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史可法，调兵归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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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彦同孙承武部两千余人在离开考兰县后，当日下午已经到了黄河边上。
接应的清军全然不知许定国溃败被杀之事，王彦领着手下打起许部旗号，扮作许军步军进入清营，夜里突然发乱，埋伏在营外的孙承武部骑兵，则乘势突袭，随大破清兵。
一战下来，斩杀清兵八百余人，俘虏四百余人，夺取船只二十余艘，可谓大胜。
清军主力与顺军大战将军一个多月，北直隶、山东、豫北一带的清军已经不多，最大的一只也只是驻扎在黄河边上，监视明军的豪格部，一万余人。
兵力空虚，加之清庭在北直隶、山西、山东的统治并不稳固，所以豪格格外谨慎，不敢轻举妄动。
这也是许定国将儿子送入清营为质后，请求他发兵支援，而他却以“未经奉旨，不敢擅往”为由，拒不发兵的原因。
因此可以看出，这正是明军跨河而击，收复河山的大好时机，所以当许定国被杀，接应的清兵全军覆没，船只被夺的消息传回对岸豪格营中时，他顿时便觉得压力倍增。
他害怕高杰部乘势过河，急忙奏报多尔衮，欲调兵前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战。
王彦没有想到，他这次行动给清庭带来了多大压力，身处北京的多尔衮得知豪格的奏报后，心里不由得一沉。
此时清军已经在对大顺的作战中取得了巨大优势，陕北的高一功、李过弃守榆林，败走响水，李自成也带着大顺军主力放弃陕西，准备经蓝田、商洛撤入河南，清军在西线的形势可谓一片大好。
清庭上下，也因为接连的大胜，显得振奋，但是高杰部兵压黄河的消息传来，却使得大喜中的清庭，犹如中天悬剑，就是多尔衮也陷入了两难之境。
如果不调兵支援豪格，万一高杰部四万人杀过河来，那清庭的大好局势，可能瞬间逆转，被赶回关外都有可能。
可是如果调兵，它处又无兵可派，只能抽调西线人马，但此时李自成败而不乱，还有十几万兵马，若抽调兵力使得李自成有了喘息之机，那今后再战，胜负将未可知也！
多尔衮于北京招集大臣商量对策之时，始作俑者之一的王彦却没有料到，他能给清庭带来这样的麻烦。
击败接应的清兵后，王彦便一边领着忠义营练习水站，一边等候李成栋等人的主力到来。
一晃时间便过去五天，来到正月一十九日，可等待的大军却依然未到，这不由让王彦十分疑惑，正欲派遣刘顺去寻李成栋之时，主力派遣的军使正好赶来营中传令。
王彦连忙让人告知孙承武，而后两人便一起听军使传达军令，却不是大军欲渡河攻击清军，而是史阁部急招大军返回徐州。
王彦听完不由一愣，险些气的昏死过去。
他操练忠义营水战，为的便是大军垮河击豪格，收复河山，可一纸令下，不仅他和兄弟们的准备付之东流，大明也将丧失一次绝佳的反击时机。
当年山东局势大好，济王同众多义军已经控制了山东，只等明军北上接收，可南望王师，王师就是不北上，令多少义士心灰意冷。
随后王彦献策为赵应元取下青州，山东局势再次好转，可南望王师，王师又不来，致使事变失败。
如今清庭兵力空虚，正是北伐的绝佳时机，可又要舍弃，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的毫不作为，着实令人寒心！
王彦强忍的怒火，询问使者大军为何东归徐州，军使也不说不清楚，只说李成栋等人接到命令后，便立马拔营而归。
军令传达，孙承武没有王彦那样热衷于同清军作战，因此他得令后，便回营召集人马，准备去追赶主力。
王彦见此，不由一声长叹，他一千人马，没有大军支持，清军不杀过河来，他就阿弥陀佛了，还过河打什么豪格。
事已至此，王彦知道忠义营留下，也不会有什么用，便只得无奈的选择遵从军令，率部东归。
可是他却舍不得刚得到二十艘大船，便同孙承武分别，带着船只和抢夺的清兵物资，顺黄河直下徐州。
高杰部东归，让对岸的豪格松了一口气，连忙派快马报于北京。多尔衮已经准备命令多铎部暂时放弃李自成，调转方向支援豪格，现在得到消息，立马就改回主意，令西路清军全力付李自成的大顺军。
正月中旬，高一功、李过部，在波罗再次被清兵击败，慌忙遁入甘肃、青海地区，而李自成的主力部队，从蓝田经商洛途中，被清兵追杀，中八战皆败，元气大伤。
自此清庭通过这些大战，彻底在北方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华大地上，军事最为强大的存在。
二月一日，王彦顺着黄河而下，在历经十天时间后，终于赶到了徐州城外，同日李成栋等人也进入了徐州。
高杰的尸体随同大军入城，邢夫人与高杰之子高元照，为其操办丧礼，王彦献许定国人头，为高杰祭奠。
邢夫人对能为高杰报仇的王彦，感恩戴德，王彦也从一个新投之人，逐渐融入了高杰军中。随着高杰下葬，另一个问题就显现出来，谁来成为高杰部的新主人呢？
从礼法上讲，自然是高杰之子高元照，继承他老爹的爵位和兵权，可他毕竟年少，威望不足，能否压住那些叔叔伯伯辈的老将，尚未可知。
有道是主少国疑，徐州城内顿时暗流涌动。
随着高杰身死的消息被传播出去，这股暗流也随之扩大，同为四镇之一的黄得功，见高杰余部乱成一团，便起了吞并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的心思。
李成栋等人还没挣出个高下，黄得功已经提兵北来，整个徐州顿时风雨飘摇。
身为江北督师的史可法在下达大军东归后，终于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王彦也终于得见这位名臣。
史可法在王彦心里是个十分矛盾的存在，他敬畏他的名声和清廉，可对其能力却又满腹非议。
史可法都督师江北已经有些时日，可实际上却一事无成，他在定策问题上犹豫不决，致使弘光乞援于武将，导致四镇坐收“定策”之功，从此尾大不掉，使朝政为军阀操纵。
适逢东林党人与马士英党争激烈之时，他身为首辅大臣，理应坐镇朝中，居中调和，可他却爱惜自身名声，不愿参与，让党争趋于恶化。
他上奏请设四镇，却毫无远图，河南、山东之地置之不理，只是想保住江南。
张岱就曾说过“以史阁部之设四镇，不设于山东、河南，乃设于南京数百里之内，此则阁部之第一失著。”
曾任商丘知县的梁以樟也曾上书史可法说：“守江非策也。公今以河南、山东为江南屏蔽，仿唐宋节度、招讨使之制，于山东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图北直；于河南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固山、陕，择大臣才兼文武者任之，厚集兵响，假以便宜。于济宁、归德设行在，以备巡幸，示天下不忘中原，如此克服可期。若弃二省而守江北，则形势已屈，即欲偏安，而不得矣。”
对于他人的建议，史可法也听不进去，其固执可想而知。
在江北四镇的问题上，他也昏招频出。
四镇之中，他谁也指挥不动，除了四镇自身的原因外，不得不说史可法对待四镇的策略，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四镇因为拥立弘光有功，本就跋扈难制，史可法不设法限制也罢，居然还想出为他们划分地盘，许其自征钱粮的愚蠢之策，来换取四镇的支持。
殊不知，军队有了自己的地盘，可以自行征收钱粮后，谁还会听命于中央呢？
另一个时空，另一个时代，一群掌握地盘和军队的督军们，不就折腾了中华几十年嘛。
史可法经营江北大半年，耗费钱粮、物资无数，可却没有什么成就，毫无进展，足见他能力的平庸。
这次他在高杰军中待了一个多月，苦苦劝说，才促使高杰出兵，欲实现配合清军讨伐大顺的计划。
可是因为睢州之变高杰被杀，他的联虏破贼之策彻底落空。
既然已经失败，史可法身为督师，就因该乘势改弦更张，放弃与满清媾和的幻想，整顿兵马，要么攻击河北，要么收拾河南，整军备战，可他却因为计划失败伤心备至，匆匆东归，坐失大好时机。
东归后，他又不对睢州之变进行总结，直到黄得功率部北来，同高杰余部剑拔弩张，将要引发内战之时，才匆匆前来安抚。
（作者认为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的民族气节，因该给以充分的肯定，但他的贡献却不值得过分夸张。南明二十余载，死节者，全家义死者，不计其数。史可法之所以为人追捧，我想是因为他官大，可其在弘光朝中，几乎所有的决策都是错误的，身为掌握军政大权的督臣，作者认为弘光朝快速灭亡，史可法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彦同孙承武部两千余人在离开考兰县后，当日下午已经到了黄河边上。
接应的清军全然不知许定国溃败被杀之事，王彦领着手下打起许部旗号，扮作许军步军进入清营，夜里突然发乱，埋伏在营外的孙承武部骑兵，则乘势突袭，随大破清兵。
一战下来，斩杀清兵八百余人，俘虏四百余人，夺取船只二十余艘，可谓大胜。
清军主力与顺军大战将军一个多月，北直隶、山东、豫北一带的清军已经不多，最大的一只也只是驻扎在黄河边上，监视明军的豪格部，一万余人。
兵力空虚，加之清庭在北直隶、山西、山东的统治并不稳固，所以豪格格外谨慎，不敢轻举妄动。
这也是许定国将儿子送入清营为质后，请求他发兵支援，而他却以“未经奉旨，不敢擅往”为由，拒不发兵的原因。
因此可以看出，这正是明军跨河而击，收复河山的大好时机，所以当许定国被杀，接应的清兵全军覆没，船只被夺的消息传回对岸豪格营中时，他顿时便觉得压力倍增。
他害怕高杰部乘势过河，急忙奏报多尔衮，欲调兵前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战。
王彦没有想到，他这次行动给清庭带来了多大压力，身处北京的多尔衮得知豪格的奏报后，心里不由得一沉。
此时清军已经在对大顺的作战中取得了巨大优势，陕北的高一功、李过弃守榆林，败走响水，李自成也带着大顺军主力放弃陕西，准备经蓝田、商洛撤入河南，清军在西线的形势可谓一片大好。
清庭上下，也因为接连的大胜，显得振奋，但是高杰部兵压黄河的消息传来，却使得大喜中的清庭，犹如中天悬剑，就是多尔衮也陷入了两难之境。
如果不调兵支援豪格，万一高杰部四万人杀过河来，那清庭的大好局势，可能瞬间逆转，被赶回关外都有可能。
可是如果调兵，它处又无兵可派，只能抽调西线人马，但此时李自成败而不乱，还有十几万兵马，若抽调兵力使得李自成有了喘息之机，那今后再战，胜负将未可知也！
多尔衮于北京招集大臣商量对策之时，始作俑者之一的王彦却没有料到，他能给清庭带来这样的麻烦。
击败接应的清兵后，王彦便一边领着忠义营练习水站，一边等候李成栋等人的主力到来。
一晃时间便过去五天，来到正月一十九日，可等待的大军却依然未到，这不由让王彦十分疑惑，正欲派遣刘顺去寻李成栋之时，主力派遣的军使正好赶来营中传令。
王彦连忙让人告知孙承武，而后两人便一起听军使传达军令，却不是大军欲渡河攻击清军，而是史阁部急招大军返回徐州。
王彦听完不由一愣，险些气的昏死过去。
他操练忠义营水战，为的便是大军垮河击豪格，收复河山，可一纸令下，不仅他和兄弟们的准备付之东流，大明也将丧失一次绝佳的反击时机。
当年山东局势大好，济王同众多义军已经控制了山东，只等明军北上接收，可南望王师，王师就是不北上，令多少义士心灰意冷。
随后王彦献策为赵应元取下青州，山东局势再次好转，可南望王师，王师又不来，致使事变失败。
如今清庭兵力空虚，正是北伐的绝佳时机，可又要舍弃，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的毫不作为，着实令人寒心！
王彦强忍的怒火，询问使者大军为何东归徐州，军使也不说不清楚，只说李成栋等人接到命令后，便立马拔营而归。
军令传达，孙承武没有王彦那样热衷于同清军作战，因此他得令后，便回营召集人马，准备去追赶主力。
王彦见此，不由一声长叹，他一千人马，没有大军支持，清军不杀过河来，他就阿弥陀佛了，还过河打什么豪格。
事已至此，王彦知道忠义营留下，也不会有什么用，便只得无奈的选择遵从军令，率部东归。
可是他却舍不得刚得到二十艘大船，便同孙承武分别，带着船只和抢夺的清兵物资，顺黄河直下徐州。
高杰部东归，让对岸的豪格松了一口气，连忙派快马报于北京。多尔衮已经准备命令多铎部暂时放弃李自成，调转方向支援豪格，现在得到消息，立马就改回主意，令西路清军全力付李自成的大顺军。
正月中旬，高一功、李过部，在波罗再次被清兵击败，慌忙遁入甘肃、青海地区，而李自成的主力部队，从蓝田经商洛途中，被清兵追杀，中八战皆败，元气大伤。
自此清庭通过这些大战，彻底在北方站稳了脚跟，成为中华大地上，军事最为强大的存在。
二月一日，王彦顺着黄河而下，在历经十天时间后，终于赶到了徐州城外，同日李成栋等人也进入了徐州。
高杰的尸体随同大军入城，邢夫人与高杰之子高元照，为其操办丧礼，王彦献许定国人头，为高杰祭奠。
邢夫人对能为高杰报仇的王彦，感恩戴德，王彦也从一个新投之人，逐渐融入了高杰军中。随着高杰下葬，另一个问题就显现出来，谁来成为高杰部的新主人呢？
从礼法上讲，自然是高杰之子高元照，继承他老爹的爵位和兵权，可他毕竟年少，威望不足，能否压住那些叔叔伯伯辈的老将，尚未可知。
有道是主少国疑，徐州城内顿时暗流涌动。
随着高杰身死的消息被传播出去，这股暗流也随之扩大，同为四镇之一的黄得功，见高杰余部乱成一团，便起了吞并瓜分高杰部的兵马和地盘的心思。
李成栋等人还没挣出个高下，黄得功已经提兵北来，整个徐州顿时风雨飘摇。
身为江北督师的史可法在下达大军东归后，终于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王彦也终于得见这位名臣。
史可法在王彦心里是个十分矛盾的存在，他敬畏他的名声和清廉，可对其能力却又满腹非议。
史可法都督师江北已经有些时日，可实际上却一事无成，他在定策问题上犹豫不决，致使弘光乞援于武将，导致四镇坐收“定策”之功，从此尾大不掉，使朝政为军阀操纵。
适逢东林党人与马士英党争激烈之时，他身为首辅大臣，理应坐镇朝中，居中调和，可他却爱惜自身名声，不愿参与，让党争趋于恶化。
他上奏请设四镇，却毫无远图，河南、山东之地置之不理，只是想保住江南。
张岱就曾说过“以史阁部之设四镇，不设于山东、河南，乃设于南京数百里之内，此则阁部之第一失著。”
曾任商丘知县的梁以樟也曾上书史可法说：“守江非策也。公今以河南、山东为江南屏蔽，仿唐宋节度、招讨使之制，于山东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图北直；于河南设一大藩，经理全省，以固山、陕，择大臣才兼文武者任之，厚集兵响，假以便宜。于济宁、归德设行在，以备巡幸，示天下不忘中原，如此克服可期。若弃二省而守江北，则形势已屈，即欲偏安，而不得矣。”
对于他人的建议，史可法也听不进去，其固执可想而知。
在江北四镇的问题上，他也昏招频出。
四镇之中，他谁也指挥不动，除了四镇自身的原因外，不得不说史可法对待四镇的策略，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四镇因为拥立弘光有功，本就跋扈难制，史可法不设法限制也罢，居然还想出为他们划分地盘，许其自征钱粮的愚蠢之策，来换取四镇的支持。
殊不知，军队有了自己的地盘，可以自行征收钱粮后，谁还会听命于中央呢？
另一个时空，另一个时代，一群掌握地盘和军队的督军们，不就折腾了中华几十年嘛。
史可法经营江北大半年，耗费钱粮、物资无数，可却没有什么成就，毫无进展，足见他能力的平庸。
这次他在高杰军中待了一个多月，苦苦劝说，才促使高杰出兵，欲实现配合清军讨伐大顺的计划。
可是因为睢州之变高杰被杀，他的联虏破贼之策彻底落空。
既然已经失败，史可法身为督师，就因该乘势改弦更张，放弃与满清媾和的幻想，整顿兵马，要么攻击河北，要么收拾河南，整军备战，可他却因为计划失败伤心备至，匆匆东归，坐失大好时机。
东归后，他又不对睢州之变进行总结，直到黄得功率部北来，同高杰余部剑拔弩张，将要引发内战之时，才匆匆前来安抚。
（作者认为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的民族气节，因该给以充分的肯定，但他的贡献却不值得过分夸张。南明二十余载，死节者，全家义死者，不计其数。史可法之所以为人追捧，我想是因为他官大，可其在弘光朝中，几乎所有的决策都是错误的，身为掌握军政大权的督臣，作者认为弘光朝快速灭亡，史可法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