能把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就赏赐十两黄金。一开始,根本就没人相信,大家都以为商鞅在开玩笑。于是商鞅又宣布只要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五十两黄金。在如此巨大的诱惑之下,终于有一个人动心了,这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木头搬到了北门,结果商鞅当即赏了此人五十两黄金。此事使商鞅在老百姓心目中树立了言出必行的形象,获得了百姓对变法的理解和信任,使得新法令得以顺利发布和实施。

    新法初行遭阻挠

    在秦孝公刚刚决定变法之初,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曾有人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的新法令取消了贵族的特权,建立了以战功授奖的爵位等级秩序,这严重触动了贵族宗室的利益,使他们只能享受平民待遇。同时,连坐法的施行,使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为所欲为。因此,新法令一经颁布,即遭到了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攻击。

    商鞅在征得秦孝公的同意后,用严酷的手段进行了镇压。

    孝公死,商鞅亡

    商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镇压贵族的势力,执法较严,积怨较多,加之他在秦孝公重病期间,一手操控秦国的军政大权,有些独断专行,这样难免引起秦国贵族的普遍怨恨,一时之间,“宗室贵戚多怨望”。

    孝公死后,太子秦惠王继位。公子虔等人为报夙怨,乘机诬告商鞅有谋反的企图,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先是逃到了魏国,可是魏国人早已不接纳他。在魏国无存身之地的商鞅无奈之下返回自己的封地,组织了一批人马准备抵抗秦国军队,结果寡不敌众,被秦惠王抓获。

    此时的秦国,新法令已经全面实施,改革也早已走上了正轨,效果日显。对新秦王而言,商鞅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再者,商鞅是先王的老臣,魏惠王处决他并不存在感情障碍。因而,秦惠王为了平息旧贵族势力满腔的怒气和怨气,在下令处死了商鞅后,又对他施以“车裂“之刑,并灭其家族。

    桑弘羊,汉武帝时的大臣。河南洛阳人,出身于商人家庭。岁时就被汉武帝召入宫廷做了侍中,由此步入朝廷的决策中枢。后来,国家库府余财用尽,财政上发生了困难,汉武帝便委任当时的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商孔仅和桑弘羊负责国家的财税经济改革。这一改革从国家垄断盐铁的经营权入手,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很快就初见成效。三年后,孔仅升任大农令,桑弘羊也被提拔为大农丞。从此,桑弘羊越来越得到汉武帝的重用。后来,汉武帝委任桑弘羊代理大农令,承担总管国家财政经济的重任。在此期间,桑弘羊大刀阔斧,在全国各地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酒类专卖等重要政策。

    力排众议站得稳

    桑弘羊的抑商措施,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当时许多大地主大商人的根本利益,一大批老官僚对他恨之入骨,不断找机会诋毁桑弘羊以泄私愤。有一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汉武帝就让百官去求雨。当时商人出身靠捐米做了官的卜式乘机向汉武帝说桑弘羊的坏话,卜式说国家应该靠租来吃饭,靠赋来穿衣,现在桑弘羊却开办官营工商业,靠贩卖货物求利,这样做既违背了祖宗的法规,又违背了天意,所以老天爷才不下雨。要是把他烹了,天就下雨了。结果汉武帝没有听这些人的话,依然重用桑弘羊,后来又任命他为御史大夫,辅助丞相处理国家政务。

    舌战群儒论盐铁

    汉武帝去世后,刘弗即位,是为汉昭帝。由于汉昭帝年幼,汉武帝临终时托命大将军大司马霍光车骑将军金日

    左将军上官桀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五人共同辅政。后来霍光独揽大权,而且主政思想和桑弘羊相左。霍光为了打倒长期掌握财经大权的桑弘羊,就以“问以百姓疾苦及施政教化”为由,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六十多人来到京师长安,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会上,各郡国的贤良文学代表民间向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下属质询当时的经济政策,全盘否定汉武帝的一系列政策,坚决请求罢除盐铁酒肆均输,双方由此展开激烈的论战。面对众儒生的唇枪舌剑,7岁高龄的桑弘羊从容应战,坚持盐铁官营是国家大业的观点,于金銮殿上舌战群儒。

    燕王之变受牵连

    桑弘羊对霍光的掌权本就不服气,想替自己的子弟谋官又遭到霍光的拒绝,因此对霍光的意见更大了。上官桀本来在武帝时就已官至太仆,地位比霍光高,对霍光的掌权也看不顺眼。后来,上官桀的孙女通过召帝的姐姐鄂邑公主的关系,入宫被立为皇后。上官桀父子为答谢鄂邑公主,就要求霍光封鄂邑公主的情夫丁外人为列侯,霍光没有答应,他们之间开始发生矛盾。这样,在他们三人之间,就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桑弘羊与上官桀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霍光。

    后来,皇族内部发生了一场争夺帝位的斗争。汉武帝的另一个儿子燕王丹想废掉皇帝,桑弘羊也参予了这个阴谋。结果事情败露,桑弘羊受到牵连,全家被灭族。

    王莽,魏郡元城人,新朝的建立者,公元8年在位。

    王莽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的伯父王凤,是当时的大司马。王莽平时对伯父恭敬孝顺,所以王凤很喜欢他。王凤在临死的时候曾嘱咐王政君要好好照顾王莽。后来,王莽先任黄门郎,又升任射声校尉。任职期间,王莽非常清廉,礼贤下士,对门客和穷人特别好,众人都很爱戴他。据说,当时王莽常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别人,有时候甚至会卖掉马车接济穷人。王莽不断得到升迁,在他8岁那年,出任大司马。汉哀帝死后,王莽立汉平帝,朝野都很拥戴他。再后来,王莽毒死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由王莽代天子朝政。公元8年,王莽篡皇位,开了中国历史通过篡位做皇帝的先河。

    王莽上台后,针对当时存在的土地兼并奴婢和流民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最终,这一场改革将王莽推上断头台。

    土地国有奴婢私属行不通

    为解决日益尖锐的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王莽宣布所有的土地全部改称“王田”,不许买卖;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结果遭到了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强烈反对,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新法的施行。同时,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也被断绝了卖身为奴的活路,很多人都牢骚满腹,一时间民怨沸天。三年后,王莽不得不宣布王田和奴婢可以自由买卖。

    “五均六筦”露弊端

    为了不让大商人和高利贷者随意操控市场,王莽将盐铁酒等大宗商业由私营改为国营,史称五均六筦(筦即管,由国家经营之意)。这样做明显是与民争利,结果不可避免地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而山泽收税的规定,又使那些在灾荒年月指望山河湖海求生的百姓们没有了活路。因此,在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天下愈愁,盗贼起”因此,五均六筦法阻碍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且触犯了所有人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王莽无力控制那些推行此项制度的人员,致使他们与官府相勾结,共同盘剥百姓,而这与王莽的初衷背道而驰。

    货币混乱激民愤

    为了削弱汉朝旧族的势力,以及加强对百姓的掠夺,王莽以“托古改制”为名进行了多次币制改革。在王莽掌权的十几年间,王莽先后四次下诏改币,五次重申改革货币的法令,平均不到三年就改币一次。由于多次改币,使得货币种类杂乱,比值也非常不合理。因此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经济混乱。而且每一次新货币都是以劣充优,虽然币面价值不变,但实际价值却不断降低。如此频繁的货币改变,使得“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

    义民起,王莽死

    王莽改制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反对,引起了社会的混乱局面。这与王莽改制的初衷相去甚远。王莽改制不仅没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矛盾,致使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公元7年,南方大旱,饥民们揭竿而起。公元年,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一举打败王莽的精锐部队。王莽在混乱中被商人杜吴杀死。

    周武帝宇文邕,汉化鲜卑人,小字弥罗突,南北朝时期北周第三位皇帝,在位18年,死时仅岁。

    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据说他“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很得宇文泰的喜欢,常跟身边的人说:“成吾志者,必此儿也”。岁时即被封为辅城郡公。宇文泰死后,孝闵帝即位,拜他为大将军,镇守同州。明帝即位后,升他为大司空,加封鲁国公。后来,明帝被宇文护毒死,宇文邕即位,是为北周武帝。

    北周武帝即位后,政局十分不稳。因为宇文泰临终前,曾委托宇文护辅政。因此,北周的实权一直掌握宇文护手中,因此,当时宇文邕对宇文护十分不满,可是当时宇文护的势力极为庞大,宇文邕不敢流露自己对宇文护的不满,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铲除宇文护。后来,终于寻到机会,设计将宇文护及其子弟亲党杀死。

    亲理朝政,百姓拥戴

    周武帝即位后大力推行新政。当时,汉族和鲜卑族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周武帝极力摆脱鲜卑旧俗,积极接受汉族文化,还广为吸收汉族中的合格子弟加入君王侍卫。这既加强了北周的军事力量,也使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周武帝废除了宰相的军事管理权,自己直接控制君王侍卫。大力整顿吏治,执法严峻而公平,北周政治逐渐变得清明。据说,当时清除宇文护的时候,其弟宇文直立了大功。可是宇文直贪婪浮躁,周武帝曾经依法处罚过他,结果他怀恨在心,趁周武帝外出的时候,带兵闯进宫殿,图谋叛乱,结果被君王侍卫队抓获,后被处死。

    周武帝还在全国范围内下令废奴,不论官奴私奴,一律释放为良民。没过多久,社会经济就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秩序井然,国势逐渐强盛起来。周武帝自然获得了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威信也大大提高。

    废除佛法,富国强兵

    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当时北周人口不到一千万,僧尼却占了十分之一,寺院数量超过一万,占去了大量土地和人口,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收入和兵源。为了扫除富国强兵的障碍,周武帝决定大举灭佛。

    当初宇文护还在世的时候,周武帝就曾召集群臣商讨灭佛一事。由于当时佛教已经深入人心,宇文护又是虔诚的佛教徒,因此,每次议事的结果,都是不了了之。

    当周武帝诛杀了宇文护,把大权夺回来后,再次召集僧侣道士百官讨论儒释道三教的问题。据说,当时周武帝高高在上,听群臣讨论三教的顺序后,把儒教列为第一位,道教放在第二位,而佛教则放在最后。当时有些佛教徒没有搞清楚周武帝的真正用意,还很不服气的争论,说佛教应当在道教之上。有些明白点的佛教徒则看透了周武帝的心思,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当时说什么风凉话的人都有。

    僧侣们的讥讽和反抗更坚定了周武帝灭佛的决心。建德三年,周武帝断然下诏废佛道二教。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大量佛像佛经被销毁,佛塔寺院被收归国家改为俗宅,僧尼还俗……

    北魏孝文帝,鲜卑族,姓拓跋,名宏。后改汉姓元,因此又称元宏。他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第七位皇帝,在位时间9年,死时岁,谥号孝文皇帝。

    孝文帝即位时年仅岁,由冯太后主政。冯太后是汉族人,具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她很注重对孝文帝的培养,使孝文帝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汉文化的启蒙教育。而当时朝中的大臣也是一批具有极高文化修养的汉族士大夫,因此宫中的文化气息相当浓郁,孝文帝于有意无意间就能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因而具有良好的汉族文化修养。

    巧妙部署,迁都洛阳

    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开始亲政。他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都城从山西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了河南洛阳。当时决定南迁时,可谓煞费苦心。

    鲜卑族世代居住在平城,早已习惯了那里的一切,迁都洛阳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为保证迁都的顺利进行,孝文帝先召集群臣,宣称要大举南征攻齐。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了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的竭力反对。退朝后,孝文帝立即单独召见拓跋澄,对他讲明了事情的真相,结果得到了拓跋澄的肯定和支持,二人接着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后来,孝文帝率大军及众文武百官抵达洛阳时,正赶上下雨天。稍事休整后,孝文帝下令继续南行。众人早已疲惫不堪,加上对南征没有丝毫信心,纷纷跪下,请求停止南征。孝文帝假装发怒,说什么现在如果无功而返,会遭天下人耻笑云云。早已安排好的大臣王肃在一个合适的机会站出来,假装出谋划策,说本次南征并没有告诉天下人是攻打南齐,现在大军已经到了洛阳,不如就跟天下人说本次行动是为了迁都洛阳。孝文帝听完,假装折中同意王肃的提议。当时虽然有许多鲜卑大臣不愿意内迁,但是更害怕南伐。于是,没有人敢再提出异议,迁都大计就这样定下来了。

    汉化过程充满血腥

    迁都洛阳后,在王肃等人的支持下,孝文帝立即从改革鲜卑旧俗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开始,全面推行汉化。

    然而,就在孝文帝的汉化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朝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反对改革和汉化的武装叛乱。太子元恂不喜欢洛阳,一直抵制汉化。趁孝文帝出巡幸嵩岳的机会,元恂与身边人合谋逃奔平城,结果事情暴露,元恂被抓。孝文帝亲自杖责后,废了元恂的太子位,把他贬为庶人,囚禁在河阳的无鼻城。第二年,有人告发元恂又与身边人谋反,孝文帝就让人带着毒酒赶到河阳,逼元恂自尽了。

    那些不满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鲜卑旧贵族及其子孙,也趁机作乱。就在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和定州刺史陆睿合谋,暗中勾结元思誊等鲜卑旧贵族及其后裔,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孝文帝获悉后,立即派任城王元澄前去处理。元澄接受命令后,先派侍御史李焕单骑进入平城,瓦解了穆泰的同党。穆泰仓促之中率领几百名手下攻打李焕,结果失败,逃到城西,束手被擒。元澄趁机把穆泰的一百多名党羽一网打尽。

    柴荣,五代时期后周皇帝,即周世宗。柴荣祖上曾是当地望族,后家道中落,柴荣便去投奔嫁给郭威的姑母。郭威后收他为养子。当时郭威家境并不富裕,为了贴补家用,柴荣外出经商,跟人做茶叶生意,利用经商的间隙,柴荣阅读了大量史书和黄老著作,并学习骑射,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弃商从戎登帝位

    后汉建立后,郭威被授为枢密副使,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柴荣也弃商从军,被任命为左监门卫大将军,开始踏入政界。后来,郭威遭后汉新皇帝隐帝的猜忌,他和柴荣留居京都开封的家属全部被诛杀。郭威大怒,命柴荣留守邺都,自己亲自率兵,以清君侧为名杀向开封。后周建立,郭威是为周太祖。柴荣顺理成章,成为皇子。后来周太祖驾崩,柴荣根据太祖遗诏,在柩前即皇位,是为周世宗。

    雄心勃勃立大志

    柴荣即位时,年仅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他雄心勃勃,心怀统一大志,决心遵照养父遗愿,继续深入改革。

    据说,当时的左柬大夫王朴精通术数,周世宗曾向王朴询问自己在位的时间能有几年。当他听王朴说自己在位时间能有0年时,非常欣喜,当即立下宏志:要用十年的时间来开拓疆域,用十年的时间让百姓休养生息,用十年的时间使国家太平无忧。

    惩骄裁冗建精兵

    柴荣刚即位,北汉的刘崇就勾结契丹贵族,想一举消灭后周。柴荣决定亲征,却遭到了以冯道为首的官僚的极力阻拦。结果周世宗力排众议,率兵北上。两军在高平开战后,又出现了右军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人临阵脱逃士兵投降的现象。最后,虽然后周军队大获全胜,但周世宗对这支军队的腐朽无能深感痛心,于是他痛定思痛,以这次战争为根据,对众将士论功行赏按罪处罚,将樊爱能何徽等七十余名临阵逃跑的部将砍头示众,以诫逃兵。回到东京后,周世宗开始大规模的整治军队,严厉整治了为祸已久的骄兵悍将,裁减大批老弱冗员,建立了一支精锐的部队。

    毁佛铸钱遭阻力

    后周佛教盛行,许多人为逃避徭役和赋税而遁入佛门,致使不事稼穑的佛家子弟越来越多,从而大大影响了国家的税收收入和兵役征集。同时,大量金属用来铸造佛像,致使铜价大幅上涨,钱币奇缺。针对这种情况,周世宗下令禁止私自剃度出家,拆毁寺庙数千所,勒令僧尼还俗数十万人,并且融化了所有佛像用来铸造铜钱。

    由于当时佛教相当强大,教权已成为制衡皇权的重要力量。对于柴荣的此番举动,朝野中反对的声音四起。柴荣则以“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来说服众人。一百多年后的司马光看了这些话感动不已,连声称赞: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王安石出生于小官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庆历二年中进士,其后在扬州鄞县舒州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多年地方官的经历,使王安石看到了北宋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并由此认识到北宋所面临的危机。于是,在嘉佑三年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分析北宋内忧外患财政日益贫困风俗日趋败坏的形势,提出变革图强的迫切性,要求宋仁宗以汉唐两代的覆亡为前车之鉴,果断实行变法。他还在万言书中提出了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

    神宗在即位之前就听说过王安石的才能和政治抱负,即位后,励精图治,王安石的改革主张与他不谋而合。熙宁二年,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后来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与他筹备变法事宜,从而揭开了变法图强的序幕。

    变法路上阻力重重

    早在变法之前,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就引起了朝中不少大臣的不满。执政三朝的宰相韩琦,认为王安石不适合做参知政事,坚决辞掉了相位。元老重臣富弼,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在罢相位时,推荐了文彦博。除了这些老臣外,当朝大臣吴奎吕诲唐介等也极力反对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

    新法推行后,王安石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众人的攻击。当时的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五十步笑百步;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王安石聚敛钱财;御史中丞吕诲,则检举王安石巧取豪夺。以司马光文彦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文人,也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变法的第二年,司马光曾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止新法。

    用人不当失民心

    王安石变法志在清除社会弊端,可事先没有进行宣传,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收到优秀的人才。因此,在新法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危害百姓的现象。比如青苗法,王安石以前在鄞县做官时曾试行过,效果非常好。可是在全国推广时,手续非常繁琐,执行起来就变味了。不识字的农民要花钱请人填写贷款申请,去衙门申请时,贷款的数目又要由官吏填写。这样经过层层盘剥,最后贷款的农民要返回的利息居然是原来的三十五倍之多。“利民之策”变成“扰民之举”,逼得农民宁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了。因此,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得到广大劳苦百姓的理解和支持。

    神宗死,变法止

    熙宁六年,发生了严重旱灾,灾民纷纷逃亡,路上饿殍遍地。当时有人拿了一幅《流民图》给神宗看,并告诉神宗,说天旱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神宗看后,很受刺激,对变法产生了怀疑。后来,随着反对变法的声音高涨,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不信任也日益增加,对变法开始动摇起来。

    宋神宗死后,赵煦即位,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本身就是变法的反对者之一,她听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废止新法。至此,进行了十五年的变法最终落下帷幕。

    张居正,字叔大,谥号“文忠”,湖北江陵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

    张居正岁时,参加乡试一举成名,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辚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戴的玉坠赠送给他,以资鼓励。

    张居正很有谋略。他岁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为官期间,与朝廷中的宦官和权臣关系都很密切,后来一再得到升迁。岁那年,张居正升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皇帝死后,张居正与高拱高仪共同辅佐年仅0岁的小皇帝朱翊,首辅是高拱。高拱骄横自大,跟太监冯保素来不和,而冯保在宫里权势很大。张居正一直很想有所作为,后来就与冯保联手,找机会罢了高拱的首辅,很自然地循序升为首辅。当时神宗年幼,其生母李太后非常信任张居正。因此,朝中的一切军政大事都由他主持裁决。

    力挽狂澜于既倒

    当时的明王朝,朝纲松弛,官员无为现象非常严重。张居正的改革就从整顿吏治开始,他对官员实行“考成法”,在施行的过程中,将追收逋赋作为考试的标准,限令官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征收完赋税。在限定的时间内达不到规定的标准的,一律受处罚。各级官员因为害怕降职处罚,都不敢懈怠,积极督责户主们及时缴纳税粮。他还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后来又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在减轻农民不合理的赋役负担的同时,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总收入。随着新法的推行,国库日益充盈,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逐渐好转,奄奄一息的明王朝终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人亡而政息

    58岁那年,张居正病逝。他死后没多久,神宗就下令取消了“一条鞭法”。反对他的人闹的更欢了,当时被冯保张居正挤走的前任首辅高拱送来了《病榻遗言》,为自己伸冤;辽王妃王氏上疏说张居正诬陷辽王霸占王府……张居正生前所用的官员有的被削职,有的被弃市,张居正生前推荐的潘晟,还没上任,就遭到了言官的弹劾而辞职……

    家人的遭遇

    张居正死后,他的家人也惨遭迫害。神宗给张居正加上了“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等罪名,削尽其官职,追回其封号和谥号,并下诏查抄张居正的家产,派司礼太监张诚刑部侍郎丘

    前往张居正的家乡湖北江陵办理。丘

    是张居正生前不喜欢的旧臣,张诚则是万历皇帝早年安插在张居正身边的探子。张诚等查抄了张居正的兄弟及几个儿子的所有家产,看到张家的全部财产还赶不上明嘉靖时宰相严嵩家产的二十分之一,断定张家还有财产分散在外,于是对张氏家族严加拷问财产分散之处。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迫自诬,株连到亲友,当时整个荆州都为之骚动不已。最后,张敬修受不了严刑追逼,写了血书鸣冤,自缢身亡。三儿子张懋修投井自杀未遂,后又绝食,也没死成。子孙家属饿死的有几十人,他年逾八旬的老母,终日以泪洗面,惶惶不已。后来,他的弟弟张居易二儿子张嗣修和几个孙子都被流放到了遥远偏僻的岭南。他的族人怕遭株连,各自逃到全国各地避祸。

    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庙号太宗。皇太极刚继位的时候,按照努尔哈赤立下的规矩,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按月轮流执政。他们平起平坐,平等相处。

    后来,皇太极抓住阿敏永平屠城并弃守的罪名,将他幽禁起来。第二年,皇太极以莽古尔泰“御前露刃”的“大不敬罪”,革去了他的大贝勒爵位。也许是因为亲眼目睹了阿敏和莽古尔泰二人的下场,后来代善也自动退出汗位的竞争,一心一意地支持皇太极。

    独掌大权后,皇太极以一个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对国家的政策法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和改革。

    加强中央集权

    皇太极仿照明朝,建立了国家统治机构:建立了由汉人组成的“文馆”,掌管“翻译汉字书籍”,后又将之扩充为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称“内三院”;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建立都察院,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通过这套政权机构的建立,皇太极把权力逐渐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恩养汉民,发展农业

    努尔哈赤晚年在辽东实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的政策,致使汉人纷纷暴动和逃亡,生产凋敝,经济萧条,后金社会变得动荡不安。同时,后金还三面临敌:南有强敌明朝,西有蒙古,东有朝鲜。因此,稳定汉人的民心发展农业成为后金存亡的关键。

    意识到了这一点,皇太极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多次下谕旨,强调满汉一体,强调要宽待辽东汉民,禁止骚扰汉人。不仅如此,皇太极还一改努尔哈赤屠杀汉人的政策,代之以“恩养”,再三下谕禁止贝勒大臣杀害汉民及抢夺他们的财物的行为。

    为了恢复经济,皇太极把发展农业放在了首位。为了保证农民有足够的生产时间,皇太极特别珍惜民力,凡有妨碍农务的工程,一概不复兴筑。为了保护农业,皇太极还制定了一系列法令,禁止滥杀农耕牲畜。

    经过几年的努力,后金的农业生产很快走出了阴影,粮食生产逐渐可以自给。

    不惜重金,笼络汉臣

    对于归降的汉族官吏和知识分子,皇太极更是不惜高官重金,极力笼络。当初在攻下大凌河后,对于归降的一百五十多名大小官员,一次赏给仆役一千五百多人,牛只三百多头,还有庄屯和大量土地,并让八大贝勒轮流宴请款待各位官员,以安其心。后来又安排了官职。对于吴三桂的舅舅袁崇焕的得力部将祖大寿极其子侄,皇太极“各赐房屋,以客礼恩养之”。即使祖大寿随之叛逃后又投降,皇太极依然接受。对于那些有才干的汉人,皇太极一律重用,并极为信任。如汉人范文程,归降后深得皇太极的尊崇,委任他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每逢议论军政大事,总问范文程是否知道,当议事难以裁决时,就说:“何不与范章京商议一下?”当众大臣说范文程已经同意,皇太极才会批准。

    编成汉军八旗,笼络汉族地主

    为了扩大兵力和进一步利用地主阶级,皇太极编成汉军八旗。汉军八旗的组成与满洲八旗相同,皇太极任最高统帅,可以随时指挥和调遣。这样,既扩大了兵力,又笼络了汉族地主阶级,加强了对汉人的控制。

    经过皇太极十多年的励精图治,后金经济逐渐恢复,人民生活安定,国力渐强,为进一步向外扩张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满族的发型与汉人迥异,满人男性把前颅两鬓的头发全部剃光,仅后颅留下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此种增加头皮面积的发型有助于打仗时佩戴头盔与军帽,头皮面积增多摩擦力增加,可减少打仗时头盔或军帽歪斜遮眼或掉落的机率,增加安全性也避免被友军误杀;满族服饰和汉族的服饰不同,满族以长袍马褂为主。

    满服的特点是立领对襟盘扣等,紧窄合身,符合北方民族骑射之生活与作战需求。汉人的服装汉服以交领右衽无扣宽袖等为特色,反映农业生活文明。

    剃发易服,首试受阻

    清军入关,继续推行这个政策。顺治元年(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摄政王多尔滚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滚“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滚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这是清朝进入北京后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

    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的为数寥寥,不过孙之獬等最无耻的几个人。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也常揭竿而起。多尔滚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所以清军入关后,剃发易衣冠的政策只实行了一个月。

    剃发易服,强制执行

    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就此完结。当满洲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顺治二年(年)六月初五日,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之时,多尔滚即遣使谕给在江南前线的总指挥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同年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要求礼部通告全国军民剃发。规定实行期限,自布告之日起,京城内外限于十日内,各地方,亦是在通令到达后的十日内“尽行剃发”。规定惩治办法:“……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这是对民众的。同时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更不许疏请维持束发旧制,否则“杀无赦”。这是一道严令,只能执行,不许违抗。很多文章都指出,满清的辫子绝不仅仅是一个头发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满洲统治者其实把辫子作为的“良民证”使用。多尔滚在顺治元年五月讲到剃发令时,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

    剃发令在各地引起的震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反抗,以至于引发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

    89年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公车上书,请求光绪皇帝变法维新。

    新政伊始遭抵制

    月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变法开始。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守旧派荣禄等人对新政产生一种畏惧和厌恶情绪,从而对其持抵制态度。因此,变法伊始,当光绪帝的新政上谕如雪片般频频颁发的时候,守旧派一再推宕拖延,全力阻挠,致使新政无法推行,诏谕成为一纸空文。

    支持者成陌路

    维新变法刚开始时,洋务派对其倡导的活动,大都支持。可是,维新派并没有借此机会与洋务派结成亲密同盟,反而对洋务派的实权人物李鸿章予以排斥。强学会成立时,李鸿章曾想捐银二千两,主动示好,结果维新派却以他声名不好为由,坚决拒绝。

    维新派始终拒绝接受李鸿章的做法,使洋务派的一批实权人物逐渐远离变法中心,对变法采取“若即若离”的观望态度。当后来维新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日渐激化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的时候,他们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对维新派予以帮助和支持。

    将慈禧推向对立派

    与思想极端保守的顽固派不同,慈禧当时对变法持赞同态度。只要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她不会拒绝“变通”传统的统治模式。如果康有为等人当初能接受王照的建议,把“主张变法”的桂冠送给慈禧,后来的政变或许就不会发生,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阻力也会得以排除。但由于康有为等人对光绪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因而极易受到光绪对慈禧不满情绪的感染,所以他们看不到慈禧对变法的赞同态度,甚至把她的赞同视为阻挠,把其看做“不可造就之物”,而坚决“扶此抑彼”,始终将慈禧排斥在变法之外。而他们的这种做法,最终导致慈禧与维新派人士“势不两立”。

    西太后训政,新政止

    由于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光绪帝对自己周围的守旧大臣极为不满。随着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屡遭斥责,君臣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898年月底,礼部官员王照应诏言事,请求礼部六堂官代递,遭拒绝,结果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光绪知道后,认为礼部六堂官阻挠新政,决定把这六名堂官全部罢免。

    事件发生后,在慈禧的授意下,直隶总督荣禄庆亲王奕龢以及怀塔布立山等人密谋策划,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以终止新政。后来,慈禧获悉光绪帝将在西苑接见伊藤博文,她非常害怕光绪会聘请曾做过日本首相的伊藤为顾问官。因此,等杨崇伊的上疏一到,慈禧立即决定回宫“训政”。在伊藤博文觐见光绪帝的的第二天,慈禧即宣布训政,并下密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后来又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此后,除京师大学堂和各地的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的新措施都被废止。

    ◆战国时期形势图

    ◆李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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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悝不报私恩

    魏文侯想从魏成子和翟璜两人中选一个为相,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李悝,想听听他的意见和建议。

    当初,中山攻灭后,是翟璜向魏文侯推举李悝前去镇守。按照一般人的逻辑,翟璜自是李悝的大恩人,此时,李悝当然应该为翟璜说好话。可是李悝想了想,觉得两人比较起来,魏成子更为国家着想,因而更适合做相。

    于是,李悝让魏文侯对二人平日接近的人富有时结交的人显贵时推举的人不得志时不做哪些事贫苦时不要哪些东西等五个方面进行考察,自己定夺。魏文侯听后,思考片刻,心中主意已定,相国的位子自然非魏成子莫属。

    吴起变法

    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各诸侯国纷纷掀起改革的浪潮,北方三晋悄然兴起,国力逐渐变得强大。而楚国早已衰落两代,楚悼王即位后,面临内忧外困危机四伏的局面,改革图强成为此时唯一的选择。

    ◆吴起像

    ◆银镶嵌有翼神兽。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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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起为士兵吸吮疮口的故事

    吴起爱兵如己。在一次行军的时候,有个士兵身上生了脓疮,吴起亲自用嘴为他吸吮脓水。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嚎啕大哭,别人觉得奇怪,就问她哭什么,士兵的母亲边哭边说:“我丈夫曾经在吴公手下当过兵,吴公也曾为他吸过疮口,我丈夫感念吴公的恩德,结果战死了。现在吴公又为我儿子吸疮口,怕是儿子也不知道要战死在哪里了。”

    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学习胡人的长处,实行易服改兵制创新战术的全面军事革新,推广胡服骑射,使骑兵这一灵活的新兵种取代了笨重的车兵,中国古代战争的样式从此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战国时期贵族服装复原图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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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武灵王之死

    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国于次子赵何,为赵惠文王。而自号为“主父”。禅让以后,赵武灵王就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权力。后来公子章争夺王位,在沙丘发动变乱,被李兑与公子成率领的军队打败。公子章逃到赵武灵王所居的沙丘宫,李兑与公子成派兵攻入主父宫,诛杀公子章。他们害怕主父秋后算帐,就将主父围困在宫中。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赵武灵王就是这样在内讧中死去。

    ◆赵武灵王墓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有利于提高秦国的生产力和秦国的综合国力。变法适应了历史的潮流,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为后来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像

    ◆商鞅方升及铭文。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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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国人为什么不肯接纳商鞅

    马陵之战,以魏国的惨败而告终。而秦国一直把魏国视为心腹大患,瞅准了魏国危难的机会,马陵之战的第二年,商鞅主动请命带兵伐魏。

    秦魏两国摆开阵势后,听说魏国派公子卯率领大军进驻易守难攻的吴城,而公子卯曾经跟商鞅交情深厚。于是,商鞅派人给公子卯送去一封信。在信中,商鞅首先叙两人的旧交情,表达自己对公子卯的感激之情,然后约他在玉泉山见面签订盟约。公子卯深为感动,应邀与商鞅见面。就在他们酒酣耳热之际,当公子卯刚刚提出缔结联盟的问题时,早已埋伏好的两个大力士突然跳出来把公子卯牢牢按住,主帅被擒,结果,魏军大败,魏国把河西之地全部割让给秦国。

    对于商鞅欺诈公子卯而使魏国损兵折将和割地的行为,魏国人深为怨恨。所以,当商鞅后来走投无路逃到魏国的时候,魏国没有一个人愿意接纳他。

    桑弘羊改革

    汉武帝刘彻掌权后,一改汉初以来一直奉行的与匈奴“和亲政策”,“廓土斥境”,对匈奴采取强硬措施,导致“府库空虚财政告急”。解决财政困窘成了汉武帝的燃眉之急。

    ◆汉武帝像

    ◆《盐铁论》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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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功过争议多

    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桑弘羊所实施的一系列理财措施确实收到了预期效果,解决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为旷日持久的汉匈对决提供了经济保障,大汉王朝因此才能将抗御匈奴的战略方针进行到底。从这一点来说,桑弘羊确实是汉代的“富国名臣”。

    然而,桑弘羊生前死后都被不少人称为“言利小人”和“聚敛之臣”而饱受非议。《汉书》不为他立传;司马光诟病他“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在民利,其害甚于加赋”;苏辙则说他“法术不正”。

    王莽改制

    西汉后期,土地兼并奴婢和流民问题相当严重,最后逐渐演化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哀帝死后,平帝即位,王莽辅政,后来代汉称帝,改国号为新。为了缓和早已激化起来的阶级矛盾,摆脱政治危机,王莽宣布改制。

    ◆大司马印

    ◆“新莽天凤二年”长乐富贵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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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当权后所用非人

    王莽在当政后听不进忠言,任用的人多是拍马逢迎刻薄寡恩的小人。有一次,他叫大司马允费兴去做荆州牧。允费兴说荆州连年干旱,百姓饥饿贫穷,因而盗贼兴起,自己到荆州后要给百姓发放贷款买耕牛种子和粮食,减轻他们的赋税。王莽听后勃然大怒,居然免去了允费兴的荆州牧。对于那些置百姓死活于不顾的小人,王莽则信任有加。有一年,关中地区涌进了大批流民,王莽“置养膳官稟食之”,可是办事的官员却将赈济的粮米据为己有,致使十分之七八的饥民饿死。王莽听说后,就问负责这件事的官员王业,王业则买了米饭和肉汤,拿着去见王莽,对王莽说给饥民吃的都是这个。王莽居然查也不查,就相信了他的话。

    周武帝新政

    从西魏到北周建立,战事连年不断,人口越来越少。自然灾害频繁,百姓们背井离乡,佛教僧侣趁机吞并土地,使百姓生活更加贫困,也严重威胁着北周政权。在此情境之下,改革政治取消佛教势力在必行。

    ◆周武帝像

    ◆马头鹿角金饰件。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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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邕韬光养晦伺时机

    宇文邕刚刚即位时,虽然对宇文护的独断专行非常不满,可是他深知宇文护的势力之庞大,因此他丝毫不敢暴露自己的不满,而是时时小心,处处谨慎,事事都按宇文护的意思去做,以迷惑宇文护,好让他对自己不起疑心。

    有一次,陈崇和宇文邕去原州,夜里,他执意要回长安,众人都觉得奇怪。陈崇自作聪明,对周围人说晋公今年不利,现在车返回,是因为晋公死了。后来,宇文邕听说后,立即把众大臣召到大德殿,当着众大臣的面把陈崇痛骂了一顿。当天夜里,宇文护就派人逼陈崇自杀了。

    后来,宇文邕慢慢地取得了宇文护的信任,宇文护渐渐对宇文邕放松了警惕。十三年后,宇文邕终于找到了机会,设计让宇文护给太后读《酒诰》,趁他不防备的时候,杀死了宇文护,夺取了政权。

    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魏前期,自然灾害连年不断,经济萧条,人口大量流亡,各地起义不断,政局动荡不安。当时执政的冯太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决心进行改革。孝文帝亲政后,将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

    ◆北魏将军印

    ◆北魏孝文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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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文帝取信冯太后的故事

    也许是自幼便失去母亲的缘故,孝文帝拓跋宏不但聪明,而且早熟,言行举止常表现出跟年龄极不相称的一面。孝文帝的聪慧让冯太后极为不安,担心日后会对自己不利,便想废掉他。在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冯太后把只穿单衣的孝文帝关进一间小房子里,下令三天都不给饭吃。幸亏当时朝廷一帮重臣的劝阻,冯太后才改变了主意。后来,有个宦官在冯太后那里搬弄是非,说了孝文帝很多坏话。冯太后大怒不已,把孝文帝痛打一顿。孝文帝心里非常委屈,表面上却默默接受,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冯太后以后再也没有对孝文帝发过火,而是全心全意栽培他。

    周世宗革新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及中原地区战争不断,百姓痛苦不堪,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因此,实现国家统一,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后周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端,要统一天下,改革是必由之路。

    ◆周世宗柴荣像

    ◆五代十国政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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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荣亲自毁佛表决心

    毁佛运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有洛阳的官员报告说,该地寺院内有一尊“大悲佛”,非常灵验,百姓们顶礼膜拜,多少年来一直络绎不绝。民间传说,这尊佛相当灵验,谁要是敢毁了它,一定会有报应遭天谴。于是有人建议柴荣网开一面,柴荣坚决不同意,并说:“天子一言九鼎,岂可因一佛像而废之,朕必亲往探之。”第二天,柴荣亲自来到该寺,督促毁佛。可是,兵丁们仍然不敢下手,纷纷把斧头锤子等工具丢在地上。于是,柴荣拿起斧头砍破了大悲佛的脸和胸部,四周围观的人吓得直发抖。柴荣砍完后,扔下斧头,对众人说:“都说‘大悲佛’灵验,我现在不是毫发无损,什么事都没有吗?”

    王安石变法

    北宋中叶以后,冗官冗费冗兵激增,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国库空虚,国家财政出现了赤字,百姓痛苦不堪,各地起义不断,西北的辽西夏等国也经常来袭。要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实行改革迫在眉睫。

    ◆王安石像

    ◆王安石尺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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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人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北宋时期,那些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式对王安石变法进行尖锐的批评。到了南宋,有关人士依然通过修史的方法对王安石变法进行定性评价,说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此后,历朝历代都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类似的判断。而王安石的一些同乡文人,则对以上评价进行了争辩。

    到了近代,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开始改变,梁启超严复等人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正面评价。梁启超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称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并说王安石变法是“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张居正改革

    明朝中叶,土地兼并严重,国家用度匮乏。流民遍野,农民起义接二连三,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周边环境也动荡不安。作为内阁首辅,张居正立志改革,挽救危机重重的明王朝。

    ◆张居正像

    ◆《帝鉴图说》书影。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编撰,供当时年仅十岁的小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阅读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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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皇帝为何“追仇居正”

    神宗皇帝10岁登基,张居正辅政,并对小皇帝严加教育。对于张居正的震主之威以及大权独揽处理朝政,万历皇帝实是出于无奈之举。从皇家自身利益考虑,他需要张居正去挽救当时岌岌可危的明王朝,因此,他当时必须支持张居正的一切裁断。而一旦张居正病逝,一具尸体对皇帝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此时,对于首辅鞠躬尽瘁舍身为国的精神,对于首辅力排众议推行改革而使大明王朝起死回生的功绩,都已随风而去。当反对声讨张居正的声浪一波波袭来的时候,万历皇帝终于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转而支持他们“追仇居正”。

    皇太极新政

    皇太极继位后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内部由于分权势力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外有明朝蒙古朝鲜的包围,处境孤立。在这种形势下,皇太极整顿八旗,加强汗权,为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前提。

    ◆清太宗皇太极像

    ◆范文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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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尔哈赤和大青马的故事

    传说努尔哈赤早年逃难时骑着一匹大青马,赶路赶得很急,结果把马累死了。努尔哈赤对这匹马很有感情,现在马累死了,他非常难过,就说“大青啊大青,将来我得了天下,国号就叫大清!”

    剃发易服

    剃发易服,是指中国明末清初时期,满族统治者用暴力手段强迫全国汉族人改剃满族发型改穿满族服装的政令。“剃发易服”是清初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

    ◆清朝男性服饰形象

    ◆一道“剃头令”带来新行业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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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拒绝剃头

    张春曾经是四万明军的统帅,在大凌河之战中被后金俘虏。皇太极对劝降很有一套,对付张春应该有富余。被俘当晚,皇太极就派人送来了佳肴美酒,但被张春拒绝,还说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之类的话。

    此后,张春开始绝食,但求一死。三天之后,皇太极出马,亲自给他赐食,张春不知道是被感动还是实在太饿,开始吃饭,这就意味着他愿意效忠了。如果事情照这样发展下去,以张春的能力,他会是一个默默无闻效忠新主的明朝降将。事情的转折就因为他不肯剃发。

    张春虽然同意了投降,但是死活不肯剃发,皇太极无奈只好把他安顿在三官庙“恩养”。张春始终不愿剃发,最后死于庙中。

    戊戌变法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由此拉开维新变法的帷幕。

    ◆梁启超旧照

    ◆戊戌六君子。上排左起:谭嗣同杨锐林旭,下排左起: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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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告密内幕

    据袁世凯当年的幕僚亲信张一麟所记,袁世凯当初告密,并非如他在《戊戌日记》中所写的那样,而是慈禧的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当时,对于袁世凯在北京被光绪帝封为侍郎一事,荣禄心存疑虑。因此,他去天津见袁世凯时,“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后,早就惴惴不安了。现在见荣禄摆出如此阵势,以为康有为已供出了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事,心里非常害怕,于是将当时守旧派还不曾知道的杀荣禄围园的密谋和盘托出,并“跪求荣为做主”。

    西太后动手后,才接到袁世凯的告密,所以又下令抓谭嗣同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