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8、女人如刀，华美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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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火车到首都是件新鲜事儿，前世的高欢经常往四九城里跑，但那都是新世纪后，九零年的火车还不像前世那样高效。
以八十公里时速疾行的火车披着绿皮，每过几秒钟就会传来轻微的震动，有些没坐惯的人被颠簸得头晕目眩，从座位上跳起来就往厕所钻，很快，厕所就成为火车上仅次于热水站的第二热门，因为这些乘客们大抵只能在逼仄的火车上完成吃喝拉撒的简单动作。泡面的发明应该是最先在火车上引起风潮，对于习惯省吃俭用的共和国老百姓来说，这种简单便宜的速食品简直是为他们量身定制，各种浓重得几乎可以用来腌菜的酱料经过热水的挥发，急遽地填满整节车厢，刚开始感到饥饿的高欢闻到这股味道顿时没有进食的兴趣。
一丝灰尘从车厢顶部坠落下来，落在高欢对面某个秃头的脑袋上，这丝灰尘很可能已经在车厢顶上静静地待了几十年。
火车到达首都站时，雪还没停。出站口，放眼望去全都是黑魆魆的人头，像是粘贴在香酥饼上的黑芝麻糊。他们举着用鞋盒临时做成的牌子，上面写着自己等待的旅人的名字，目光焦灼，殷切地盼望着后者平安健康地归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高欢想。
徐洋没能来接他，电话里说，今儿个他亲姐回国，父母严命要他亲自去接。高欢也不急，反正要在首都拾掇一下自己，顺便瞧下帝都风物，看看九十年代皇城根儿下的侃爷们是个什么状态，毕竟由去年学生们引起的风波而导致的戒严令在持续八个月之后终于解除，老少爷们儿也不像去年那样充满战斗感的紧张，小市民心态刚刚开始萌孽。
随意找家小店儿，想进去坐坐。
老首都炸酱面就不错。
门帘是厚重的棉花做成，一掀开，那里面的味道能顶人一跟头。里面十几个吃客吆五喝六，不是啤酒就是大肉，看起来生活质量挺高。
吃完面条，高欢沿着工体溜达一圈。工体是六一年建的，当时是举办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来慢慢就发展成四九城小地标，后世那些盛大体育赛事或者明星演唱会就爱在这儿凑热闹，跟三里屯这个娱乐圣地算是互补。
共和国人爱看球，不爱踢球，首都人民也一样。
最乐意的就是大夏天叫上朋友在工体里喊上几句，喝着汽水，吃着雪糕，光着膀子瞎吆喝。有时碰上踢外国队，几万人就齐声大喊臭沙逼，既能发泄情绪，还理直气壮地爱国，何乐不为。这场景想想挺无耻，但就是带劲儿。
徐洋是带着女人来见高欢的。
高欢当时住在徐洋为他定好的旅社，挺高级，听说还招待过外宾。高欢没好意思，就说自己住本省驻京办招待所就行，你甭破费。徐洋就朝着高欢胸口猛捶一拳，“你丫别跟爷装蒜，咱俩谁跟谁，是爷们儿就甭说个不字，仔细我拿针缝起你那两片肉！这里是哥们儿的地盘，到这里还让你出钱，不是打哥们儿的脸么？”
旁边的女人看他俩拌嘴就是笑。
高欢就说：“有什么好笑的啊？”
女人说：“你贼逗。”
高欢说：“我已经很努力地约束我的魅力，现在看来，我完全失败了。”
女人说：“贫嘴的臭毛病跟徐洋学的吧？忒自恋，俗。”
高欢说：“俗？那你来个不俗的。”
接着女人就在高欢的脸上吻了一下，晶莹的嘴唇在他脸上留下一块可能十几年都不愿洗脸的温柔印记，高欢像只被冻僵的哈士奇，俩眼瞪得比玻璃珠都圆。女人见他这副德行，摇摆着几乎能让八十岁的缩阳老头儿重返阳刚的美臀，娇笑地慢慢走远。雪花从三万英尺的高空悠然坠落，落在她那像是梵高画作般莫测的后现代主义脚印上。
“喜欢么？”
“有这么回事儿。”
“别自恋，人家这是洋人礼节，没别的意思。”
“唉，兴许她真有别的意思呢……”
“瞅你那熊样，做梦！”徐洋玩味地搭着高欢的肩膀：“那可是我亲姐，漂亮吧？”
小心咽着唾沫以免徐洋发现的高欢忙着点头，说：“妖精似的，勾人。她叫啥？”
“徐橙橙。”
徐橙橙是个骄傲的女人。骄傲并不是贬义词，因为一个人要维持自己的骄傲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成本，可能是时间，可能是金钱，更多的是“人后受罪、人前显贵”的努力。她在八十年代末被公派前往苏联留学，当时可以选择拒绝，但她没有。那时的大环境是国内精英前赴后继地争取美国签证，你不考雅思托福几乎就是自甘堕落的象征，尤其是去年发生那件事情之后，被誉为民主灯塔的美国更加成为前进青年接受先锋思潮的圣地。
逆大势而行的徐橙橙心志坚定，并没有因为父母的阻挠放弃理想。
三年后，她在莫斯科大学成功拿到硕士证书，一口流利的俄语更是让她备受外交部门青睐，不久就被招入对苏部门工作。
更让高欢没想到的是，徐洋说的俄语翻译竟然就是她。
三天前，当徐橙橙在电话里听说高欢的计划时，几乎是用嘲讽的语气教训徐洋，“你跟着这么个空说大话的朋友鬼混，难怪到现在还一事无成。”
话虽这么说，但她心里对高欢还是好奇，身居外交部门，国际形势和国内大环境她比谁都了解，苏联的岌岌可危已经使共和国高层感到唇亡齿寒，如履薄冰，于是沉溺在计划主导一切的官僚主义死灰复燃，八十年代那种昂首阔步迈过河的改革步伐越迈越小，单是从去年十月底开始，华东和华南以冰箱和制鞋为代表的家电纺织私营企业备受打压，往往只是监管部门开张条子，说你是假冒伪劣产品你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就算先前拿到过生产执照也没辙。
人们赫然发现社会形式似乎又开始往左拐。
有志经商的大学生们掀起留学潮，他们不愿被一群吃得脑满肠肥的官老爷们指挥，跟随着四通集团万润楠的脚步，向着世界各地汹涌而去。就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商业环境中，高欢怎么就敢提出这样宏大的设想？
他凭什么？
从徐洋打电话那天开始她就迫切希望见到高欢。这个计划很刺激，她承认，但一般人干不成，尤其对方是苏联人。她在苏联待过三年，对他们非常熟悉。她希望自己见到的是个英武不凡、谈吐有节的稳重男人。
只可惜现实并非如此，所以她很失望。
那个男人除了帅，简直一无所有。
坐火车到首都是件新鲜事儿，前世的高欢经常往四九城里跑，但那都是新世纪后，九零年的火车还不像前世那样高效。
以八十公里时速疾行的火车披着绿皮，每过几秒钟就会传来轻微的震动，有些没坐惯的人被颠簸得头晕目眩，从座位上跳起来就往厕所钻，很快，厕所就成为火车上仅次于热水站的第二热门，因为这些乘客们大抵只能在逼仄的火车上完成吃喝拉撒的简单动作。泡面的发明应该是最先在火车上引起风潮，对于习惯省吃俭用的共和国老百姓来说，这种简单便宜的速食品简直是为他们量身定制，各种浓重得几乎可以用来腌菜的酱料经过热水的挥发，急遽地填满整节车厢，刚开始感到饥饿的高欢闻到这股味道顿时没有进食的兴趣。
一丝灰尘从车厢顶部坠落下来，落在高欢对面某个秃头的脑袋上，这丝灰尘很可能已经在车厢顶上静静地待了几十年。
火车到达首都站时，雪还没停。出站口，放眼望去全都是黑魆魆的人头，像是粘贴在香酥饼上的黑芝麻糊。他们举着用鞋盒临时做成的牌子，上面写着自己等待的旅人的名字，目光焦灼，殷切地盼望着后者平安健康地归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高欢想。
徐洋没能来接他，电话里说，今儿个他亲姐回国，父母严命要他亲自去接。高欢也不急，反正要在首都拾掇一下自己，顺便瞧下帝都风物，看看九十年代皇城根儿下的侃爷们是个什么状态，毕竟由去年学生们引起的风波而导致的戒严令在持续八个月之后终于解除，老少爷们儿也不像去年那样充满战斗感的紧张，小市民心态刚刚开始萌孽。
随意找家小店儿，想进去坐坐。
老首都炸酱面就不错。
门帘是厚重的棉花做成，一掀开，那里面的味道能顶人一跟头。里面十几个吃客吆五喝六，不是啤酒就是大肉，看起来生活质量挺高。
吃完面条，高欢沿着工体溜达一圈。工体是六一年建的，当时是举办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来慢慢就发展成四九城小地标，后世那些盛大体育赛事或者明星演唱会就爱在这儿凑热闹，跟三里屯这个娱乐圣地算是互补。
共和国人爱看球，不爱踢球，首都人民也一样。
最乐意的就是大夏天叫上朋友在工体里喊上几句，喝着汽水，吃着雪糕，光着膀子瞎吆喝。有时碰上踢外国队，几万人就齐声大喊臭沙逼，既能发泄情绪，还理直气壮地爱国，何乐不为。这场景想想挺无耻，但就是带劲儿。
徐洋是带着女人来见高欢的。
高欢当时住在徐洋为他定好的旅社，挺高级，听说还招待过外宾。高欢没好意思，就说自己住本省驻京办招待所就行，你甭破费。徐洋就朝着高欢胸口猛捶一拳，“你丫别跟爷装蒜，咱俩谁跟谁，是爷们儿就甭说个不字，仔细我拿针缝起你那两片肉！这里是哥们儿的地盘，到这里还让你出钱，不是打哥们儿的脸么？”
旁边的女人看他俩拌嘴就是笑。
高欢就说：“有什么好笑的啊？”
女人说：“你贼逗。”
高欢说：“我已经很努力地约束我的魅力，现在看来，我完全失败了。”
女人说：“贫嘴的臭毛病跟徐洋学的吧？忒自恋，俗。”
高欢说：“俗？那你来个不俗的。”
接着女人就在高欢的脸上吻了一下，晶莹的嘴唇在他脸上留下一块可能十几年都不愿洗脸的温柔印记，高欢像只被冻僵的哈士奇，俩眼瞪得比玻璃珠都圆。女人见他这副德行，摇摆着几乎能让八十岁的缩阳老头儿重返阳刚的美臀，娇笑地慢慢走远。雪花从三万英尺的高空悠然坠落，落在她那像是梵高画作般莫测的后现代主义脚印上。
“喜欢么？”
“有这么回事儿。”
“别自恋，人家这是洋人礼节，没别的意思。”
“唉，兴许她真有别的意思呢……”
“瞅你那熊样，做梦！”徐洋玩味地搭着高欢的肩膀：“那可是我亲姐，漂亮吧？”
小心咽着唾沫以免徐洋发现的高欢忙着点头，说：“妖精似的，勾人。她叫啥？”
“徐橙橙。”
徐橙橙是个骄傲的女人。骄傲并不是贬义词，因为一个人要维持自己的骄傲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成本，可能是时间，可能是金钱，更多的是“人后受罪、人前显贵”的努力。她在八十年代末被公派前往苏联留学，当时可以选择拒绝，但她没有。那时的大环境是国内精英前赴后继地争取美国签证，你不考雅思托福几乎就是自甘堕落的象征，尤其是去年发生那件事情之后，被誉为民主灯塔的美国更加成为前进青年接受先锋思潮的圣地。
逆大势而行的徐橙橙心志坚定，并没有因为父母的阻挠放弃理想。
三年后，她在莫斯科大学成功拿到硕士证书，一口流利的俄语更是让她备受外交部门青睐，不久就被招入对苏部门工作。
更让高欢没想到的是，徐洋说的俄语翻译竟然就是她。
三天前，当徐橙橙在电话里听说高欢的计划时，几乎是用嘲讽的语气教训徐洋，“你跟着这么个空说大话的朋友鬼混，难怪到现在还一事无成。”
话虽这么说，但她心里对高欢还是好奇，身居外交部门，国际形势和国内大环境她比谁都了解，苏联的岌岌可危已经使共和国高层感到唇亡齿寒，如履薄冰，于是沉溺在计划主导一切的官僚主义死灰复燃，八十年代那种昂首阔步迈过河的改革步伐越迈越小，单是从去年十月底开始，华东和华南以冰箱和制鞋为代表的家电纺织私营企业备受打压，往往只是监管部门开张条子，说你是假冒伪劣产品你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就算先前拿到过生产执照也没辙。
人们赫然发现社会形式似乎又开始往左拐。
有志经商的大学生们掀起留学潮，他们不愿被一群吃得脑满肠肥的官老爷们指挥，跟随着四通集团万润楠的脚步，向着世界各地汹涌而去。就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商业环境中，高欢怎么就敢提出这样宏大的设想？
他凭什么？
从徐洋打电话那天开始她就迫切希望见到高欢。这个计划很刺激，她承认，但一般人干不成，尤其对方是苏联人。她在苏联待过三年，对他们非常熟悉。她希望自己见到的是个英武不凡、谈吐有节的稳重男人。
只可惜现实并非如此，所以她很失望。
那个男人除了帅，简直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