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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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厂宿舍是两栋相邻的的八层楼，职员级别和普工各一栋，中间相隔十来米，所以不管哪栋楼甚至哪个宿舍发生大的争吵，大家都会知道。
一天深夜，他睡得正香，却被一阵急促的踢门声、叫骂声吵醒。凭经验，是治安队又来查房了。不过，这些治安队也是狗眼看人低，一般只查普工宿舍，职员级别宿舍很少来查。治安队查房有时候会从凌晨２：００查到早晨６：００，当时他一看表，才刚刚２：３０，于是就继续蒙头大睡。
半睡半醒间，他听到一声凄惨的嚎叫。虽然当时外面很吵，但这么凄惨的声音还是很刺耳。他起身一看，一个瘦小的二十岁左右男孩被几个治安队员绑在两栋宿舍之间的大门上。治安员的皮鞭正如雨点般地落在“瘦男孩”身上。当时两栋宿舍的人都起床了，密密麻麻地挤在通道里。
经打听才知，“瘦男孩”刚从老家出来找工作，没有办暂住证。而且，他的车票已经超过三天期限了，是偷偷溜进皮革厂寄宿在老乡床上的。看到治安队的人进来查房，他立刻就慌了，想从后面的阳台爬到隔壁的房里避一避，没想到恰好被楼下的治安员逮个正着，他的厄运也由此开始了。
这时，好多围观的人看不下去了，都劝治安员不要打了，可那些嚣张的治安员哪里听得进别人的劝？皮鞭依然如雨点一般落在“瘦男孩”身上。
终于不打了，治安员给“瘦男孩”的脚松了绑，围观的人都长舒了一口气，但这口气还没提上来，就见治安员又把“瘦男孩”脚上的绳子加绑到手上，并把“瘦男孩”双手反绑在摩托车后架上。然后，两个治安员跨上了摩托车疯狂地在两栋宿舍之间的水泥地上兜圈儿。
很多女孩尖叫起来，吓得捂住眼晴。可怜的“瘦男孩”就这样被他们倒拖着，毫无挣扎之力，地上立刻就有了血迹。不一会儿，“瘦男孩”就昏死过去。那些治安员还觉得不过隐，冲着昏死过去的瘦男孩吼叫：“你想装死，没那么容易，会让你活过来的！”
接着，治安员又把“瘦男孩”绑在两栋宿舍之间的大门上，并给他沷了几桶冷水，但“瘦男孩”似乎很“睏”，没有半点要醒的意思。于是，“聪明”的治安员又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骑着摩托车从十几米外快速的冲向被绑的“瘦男孩”，在摩托车与“瘦男孩”直接撞击三次后，“瘦男孩”终于醒了。
直至此时，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可能治安员们也很累了，摞下“瘦男孩”，开着三辆摩托车扬长而去。昏倒在地上的“瘦男孩”，早己经血肉模糊。最后还是在几个老乡的挽扶下，勉强把他拖进了宿舍。
但早上刚一上班，厂方立刻把“瘦男孩”撵出了厂，并将带他进厂的老乡全部开除。后来听说，“瘦男孩”根本站不起来，是被几个老乡抬走的。
梁洪权讲到这里，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恐惧地问：“那后来呢？‘瘦男孩’怎么样了？有没有被送进医院？”
梁洪权摇摇头：“不久，我就离开那家皮革厂了，后来什么情况不清楚。但可能不会进医院，你想想，‘瘦男孩’连工作都没找到，肯定没钱。那时候，皮革厂普通工人一个月只有两百多元的工资，他的老乡也一个比一个穷。”
张声翔附合道：“现在打工者也还是一个比一个穷。”
梁洪权继续说：“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直至今日仍能非常清楚的记得每一个细节，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当时真恨自己的无能，如果我拥有一样东西，我一定不会让那件事发展下去。你们猜，我当时最想拥有的是什么东西？”
我脱口而出：“钱，如果有钱你就可以帮他了。”
梁洪权却眯起眼晴，严肃地说：“我想要的是枪，最好是AK-47mai.！如果我有枪，我一定要杀了那些毫无人性的东西！”
我忽然感觉面前的这个人非常可怕！我刚从坎坷中走出来，我刚找到自己人生的归宿，我想平平淡淡过日子，和王磊结婚、买房、生子，把我妈接过来，供我弟上大学。我不想和这种可怕的人走得太近，以免影响我现在稳定的生活！
所以，我故意推了推王磊：“现在几点了？”
王磊漫不经心地说：“刚刚十点，还早呢。”然后若有所思地说，“相对于暂住证，打工者更关心的问题是，每天累死累活的，工资什么时候能真的涨？”
梁洪权更加激动了，愤怒道：“说起这事我就更气了，狗屁的经济学家！现在中国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但任何一个粗通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其中的逻辑。而这句话的潜台词不言自明，那就是不鼓励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
张声翔冷笑道：“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早就丧失了做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不仅是经济学家，还有许多恶心的专家文人。历史的发展规律己经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当大多数的专家文人变成御用，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时，那么，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了。”
王磊说：“劳动力成本是否上升，其实涉及到一个社会价值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是ＧＤＰ和吸引外资的增长，那么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其结果往往是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为代价。由此导致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梁洪权摇摇头：“即便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限制工资上涨也是一种非常短视的举动。日本上世纪６０年代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去限制劳动力工资上涨。而是借助这个机会提升劳动力质量，从而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使经济结构和民众生活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张声翔随声附和：“所以呢，血汗工厂看似是资方主缺乏良心的产物，实际上是中国现在经济模式及整个社会环境的产物。要消灭血汗工厂，仅仅依靠资方的良心是远远不够的，当然，仅仅依靠经济转型也不够，因为经济转型需要整个社会的转型来配合。
梁洪权无奈地说：“人都是有良心的，只是有时很无奈。因为国家太没有担当了，国家的制度太不好了。所以人要生存，有时就不能有良心。”
王磊沉重地说：“现在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在金钱面前，良心一钱不值！中国人自古没有特别强势的宗教，政府就是百姓的宗教，政府就是百姓的信仰。所以，一个得到老百姓认可的政府无疑具有着极强的道德表率作用和行为模式的表率作用。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的道德沧丧，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皮革厂宿舍是两栋相邻的的八层楼，职员级别和普工各一栋，中间相隔十来米，所以不管哪栋楼甚至哪个宿舍发生大的争吵，大家都会知道。
一天深夜，他睡得正香，却被一阵急促的踢门声、叫骂声吵醒。凭经验，是治安队又来查房了。不过，这些治安队也是狗眼看人低，一般只查普工宿舍，职员级别宿舍很少来查。治安队查房有时候会从凌晨２：００查到早晨６：００，当时他一看表，才刚刚２：３０，于是就继续蒙头大睡。
半睡半醒间，他听到一声凄惨的嚎叫。虽然当时外面很吵，但这么凄惨的声音还是很刺耳。他起身一看，一个瘦小的二十岁左右男孩被几个治安队员绑在两栋宿舍之间的大门上。治安员的皮鞭正如雨点般地落在“瘦男孩”身上。当时两栋宿舍的人都起床了，密密麻麻地挤在通道里。
经打听才知，“瘦男孩”刚从老家出来找工作，没有办暂住证。而且，他的车票已经超过三天期限了，是偷偷溜进皮革厂寄宿在老乡床上的。看到治安队的人进来查房，他立刻就慌了，想从后面的阳台爬到隔壁的房里避一避，没想到恰好被楼下的治安员逮个正着，他的厄运也由此开始了。
这时，好多围观的人看不下去了，都劝治安员不要打了，可那些嚣张的治安员哪里听得进别人的劝？皮鞭依然如雨点一般落在“瘦男孩”身上。
终于不打了，治安员给“瘦男孩”的脚松了绑，围观的人都长舒了一口气，但这口气还没提上来，就见治安员又把“瘦男孩”脚上的绳子加绑到手上，并把“瘦男孩”双手反绑在摩托车后架上。然后，两个治安员跨上了摩托车疯狂地在两栋宿舍之间的水泥地上兜圈儿。
很多女孩尖叫起来，吓得捂住眼晴。可怜的“瘦男孩”就这样被他们倒拖着，毫无挣扎之力，地上立刻就有了血迹。不一会儿，“瘦男孩”就昏死过去。那些治安员还觉得不过隐，冲着昏死过去的瘦男孩吼叫：“你想装死，没那么容易，会让你活过来的！”
接着，治安员又把“瘦男孩”绑在两栋宿舍之间的大门上，并给他沷了几桶冷水，但“瘦男孩”似乎很“睏”，没有半点要醒的意思。于是，“聪明”的治安员又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骑着摩托车从十几米外快速的冲向被绑的“瘦男孩”，在摩托车与“瘦男孩”直接撞击三次后，“瘦男孩”终于醒了。
直至此时，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可能治安员们也很累了，摞下“瘦男孩”，开着三辆摩托车扬长而去。昏倒在地上的“瘦男孩”，早己经血肉模糊。最后还是在几个老乡的挽扶下，勉强把他拖进了宿舍。
但早上刚一上班，厂方立刻把“瘦男孩”撵出了厂，并将带他进厂的老乡全部开除。后来听说，“瘦男孩”根本站不起来，是被几个老乡抬走的。
梁洪权讲到这里，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恐惧地问：“那后来呢？‘瘦男孩’怎么样了？有没有被送进医院？”
梁洪权摇摇头：“不久，我就离开那家皮革厂了，后来什么情况不清楚。但可能不会进医院，你想想，‘瘦男孩’连工作都没找到，肯定没钱。那时候，皮革厂普通工人一个月只有两百多元的工资，他的老乡也一个比一个穷。”
张声翔附合道：“现在打工者也还是一个比一个穷。”
梁洪权继续说：“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直至今日仍能非常清楚的记得每一个细节，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当时真恨自己的无能，如果我拥有一样东西，我一定不会让那件事发展下去。你们猜，我当时最想拥有的是什么东西？”
我脱口而出：“钱，如果有钱你就可以帮他了。”
梁洪权却眯起眼晴，严肃地说：“我想要的是枪，最好是AK-47mai.！如果我有枪，我一定要杀了那些毫无人性的东西！”
我忽然感觉面前的这个人非常可怕！我刚从坎坷中走出来，我刚找到自己人生的归宿，我想平平淡淡过日子，和王磊结婚、买房、生子，把我妈接过来，供我弟上大学。我不想和这种可怕的人走得太近，以免影响我现在稳定的生活！
所以，我故意推了推王磊：“现在几点了？”
王磊漫不经心地说：“刚刚十点，还早呢。”然后若有所思地说，“相对于暂住证，打工者更关心的问题是，每天累死累活的，工资什么时候能真的涨？”
梁洪权更加激动了，愤怒道：“说起这事我就更气了，狗屁的经济学家！现在中国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但任何一个粗通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其中的逻辑。而这句话的潜台词不言自明，那就是不鼓励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
张声翔冷笑道：“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早就丧失了做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不仅是经济学家，还有许多恶心的专家文人。历史的发展规律己经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当大多数的专家文人变成御用，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时，那么，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了。”
王磊说：“劳动力成本是否上升，其实涉及到一个社会价值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是ＧＤＰ和吸引外资的增长，那么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其结果往往是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为代价。由此导致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梁洪权摇摇头：“即便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限制工资上涨也是一种非常短视的举动。日本上世纪６０年代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去限制劳动力工资上涨。而是借助这个机会提升劳动力质量，从而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使经济结构和民众生活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张声翔随声附和：“所以呢，血汗工厂看似是资方主缺乏良心的产物，实际上是中国现在经济模式及整个社会环境的产物。要消灭血汗工厂，仅仅依靠资方的良心是远远不够的，当然，仅仅依靠经济转型也不够，因为经济转型需要整个社会的转型来配合。
梁洪权无奈地说：“人都是有良心的，只是有时很无奈。因为国家太没有担当了，国家的制度太不好了。所以人要生存，有时就不能有良心。”
王磊沉重地说：“现在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在金钱面前，良心一钱不值！中国人自古没有特别强势的宗教，政府就是百姓的宗教，政府就是百姓的信仰。所以，一个得到老百姓认可的政府无疑具有着极强的道德表率作用和行为模式的表率作用。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的道德沧丧，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