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庾氏再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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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景南楼夜，风流在武昌。庾亮最喜秋夜赏月，庾翼兴奋的对大哥庾亮说：“这一次控制江州，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部队。这一次比您做首辅时还要荣耀。那时，即使是温峤，他也只不过是我们的同盟者。这一次庾氏家族才真正算得上军事门阀。”
庾亮也心怀高远，说道：“是啊，明帝去世，我成为首辅，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部队，最后竟被苏峻几千人欺负。这一次的确不同，江州的兵权彻底掌握在我们五兄弟手中。你和庾怿、庾条分控一郡，一定要努力啊。”两人心情都非常愉悦。
正在这时，汪范从侧门路过，庾亮让庾翼将其喊住。庾亮问道：“汪先生这是去哪里？”
汪范回道：“今日秋高月夜，众名士都在陪王胡之、王羲之兄弟二人在黄鹤楼上赏月吟诗。我也正要前往。”
庾亮一听来了兴趣，对汪范说：“你先等一等，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你，过会儿我们一起去。”说完，庾亮犹豫的又对汪范说：“长沙郡公陶夏杀死光禄勋陶斌，我兼任荆州刺史，该如何应对此事？”
庾翼毕竟年轻，又曾与陶斌并肩作战，于是抢先答道：“陶夏不念手足之情，杀国家大臣，理应被惩处，小弟愿带部下去荆州将其捉回。”
汪范说道：“不必如此兴师动众，大将军刚到便动用武力解决地方问题，将使各方太守心中惧怕。此事不如先放一放，等大将军您的荆江刺史的任命正式下来后，召集荆江各太守来武昌议事，到时不费一兵一卒可将其捉获。”
庾翼惊问：“那如果陶夏不来呢？”
汪范回道：“我们暂时不处理陶斌被杀一事，使其认为我们已经默认现实。他做为荆州军政两界最有力量的人物，不来觐见大将军是说不过去的。我现在不担心他是否会来，而更担心的是我们将其扣下之后，如何安抚荆州陶氏。陶氏四强已经死了一个，现在除陶夏外，拥有重兵者只有陶臻、陶称。据说江夏太守陶称与陶夏异常亲密。如果扣下陶夏，最怕的是陶称前来作乱，陶称的江夏在武汉和襄阳之间（如今武汉三重镇的汉口便数江夏地），可以说与武昌只有一江之隔。”
庾亮回道：“陶夏伏法，他的地盘还可以由陶氏其他人接任，陶夏的长沙郡公之爵位，也可以不剥夺，可转授给陶瞻的幼子。本来按法规，长子去世可以由长孙继任，当初就不应该将长沙郡公之爵封与陶夏。只是陶太尉临终遗愿，我不忍反对。”
汪范说：“如今各方都已安抚，我前面说过，我们唯一没有安抚的是桓宣。在我看来我们西藩最重要的两道防线，便是黄冈与襄阳，黄冈是武汉的门户，黄冈一旦有危险，武汉警报迭起。襄阳扼守汉江上游，对其下游的江夏郡，甚至武昌造成极大压力。如果我们囚禁陶夏时，襄阳城的部队能向南有所转移，陶称必不敢轻举妄动。”
庾翼不解的问道：“桓宣的作用那么大吗？”
“是襄阳的作用大”汪范回道：“左有名将毛宝，右有能征善战的桓氏子弟，陶称自己必不敢动，尤其是桓宣对其造成的压力巨大。三国时期，曹操南征刘表和刘备，兵进新野，再进樊城，最终渡汉江占领襄阳。这一路上二十万大军一直步步为营，唯独占据襄阳后曹操就敢将大部队甩在身后，独自领两千骑兵追击刘备。这其中原因，首先是在占领襄阳中，摸清了刘备的底；而更重要的是襄阳到江夏之间，已无大江大河阻挡，骑兵纵横驰骋，心无所惧。桓宣只要带一千骑兵向江夏靠近，江夏就不敢对我们做出任何军事动作。”
庾亮说道：“荆江重镇之中，唯有桓宣与我们关系最远，他曾经做过王导的属下，与琅琊王氏关系密切。而且桓宣的资历不足，我总不能破格提拔他做梁州刺史吧？”
这两天，汪范对此事也很愁楚，他回道：“桓宣控制襄樊广大地域，周访、周抚父子经营的梁州，几乎都在他的治下。桓宣明为太守，实际就是刺史。就算封他个名正言顺的刺史，其也未必能有多少欢心。再说，‘东边’已经把桓氏长老桓景调到朝廷任职。”
庾亮一愣：“琅琊王氏如此刻意拉拢桓宣，提防西藩之意，不言自明，我们怎么办也没有他和琅琊王氏的关系近。”
说完庾亮很是忧愁，叹道：“如果桓彝健在便一切好办了，他可是我的老部下。”
说到这里，庾翼插嘴道：“我有一计，可使桓宣诚心归附于我。”
庾亮、汪范都惊喜的看向庾翼，庾翼说道：“桓彝之子桓温与长公主有一面之缘，我们封他做驸马，便等于与桓氏家族结成姻亲，这可比东边给他的好处大得多。”
庾亮惊道：“以他家族哪有资格娶公主。南康公主是天子的大姐，这皇家第一门婚姻便选择低级士族，后面的怎么办？”
庾翼回道：“首先，好像长公主对其一见倾心；其次，陶太尉在世时曾两次提到桓温将来成就不在毛宝之下。”
汪范也劝道：“让桓温尚公主，的确给了谯国桓氏莫大的荣耀。桓宣该满足了。”
“我们还成了桓温的舅父，哈哈”庾翼高兴的笑出声来。
庾亮沉思后说：“这可是皇家第一大婚，不可草率鲁莽，你可先把桓温调来武昌，容我三思定夺。”
庾亮将汪范喊住，就是商量如何对付陶夏，现在事情说的差不多，三人便一起向黄鹤楼走去。
黄鹤楼为三国孙权所建，本是武昌城的瞭望城楼，当然也没今日黄鹤楼之雄伟，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黄鹤楼被数次重修重建。
秋夜的武昌，月亮格外皎洁，城楼之上，西藩名士正在兴奋地陪王胡之赏月吟诗，王胡之以年过三十，是琅琊王氏第二代中的佼佼者。
众人正在兴奋之余，殷浩匆匆赶来，向王胡之拜礼道：“下官殷浩来迟，望大人恕罪。”
殷浩这个人，王胡之在京中早已问其名，其年纪轻轻便早已被大中正庾亮评为三品名士，令人惊诧。人人都说庾亮是为了拉拢他的父亲才这样做，王氏家族个个心高气傲，王胡之便想测测殷浩的才华。
王胡之回道：“你的大名我在京中便有听闻，没想到你竟如此年轻，我能否问你三个问题？”
殷浩回道：“知无不言。”
近人崇尚清谈，众名士也都聚拢了过来，想看看这一精彩时刻，
王胡之问道：“可谓道？”
殷浩答道：“众生服从自然，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
王胡之又问：“何谓儒？”
殷浩答曰：“个人之利融于众人之利。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王胡之问：“何谓玄？”
殷浩答：“自我认知。庄子曰，纯朴自然，自由放达。”
众名士一片惊叹，殷浩果然名不虚传。王胡之也不禁暗暗惊诧：西藩竟有如此名士。
=======
玄学崇尚老庄，玄学的奥秘不在“老”而在于“庄”。
1，释老
《道德经》最大的贡献就是阐述了客观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顺从客观世界，强调社会观服从世界观。
道德经把客观世界，即道对人的影响力，阐述的淋漓尽致。道与德，以世界观、社会观来规划这个世界，对后世各种思想潮流产生巨大影响。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大道废，安有仁义。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德。这一句两千年来都被用作批评儒学的话，可是这句是西汉伪造。1993年10月，发现战国竹简，原文为：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虑，民复孝德。
老子这里讲的全部都是“民”，而不是“个人”，这里的民代表全体的人，即社会。这说明本身老子讨论的是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关系。
2，释庄
玄学是讨论个人如何在世界中更好地生存，他是研究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关系。因此玄学更加推崇庄子。庄子的逍遥游是人性与世界观关系的代表作。
《老子》书中所写到的‘人’，全部都是民，而不是个体的‘人’。这说明本身老子讨论的是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关系。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家不仅崇尚老子，更崇尚庄子，就是因为庄子从人性论出发，只研究客观世界对‘人’这个个体的影响，讨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关系，强调人性顺从自然，则逍遥，忘我。
《庄子》在历史上，无门无派，游离于各派之外。在魏晋以前，也很少有人提及此书，即使有个别提及的，也是由于《庄子》这本书文采出众，个别语段被引用在别人的文章里。道家一直以黄老为主，并不重视《庄子》。
庄子主讲人性论，是中国自由思想的启蒙。而他的书只有在类似于他的这种高端阶级的大批涌现时，才会被认可。所以，直到魏晋以后，庄子才被已经成熟的士族阶级所重视。在这一时期，《庄子注》才开始流行。
《庄子·杂篇·让王》在许多人看来是最荒诞的一篇。本篇开篇就说道，尧把天下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说，让我来做天子那还是可以的，不过我正患有很深很顽固的病症，正打算认真治一治，没有空闲时间来治天下
舜让天下给子州支伯，子州支伯说，我正患有很深很顽固的病症正打算认真治一治，没有多余时间来治理天下。
舜又把天下让给善卷，善卷说，我处在宇宙之中，冬天披柔软的皮毛，夏天穿细细的葛布，太阳升起时，就下地干活儿，，太阳下山了，就返家安息无拘无束地生活，在天地之间而心中的快意只有我自身能够领受，我又哪里用得着去统治天下呢可悲啊。”
不管是支父还是支伯，他们都不会是普通的人，应该本身就是高级的部落酋长。
如果上天对一群亿万富翁说，如果让你选择是当一年的皇帝，还是再活30年。如果这些亿万富翁脑子不进水，他一定不会去做皇帝。而如果找来一百个乞丐，问他们是做一年的皇帝就死，还是继续这样再活三十年？可能会有一部分人站出来选择做一年的皇帝。
因此庄子的言论听起来匪夷所思，其实是因为大众没有达到他那个认知境界。庄子重视生命，享受生活，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做后盾。
对于富有的，有物质基础做后盾的人来说，安安稳稳多活一日，就是在天堂中多呆一日。重视生命，享受生活。
古老的自由学说听起来甚至有些荒诞，但其实就像仁爱、正义，甚至团结。这些学说在起源的时候，都是非常幼稚的。在远古文明中，部族‘团结’甚至靠巫师装神弄鬼来获得。但随着人们的认知水平的提高，他会变得异常光辉璀璨，就像一团胶泥变成精美的瓷器。
魏晋，士族崛起，成为主要‘团体’。玄学也是讨论人生观和自然的关系，因此玄学更加推崇庄子。庄子的逍遥游是人性与世界观关系的代表作。
不得不说，自由派，西方叫个人主义，在人生观上推崇自由有其精彩之处。自由这个观念应被儒学人生观所包容。庄子重视生命，享受生活。
玄学家将《老子》和《庄子》并举，开启了中国的自由学说。当然还很不完善，但对儒、佛产生巨大影响。当人们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脱离温饱时，重视生命，享受生活必然会受到关注。儒佛都不得不重视《庄子》。
3，释玄
到了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成功。士族阶级崛起，他们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脱离温饱后，《庄子》重视个体，享受生活的观点被士族接受。
当人们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脱离温饱时，重视生命，享受生活必然会受到关注玄学家不仅崇尚老子，更崇尚庄子，就是因为庄子从人性论出发，只研究客观世界对“个人”的影响，讨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关系，强调人性顺从自然，则逍遥，忘我。
玄学大成者王弼，从‘人性论’出发，只重视道德经中的‘道’，批评老子的民众服从自然世界的观点是‘崇本息末’。应该‘崇本举末’，重视根本是为了让枝叶生长的更好。认为服从是为了利用，认为人应该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道）’，从而达到个体的自由放达、随心所欲。
王弼接受《庄子》的人性论，不再讨论社会对世界观的服从；而是刻意研究个人（人生观）对世界观的服从和利用。提出：以无为本。
我们骨子里仍然有儒学和无神的基因，因此我们不能对“以无为本”顾名思义。以无为本’实为中国古典自由主义开天辟地！
以无为本，这是自由主义（西方叫个人主义）的开创性学说。大千世界是无的，那什么是“有的”？！
对！只有你我是“有的”，只有‘自我’是有。
玄学家的着眼点不再是社会，而是个体（自我），这是个人主义的起源。
早期个人主义只是把‘人’从世界中突出出来。个人主义者虽然推崇“自我”才是有的，可是玄学家们还没有清晰的推导出来，只停留在‘以无为本’上。这时西方哲学的主流是新柏拉图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提诺的‘一生万物’，将来还要‘万物归一’。很多人解释他的一（theone)其实就是零。西方哲学也是到了启蒙运动之后才开始进入深入的研究。
“以无为本”开启了东方的“存在论”的研究。“存在论”是西方康德所谓的第一哲学的一个主要课题。
我们不要戴着儒学眼镜去评价它，只作一个简单的了解。
个人主义经典名言：我思故我在。（我的怀疑却只肯定了我的存在，其他的还要‘普遍怀疑’）
黑格尔说：“人是从虚无来到世界的存在，意识于是成为‘自为’的存在。”
今天，西方在‘存在论’上最高的阐述来自胡塞尔（1859－－1938）和海德格尔（1889－－1976）。他们师徒的学说略有不同，而且都非常复杂，但主体差不多。
胡塞尔认为世界是现象（与无相近），只有‘自我’是真实的，一切要“先验自我”。
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开始，便错误的把‘存在’等同于一切存在者，西方哲学在这一错误上越走越远。他认为只有‘自我’是‘此在’。
清景南楼夜，风流在武昌。庾亮最喜秋夜赏月，庾翼兴奋的对大哥庾亮说：“这一次控制江州，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部队。这一次比您做首辅时还要荣耀。那时，即使是温峤，他也只不过是我们的同盟者。这一次庾氏家族才真正算得上军事门阀。”
庾亮也心怀高远，说道：“是啊，明帝去世，我成为首辅，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部队，最后竟被苏峻几千人欺负。这一次的确不同，江州的兵权彻底掌握在我们五兄弟手中。你和庾怿、庾条分控一郡，一定要努力啊。”两人心情都非常愉悦。
正在这时，汪范从侧门路过，庾亮让庾翼将其喊住。庾亮问道：“汪先生这是去哪里？”
汪范回道：“今日秋高月夜，众名士都在陪王胡之、王羲之兄弟二人在黄鹤楼上赏月吟诗。我也正要前往。”
庾亮一听来了兴趣，对汪范说：“你先等一等，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你，过会儿我们一起去。”说完，庾亮犹豫的又对汪范说：“长沙郡公陶夏杀死光禄勋陶斌，我兼任荆州刺史，该如何应对此事？”
庾翼毕竟年轻，又曾与陶斌并肩作战，于是抢先答道：“陶夏不念手足之情，杀国家大臣，理应被惩处，小弟愿带部下去荆州将其捉回。”
汪范说道：“不必如此兴师动众，大将军刚到便动用武力解决地方问题，将使各方太守心中惧怕。此事不如先放一放，等大将军您的荆江刺史的任命正式下来后，召集荆江各太守来武昌议事，到时不费一兵一卒可将其捉获。”
庾翼惊问：“那如果陶夏不来呢？”
汪范回道：“我们暂时不处理陶斌被杀一事，使其认为我们已经默认现实。他做为荆州军政两界最有力量的人物，不来觐见大将军是说不过去的。我现在不担心他是否会来，而更担心的是我们将其扣下之后，如何安抚荆州陶氏。陶氏四强已经死了一个，现在除陶夏外，拥有重兵者只有陶臻、陶称。据说江夏太守陶称与陶夏异常亲密。如果扣下陶夏，最怕的是陶称前来作乱，陶称的江夏在武汉和襄阳之间（如今武汉三重镇的汉口便数江夏地），可以说与武昌只有一江之隔。”
庾亮回道：“陶夏伏法，他的地盘还可以由陶氏其他人接任，陶夏的长沙郡公之爵位，也可以不剥夺，可转授给陶瞻的幼子。本来按法规，长子去世可以由长孙继任，当初就不应该将长沙郡公之爵封与陶夏。只是陶太尉临终遗愿，我不忍反对。”
汪范说：“如今各方都已安抚，我前面说过，我们唯一没有安抚的是桓宣。在我看来我们西藩最重要的两道防线，便是黄冈与襄阳，黄冈是武汉的门户，黄冈一旦有危险，武汉警报迭起。襄阳扼守汉江上游，对其下游的江夏郡，甚至武昌造成极大压力。如果我们囚禁陶夏时，襄阳城的部队能向南有所转移，陶称必不敢轻举妄动。”
庾翼不解的问道：“桓宣的作用那么大吗？”
“是襄阳的作用大”汪范回道：“左有名将毛宝，右有能征善战的桓氏子弟，陶称自己必不敢动，尤其是桓宣对其造成的压力巨大。三国时期，曹操南征刘表和刘备，兵进新野，再进樊城，最终渡汉江占领襄阳。这一路上二十万大军一直步步为营，唯独占据襄阳后曹操就敢将大部队甩在身后，独自领两千骑兵追击刘备。这其中原因，首先是在占领襄阳中，摸清了刘备的底；而更重要的是襄阳到江夏之间，已无大江大河阻挡，骑兵纵横驰骋，心无所惧。桓宣只要带一千骑兵向江夏靠近，江夏就不敢对我们做出任何军事动作。”
庾亮说道：“荆江重镇之中，唯有桓宣与我们关系最远，他曾经做过王导的属下，与琅琊王氏关系密切。而且桓宣的资历不足，我总不能破格提拔他做梁州刺史吧？”
这两天，汪范对此事也很愁楚，他回道：“桓宣控制襄樊广大地域，周访、周抚父子经营的梁州，几乎都在他的治下。桓宣明为太守，实际就是刺史。就算封他个名正言顺的刺史，其也未必能有多少欢心。再说，‘东边’已经把桓氏长老桓景调到朝廷任职。”
庾亮一愣：“琅琊王氏如此刻意拉拢桓宣，提防西藩之意，不言自明，我们怎么办也没有他和琅琊王氏的关系近。”
说完庾亮很是忧愁，叹道：“如果桓彝健在便一切好办了，他可是我的老部下。”
说到这里，庾翼插嘴道：“我有一计，可使桓宣诚心归附于我。”
庾亮、汪范都惊喜的看向庾翼，庾翼说道：“桓彝之子桓温与长公主有一面之缘，我们封他做驸马，便等于与桓氏家族结成姻亲，这可比东边给他的好处大得多。”
庾亮惊道：“以他家族哪有资格娶公主。南康公主是天子的大姐，这皇家第一门婚姻便选择低级士族，后面的怎么办？”
庾翼回道：“首先，好像长公主对其一见倾心；其次，陶太尉在世时曾两次提到桓温将来成就不在毛宝之下。”
汪范也劝道：“让桓温尚公主，的确给了谯国桓氏莫大的荣耀。桓宣该满足了。”
“我们还成了桓温的舅父，哈哈”庾翼高兴的笑出声来。
庾亮沉思后说：“这可是皇家第一大婚，不可草率鲁莽，你可先把桓温调来武昌，容我三思定夺。”
庾亮将汪范喊住，就是商量如何对付陶夏，现在事情说的差不多，三人便一起向黄鹤楼走去。
黄鹤楼为三国孙权所建，本是武昌城的瞭望城楼，当然也没今日黄鹤楼之雄伟，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黄鹤楼被数次重修重建。
秋夜的武昌，月亮格外皎洁，城楼之上，西藩名士正在兴奋地陪王胡之赏月吟诗，王胡之以年过三十，是琅琊王氏第二代中的佼佼者。
众人正在兴奋之余，殷浩匆匆赶来，向王胡之拜礼道：“下官殷浩来迟，望大人恕罪。”
殷浩这个人，王胡之在京中早已问其名，其年纪轻轻便早已被大中正庾亮评为三品名士，令人惊诧。人人都说庾亮是为了拉拢他的父亲才这样做，王氏家族个个心高气傲，王胡之便想测测殷浩的才华。
王胡之回道：“你的大名我在京中便有听闻，没想到你竟如此年轻，我能否问你三个问题？”
殷浩回道：“知无不言。”
近人崇尚清谈，众名士也都聚拢了过来，想看看这一精彩时刻，
王胡之问道：“可谓道？”
殷浩答道：“众生服从自然，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
王胡之又问：“何谓儒？”
殷浩答曰：“个人之利融于众人之利。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王胡之问：“何谓玄？”
殷浩答：“自我认知。庄子曰，纯朴自然，自由放达。”
众名士一片惊叹，殷浩果然名不虚传。王胡之也不禁暗暗惊诧：西藩竟有如此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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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崇尚老庄，玄学的奥秘不在“老”而在于“庄”。
1，释老
《道德经》最大的贡献就是阐述了客观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顺从客观世界，强调社会观服从世界观。
道德经把客观世界，即道对人的影响力，阐述的淋漓尽致。道与德，以世界观、社会观来规划这个世界，对后世各种思想潮流产生巨大影响。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大道废，安有仁义。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德。这一句两千年来都被用作批评儒学的话，可是这句是西汉伪造。1993年10月，发现战国竹简，原文为：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虑，民复孝德。
老子这里讲的全部都是“民”，而不是“个人”，这里的民代表全体的人，即社会。这说明本身老子讨论的是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关系。
2，释庄
玄学是讨论个人如何在世界中更好地生存，他是研究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关系。因此玄学更加推崇庄子。庄子的逍遥游是人性与世界观关系的代表作。
《老子》书中所写到的‘人’，全部都是民，而不是个体的‘人’。这说明本身老子讨论的是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关系。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家不仅崇尚老子，更崇尚庄子，就是因为庄子从人性论出发，只研究客观世界对‘人’这个个体的影响，讨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关系，强调人性顺从自然，则逍遥，忘我。
《庄子》在历史上，无门无派，游离于各派之外。在魏晋以前，也很少有人提及此书，即使有个别提及的，也是由于《庄子》这本书文采出众，个别语段被引用在别人的文章里。道家一直以黄老为主，并不重视《庄子》。
庄子主讲人性论，是中国自由思想的启蒙。而他的书只有在类似于他的这种高端阶级的大批涌现时，才会被认可。所以，直到魏晋以后，庄子才被已经成熟的士族阶级所重视。在这一时期，《庄子注》才开始流行。
《庄子·杂篇·让王》在许多人看来是最荒诞的一篇。本篇开篇就说道，尧把天下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说，让我来做天子那还是可以的，不过我正患有很深很顽固的病症，正打算认真治一治，没有空闲时间来治天下
舜让天下给子州支伯，子州支伯说，我正患有很深很顽固的病症正打算认真治一治，没有多余时间来治理天下。
舜又把天下让给善卷，善卷说，我处在宇宙之中，冬天披柔软的皮毛，夏天穿细细的葛布，太阳升起时，就下地干活儿，，太阳下山了，就返家安息无拘无束地生活，在天地之间而心中的快意只有我自身能够领受，我又哪里用得着去统治天下呢可悲啊。”
不管是支父还是支伯，他们都不会是普通的人，应该本身就是高级的部落酋长。
如果上天对一群亿万富翁说，如果让你选择是当一年的皇帝，还是再活30年。如果这些亿万富翁脑子不进水，他一定不会去做皇帝。而如果找来一百个乞丐，问他们是做一年的皇帝就死，还是继续这样再活三十年？可能会有一部分人站出来选择做一年的皇帝。
因此庄子的言论听起来匪夷所思，其实是因为大众没有达到他那个认知境界。庄子重视生命，享受生活，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做后盾。
对于富有的，有物质基础做后盾的人来说，安安稳稳多活一日，就是在天堂中多呆一日。重视生命，享受生活。
古老的自由学说听起来甚至有些荒诞，但其实就像仁爱、正义，甚至团结。这些学说在起源的时候，都是非常幼稚的。在远古文明中，部族‘团结’甚至靠巫师装神弄鬼来获得。但随着人们的认知水平的提高，他会变得异常光辉璀璨，就像一团胶泥变成精美的瓷器。
魏晋，士族崛起，成为主要‘团体’。玄学也是讨论人生观和自然的关系，因此玄学更加推崇庄子。庄子的逍遥游是人性与世界观关系的代表作。
不得不说，自由派，西方叫个人主义，在人生观上推崇自由有其精彩之处。自由这个观念应被儒学人生观所包容。庄子重视生命，享受生活。
玄学家将《老子》和《庄子》并举，开启了中国的自由学说。当然还很不完善，但对儒、佛产生巨大影响。当人们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脱离温饱时，重视生命，享受生活必然会受到关注。儒佛都不得不重视《庄子》。
3，释玄
到了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成功。士族阶级崛起，他们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脱离温饱后，《庄子》重视个体，享受生活的观点被士族接受。
当人们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脱离温饱时，重视生命，享受生活必然会受到关注玄学家不仅崇尚老子，更崇尚庄子，就是因为庄子从人性论出发，只研究客观世界对“个人”的影响，讨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关系，强调人性顺从自然，则逍遥，忘我。
玄学大成者王弼，从‘人性论’出发，只重视道德经中的‘道’，批评老子的民众服从自然世界的观点是‘崇本息末’。应该‘崇本举末’，重视根本是为了让枝叶生长的更好。认为服从是为了利用，认为人应该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道）’，从而达到个体的自由放达、随心所欲。
王弼接受《庄子》的人性论，不再讨论社会对世界观的服从；而是刻意研究个人（人生观）对世界观的服从和利用。提出：以无为本。
我们骨子里仍然有儒学和无神的基因，因此我们不能对“以无为本”顾名思义。以无为本’实为中国古典自由主义开天辟地！
以无为本，这是自由主义（西方叫个人主义）的开创性学说。大千世界是无的，那什么是“有的”？！
对！只有你我是“有的”，只有‘自我’是有。
玄学家的着眼点不再是社会，而是个体（自我），这是个人主义的起源。
早期个人主义只是把‘人’从世界中突出出来。个人主义者虽然推崇“自我”才是有的，可是玄学家们还没有清晰的推导出来，只停留在‘以无为本’上。这时西方哲学的主流是新柏拉图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提诺的‘一生万物’，将来还要‘万物归一’。很多人解释他的一（theone)其实就是零。西方哲学也是到了启蒙运动之后才开始进入深入的研究。
“以无为本”开启了东方的“存在论”的研究。“存在论”是西方康德所谓的第一哲学的一个主要课题。
我们不要戴着儒学眼镜去评价它，只作一个简单的了解。
个人主义经典名言：我思故我在。（我的怀疑却只肯定了我的存在，其他的还要‘普遍怀疑’）
黑格尔说：“人是从虚无来到世界的存在，意识于是成为‘自为’的存在。”
今天，西方在‘存在论’上最高的阐述来自胡塞尔（1859－－1938）和海德格尔（1889－－1976）。他们师徒的学说略有不同，而且都非常复杂，但主体差不多。
胡塞尔认为世界是现象（与无相近），只有‘自我’是真实的，一切要“先验自我”。
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开始，便错误的把‘存在’等同于一切存在者，西方哲学在这一错误上越走越远。他认为只有‘自我’是‘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