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七章 艰难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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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薄、孟让在长白山举旗造反,口号是“反徭役,反东征。”
此次东征,倾尽国力,河南、河北和齐鲁距离东征战场最近,依照就近征发徭役以节约成本的原则,河南、河北和齐鲁的平民被大量征发。主要劳动力都去了战场,耕种便成了问题,留在家里的老弱妇孺也就勉强糊个嘴,无力上缴租赋。
东征需要粮草绢帛等各种战争物资,这些战争物资都要由地方官府承担,而地方官府为了完成任务,只能加大征缴力度,于是矛盾产生了。
天有不测风云,偏偏此刻大河下游发大水,田地淹没,颗粒无收。灾民等待官府的赈济,而官府陷入困境,不但征缴不到租赋,反而要开仓赈济,肯定完不成朝廷下派的任务,但这个任务是硬性指标,谁完不成,谁的官帽子就没了。为了保住自己的官帽子,官府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灾民,把官仓、义仓里本来用来救灾的粮食等物资送往东征战场。
灾民走投无路,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王薄、孟让为了在大义上站住脚,赢得更多支持,提出了“反徭役、反东征”的口号。如果没有东征,官府就不会无节制地征发徭役,更不会把官仓、义仓里的救灾物资送往东征战场;如果劳动力都在家里,即便洪灾爆发,也还有救灾的能力,再加上官府开仓放粮,天灾也不会演变成人祸。
然而,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口号,不难发现,它正好与朝中保守派的立场相符合。朝廷中谁反对东征？当然是保守派。保守派看到灾民揭竿而起了,而且造反者提出了反东征的口号,遂顺势推波助澜,竭尽全力破坏东征。不论使用何种手段,只要东征未能取得预期战果,保守派便赢了,便给了他们反击改革派的“锋利武器”。
退一步说,即便东征打赢了,皇帝和改革派建下了赫赫武功,但国内局势却因东征而急剧恶化,推进改革所需要的稳定环境已不复存在,从而导致皇帝和改革派虽然在军事上赢得了胜利,却在政治上一败涂地,战前目标依旧未能实现,改革因此陷入停滞,保守派笑到了最后,在政治上给了皇帝和改革派沉重一击。
这就是自王薄、孟让长白山举旗以来,起义浪潮迅速席卷大河南北的根本原因所在。不是官府不戡乱,也不是鹰扬府不剿贼,更不能把烽烟四起的责任推给东征,推给天灾,而是中土统治阶层内部的根本矛盾,在对内改革、对外战争的前后夹击下,终于爆发了。这是不可挽救、不可遏止的“人祸”,而这场“人祸”的爆发,必将导致正在进行的对内改革和对外战争陷入失败的危局,而对内改革和对外战争一旦失败,压制“人祸”的力量轰然消散,“人祸”必将呈爆炸式发展,起义大潮必将掀起惊天波澜,席卷整个中土,而统一大业可能崩溃,中土可能再一次走向分裂和战乱。
这是崔德本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起义军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摧毁对手,也能伤害自己,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保守派即便因此实现了预期目标,摧毁了皇帝和改革派,终结了改革,但保守派中的核心力量豪门世家也休想独善其身,必定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甚至是玉石俱焚的战斗,而历史证明,无数埋葬于历史尘埃中的豪门世家,就是在这种血腥而残酷的战斗中烟消云散。
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而这个“度”太难把握了。义军领袖绝不甘于做个“棋子”,更不愿辛苦一场却为他人坐了嫁衣裳。义军领袖有自己的宏图志愿,有自己的政治目标,现阶段,他们需要豪门世家的支持,而豪门世家也正好需要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双方遂各取所需,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但等到义军发展到一定规模,豪门世家逐渐失去对他们控制的时候,“度”也就难以把握了,一旦双方实力对比颠覆了,义军以独立自主的新兴政治势力与豪门世家分庭抗礼了,豪门世家的生存危机也就来临了。
不过这仅仅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最为恶劣的后果之一,依照历史经验,在群雄争霸的过程中,豪门世家虽然处在风口浪尖上,但风险和机遇并存,只要策略得当,不但能顺利规避风险,还能最大程度地把握机遇发展壮大。在这方面,有着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传承的豪门世家,经验太丰富了,不足为虑。所以崔德本对中土的未来局势虽然忧心忡忡,但对崔氏这条大船的抗风险能力还是信心十足,他不担心崔氏的未来,他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安全的利用白发异士和义军力量,在最短时间内掀起一场席卷中土的大风浪,继而彻底埋葬已经对豪门世家张开血盆大口的那个叫“改革”的洪荒猛兽。
在这一点上,段文操的想法与崔德本如出一辙。段文操在书信中向崔德本请求援助,而在求援的背后,清晰地表露出他对齐鲁义军的姑息态度,其迁就、纵容,甚至是毫无原则的宽容心理,让崔德本看到了北海段氏在“大旗”段文振倒掉之后,其对改革立场的悄然变化。
段文振出自世家,却是坚定的改革派,而中土一统后环绕在两代皇帝周围的改革派,毫无例外都来自豪门世家。
中土分裂时期,大大小小的王国不论实施何种政治制度,在其光鲜的表层里,包裹的核心都是门阀士族政治,掌握权柄的都是世代传承的大贵族,或者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低等贵族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入权力高层。统一后,中土进入新时代,政治制度当然要适应统一后的新时代,唯有如此才能维护统一和走向繁荣,所以改革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不可阻挡。但统一后掌握权柄的依旧是那些大贵族,他们首先要维护自身利益,而要维护自身利益,首先就必须确保中土的和平统一,唯有和平统一的大环境,才能进一步推动豪门世家的发展壮大。这两者相辅相成,但在利益诉求上却存在着激烈冲突。
简单的道理是,你把大饼做大了,中土总的利益增加了,社会各阶层都能受益,但问题是,你若想把大饼做大,就必须齐心协力,不能出力的出力,偷懒的偷懒,导致分配不公,而分配上的不公平一旦严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就会动荡不安,而这将影响到中土的和平统一的大环境,影响到中土总利益的增加。
所以,在大贵族掌控权柄的前提下,改革的总体思路便是,在做大大饼增加中土总利益和维护增加自身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也就是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所以纟统一后的中土政治虽然披上了中央集权的华丽外袍,但本质上还是门阀士族政治,换汤不换药。
中土和平安定的大环境和正确的经济政策,让中土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而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总量的急剧增加,在让社会各阶层受益的同时,分配不公也越来越严重,尤其绝对数量庞大的寒门,其中绝大部分是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对权力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充满了怨恨。而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中的高等贵族,同样因为历史、文化等不可改变的原因,在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中,远远落后于世代传承的豪门,且因为综合实力上的差距导致其发展后劲严重不足,有被逐渐赶出权力高层的趋势。于是,以军功崛起的新兴高等贵族,和绝对数量庞大的寒门,便成为推动改革的主力军。
由分配不公导致的统治阶层内部的激烈矛盾,威胁到了中土的和平统一,开始倒逼中土的权力高层不得不进行政治制度上的改革。
政治制度改革,便是中央集权制和门阀士族政治之间的对决。从坚定的改革派的立场来说,就是遏制和打击豪门世家的特权,削弱和剥夺豪门世家的权力和财富,彻底消除分配上的不公,彻底铲除分裂和战乱的根源。
豪门世家当然要维护自身利益,但迫于现状,也不得不妥协,不得不改革,不得不拿出一部分利益来,以缓和贵族阶层内部的矛盾,于是,掌控着中土权柄的很多大贵族也就成了改革派,其中很多人的改革决心非常大,改革思路很先进,改革手段也很激进,不过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在中土的发展繁荣和豪门世家的生存之间寻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其实质还是要维护豪门世家在中土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中的主导权,还是要维护门阀士族政治。
先帝时代,高颍、虞庆则、杨雄和苏威并称“四贵”,还有杨素、崔弘度、裴世矩等众多文臣武将,他们的改革理念与先帝基本一致,都主张改革,都积极推进中土的发展和强大,但同时也分为两派,一派坚持让度一部分利益给社会其他各阶层,而另一派则不遗余力地保留豪门世家的特权。
今上时代,虞庆则已经死了,杨素很快也死了,而高颍则被赶出了中枢,杨雄、苏威和裴世矩还在,元寿、杨达、段文振等一批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大贵族因为深得今上的信任,亦被拔擢进入中枢,中枢实力强悍,政治改革得以大刀阔斧地进行。
政治改革触及到了豪门世家的底线,贵族内部的根本矛盾日益激烈,这个以利益为核心的根本矛盾迅速催发了关陇人、山东人和江左人之间的矛盾,老贵族和新兴贵族之间的矛盾,豪门和寒门之间的矛盾,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结果是整个社会矛盾在短短数年内激化、爆发了。政治改革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而这一阻力加剧了皇帝和豪门世家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中央和军队、中央和地方官府之间的矛盾,一场危及到中土统一和国祚稳定的危机正扑面而来。
段文振是坚定的改革派,但这并不代表北海段氏就认同和支持他的改革理念,更不代表整个齐鲁贵族集团都坚定不移地追随他。当政治改革已经严重损害了豪门世家并波及到整个贵族阶层之后,北海段氏和齐鲁贵族集团唯有支持段文振,才能借助段文振的权柄,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现在段文振死了,保护伞不在了,北海段氏和齐鲁贵族集团暴露在对手面前,但对手太多了,这时候他们假若继续顽固坚持激进的改革理念,继续支持皇帝的改革,必将遭到一群对手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所以,改弦易辙,在改革立场上由“激进”转为“保守”,是北海段氏和齐鲁贵族集团保护自身利益的唯一出路。
由此不难推测出,段文振为何姑息义军,为何要纵容义军的发展壮大了。
王薄、孟让在长白山举旗造反,口号是“反徭役,反东征。”
此次东征,倾尽国力,河南、河北和齐鲁距离东征战场最近,依照就近征发徭役以节约成本的原则,河南、河北和齐鲁的平民被大量征发。主要劳动力都去了战场,耕种便成了问题,留在家里的老弱妇孺也就勉强糊个嘴,无力上缴租赋。
东征需要粮草绢帛等各种战争物资,这些战争物资都要由地方官府承担,而地方官府为了完成任务,只能加大征缴力度,于是矛盾产生了。
天有不测风云,偏偏此刻大河下游发大水,田地淹没,颗粒无收。灾民等待官府的赈济,而官府陷入困境,不但征缴不到租赋,反而要开仓赈济,肯定完不成朝廷下派的任务,但这个任务是硬性指标,谁完不成,谁的官帽子就没了。为了保住自己的官帽子,官府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灾民,把官仓、义仓里本来用来救灾的粮食等物资送往东征战场。
灾民走投无路,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王薄、孟让为了在大义上站住脚,赢得更多支持,提出了“反徭役、反东征”的口号。如果没有东征,官府就不会无节制地征发徭役,更不会把官仓、义仓里的救灾物资送往东征战场;如果劳动力都在家里,即便洪灾爆发,也还有救灾的能力,再加上官府开仓放粮,天灾也不会演变成人祸。
然而,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口号,不难发现,它正好与朝中保守派的立场相符合。朝廷中谁反对东征？当然是保守派。保守派看到灾民揭竿而起了,而且造反者提出了反东征的口号,遂顺势推波助澜,竭尽全力破坏东征。不论使用何种手段,只要东征未能取得预期战果,保守派便赢了,便给了他们反击改革派的“锋利武器”。
退一步说,即便东征打赢了,皇帝和改革派建下了赫赫武功,但国内局势却因东征而急剧恶化,推进改革所需要的稳定环境已不复存在,从而导致皇帝和改革派虽然在军事上赢得了胜利,却在政治上一败涂地,战前目标依旧未能实现,改革因此陷入停滞,保守派笑到了最后,在政治上给了皇帝和改革派沉重一击。
这就是自王薄、孟让长白山举旗以来,起义浪潮迅速席卷大河南北的根本原因所在。不是官府不戡乱,也不是鹰扬府不剿贼,更不能把烽烟四起的责任推给东征,推给天灾,而是中土统治阶层内部的根本矛盾,在对内改革、对外战争的前后夹击下,终于爆发了。这是不可挽救、不可遏止的“人祸”,而这场“人祸”的爆发,必将导致正在进行的对内改革和对外战争陷入失败的危局,而对内改革和对外战争一旦失败,压制“人祸”的力量轰然消散,“人祸”必将呈爆炸式发展,起义大潮必将掀起惊天波澜,席卷整个中土,而统一大业可能崩溃,中土可能再一次走向分裂和战乱。
这是崔德本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起义军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摧毁对手,也能伤害自己,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保守派即便因此实现了预期目标,摧毁了皇帝和改革派,终结了改革,但保守派中的核心力量豪门世家也休想独善其身,必定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甚至是玉石俱焚的战斗,而历史证明,无数埋葬于历史尘埃中的豪门世家,就是在这种血腥而残酷的战斗中烟消云散。
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而这个“度”太难把握了。义军领袖绝不甘于做个“棋子”,更不愿辛苦一场却为他人坐了嫁衣裳。义军领袖有自己的宏图志愿,有自己的政治目标,现阶段,他们需要豪门世家的支持,而豪门世家也正好需要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双方遂各取所需,一拍即合,互相利用。但等到义军发展到一定规模,豪门世家逐渐失去对他们控制的时候,“度”也就难以把握了,一旦双方实力对比颠覆了,义军以独立自主的新兴政治势力与豪门世家分庭抗礼了,豪门世家的生存危机也就来临了。
不过这仅仅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最为恶劣的后果之一,依照历史经验,在群雄争霸的过程中,豪门世家虽然处在风口浪尖上,但风险和机遇并存,只要策略得当,不但能顺利规避风险,还能最大程度地把握机遇发展壮大。在这方面,有着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传承的豪门世家,经验太丰富了,不足为虑。所以崔德本对中土的未来局势虽然忧心忡忡,但对崔氏这条大船的抗风险能力还是信心十足,他不担心崔氏的未来,他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安全的利用白发异士和义军力量,在最短时间内掀起一场席卷中土的大风浪,继而彻底埋葬已经对豪门世家张开血盆大口的那个叫“改革”的洪荒猛兽。
在这一点上,段文操的想法与崔德本如出一辙。段文操在书信中向崔德本请求援助,而在求援的背后,清晰地表露出他对齐鲁义军的姑息态度,其迁就、纵容,甚至是毫无原则的宽容心理,让崔德本看到了北海段氏在“大旗”段文振倒掉之后,其对改革立场的悄然变化。
段文振出自世家,却是坚定的改革派,而中土一统后环绕在两代皇帝周围的改革派,毫无例外都来自豪门世家。
中土分裂时期,大大小小的王国不论实施何种政治制度,在其光鲜的表层里,包裹的核心都是门阀士族政治,掌握权柄的都是世代传承的大贵族,或者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低等贵族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入权力高层。统一后,中土进入新时代,政治制度当然要适应统一后的新时代,唯有如此才能维护统一和走向繁荣,所以改革是大势所趋,是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不可阻挡。但统一后掌握权柄的依旧是那些大贵族,他们首先要维护自身利益,而要维护自身利益,首先就必须确保中土的和平统一,唯有和平统一的大环境,才能进一步推动豪门世家的发展壮大。这两者相辅相成,但在利益诉求上却存在着激烈冲突。
简单的道理是,你把大饼做大了,中土总的利益增加了,社会各阶层都能受益,但问题是,你若想把大饼做大,就必须齐心协力,不能出力的出力,偷懒的偷懒,导致分配不公,而分配上的不公平一旦严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就会动荡不安,而这将影响到中土的和平统一的大环境,影响到中土总利益的增加。
所以,在大贵族掌控权柄的前提下,改革的总体思路便是,在做大大饼增加中土总利益和维护增加自身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也就是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所以纟统一后的中土政治虽然披上了中央集权的华丽外袍,但本质上还是门阀士族政治,换汤不换药。
中土和平安定的大环境和正确的经济政策,让中土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而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总量的急剧增加,在让社会各阶层受益的同时,分配不公也越来越严重,尤其绝对数量庞大的寒门,其中绝大部分是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对权力和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充满了怨恨。而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中的高等贵族,同样因为历史、文化等不可改变的原因,在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中,远远落后于世代传承的豪门,且因为综合实力上的差距导致其发展后劲严重不足,有被逐渐赶出权力高层的趋势。于是,以军功崛起的新兴高等贵族,和绝对数量庞大的寒门,便成为推动改革的主力军。
由分配不公导致的统治阶层内部的激烈矛盾,威胁到了中土的和平统一,开始倒逼中土的权力高层不得不进行政治制度上的改革。
政治制度改革,便是中央集权制和门阀士族政治之间的对决。从坚定的改革派的立场来说,就是遏制和打击豪门世家的特权,削弱和剥夺豪门世家的权力和财富,彻底消除分配上的不公,彻底铲除分裂和战乱的根源。
豪门世家当然要维护自身利益,但迫于现状,也不得不妥协,不得不改革,不得不拿出一部分利益来,以缓和贵族阶层内部的矛盾,于是,掌控着中土权柄的很多大贵族也就成了改革派,其中很多人的改革决心非常大,改革思路很先进,改革手段也很激进,不过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在中土的发展繁荣和豪门世家的生存之间寻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其实质还是要维护豪门世家在中土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中的主导权,还是要维护门阀士族政治。
先帝时代,高颍、虞庆则、杨雄和苏威并称“四贵”,还有杨素、崔弘度、裴世矩等众多文臣武将,他们的改革理念与先帝基本一致,都主张改革,都积极推进中土的发展和强大,但同时也分为两派,一派坚持让度一部分利益给社会其他各阶层,而另一派则不遗余力地保留豪门世家的特权。
今上时代,虞庆则已经死了,杨素很快也死了,而高颍则被赶出了中枢,杨雄、苏威和裴世矩还在,元寿、杨达、段文振等一批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大贵族因为深得今上的信任,亦被拔擢进入中枢,中枢实力强悍,政治改革得以大刀阔斧地进行。
政治改革触及到了豪门世家的底线,贵族内部的根本矛盾日益激烈,这个以利益为核心的根本矛盾迅速催发了关陇人、山东人和江左人之间的矛盾,老贵族和新兴贵族之间的矛盾,豪门和寒门之间的矛盾,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结果是整个社会矛盾在短短数年内激化、爆发了。政治改革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而这一阻力加剧了皇帝和豪门世家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中央和军队、中央和地方官府之间的矛盾,一场危及到中土统一和国祚稳定的危机正扑面而来。
段文振是坚定的改革派,但这并不代表北海段氏就认同和支持他的改革理念,更不代表整个齐鲁贵族集团都坚定不移地追随他。当政治改革已经严重损害了豪门世家并波及到整个贵族阶层之后,北海段氏和齐鲁贵族集团唯有支持段文振,才能借助段文振的权柄,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现在段文振死了,保护伞不在了,北海段氏和齐鲁贵族集团暴露在对手面前,但对手太多了,这时候他们假若继续顽固坚持激进的改革理念,继续支持皇帝的改革,必将遭到一群对手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所以,改弦易辙,在改革立场上由“激进”转为“保守”,是北海段氏和齐鲁贵族集团保护自身利益的唯一出路。
由此不难推测出,段文振为何姑息义军,为何要纵容义军的发展壮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