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押运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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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伤我们心灵与*的，不是刀枪，而是铁丝网。
－－一个女俘的话
1951年6月的一天凌晨，几十辆美式军用卡车从北汉江附近出发了。车队亮着大灯，在严密的警卫下，飞驰在山间公路上。车上拉的是一批志愿军战俘。沿途美军都接到了命令，派出巡逻队来保证车队的安全。
无法说清这是押往后方的第几批志愿军战俘。在“前方战俘临时收容所”里，一个个一批批志愿军战俘被押送来，凑成一个车队，美军就把他们押往设在大邱、水原等地的战俘转运站。
对这些志愿军战俘来说，这是一段屈辱、痛苦的历程。
在志愿军战俘的行列中，有一位江西籍的志愿军某团宣传干事马瑞莲姑娘，她是负伤后昏迷中被俘的。当时年仅二十岁。据说她是临近茅坑的江西莲花村人，父亲是工程师，中学她上的是教会学校，所以至今她还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1946年她考入北平某女子大学，后随一批进步学生在解放区接受地下工作训练并派往北平从事学生运动；1950年参加解放军从事文艺宣传工作。1951年入朝。。。。。。她讲到了数十年前的那些日日夜夜，对于马瑞莲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漫长、最难忘、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路程。她讲得很平静，眼睛不时看着手里漫不经心地画出的什么东西。但从她的话语中我可以体会到她内心强抑着的激动。
。。。。。。转出山沟，我看到的是在公路上走着长长的我军被俘人员的队伍。难友们相见，立即眼圈红了，大家痛苦地点点头，互相搀扶着，大家都衰弱不堪，走路歪歪斜斜，而两旁押运的美军却在耀武扬威地大声吆喝着：“快走！”我的心针扎般疼痛，麻木地移动着脚步，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压倒了*的伤痛。
队伍中走着不少包着纱布的伤员，从后来的情况看，被美军俘虏的伤员，大都得到了初步的包扎和治疗，极个别的重伤员还被用直升飞机运到后方，当然，如果被李承晚军队俘虏了，就可能会受到残酷的待遇。。。。。。
我打断她的话，向她念了1953年8月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控诉书中提到的一段事实：
“1951年5月28日在东线北汉江以东一个防空洞里住着600多名来不及迅速转移的我军伤病员，当美军开到后，马上把这些伤病员赶出洞外，用机枪射击，少数不能行动未曾出来的伤病员，被美军投掷手榴弹炸死。”
听我念完之后，马瑞莲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事情我听说过，这当然是事实。至于美军为什么这么做，可能是由于在战场上无法将这些伤病员运走。。。。。。但无论如何，这是非人道的血腥的暴行。”接着，她又讲了下去。
突然，前面响起了喊叫声，一个美军兵正在向一个捂着肚子向山脚下跑去的难友大喊：“站住！你要找死啦！”随即朝天开了枪。我急得用英语大叫“不要开枪！她是拉肚子，要去解手。”
我旁边的大个子美国兵惊奇地瞪着我，立即把我带到一个军官面前，报告说：“这里有一个会讲英语的女俘。”
那个少尉军官好奇地打量着我，问我在哪儿学的英语，我据实回答后，他说：“你不用害怕，据我所知和谈就要开始了，战争一结束，就将交换战俘，你还可以回去继续上学呢。”他并未意识到这个信息是多么强烈地震动了我，“难道敌人会放我们回去？不把我们送到台湾当炮灰？送到日本当苦力？或者送到哪个海岛上去做原子弹试验？”。。。。。。
这时，队伍陆续走进一个临时用铁丝网圈在河滩上的“前方战俘收容站”，我带着痛苦和焦虑也被押了进去。
在“前方战俘收容站”，那个少尉要我整理好队伍，由我发给每人一个饭团子，我一边分发着拳头般大小的饭团，一边说：“不要暴露军事秘密，不要背叛祖国！”
不少同志听了眼含热泪点点头，有的人却只盯着饭团，脸上毫无表情，一些人则惊恐地看着我，又看着持枪站在一旁的美军士兵，像是说：“这是什么场合，你还敢说这种话。”
果然，一个美军士兵问我：“你在说些什么？”我用英语回答：“我在劝告他们不要吃得太急，饿久了应当细嚼慢咽。”
另一个黑人士兵便冲我伸出了大拇指：“ok。”
在这里，马瑞莲认识了美国第八军司令部情报处的布鲁克斯上校。布鲁克斯上校一直陪着志愿军战俘度过整个战俘生活，仅1952年10月1日他指挥的屠杀事件中，他自己就杀死了三个志愿军战俘，但是，他最初却表现得相当文雅和善－－
一个胖子上校端详了我半天，伸手对我勾了勾手指说：“你，你跟我来！”他把我领到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顺手拾起一条毛毯披在我肩上，开始了用英语和我单独谈话。他说看到我这个模样很难过，因为他对中国人是很有感情的，又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是在昆明出生的，父亲是美国的传教士，母亲就是中国人等等。还说他姓布鲁克斯，愿意和我交个朋友。他的话既出乎我的意料，又引起了我的警觉。接着他又问起了我的姓名，在哪里上学等，然后又说：“你的英语发音怎么那么好呢？”
我告诉他我中学是在教会学校上学，英语老师就是美国人。
“哦，原来如此。。。。。。”
他显得高兴了：“你看你女孩儿怎么跟着共－－产－－党跑来打仗呢，要是被打死了多不值得。”“不，我是志愿来的。”“那你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可是，我不能不爱我的祖国，就像你好爱你的国家一样。”“那当然，我欣赏你的诚实，但你太年轻，不懂得政治，你应当继续求学。。。。。。你如果同意到第八军司令部去做翻译工作，我们可以解除你的战俘身份，做为美国公民参加文职工作，战争一结束保证送你去美国上学。”这个建议真使我惊讶。
我找了个理由：“我的未婚夫在国内等着我呢，我希望战争结束后能交换回国，我不能推翻自己的诺言。”
他看着我叹了一口气：“这太遗憾了。”
回到铁丝网内，我开始按照解放前在白区从事地下斗争时党教给我的策略来计划自己的行动方案。我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取名“爱国主义小组”，以便作为核心去团结难友们坚持爱国气节和*信念，我还必须争取把这一切向领导上请示汇报。。。。。。
这时，一阵低低的哭泣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儿在哭。
我问她哭什么？她说：“刚才鬼子把我叫去审讯，问我志愿军里共－－产－－党－－员占多少比例？我说都是共－－产－－党－－员。鬼子又问我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员？我说有四万万五千万，他们就打我，踢我，把我的伤口又踢出血了。”
我说：“你回答的太好了，好姐妹你是个硬骨头！。。。。。。”
她说：“我不怕痛，我是想起这辈子再也不能回去了，家里不知该怎么为我着急呢？”于是，我安慰她，告诉她和谈即将开始，战争结束后我们就会交换回国，现在的任务是团结难友，反对鬼子压迫，坚持革命气节。我发展她为第一名“爱国主义小组”的成员。她就是后来坚持回国斗争的硬骨头女战士姜雪莲同志。。。。。。
当天我还在我们团的宣传队员中发展了几名女同志。
直到傍晚，还陆陆续续押送来不少难友。第二天凌晨，我们近千名战俘（其中有女俘四、五十号人）被押上了卡车。。。。。。
刺伤我们心灵与*的，不是刀枪，而是铁丝网。
－－一个女俘的话
1951年6月的一天凌晨，几十辆美式军用卡车从北汉江附近出发了。车队亮着大灯，在严密的警卫下，飞驰在山间公路上。车上拉的是一批志愿军战俘。沿途美军都接到了命令，派出巡逻队来保证车队的安全。
无法说清这是押往后方的第几批志愿军战俘。在“前方战俘临时收容所”里，一个个一批批志愿军战俘被押送来，凑成一个车队，美军就把他们押往设在大邱、水原等地的战俘转运站。
对这些志愿军战俘来说，这是一段屈辱、痛苦的历程。
在志愿军战俘的行列中，有一位江西籍的志愿军某团宣传干事马瑞莲姑娘，她是负伤后昏迷中被俘的。当时年仅二十岁。据说她是临近茅坑的江西莲花村人，父亲是工程师，中学她上的是教会学校，所以至今她还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1946年她考入北平某女子大学，后随一批进步学生在解放区接受地下工作训练并派往北平从事学生运动；1950年参加解放军从事文艺宣传工作。1951年入朝。。。。。。她讲到了数十年前的那些日日夜夜，对于马瑞莲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漫长、最难忘、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路程。她讲得很平静，眼睛不时看着手里漫不经心地画出的什么东西。但从她的话语中我可以体会到她内心强抑着的激动。
。。。。。。转出山沟，我看到的是在公路上走着长长的我军被俘人员的队伍。难友们相见，立即眼圈红了，大家痛苦地点点头，互相搀扶着，大家都衰弱不堪，走路歪歪斜斜，而两旁押运的美军却在耀武扬威地大声吆喝着：“快走！”我的心针扎般疼痛，麻木地移动着脚步，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压倒了*的伤痛。
队伍中走着不少包着纱布的伤员，从后来的情况看，被美军俘虏的伤员，大都得到了初步的包扎和治疗，极个别的重伤员还被用直升飞机运到后方，当然，如果被李承晚军队俘虏了，就可能会受到残酷的待遇。。。。。。
我打断她的话，向她念了1953年8月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控诉书中提到的一段事实：
“1951年5月28日在东线北汉江以东一个防空洞里住着600多名来不及迅速转移的我军伤病员，当美军开到后，马上把这些伤病员赶出洞外，用机枪射击，少数不能行动未曾出来的伤病员，被美军投掷手榴弹炸死。”
听我念完之后，马瑞莲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事情我听说过，这当然是事实。至于美军为什么这么做，可能是由于在战场上无法将这些伤病员运走。。。。。。但无论如何，这是非人道的血腥的暴行。”接着，她又讲了下去。
突然，前面响起了喊叫声，一个美军兵正在向一个捂着肚子向山脚下跑去的难友大喊：“站住！你要找死啦！”随即朝天开了枪。我急得用英语大叫“不要开枪！她是拉肚子，要去解手。”
我旁边的大个子美国兵惊奇地瞪着我，立即把我带到一个军官面前，报告说：“这里有一个会讲英语的女俘。”
那个少尉军官好奇地打量着我，问我在哪儿学的英语，我据实回答后，他说：“你不用害怕，据我所知和谈就要开始了，战争一结束，就将交换战俘，你还可以回去继续上学呢。”他并未意识到这个信息是多么强烈地震动了我，“难道敌人会放我们回去？不把我们送到台湾当炮灰？送到日本当苦力？或者送到哪个海岛上去做原子弹试验？”。。。。。。
这时，队伍陆续走进一个临时用铁丝网圈在河滩上的“前方战俘收容站”，我带着痛苦和焦虑也被押了进去。
在“前方战俘收容站”，那个少尉要我整理好队伍，由我发给每人一个饭团子，我一边分发着拳头般大小的饭团，一边说：“不要暴露军事秘密，不要背叛祖国！”
不少同志听了眼含热泪点点头，有的人却只盯着饭团，脸上毫无表情，一些人则惊恐地看着我，又看着持枪站在一旁的美军士兵，像是说：“这是什么场合，你还敢说这种话。”
果然，一个美军士兵问我：“你在说些什么？”我用英语回答：“我在劝告他们不要吃得太急，饿久了应当细嚼慢咽。”
另一个黑人士兵便冲我伸出了大拇指：“ok。”
在这里，马瑞莲认识了美国第八军司令部情报处的布鲁克斯上校。布鲁克斯上校一直陪着志愿军战俘度过整个战俘生活，仅1952年10月1日他指挥的屠杀事件中，他自己就杀死了三个志愿军战俘，但是，他最初却表现得相当文雅和善－－
一个胖子上校端详了我半天，伸手对我勾了勾手指说：“你，你跟我来！”他把我领到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顺手拾起一条毛毯披在我肩上，开始了用英语和我单独谈话。他说看到我这个模样很难过，因为他对中国人是很有感情的，又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是在昆明出生的，父亲是美国的传教士，母亲就是中国人等等。还说他姓布鲁克斯，愿意和我交个朋友。他的话既出乎我的意料，又引起了我的警觉。接着他又问起了我的姓名，在哪里上学等，然后又说：“你的英语发音怎么那么好呢？”
我告诉他我中学是在教会学校上学，英语老师就是美国人。
“哦，原来如此。。。。。。”
他显得高兴了：“你看你女孩儿怎么跟着共－－产－－党跑来打仗呢，要是被打死了多不值得。”“不，我是志愿来的。”“那你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可是，我不能不爱我的祖国，就像你好爱你的国家一样。”“那当然，我欣赏你的诚实，但你太年轻，不懂得政治，你应当继续求学。。。。。。你如果同意到第八军司令部去做翻译工作，我们可以解除你的战俘身份，做为美国公民参加文职工作，战争一结束保证送你去美国上学。”这个建议真使我惊讶。
我找了个理由：“我的未婚夫在国内等着我呢，我希望战争结束后能交换回国，我不能推翻自己的诺言。”
他看着我叹了一口气：“这太遗憾了。”
回到铁丝网内，我开始按照解放前在白区从事地下斗争时党教给我的策略来计划自己的行动方案。我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取名“爱国主义小组”，以便作为核心去团结难友们坚持爱国气节和*信念，我还必须争取把这一切向领导上请示汇报。。。。。。
这时，一阵低低的哭泣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儿在哭。
我问她哭什么？她说：“刚才鬼子把我叫去审讯，问我志愿军里共－－产－－党－－员占多少比例？我说都是共－－产－－党－－员。鬼子又问我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员？我说有四万万五千万，他们就打我，踢我，把我的伤口又踢出血了。”
我说：“你回答的太好了，好姐妹你是个硬骨头！。。。。。。”
她说：“我不怕痛，我是想起这辈子再也不能回去了，家里不知该怎么为我着急呢？”于是，我安慰她，告诉她和谈即将开始，战争结束后我们就会交换回国，现在的任务是团结难友，反对鬼子压迫，坚持革命气节。我发展她为第一名“爱国主义小组”的成员。她就是后来坚持回国斗争的硬骨头女战士姜雪莲同志。。。。。。
当天我还在我们团的宣传队员中发展了几名女同志。
直到傍晚，还陆陆续续押送来不少难友。第二天凌晨，我们近千名战俘（其中有女俘四、五十号人）被押上了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