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7【青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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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由于太过失望,没等国难会议结束,就提前离开了洛阳。
同样作为要求立宪的民主人士,以李璜为代表的青年党,则从头到尾留下来给汪兆铭添堵,期间毫不掩饰地在大会上抨击国党独裁专制。
在准备返回天津的当天上午,李璜特意前来拜访周赫煊,见面就问:“周先生,你对国家主义有什么看法?”
周赫煊笑道:“国家主义是个很好的哲学理念和政治学说。”
李璜有些不高兴:“仅仅只是理念和学说吗?”
“是的,国家主义的概念太泛化了,在真正施政时很难取得效果。”周赫煊点头道。
民国时期有太多的主义,比如李璜就信奉国家主义,并和曾琦等人在巴黎创建“中国青年党”。青年党发展至今,已成为继国党、共党之外的中国第三大党,不仅在国内20多个省拥有党支部,还在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地拥有海外支部。
直到抗战胜利后,青年党的发展势头就更恐怖,只湖南一省的正式党员就有2万多人、预备党员1万多人,且湖南省的青年党部实力只能排全国第五。
“中国青年党”为何发展如此顺利?
很简单,就是因为信奉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刚好相反,他们主张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为了国家,可以抛弃个人私利,为了国家,任何团体和阶级都是可以牺牲的。
不管你信奉什么思想,隶属于哪个阶层,都可以成为“国家主义者”。
他们也主张由国家控制重要资源,有计划的进行社会分配,特别强调应由国家掌握教育、卫生等公共体系。国家不仅要负责发展国力,还要负责照顾弱势群体,控制平衡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力量。
这听起来跟“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很类似,但其实有很大区别。“国家主义”并不排斥资本家,只是主张限制和控制资产阶级;“国家主义”也不反对官僚政治,只是反对贪污腐败;甚至如果军事独裁有利于国家的话,极端的“国家主义者”还会支持这种政体。
正因如此,信奉“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才会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党。特别是张学良手下的军政官员,好多都属于青年党的党员——比如此时的东北军炮兵司令和北平教育局长。
但“国家主义”理念太过宽泛了,必然导致组织松散,即便执政也不过是第二个国党。
由于“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对立,青年党和共党属于天生死敌。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曾琦,就积极拥护常凯申搞清党运动。
可等到常凯申暴露出独裁嘴脸,曾琦立即变成反蒋派,从20年代末开始,多次策划参与“刺蒋”活动。而常凯申在30年代迫于压力,做样子要搞民主宪政,曾琦又积极参与进去,成为常凯申的拥护者。
做为青年党的创始人和党魁之一,曾琦的表现太过不坚定,反反复复左右摇摆,只有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严重缺乏一以贯之的政治路线。
所以周赫煊才说“国家主义”是很好的学说理念,但操作起来很难,因为他们没有成熟的治国主张,更没有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空有满腔的爱国热血,最多当个在野党抨击执政党而已。
李璜这次本来想劝周赫煊加入青年党,因为周赫煊的历来表现就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应该属于同道中人。但现在却听周赫煊不赞成“国家主义”,李璜顿时就不乐意了:“周先生说青年党的主义概念泛化,如今的国党和共党哪个不泛化?国家主义是崇高追求,就像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现在短期内肯定无法实现,但有志之士却必须以此为目标去追求理想!”
周赫煊也不争辩,笑道:“咱们还是来说说东北抗日吧?”
李璜说道:“我们青年党正在筹款,已经跟东北民众救国会联系好了,最多两三个月就要组织党员去抗日。”
“那就祝诸位马到成功!”周赫煊抱拳说。
不提青年党坚决反赤的主张,那只是理念不同而已,他们的爱国热情是不容置疑的。
今年7月,李璜就能筹集14万元,带着青年党员北上抗日。其中著名的抗日烈士苗可秀,就是青年党员,其领导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被日本关东军中将惊呼为“神军”。东北军的第117师,从师长到基层军官,也大部分是青年党,在未来的长城抗战中表现卓著。
周赫煊对此非常感慨,或许只有面对外敌入侵时,中国的众多派系和势力,才能放下各自的分歧,携手起来共御外侮。
抗日战争,那真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浴火涅槃,在血与火的深渊中重铸精魂。
周赫煊掏出支票本,撕下一张交给李璜:“李先生,这是天津花旗洋行的现金支票,希望你们青年党能够多多的杀敌报国。”
李璜接过来一看,支票面额足有5万元,他抱拳说:“周先生,多谢你的慷慨大义!”说完,他又问,“你真不愿意加入青年党?”
“我不参加任何政党。”周赫煊连忙拒绝道。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各大民主党派,都希望坐在一起共商国是。唯独青年党坚决反赤,党魁曾琦后来甚至被新中国定性为战犯,而且还是排名比较靠前的战犯。
周赫煊才不会去沾染这种麻烦。
李璜也不好再劝,失望地说:“周先生,告辞!”
“告辞!”周赫煊抱拳道。
两人各自拎着行李前往火车站,一个往东,准备回天津略作安排,然后前赴欧洲呼吁国际支持,另一个向南,准备筹集军费、组织党员,轰轰烈烈的到东北去抗日。
国难会议的这场闹剧,也就此结束了。
周赫煊回到天津时,天津的电车涨价风波还没结束。各国领事利用调停淞沪之战的时机,逼迫中央政府解决事端,这导致天津党部停止了排外活动,只有市政府的官员还在继续抗争——天津主要市政部门,仍旧掌握在张学良手里,常凯申的命令根本不管用。
张君劢由于太过失望,没等国难会议结束,就提前离开了洛阳。
同样作为要求立宪的民主人士,以李璜为代表的青年党,则从头到尾留下来给汪兆铭添堵,期间毫不掩饰地在大会上抨击国党独裁专制。
在准备返回天津的当天上午,李璜特意前来拜访周赫煊,见面就问:“周先生,你对国家主义有什么看法?”
周赫煊笑道:“国家主义是个很好的哲学理念和政治学说。”
李璜有些不高兴:“仅仅只是理念和学说吗?”
“是的,国家主义的概念太泛化了,在真正施政时很难取得效果。”周赫煊点头道。
民国时期有太多的主义,比如李璜就信奉国家主义,并和曾琦等人在巴黎创建“中国青年党”。青年党发展至今,已成为继国党、共党之外的中国第三大党,不仅在国内20多个省拥有党支部,还在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地拥有海外支部。
直到抗战胜利后,青年党的发展势头就更恐怖,只湖南一省的正式党员就有2万多人、预备党员1万多人,且湖南省的青年党部实力只能排全国第五。
“中国青年党”为何发展如此顺利?
很简单,就是因为信奉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刚好相反,他们主张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为了国家,可以抛弃个人私利,为了国家,任何团体和阶级都是可以牺牲的。
不管你信奉什么思想,隶属于哪个阶层,都可以成为“国家主义者”。
他们也主张由国家控制重要资源,有计划的进行社会分配,特别强调应由国家掌握教育、卫生等公共体系。国家不仅要负责发展国力,还要负责照顾弱势群体,控制平衡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力量。
这听起来跟“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很类似,但其实有很大区别。“国家主义”并不排斥资本家,只是主张限制和控制资产阶级;“国家主义”也不反对官僚政治,只是反对贪污腐败;甚至如果军事独裁有利于国家的话,极端的“国家主义者”还会支持这种政体。
正因如此,信奉“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才会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党。特别是张学良手下的军政官员,好多都属于青年党的党员——比如此时的东北军炮兵司令和北平教育局长。
但“国家主义”理念太过宽泛了,必然导致组织松散,即便执政也不过是第二个国党。
由于“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对立,青年党和共党属于天生死敌。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曾琦,就积极拥护常凯申搞清党运动。
可等到常凯申暴露出独裁嘴脸,曾琦立即变成反蒋派,从20年代末开始,多次策划参与“刺蒋”活动。而常凯申在30年代迫于压力,做样子要搞民主宪政,曾琦又积极参与进去,成为常凯申的拥护者。
做为青年党的创始人和党魁之一,曾琦的表现太过不坚定,反反复复左右摇摆,只有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严重缺乏一以贯之的政治路线。
所以周赫煊才说“国家主义”是很好的学说理念,但操作起来很难,因为他们没有成熟的治国主张,更没有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空有满腔的爱国热血,最多当个在野党抨击执政党而已。
李璜这次本来想劝周赫煊加入青年党,因为周赫煊的历来表现就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应该属于同道中人。但现在却听周赫煊不赞成“国家主义”,李璜顿时就不乐意了:“周先生说青年党的主义概念泛化,如今的国党和共党哪个不泛化?国家主义是崇高追求,就像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现在短期内肯定无法实现,但有志之士却必须以此为目标去追求理想!”
周赫煊也不争辩,笑道:“咱们还是来说说东北抗日吧?”
李璜说道:“我们青年党正在筹款,已经跟东北民众救国会联系好了,最多两三个月就要组织党员去抗日。”
“那就祝诸位马到成功!”周赫煊抱拳说。
不提青年党坚决反赤的主张,那只是理念不同而已,他们的爱国热情是不容置疑的。
今年7月,李璜就能筹集14万元,带着青年党员北上抗日。其中著名的抗日烈士苗可秀,就是青年党员,其领导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被日本关东军中将惊呼为“神军”。东北军的第117师,从师长到基层军官,也大部分是青年党,在未来的长城抗战中表现卓著。
周赫煊对此非常感慨,或许只有面对外敌入侵时,中国的众多派系和势力,才能放下各自的分歧,携手起来共御外侮。
抗日战争,那真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浴火涅槃,在血与火的深渊中重铸精魂。
周赫煊掏出支票本,撕下一张交给李璜:“李先生,这是天津花旗洋行的现金支票,希望你们青年党能够多多的杀敌报国。”
李璜接过来一看,支票面额足有5万元,他抱拳说:“周先生,多谢你的慷慨大义!”说完,他又问,“你真不愿意加入青年党?”
“我不参加任何政党。”周赫煊连忙拒绝道。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各大民主党派,都希望坐在一起共商国是。唯独青年党坚决反赤,党魁曾琦后来甚至被新中国定性为战犯,而且还是排名比较靠前的战犯。
周赫煊才不会去沾染这种麻烦。
李璜也不好再劝,失望地说:“周先生,告辞!”
“告辞!”周赫煊抱拳道。
两人各自拎着行李前往火车站,一个往东,准备回天津略作安排,然后前赴欧洲呼吁国际支持,另一个向南,准备筹集军费、组织党员,轰轰烈烈的到东北去抗日。
国难会议的这场闹剧,也就此结束了。
周赫煊回到天津时,天津的电车涨价风波还没结束。各国领事利用调停淞沪之战的时机,逼迫中央政府解决事端,这导致天津党部停止了排外活动,只有市政府的官员还在继续抗争——天津主要市政部门,仍旧掌握在张学良手里,常凯申的命令根本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