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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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一件小事，却让她如此感动，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于是关切地问：“你哪里受伤了，要不要去看医生？”
她轻描淡写地说：“受伤倒没，只是昨夜出了一个台，那三个家伙事先嗑了药，轮番上阵，我差点被他们折腾死。刚才勉强打开房门，浑身却再也没有一丝力气了。”
听了这话，我恶心地差点儿吐出来，这才明白为什么她身上有那么一股浓烈的怪味儿。借口有事，匆匆逃离了她的房间。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女孩却敲开我的房门，还送了我一盒大大的巧克力。我当然不要，但她却拼命往我手里塞，一边塞还一边说：“你不要就是不把我当朋友。”
我心里暗笑：“从来没把你当成朋友啊？”但这话终没有说出口。
女孩很坚持，最后我只好收下了，她便露出孩子一般的笑容，开心地说：“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知道吗？我多想和你们这些在工厂里上班的女孩做朋友啊。以前，我也是在工厂上班的。”
我奇怪地问：“那为什么后来不上了呢？”
她摇摇头：“太苦太累太不赚钱了。”
虽然我很喜欢吃巧克力，但一想起昨晚她身上那股浓烈的怪味和她所从事的工作，我就彻底没了胃口，她一离开，我便随手扔进了垃圾篓，后来还是后悔收下了。因为从那以后，这个叫娜娜的女孩就隔三差五地来找我。虽然我对她并不是很热望，但她似乎也不在意，只顾滔滔不绝自说自话。我想，她可能是太寂寞了吧。
从她滔滔不绝的叙述中，我知道她是湖南人，老家是全国有名的美人窝。她对自己所从事的“小姐”职业毫不避讳，经常说一些让我瞠目结舌的话。比如“情义千金不抵胸脯四两”；比如“十年寒窗不如衣服脱光”等等。
她的家乡和我们那儿一样，除了种地，没有别的生活来源，有的人家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刚出来打工时，她在深圳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原以为，可以通过勤俭，通过劳动，最不济也可以通过婚姻改变命运。所以，再累再累再苦她也不怕，但她怕的是，累死累活做了两个月，才领到六百元的工资。她失望了，知道凭借双手永远改变不了命运。
这时，妈妈又病倒了。虽然生的是重病，死是无疑的。但是，她想让妈妈临死之前过上几天好一点的日子。她己经成人了，有义务和爸爸一起支撑这个家。于是在老乡的怂恿下，她到酒店里做了“鸡”，也就是所谓的“小姐”。
其实，娜娜做“小姐”，在他们村并不是秘蜜，因为他们村己经形成了风气，家家把女孩送出来打工挣钱，他们认为女孩比男孩挣钱容易。老公可以带老婆出来做“小姐”，男朋友可以带女朋友出来做“小姐”，爸爸妈妈可以带女儿出来做“小姐”，兄弟可以带姐妹出来做“小姐”。。女人的身体仿佛只是赚钱的工具，男人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女人用身体带来的钞票。在他们村，倘若哪家没有女人做“小姐”，这家往往就是村里最穷的穷人家，要被人看不起的。
可悲的是，做“小姐”的女人及其亲属经常互相攀比，谁家媳妇寄钱多了，谁家女儿为家里盖了新房。最离谱的是，女人如果能傍到有钱的大款，别人就会夸这家女人有本事，傍的“款”越大，得到的钱越大，说明这家女人越有本事，父母亲友脸上也就越有光。
所有这一切，和我的家乡何其相似！一时间，我感觉思维混乱，这是怎样一个颠倒乾坤的世界呢？
我从为不看低做“小姐”的人，媒体上把做“小姐”的定义为“无非想满足其奢侈淫逸的生活”，实在让人难以认同。自尊、自爱、自重对中国女性而言，不仅是与生俱来，也肯定是为人处世的最后一条底线。
娜娜和她的姐妹们，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迈出这最后的一条底线前，有人饿得深夜在垃圾桶里捡东西吃；有人一年到头，连一条十几元的裙子都舍不得买。所以，如可不是生活所逼，哪一个人愿意走到这一步呢？
就比如我自己，当初在东莞跑单，不也曾面临绝境吗？现在想想还后怕，虽然我并不爱沈洲，但当时若没有沈洲的牵挂，我是不是也会走到这一步？
但是，“小姐”似乎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就比如那次遭遇的三个嗑药的家伙，她还算命大，第二天就可以下床了，一星期就可以继续“工作”。但有的姐妹，却因此送了命。就算没有送命，她们时时也有得病的危险。
因为“工作”时，她们不会准备套子，那笔钱能省就省。当然，就算有套很多客人也不用，那样不够爽。倘若客人不用套子，她们也不能拒绝，因为拒绝了就拿不到钱，谁会跟钱过不去呢？有时为了赚钱，她们连老外都接，接过就用药水拼命清洗下身。
我担心地问：“要是洗不掉呢？你不怕得病吗？”
娜娜无所谓地说：“得病就去医院呗，反正死不了人。”
我提醒道：“艾滋病是无药可治的。”
她好奇地问：“什么叫艾滋病，我从来都没听说过哎。”
望着她那一双茫然的大眼晴，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娜娜现在接客人接得很多，不多不行。她己经二十岁了，虽然年龄不算大，但性服务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行业，大多数女孩只有十六七岁，或者十八九岁，到二十岁就是大龄了。一般到了这个年龄，有的会找一个老而有钱的男人做填房；有的也会拿钱开一家小店，然后重新找一个男朋友嫁掉；最可怜的是那种既找不到老而有钱的男人，又没钱开店的，只好沦落到小发廓或到街上做暗娼了。暗娼的价钱，低到可以和萝卜白菜一样便宜。
“小姐”们的生活，完全和我格格不入，听得久了，我便有些厌烦她。正想着怎么彻底和她断绝关系时，有一天上班，竟然接到她的的电话。她说她在医院，要我一定要过去，她要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说。
虽然我实在不想和一个做“小姐”的女孩走得太近，但她哀哀的语气终让我不忍心。当天下了班，我和王磊打了声招呼，还是去了医院。
让我意外的是，娜娜竟然是躺在重症监护室，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双腿皮开肉绽，连路都走不了。看到我，惨然一笑，虚弱地说：“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同情地问：“是不是又遇到嗑药的人了？”
她摇了摇头：“其实本来是好事，不知怎么就变成坏事了。”
原来，半个月前，有一个当地小官员看上她了，想包她做填房。她年龄大了，也正想找个人包，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但这个“小官员”原来是另一个“小姐”的相好，自从“小官员”看上娜娜后，便对那个“小姐”冷淡下来，那个小姐被人抢了生意，当然不高兴。
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一件小事，却让她如此感动，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于是关切地问：“你哪里受伤了，要不要去看医生？”
她轻描淡写地说：“受伤倒没，只是昨夜出了一个台，那三个家伙事先嗑了药，轮番上阵，我差点被他们折腾死。刚才勉强打开房门，浑身却再也没有一丝力气了。”
听了这话，我恶心地差点儿吐出来，这才明白为什么她身上有那么一股浓烈的怪味儿。借口有事，匆匆逃离了她的房间。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女孩却敲开我的房门，还送了我一盒大大的巧克力。我当然不要，但她却拼命往我手里塞，一边塞还一边说：“你不要就是不把我当朋友。”
我心里暗笑：“从来没把你当成朋友啊？”但这话终没有说出口。
女孩很坚持，最后我只好收下了，她便露出孩子一般的笑容，开心地说：“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知道吗？我多想和你们这些在工厂里上班的女孩做朋友啊。以前，我也是在工厂上班的。”
我奇怪地问：“那为什么后来不上了呢？”
她摇摇头：“太苦太累太不赚钱了。”
虽然我很喜欢吃巧克力，但一想起昨晚她身上那股浓烈的怪味和她所从事的工作，我就彻底没了胃口，她一离开，我便随手扔进了垃圾篓，后来还是后悔收下了。因为从那以后，这个叫娜娜的女孩就隔三差五地来找我。虽然我对她并不是很热望，但她似乎也不在意，只顾滔滔不绝自说自话。我想，她可能是太寂寞了吧。
从她滔滔不绝的叙述中，我知道她是湖南人，老家是全国有名的美人窝。她对自己所从事的“小姐”职业毫不避讳，经常说一些让我瞠目结舌的话。比如“情义千金不抵胸脯四两”；比如“十年寒窗不如衣服脱光”等等。
她的家乡和我们那儿一样，除了种地，没有别的生活来源，有的人家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刚出来打工时，她在深圳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原以为，可以通过勤俭，通过劳动，最不济也可以通过婚姻改变命运。所以，再累再累再苦她也不怕，但她怕的是，累死累活做了两个月，才领到六百元的工资。她失望了，知道凭借双手永远改变不了命运。
这时，妈妈又病倒了。虽然生的是重病，死是无疑的。但是，她想让妈妈临死之前过上几天好一点的日子。她己经成人了，有义务和爸爸一起支撑这个家。于是在老乡的怂恿下，她到酒店里做了“鸡”，也就是所谓的“小姐”。
其实，娜娜做“小姐”，在他们村并不是秘蜜，因为他们村己经形成了风气，家家把女孩送出来打工挣钱，他们认为女孩比男孩挣钱容易。老公可以带老婆出来做“小姐”，男朋友可以带女朋友出来做“小姐”，爸爸妈妈可以带女儿出来做“小姐”，兄弟可以带姐妹出来做“小姐”。。女人的身体仿佛只是赚钱的工具，男人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女人用身体带来的钞票。在他们村，倘若哪家没有女人做“小姐”，这家往往就是村里最穷的穷人家，要被人看不起的。
可悲的是，做“小姐”的女人及其亲属经常互相攀比，谁家媳妇寄钱多了，谁家女儿为家里盖了新房。最离谱的是，女人如果能傍到有钱的大款，别人就会夸这家女人有本事，傍的“款”越大，得到的钱越大，说明这家女人越有本事，父母亲友脸上也就越有光。
所有这一切，和我的家乡何其相似！一时间，我感觉思维混乱，这是怎样一个颠倒乾坤的世界呢？
我从为不看低做“小姐”的人，媒体上把做“小姐”的定义为“无非想满足其奢侈淫逸的生活”，实在让人难以认同。自尊、自爱、自重对中国女性而言，不仅是与生俱来，也肯定是为人处世的最后一条底线。
娜娜和她的姐妹们，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迈出这最后的一条底线前，有人饿得深夜在垃圾桶里捡东西吃；有人一年到头，连一条十几元的裙子都舍不得买。所以，如可不是生活所逼，哪一个人愿意走到这一步呢？
就比如我自己，当初在东莞跑单，不也曾面临绝境吗？现在想想还后怕，虽然我并不爱沈洲，但当时若没有沈洲的牵挂，我是不是也会走到这一步？
但是，“小姐”似乎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就比如那次遭遇的三个嗑药的家伙，她还算命大，第二天就可以下床了，一星期就可以继续“工作”。但有的姐妹，却因此送了命。就算没有送命，她们时时也有得病的危险。
因为“工作”时，她们不会准备套子，那笔钱能省就省。当然，就算有套很多客人也不用，那样不够爽。倘若客人不用套子，她们也不能拒绝，因为拒绝了就拿不到钱，谁会跟钱过不去呢？有时为了赚钱，她们连老外都接，接过就用药水拼命清洗下身。
我担心地问：“要是洗不掉呢？你不怕得病吗？”
娜娜无所谓地说：“得病就去医院呗，反正死不了人。”
我提醒道：“艾滋病是无药可治的。”
她好奇地问：“什么叫艾滋病，我从来都没听说过哎。”
望着她那一双茫然的大眼晴，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娜娜现在接客人接得很多，不多不行。她己经二十岁了，虽然年龄不算大，但性服务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行业，大多数女孩只有十六七岁，或者十八九岁，到二十岁就是大龄了。一般到了这个年龄，有的会找一个老而有钱的男人做填房；有的也会拿钱开一家小店，然后重新找一个男朋友嫁掉；最可怜的是那种既找不到老而有钱的男人，又没钱开店的，只好沦落到小发廓或到街上做暗娼了。暗娼的价钱，低到可以和萝卜白菜一样便宜。
“小姐”们的生活，完全和我格格不入，听得久了，我便有些厌烦她。正想着怎么彻底和她断绝关系时，有一天上班，竟然接到她的的电话。她说她在医院，要我一定要过去，她要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说。
虽然我实在不想和一个做“小姐”的女孩走得太近，但她哀哀的语气终让我不忍心。当天下了班，我和王磊打了声招呼，还是去了医院。
让我意外的是，娜娜竟然是躺在重症监护室，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双腿皮开肉绽，连路都走不了。看到我，惨然一笑，虚弱地说：“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同情地问：“是不是又遇到嗑药的人了？”
她摇了摇头：“其实本来是好事，不知怎么就变成坏事了。”
原来，半个月前，有一个当地小官员看上她了，想包她做填房。她年龄大了，也正想找个人包，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但这个“小官员”原来是另一个“小姐”的相好，自从“小官员”看上娜娜后，便对那个“小姐”冷淡下来，那个小姐被人抢了生意，当然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