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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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想引大人注意的、调皮的小男孩来说,这本来没有什么,但却被两个老人传了出去,并从此他爷爷便被人称做“花轿”,真名倒没人记得了。我同学他爸爸先被人称为“小花轿”,后来他爸生了我同学,他爸便退休为“花轿儿子”,我同学便被人称之为“小花轿”了。
这就是传言的威力!“人言可畏”这四个字,没有谁比农村人理解得更为深刻了。有那么一刻,我忽然恨透了这所谓的家乡!
好在妈妈毕竟是妈妈,第二天起床时,她己经给我打好了洗脸水,并把饭菜做好了等我,象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不骂我不打我,却比骂我打我还让我难受。她望我时那紧皱的眉头,就象一把尖刀一样切割着我的心!
刚放下碗筷,大姨就闻讯赶了过来。大姨仍然象以前那样,因为家境好,人比较外向,话也很多,是个标准的“长舌妇”,我一直很不喜欢她。但出于礼貌,我还是和她打了个招呼。
大姨笑眯眯打量了我好一会儿,重点部位是脖子和手腕,又摸了摸我身上的衣料。摸过之后,她不屑地撇了撇嘴,下了个结论:“海燕没有坡上的翠翠挣的钱多。啧啧,翠翠上次回来,光是脖子上的项链和手链,听说都值好几万呢。”
妈妈原来愁苦的脸立刻就拉了下来,问我:“这几年,你存了多少钱?”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大姨就抢着道:“听说翠翠,存款有好几百万了,光存折就好几个呢!”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两万和好几百万相比,实在寒酸到了极点。
妈妈则热切地盯着我,竖起了指头,一个劲地问:“一百万?五十万?二十万?十万?五万?”她问一次,我的心就收紧一次,但我实在不忍心看妈妈再次失望,在说到三万时,我勉强点了点头。
妈妈这才长嘘了一口气,总算还不至于太丢人。
这让我很是郁闷,我的妈妈,曾经是非常善良和宽容的一个人。我不知道,是什么让她变得象现在这样势利和斤斤计较了?
大姨似乎还想说什么,我借口夜里没睡好,赶紧躲进了另外的房间。大姨有些失望,又转头和妈妈窃窃私语起来。
大姨走后,我忽然想起了什么,问妈妈:“坡上的翠翠,她在外面做什么?”
妈妈叹了一口气:“还能做什么?在广东卖猪肉呗。”
“卖猪肉”是我们家乡话,意思就是卖身。我松了一口气:“我说呢,真正在外面安安静静打工的女孩子,是很难挣得了这么多钱的。”
没想到一听这话,竟惹得妈妈一下子火起:“卖猪肉怎么啦?人家赚到了那么多钱?给家里起了好大一座房子呢!父母面上多有光彩!你又怎么样?你和那个该死的男人,要钱没挣到钱,要人没找到人,害得全家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你还不如去卖猪肉呢!”
我望着一脸怒气的妈妈,心里象针扎一样难受。忽然明白,爸爸的早逝、苦难的生活、三年的疏离和我带给家中的羞愧,己让母女之情早就变了味!
我怔怔地站在房间,眼泪再次流了出来。妈妈仿佛没看到我的眼泪一般,不耐烦地说:“你就知道哭!你大姨说得对,你读书脑子都读迂了,在外面吃不开。这次回来再不要回去了,找个人嫁了算了!”
我下意识反驳道:“我不要!我才22岁,不着急的。”
妈妈不满地白了我一眼:“你哪里是22岁?今年23了,过年就24岁,你算算,离过年还有几天?女人都是花命,开得快,败得也快!”
我分辩说:“你那是虚岁,人家外面都算周岁。”
妈妈这次彻底翻脸:“不要再跟我提外面!要不是你去了外面,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
此话直指我的软肋,我自知底气不足,赶紧闭了嘴。
事己至此,我也没有别的话好说了。我感觉自己好累好累,累得再也不想出去打拼了。如果能找个疼我爱我的人,也未必不可。想到这里,我听天由命地点了点头。
虽然我同意相亲了,妈妈也不打不骂我,但她总是拉长着一张脸,对我也没有好声气。有时,我真恨不得她能打我一顿或大骂我一顿。我感觉在这个家里,就象坐牢一样难受。
舅舅舅妈很快筹到了两万元钱,姥姥姥爷便被放出来了。虽然放回了姥姥姥爷,上面也不再追究舅舅舅妈的超生问题,但舅舅舅妈却要等生完孩子才能回家的。这些其实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总不至于叫计生办的人面子上过不去。
钱是大姨经手交的,那天,我和大姨、妈妈一起去接姥姥姥爷。大姨去村委会小楼交钱的时候,妈妈和我到原来老村委会里。这里是一溜灰黑、破败的砖瓦房,在一间偏僻的砖瓦房里,就关着被抓进来的十几个老人。
因为没有拿到收据,所以看守的联防队员不放人。据说为了害怕本村的联防员对本村人不好下手,联防员都不在本村做事,所以这个20岁初头的联防员我们并不认识。妈妈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开门放人。
没办法,妈妈只好带着我绕了一圈,来到后面的一个小窗户。房间很黑,我的眼晴好半天才适应房间的光线。“小黑屋”虽然因为太过破旧,所以窗户上的玻璃并不齐全,风一吹过,窗户就“嚓嚓”作响。房间内铺着一层被稻草,稻草上胡乱搭了几床破棉被,房内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恶臭。角落里有两只大黑桶,房间里的恶臭大约就是从那地方发出来的。
老人们有男有女,有的坐着有睡着的,全都神情呆滞,再加上那苍老的容颜,真的是目不忍视,有两个头发都全白了。我认不出哪个是我姥姥姥爷,便轻呼:“姥姥,姥爷。”
我叫了好半天,才颤微微地从一堆稻草里站起一个老人,妈妈赶紧说:“海燕回来了。钱己经筹到,我姐去交钱了,马上就会放你们出去。”
这时,姥爷己经走到窗户边。窗户上的玻璃虽然没了,但粗硬的钢筋却还在。就这样,我和妈妈和窗户外头,姥爷在窗户里头,姥爷不断叫着我的名字,老泪纵横。
我忽然想起以前老电影中革命志士被抓进牢中的情景,有很多镜头就是这样的。那些革命志士两手握着窗户上的钢筋,有的悲伤有的激昂。此情此景,真是何其相似。
不一会儿,大姨交了钱,拿到了收据,那个联防队员打开门,姥姥姥爷就被放出来了。姥姥和妈妈一样,有严重的关节火,妈妈一直说她的关节炎就是姥姥遗传的。本来腿脚就不好的姥姥,现在连站着都要人搀扶了,更不要说走路了。实在没办法,我妈只好去找一辆平车,这才把我姥姥拉回了家。
对于一个想引大人注意的、调皮的小男孩来说,这本来没有什么,但却被两个老人传了出去,并从此他爷爷便被人称做“花轿”,真名倒没人记得了。我同学他爸爸先被人称为“小花轿”,后来他爸生了我同学,他爸便退休为“花轿儿子”,我同学便被人称之为“小花轿”了。
这就是传言的威力!“人言可畏”这四个字,没有谁比农村人理解得更为深刻了。有那么一刻,我忽然恨透了这所谓的家乡!
好在妈妈毕竟是妈妈,第二天起床时,她己经给我打好了洗脸水,并把饭菜做好了等我,象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不骂我不打我,却比骂我打我还让我难受。她望我时那紧皱的眉头,就象一把尖刀一样切割着我的心!
刚放下碗筷,大姨就闻讯赶了过来。大姨仍然象以前那样,因为家境好,人比较外向,话也很多,是个标准的“长舌妇”,我一直很不喜欢她。但出于礼貌,我还是和她打了个招呼。
大姨笑眯眯打量了我好一会儿,重点部位是脖子和手腕,又摸了摸我身上的衣料。摸过之后,她不屑地撇了撇嘴,下了个结论:“海燕没有坡上的翠翠挣的钱多。啧啧,翠翠上次回来,光是脖子上的项链和手链,听说都值好几万呢。”
妈妈原来愁苦的脸立刻就拉了下来,问我:“这几年,你存了多少钱?”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大姨就抢着道:“听说翠翠,存款有好几百万了,光存折就好几个呢!”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两万和好几百万相比,实在寒酸到了极点。
妈妈则热切地盯着我,竖起了指头,一个劲地问:“一百万?五十万?二十万?十万?五万?”她问一次,我的心就收紧一次,但我实在不忍心看妈妈再次失望,在说到三万时,我勉强点了点头。
妈妈这才长嘘了一口气,总算还不至于太丢人。
这让我很是郁闷,我的妈妈,曾经是非常善良和宽容的一个人。我不知道,是什么让她变得象现在这样势利和斤斤计较了?
大姨似乎还想说什么,我借口夜里没睡好,赶紧躲进了另外的房间。大姨有些失望,又转头和妈妈窃窃私语起来。
大姨走后,我忽然想起了什么,问妈妈:“坡上的翠翠,她在外面做什么?”
妈妈叹了一口气:“还能做什么?在广东卖猪肉呗。”
“卖猪肉”是我们家乡话,意思就是卖身。我松了一口气:“我说呢,真正在外面安安静静打工的女孩子,是很难挣得了这么多钱的。”
没想到一听这话,竟惹得妈妈一下子火起:“卖猪肉怎么啦?人家赚到了那么多钱?给家里起了好大一座房子呢!父母面上多有光彩!你又怎么样?你和那个该死的男人,要钱没挣到钱,要人没找到人,害得全家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你还不如去卖猪肉呢!”
我望着一脸怒气的妈妈,心里象针扎一样难受。忽然明白,爸爸的早逝、苦难的生活、三年的疏离和我带给家中的羞愧,己让母女之情早就变了味!
我怔怔地站在房间,眼泪再次流了出来。妈妈仿佛没看到我的眼泪一般,不耐烦地说:“你就知道哭!你大姨说得对,你读书脑子都读迂了,在外面吃不开。这次回来再不要回去了,找个人嫁了算了!”
我下意识反驳道:“我不要!我才22岁,不着急的。”
妈妈不满地白了我一眼:“你哪里是22岁?今年23了,过年就24岁,你算算,离过年还有几天?女人都是花命,开得快,败得也快!”
我分辩说:“你那是虚岁,人家外面都算周岁。”
妈妈这次彻底翻脸:“不要再跟我提外面!要不是你去了外面,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
此话直指我的软肋,我自知底气不足,赶紧闭了嘴。
事己至此,我也没有别的话好说了。我感觉自己好累好累,累得再也不想出去打拼了。如果能找个疼我爱我的人,也未必不可。想到这里,我听天由命地点了点头。
虽然我同意相亲了,妈妈也不打不骂我,但她总是拉长着一张脸,对我也没有好声气。有时,我真恨不得她能打我一顿或大骂我一顿。我感觉在这个家里,就象坐牢一样难受。
舅舅舅妈很快筹到了两万元钱,姥姥姥爷便被放出来了。虽然放回了姥姥姥爷,上面也不再追究舅舅舅妈的超生问题,但舅舅舅妈却要等生完孩子才能回家的。这些其实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总不至于叫计生办的人面子上过不去。
钱是大姨经手交的,那天,我和大姨、妈妈一起去接姥姥姥爷。大姨去村委会小楼交钱的时候,妈妈和我到原来老村委会里。这里是一溜灰黑、破败的砖瓦房,在一间偏僻的砖瓦房里,就关着被抓进来的十几个老人。
因为没有拿到收据,所以看守的联防队员不放人。据说为了害怕本村的联防员对本村人不好下手,联防员都不在本村做事,所以这个20岁初头的联防员我们并不认识。妈妈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开门放人。
没办法,妈妈只好带着我绕了一圈,来到后面的一个小窗户。房间很黑,我的眼晴好半天才适应房间的光线。“小黑屋”虽然因为太过破旧,所以窗户上的玻璃并不齐全,风一吹过,窗户就“嚓嚓”作响。房间内铺着一层被稻草,稻草上胡乱搭了几床破棉被,房内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恶臭。角落里有两只大黑桶,房间里的恶臭大约就是从那地方发出来的。
老人们有男有女,有的坐着有睡着的,全都神情呆滞,再加上那苍老的容颜,真的是目不忍视,有两个头发都全白了。我认不出哪个是我姥姥姥爷,便轻呼:“姥姥,姥爷。”
我叫了好半天,才颤微微地从一堆稻草里站起一个老人,妈妈赶紧说:“海燕回来了。钱己经筹到,我姐去交钱了,马上就会放你们出去。”
这时,姥爷己经走到窗户边。窗户上的玻璃虽然没了,但粗硬的钢筋却还在。就这样,我和妈妈和窗户外头,姥爷在窗户里头,姥爷不断叫着我的名字,老泪纵横。
我忽然想起以前老电影中革命志士被抓进牢中的情景,有很多镜头就是这样的。那些革命志士两手握着窗户上的钢筋,有的悲伤有的激昂。此情此景,真是何其相似。
不一会儿,大姨交了钱,拿到了收据,那个联防队员打开门,姥姥姥爷就被放出来了。姥姥和妈妈一样,有严重的关节火,妈妈一直说她的关节炎就是姥姥遗传的。本来腿脚就不好的姥姥,现在连站着都要人搀扶了,更不要说走路了。实在没办法,我妈只好去找一辆平车,这才把我姥姥拉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