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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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机车吼叫起来，大家不禁打了个寒噤。接着，一台一台的机车鸣起了汽笛，一台接一台……在这吼叫声中，发电厂也应和起来，惊心动魄，如同炮弹在空中呼啸。一列将要开往基辅的特快列车也敲响了机车上的铜钟。钟声雄浑，盖过了汽笛声。
舍佩托夫卡至华沙直达快车的波兰机车上面，那位司机知道鸣响汽笛的原因，听了片刻后也慢慢地举起手来，拽住链子往下拉，打开了汽笛的阀门。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吃了一惊。波兰司机明白，这是自己最后一次鸣笛，这份工作保不住了。然而他仍然拉着链子。这机车的鸣笛声，惊动了包厢里的波兰信使和外交官。他们惊惶失措了，从软软的沙发上直蹦起来。
机车库里人越来越多，人们从四个大门涌来，宽阔的车库里挤满了人。这时，有一个人在这悲痛肃穆的气氛中开始讲话。
这是舍佩托夫卡地区的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布林。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宁逝世了。党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缔造了布什维克党，并且教导全党对敌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人与世长辞了。党和阶级的领袖之死是对无产阶级优秀儿女的号召，要他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在哀乐声中，几百个人一齐脱帽。十五年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的阿尔焦姆哽咽了，宽宽的肩膀抖了一下。
铁路俱乐部的四面墙壁似乎要被开会的人群挤破了。外面是冰天雪地，大门旁的两棵云杉也盖着冰雪。大厅里反而很闷热，因为荷兰式火炉烧得很旺很旺，也由于有六百个人在这里呼吸——他们希望参加党组织将要召开的追悼大会。
大厅里没有往日的喧闹声。深深的悲痛使人们嗓音沙哑了，他们说话都很轻声。几百双眼睛里流露出的是悲伤和焦灼，好像是一群水手聚在一起，而他们久经考验的领航员被海浪无情地卷走了。
党委委员们默默地坐在主席台上。矮矮的西罗坚科慢慢拿起铃来，轻轻摇动了一下，然后放回桌上。这已经足够了。大厅里慢慢安静下来，静得让人感到沉重。
党委书记西罗坚科致了悼词以后，又一次从桌后站起来，他宣布的事虽然一般是不在追悼会上宣布的，但所有的人都不觉得意外，他这样说：
“一群工人要求大会讨论他们的申请书。在这份申请书上签名的共有三十八位同志。”
接着，他开始读申请书：？致西南铁路舍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
领袖的逝世就是号召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因此，我们恳请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并接受我们参加列宁的党。
在简短的文字下面签着两排姓名。
西罗坚科逐个念出姓名。每念一个名字就稍停一会儿，让这里所有的人都记住这些熟悉的名字。
“斯坦尼斯拉夫·齐格蒙多维奇·波利托夫斯基，火车司机，三十六年工龄。”
一片赞同声在大厅里响起。
“阿尔焦姆·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钳工，十七年工龄。”
“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勃鲁扎克，火车司机，二十一年工龄。”
大厅里声浪越来越高。党委书记继续念着名字。大家听到的一直都是与钢铁、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
第一个签名的人走到桌前，大厅立即变得鸦雀无声。
老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心血沸腾，他向大家讲述自己的经历。
“同志们，我还能说什么呢？在旧社会，大家都知道，工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一辈子做牛做马，年老了，还要如乞丐一样饿死。说实话，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又压在肩上，便犹犹豫豫，没有提出入党的事。虽然我决不帮敌人，但也很少参加战斗。1905年，我在华沙的工厂里参加过罢工委员会，跟布尔什维克一起干过。当时我还年轻，心头火热。陈年旧事我就不提了吧！伊里奇的死，就像刀扎在我的心窝上。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我决不再提一个老字了！……我笨嘴拙舌，让讲得好的同志发言吧。只有一点我得强调一下，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一条路，永不变心。”
白发的老司机坚定地扬一扬脑袋。白眉毛下，一双眼睛凝视着大厅，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决定。
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没有谁对这位矮矮的白发老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无人反对他入党。
波利托夫斯基再次离开桌边时，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所有在大厅里的人都明白，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眼前进行着。刚刚老司机站过的地方，又出现了阿尔焦姆健壮的身影。这个钳工不知该把两只大手放在哪儿，就使劲地捏着护耳帽。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灰色的军便服，衣领上整齐地扣着两颗铜纽扣，使他显得服饰端正，像是在过重大的节日一样。阿尔焦姆把脸转回大厅，忽然发现一张熟悉的脸。是石匠的女儿加林娜，正坐在被服厂的女工们中间。她对着阿尔焦姆轻轻地微笑。这微笑有赞扬的意思，也有同意的意味，嘴角上还隐隐表露出一种难以言传的感情。
“阿尔焦姆，谈谈自己的经历吧！”党委书记西罗坚科对他说。
阿尔焦姆不大会在大会上发言，不知该从什么地方说起。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无法讲出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会。他心情过于激动，找不到该说的词语，始终开不了口。他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他心里明白，自己正处在生活中重大的转折点上，他阿尔焦姆在走出自己关键的一步。平庸的生活将变得火热，变得更有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儿女。”阿尔焦姆开始讲话了。
大厅里静悄悄的，六百个人认真地听着这位鹰鼻子、浓眉毛、眍眼睛的大个子工人讲话。
“我母亲在富人家当厨娘。父亲长什么样，我记不清楚了。他和母亲感情不好，他经常喝醉。我们是跟着母亲生活的。她辛辛苦苦地养大我们几个孩子。母亲天天起早摸黑，干活儿干得腰都累弯了，除去吃饭，每个月只能挣四个卢布。不管怎么说，我上过两年冬季的小学，会读会写。我九岁时，母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我送到铁路工厂当学徒。三年里只管饭，不发工钱……老板是德国人，姓费斯特。他原来嫌我太小，不愿要我，不过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替我多报了两岁，这才把我收下。我在他那儿干了三年活儿。他不教给手艺，只叫我干家务，派我去买伏特加酒。他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叫我买煤，让我搬铁。老板娘也把我当佣人使唤，叫我倒屎盆、削土豆皮。他们时不时就踢我一脚，往往是没有原因的。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了。老板经常醉醺醺地，老板娘看谁都不舒服，火气一上来就抽我两三个嘴巴子。我向外逃，跑到街上，可是能去哪儿呢？能向谁去诉苦呢？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以外，何况她那儿也没有我容身之地……在厂里处境也并不怎么好。老板的弟弟负责管理一切。这个畜牲就知道捉弄我来取乐。
铁匠炉在屋角，他指指那边的地上，然后对我说：‘去，把那边那个铁垫圈给我拿过来。’我走过去伸手便拿。其实这玩意儿是刚从炉里夹出来锤打好的，看起来是乌黑的。一拿，手上的皮肉都被烫伤了。我疼得狂叫起来，他却笑得前仰后合。这种折磨人的方法，我实在受不了，就逃跑了，去找母亲，可她没有地方安置我，就又被迫把我送到德国人那里去了。她边走边哭。直到第三个年头，他才让我学一些钳工的活儿，但仍旧要抽我的耳光。我只好又逃跑了。这次跑到了旧康斯坦丁诺夫，去香肠作坊做工。在那儿，我每天就是洗肠子，过了这么一年半的猪狗生活。后来由于老板赌钱，把作坊也输掉了，他欠我们大家整整四个月的工资没有发，就躲得无影无踪了。这样我离开了这个鬼地方。我搭上火车，坐到日梅林卡，下车后我就去找活儿干。幸好有一个机车库的工人同情我。他知道我会干一点儿钳工活儿，就给上司说我是他的侄子，求他收下我。那上司看我长得高，替我报了十七岁。就这样，我开始给钳工打下手了。后来我来这里干活儿，也干了八年多了。这就是我的经历。至于此后，我的情况，你们都了解的。”
阿尔焦姆拿帽子擦擦额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而且还有一件最重要，也特别难于解释的事情，最好不要等别人来提问，应该自己主动说。他皱起眉来，继续说：
“每个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革命刚开始时，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问题我该如何回答？显然，我离老年还远着呢，我是因为如今才刚刚认清道路。我没有必要隐瞒，以前就是没看清。其实早在1918年，进行反德大罢工那会儿，我就应该走上这条路。以前，有一个水兵叫朱赫来，他跟我进行过多次交谈，一直到1920年，我才开始拿起枪来战斗。等到把白匪扔进黑海里，打完了仗，我们就回来了。就这样我成了家，生儿育女……一头钻进家庭这个小圈子里。现在，我们伟大的领袖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发出了号召。我仔细回顾了自己的生活，觉得这当中总缺少些什么。保卫过政权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共同奋斗，接替列宁，一定要让苏维埃政权像高耸的山峰屹立不动。我们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因为那是咱们自己的党。”
阿尔焦姆说得诚诚恳恳，态度极为认真，似乎还为与自己平时语言的不同感到窘迫。讲完以后，好像卸下自己肩头的重担，挺直身子，等着大家提问。
“是不是有人要问些什么？”党委书记打破了沉默。
在大厅里，坐着的一排排工人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但是仍旧没有人提问。有一个司炉工刚下了机车就急忙赶来开会，他黑得像甲虫，直爽地大声说：
“像他这样的人是出不了轨的。他一定能成为坚强的同志。西罗坚科，表决吧！”
共青团员坐在后面几排，有一个共青团员站了起来，因为半明半暗，看不大清楚他是谁。他说：
“我们让阿尔焦姆同志来说说，他为什么被庄稼所吸引？农民意识有没有削弱了他的无产阶级觉悟呢？”
一片杂乱的、不以为然的言语悄悄在全场掠过。有的人不同意了：
“别绕弯子！用不着在这儿旁敲侧击……”
然而，阿尔焦姆说话了：
“没关系，同志们。这个小伙子说得不错，我确实是被庄稼地所吸引了，可是我并没有为此丧失工人的良心。从今往后，我就要解放出来了。我们全家都要迁到机车库附近，住在这里会比较安心、踏实。要不然，我真的是因为那块地气都喘不过来了。”
阿尔焦姆的心又一次颤栗了，因为他看到台下举起了的手臂如同密密的树林。他挺起胸脯，不再感到沉重，直直地向自己的座位走去。他身后传来了党委书记的声音：
“一致通过。”
扎哈尔·勃鲁扎克第三个走到桌前。他如今已是一个司机了，但还是和给波利托夫斯基当助手时一样，寡言少语。他讲述了自己的艰苦经历，又谈了自己近来的想法，声音不高，但大家都听得清楚。
“我的一双儿女都牺牲了。我不能老躲在角落里为他们伤心，而应该去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还没有行动来补偿他们的死所造成的损失。列宁的死打开了我的眼界。大家就别再问我的陈年往事了，真正的生活应从现在开始。”
一回想往事，头发斑白的扎哈尔就不由地心烦意乱、神情黯淡。大家果然一个问题也没有，举手一致通过。这时，他抬起头来，一双眼睛也炯炯有神了。
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审查着一个个申请人，入党的人全都是大家了解的，以自己经历获得信任的、最优秀的工人。
列宁的逝世促使几十万工人成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逝世没有引起党的队伍的涣散。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强有力的将根深深地扎入土壤中，即使削掉树梢，也绝不会因此而凋零。
一台机车吼叫起来，大家不禁打了个寒噤。接着，一台一台的机车鸣起了汽笛，一台接一台……在这吼叫声中，发电厂也应和起来，惊心动魄，如同炮弹在空中呼啸。一列将要开往基辅的特快列车也敲响了机车上的铜钟。钟声雄浑，盖过了汽笛声。
舍佩托夫卡至华沙直达快车的波兰机车上面，那位司机知道鸣响汽笛的原因，听了片刻后也慢慢地举起手来，拽住链子往下拉，打开了汽笛的阀门。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吃了一惊。波兰司机明白，这是自己最后一次鸣笛，这份工作保不住了。然而他仍然拉着链子。这机车的鸣笛声，惊动了包厢里的波兰信使和外交官。他们惊惶失措了，从软软的沙发上直蹦起来。
机车库里人越来越多，人们从四个大门涌来，宽阔的车库里挤满了人。这时，有一个人在这悲痛肃穆的气氛中开始讲话。
这是舍佩托夫卡地区的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布林。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宁逝世了。党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缔造了布什维克党，并且教导全党对敌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人与世长辞了。党和阶级的领袖之死是对无产阶级优秀儿女的号召，要他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在哀乐声中，几百个人一齐脱帽。十五年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的阿尔焦姆哽咽了，宽宽的肩膀抖了一下。
铁路俱乐部的四面墙壁似乎要被开会的人群挤破了。外面是冰天雪地，大门旁的两棵云杉也盖着冰雪。大厅里反而很闷热，因为荷兰式火炉烧得很旺很旺，也由于有六百个人在这里呼吸——他们希望参加党组织将要召开的追悼大会。
大厅里没有往日的喧闹声。深深的悲痛使人们嗓音沙哑了，他们说话都很轻声。几百双眼睛里流露出的是悲伤和焦灼，好像是一群水手聚在一起，而他们久经考验的领航员被海浪无情地卷走了。
党委委员们默默地坐在主席台上。矮矮的西罗坚科慢慢拿起铃来，轻轻摇动了一下，然后放回桌上。这已经足够了。大厅里慢慢安静下来，静得让人感到沉重。
党委书记西罗坚科致了悼词以后，又一次从桌后站起来，他宣布的事虽然一般是不在追悼会上宣布的，但所有的人都不觉得意外，他这样说：
“一群工人要求大会讨论他们的申请书。在这份申请书上签名的共有三十八位同志。”
接着，他开始读申请书：？致西南铁路舍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
领袖的逝世就是号召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因此，我们恳请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并接受我们参加列宁的党。
在简短的文字下面签着两排姓名。
西罗坚科逐个念出姓名。每念一个名字就稍停一会儿，让这里所有的人都记住这些熟悉的名字。
“斯坦尼斯拉夫·齐格蒙多维奇·波利托夫斯基，火车司机，三十六年工龄。”
一片赞同声在大厅里响起。
“阿尔焦姆·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钳工，十七年工龄。”
“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勃鲁扎克，火车司机，二十一年工龄。”
大厅里声浪越来越高。党委书记继续念着名字。大家听到的一直都是与钢铁、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
第一个签名的人走到桌前，大厅立即变得鸦雀无声。
老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心血沸腾，他向大家讲述自己的经历。
“同志们，我还能说什么呢？在旧社会，大家都知道，工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一辈子做牛做马，年老了，还要如乞丐一样饿死。说实话，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又压在肩上，便犹犹豫豫，没有提出入党的事。虽然我决不帮敌人，但也很少参加战斗。1905年，我在华沙的工厂里参加过罢工委员会，跟布尔什维克一起干过。当时我还年轻，心头火热。陈年旧事我就不提了吧！伊里奇的死，就像刀扎在我的心窝上。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我决不再提一个老字了！……我笨嘴拙舌，让讲得好的同志发言吧。只有一点我得强调一下，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一条路，永不变心。”
白发的老司机坚定地扬一扬脑袋。白眉毛下，一双眼睛凝视着大厅，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决定。
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没有谁对这位矮矮的白发老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无人反对他入党。
波利托夫斯基再次离开桌边时，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所有在大厅里的人都明白，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眼前进行着。刚刚老司机站过的地方，又出现了阿尔焦姆健壮的身影。这个钳工不知该把两只大手放在哪儿，就使劲地捏着护耳帽。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灰色的军便服，衣领上整齐地扣着两颗铜纽扣，使他显得服饰端正，像是在过重大的节日一样。阿尔焦姆把脸转回大厅，忽然发现一张熟悉的脸。是石匠的女儿加林娜，正坐在被服厂的女工们中间。她对着阿尔焦姆轻轻地微笑。这微笑有赞扬的意思，也有同意的意味，嘴角上还隐隐表露出一种难以言传的感情。
“阿尔焦姆，谈谈自己的经历吧！”党委书记西罗坚科对他说。
阿尔焦姆不大会在大会上发言，不知该从什么地方说起。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无法讲出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会。他心情过于激动，找不到该说的词语，始终开不了口。他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他心里明白，自己正处在生活中重大的转折点上，他阿尔焦姆在走出自己关键的一步。平庸的生活将变得火热，变得更有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儿女。”阿尔焦姆开始讲话了。
大厅里静悄悄的，六百个人认真地听着这位鹰鼻子、浓眉毛、眍眼睛的大个子工人讲话。
“我母亲在富人家当厨娘。父亲长什么样，我记不清楚了。他和母亲感情不好，他经常喝醉。我们是跟着母亲生活的。她辛辛苦苦地养大我们几个孩子。母亲天天起早摸黑，干活儿干得腰都累弯了，除去吃饭，每个月只能挣四个卢布。不管怎么说，我上过两年冬季的小学，会读会写。我九岁时，母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我送到铁路工厂当学徒。三年里只管饭，不发工钱……老板是德国人，姓费斯特。他原来嫌我太小，不愿要我，不过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替我多报了两岁，这才把我收下。我在他那儿干了三年活儿。他不教给手艺，只叫我干家务，派我去买伏特加酒。他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叫我买煤，让我搬铁。老板娘也把我当佣人使唤，叫我倒屎盆、削土豆皮。他们时不时就踢我一脚，往往是没有原因的。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了。老板经常醉醺醺地，老板娘看谁都不舒服，火气一上来就抽我两三个嘴巴子。我向外逃，跑到街上，可是能去哪儿呢？能向谁去诉苦呢？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以外，何况她那儿也没有我容身之地……在厂里处境也并不怎么好。老板的弟弟负责管理一切。这个畜牲就知道捉弄我来取乐。
铁匠炉在屋角，他指指那边的地上，然后对我说：‘去，把那边那个铁垫圈给我拿过来。’我走过去伸手便拿。其实这玩意儿是刚从炉里夹出来锤打好的，看起来是乌黑的。一拿，手上的皮肉都被烫伤了。我疼得狂叫起来，他却笑得前仰后合。这种折磨人的方法，我实在受不了，就逃跑了，去找母亲，可她没有地方安置我，就又被迫把我送到德国人那里去了。她边走边哭。直到第三个年头，他才让我学一些钳工的活儿，但仍旧要抽我的耳光。我只好又逃跑了。这次跑到了旧康斯坦丁诺夫，去香肠作坊做工。在那儿，我每天就是洗肠子，过了这么一年半的猪狗生活。后来由于老板赌钱，把作坊也输掉了，他欠我们大家整整四个月的工资没有发，就躲得无影无踪了。这样我离开了这个鬼地方。我搭上火车，坐到日梅林卡，下车后我就去找活儿干。幸好有一个机车库的工人同情我。他知道我会干一点儿钳工活儿，就给上司说我是他的侄子，求他收下我。那上司看我长得高，替我报了十七岁。就这样，我开始给钳工打下手了。后来我来这里干活儿，也干了八年多了。这就是我的经历。至于此后，我的情况，你们都了解的。”
阿尔焦姆拿帽子擦擦额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而且还有一件最重要，也特别难于解释的事情，最好不要等别人来提问，应该自己主动说。他皱起眉来，继续说：
“每个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革命刚开始时，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问题我该如何回答？显然，我离老年还远着呢，我是因为如今才刚刚认清道路。我没有必要隐瞒，以前就是没看清。其实早在1918年，进行反德大罢工那会儿，我就应该走上这条路。以前，有一个水兵叫朱赫来，他跟我进行过多次交谈，一直到1920年，我才开始拿起枪来战斗。等到把白匪扔进黑海里，打完了仗，我们就回来了。就这样我成了家，生儿育女……一头钻进家庭这个小圈子里。现在，我们伟大的领袖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发出了号召。我仔细回顾了自己的生活，觉得这当中总缺少些什么。保卫过政权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共同奋斗，接替列宁，一定要让苏维埃政权像高耸的山峰屹立不动。我们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因为那是咱们自己的党。”
阿尔焦姆说得诚诚恳恳，态度极为认真，似乎还为与自己平时语言的不同感到窘迫。讲完以后，好像卸下自己肩头的重担，挺直身子，等着大家提问。
“是不是有人要问些什么？”党委书记打破了沉默。
在大厅里，坐着的一排排工人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但是仍旧没有人提问。有一个司炉工刚下了机车就急忙赶来开会，他黑得像甲虫，直爽地大声说：
“像他这样的人是出不了轨的。他一定能成为坚强的同志。西罗坚科，表决吧！”
共青团员坐在后面几排，有一个共青团员站了起来，因为半明半暗，看不大清楚他是谁。他说：
“我们让阿尔焦姆同志来说说，他为什么被庄稼所吸引？农民意识有没有削弱了他的无产阶级觉悟呢？”
一片杂乱的、不以为然的言语悄悄在全场掠过。有的人不同意了：
“别绕弯子！用不着在这儿旁敲侧击……”
然而，阿尔焦姆说话了：
“没关系，同志们。这个小伙子说得不错，我确实是被庄稼地所吸引了，可是我并没有为此丧失工人的良心。从今往后，我就要解放出来了。我们全家都要迁到机车库附近，住在这里会比较安心、踏实。要不然，我真的是因为那块地气都喘不过来了。”
阿尔焦姆的心又一次颤栗了，因为他看到台下举起了的手臂如同密密的树林。他挺起胸脯，不再感到沉重，直直地向自己的座位走去。他身后传来了党委书记的声音：
“一致通过。”
扎哈尔·勃鲁扎克第三个走到桌前。他如今已是一个司机了，但还是和给波利托夫斯基当助手时一样，寡言少语。他讲述了自己的艰苦经历，又谈了自己近来的想法，声音不高，但大家都听得清楚。
“我的一双儿女都牺牲了。我不能老躲在角落里为他们伤心，而应该去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还没有行动来补偿他们的死所造成的损失。列宁的死打开了我的眼界。大家就别再问我的陈年往事了，真正的生活应从现在开始。”
一回想往事，头发斑白的扎哈尔就不由地心烦意乱、神情黯淡。大家果然一个问题也没有，举手一致通过。这时，他抬起头来，一双眼睛也炯炯有神了。
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审查着一个个申请人，入党的人全都是大家了解的，以自己经历获得信任的、最优秀的工人。
列宁的逝世促使几十万工人成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逝世没有引起党的队伍的涣散。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强有力的将根深深地扎入土壤中，即使削掉树梢，也绝不会因此而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