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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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附和道：“是啊，说到底，腐败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制约腐败的体制和环境。现在的体制和环境，想让人不出问题都不可能。为什么我们国家腐败那么多，而德国腐败几乎不存在，因为没有滋生腐败的土壤！现在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就是腐败！”
他们三个人都是上过大学的，而我没有，所以，一般他们争论这些比较深刻的问题时，我总是很自卑，极少发言。但是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怯怯地说：“我们上学时老师说过，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
王磊意味深长地问：“那你认为，当今社会，腐败是最大矛盾吗？”
我惶恐地点点头：“当然是，你什么意思？”
徐峰哈哈大笑起来：“王磊的意思是，如果最大矛盾不是主要矛盾，那么，什么是主要矛盾呢？”
我望着他们，感到十分茫然：是他们错了，还是老师错了？
幸好这时，于慧招呼我：“海燕，我们吃饭吧。看他们两个，越说越不象话了，只有吃饭才能把他们的嘴堵上。”
我正为刚才浅薄的话感到羞愧，赶紧狼狈万分地跑进厨房。
半月后，除了那二十几个被警方羁留的人没有消息外，一些逃跑的人，很多重又进了新公司。似乎，也并没有谁去找他们麻烦。直到这时，王磊和徐峰才松了一口气，我们开始尝试在网上或人才市场投个人简历。
徐峰最先找到工作，是国内一家著名的民营企业，离我们的出租屋并不远。只是刚入职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加班加点，这让他很是郁闷，一下班就对我们大吐苦水：“命苦啊，刚离开狼窝又跳进虎穴！”
与此同时，于慧也进入一家公司做跟单员。这让我很是奇怪：“你为什么不去应聘文秘方面的工作呢？你以前可一直是做这行的。跟单员比文秘要辛苦得多。”
于慧沮丧地说：“我都２６岁了，要是做文秘的话，撑死再做四年。四年后就很难找工作了。跟单虽然辛苦些，但发展潜力大啊，赚钱应该也多一些，钱多到烧手了才能咬咬牙结婚买房呀。”
结婚买房？是啊，我也该结婚买房了。
王磊很快也在一家美国人开的公司找了一份工程部经理的工作，虽然工资和在樱之厂并不多，但严格按照每周五天的工作制，并且加班较少。不过这个厂，工人依然需要加班加点，只是劳动法贯彻得比较好，无论是底薪还是加班费，都是参照劳动法的计算方式。
最后，只剩下我了。
我原以为，以我在樱之厂做过总经理助理的经历以及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即便不能坐到樱之厂那样的好职位，但最起码，找一份普通的文员工作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吧。但是，真的开始找工作，我才知道自己太天真了！
我己经２５岁了，本来这个年龄是做普通文员的极限。更重要的是，我没有文凭，一个高中毕业生，又没有过硬的专业技能，想在广州找一份办公室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算做假文凭，现在象样点的公司都有了证件测试仪，太差的公司倒是不需要测试，但那样的公司进去也没多大意思，更别提发展了。
几经周折，还是找到了一份声讯台主持人的工作，当时看到“主持人”三个字，我本来有些怯场。但招聘启示上的要求却非常简单：女性，１８－２５岁，高中以上文化，会说流利的普通话，五官端正，声音甜美。这样的条件，我当然符合，便鼓起勇气递上了个人简历。
负责招聘的一个眼晴细长的漂亮女人，“细眼晴”看都没看我的个人简历、身份证甚至毕业证，就果断地录取了我。我在高兴之余，不免有些担忧，害怕和以前东莞那家所谓某权威机构的专题部采编一样，挂着羊头卖狗肉。好在和我同时被录取的，还有一个叫叶苗的湖南女孩。叶苗和我同岁，是本科文凭，又有两年的广州工作经验，肯定比我见过更多世面，连她都没有异议，看来这份工作应该不错的。
谁知，第二天上班便知，所谓的声讯台主持人，就是在一栋楼盘里租了四房两厅，厅内装着几十部电话，我进去时，这些电话不停地响起，屋内十几个女孩手忙脚乱地接着电话，用甜得发腻或黄得下流的话和对方聊天。
那天招聘我们的“细眼晴”明确告诉我们：“你们的工作就是陪聊，然后按照通话长短来收提成。”然后，她又指着一个矮胖的女孩告诉我们，“这个女孩极会抓住客人的心理，每月都可以拿到一万元提成呢。”
说完，便让我们把东西放进洗手间隔壁的一个房间。虽然我不需要住宿，但叶苗需要，我就帮她提着东西。小小的房间内竟然放着四张铁架床，又脏又乱，和我以前在流水线上做普工的环境差不多。
这时，我己经下定了放弃这份工作的决心。如果是以前，这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被生活所逼，我会做下去的，就象在那个专题部做下去一样。但现在，我有了王磊，如果再和客人说那些暖昧的话，即便工资再高，可我怎么对得起王磊呢？
所以，我把东西放在一张床上，小声对叶苗说：“这份工作太不光明正大了，我们还是不要做了吧。”
没想到，叶苗犹豫了一下，摇摇头：“不行，我得做下去。”
我疑惑道：“以你的学历和经验，不愁找不到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她苦笑着说：“因为我身份证丢了，连户口都没有，没法重办，所以不好找工作。”
我惊讶极了：“没有户口，怎么可能？”
听了这话，她神情立刻变得激动起来：“我是在广州上的大学，上学时，学校说为了方便管理，把户口统一迁到学校。毕业后，我找了一份工作，你知道，这边一般公司是不可能给解决户口的。按规定，学校可以保管两年，但学校和人才中心勾结，一定要我们去人才中心存档，否则打回原籍。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人才中心赚存档费。但我有一个表姐，就是毕业后把户口放在人才市场，后来身份证过期，再想重办，却找不到户口和档案了，有的说在人才市场，有的说在老家，结果去这两个地方找，又都没有。我们是外来工，户口和档案挂在人才市场，不但每年都要交保管费，也总不是办法。于是，我就想把户口迁回老家农村。但村委会说，我己经上了大学了，是非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不能再迁回村里。于是我就在广州和湖南跑来跑去，受了多少冷眼和屈辱啊，做的却都是“无用功”，现在我的户口和档案还放在自己手上呢，我的很多同学也都在为户口发愁。真没想到，上了大学，我们倒变成名符其实的“黑户”了。更倒霉的是，从上一家公司离职后，我的身份证放在包里又被偷了，没有身份证，好的公司都进不去，就只能进这种不正规的公司了，万恶的户口制度，真是害死人了，害了一代又一代！”
王磊附和道：“是啊，说到底，腐败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制约腐败的体制和环境。现在的体制和环境，想让人不出问题都不可能。为什么我们国家腐败那么多，而德国腐败几乎不存在，因为没有滋生腐败的土壤！现在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就是腐败！”
他们三个人都是上过大学的，而我没有，所以，一般他们争论这些比较深刻的问题时，我总是很自卑，极少发言。但是这时再也忍不住了，怯怯地说：“我们上学时老师说过，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
王磊意味深长地问：“那你认为，当今社会，腐败是最大矛盾吗？”
我惶恐地点点头：“当然是，你什么意思？”
徐峰哈哈大笑起来：“王磊的意思是，如果最大矛盾不是主要矛盾，那么，什么是主要矛盾呢？”
我望着他们，感到十分茫然：是他们错了，还是老师错了？
幸好这时，于慧招呼我：“海燕，我们吃饭吧。看他们两个，越说越不象话了，只有吃饭才能把他们的嘴堵上。”
我正为刚才浅薄的话感到羞愧，赶紧狼狈万分地跑进厨房。
半月后，除了那二十几个被警方羁留的人没有消息外，一些逃跑的人，很多重又进了新公司。似乎，也并没有谁去找他们麻烦。直到这时，王磊和徐峰才松了一口气，我们开始尝试在网上或人才市场投个人简历。
徐峰最先找到工作，是国内一家著名的民营企业，离我们的出租屋并不远。只是刚入职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加班加点，这让他很是郁闷，一下班就对我们大吐苦水：“命苦啊，刚离开狼窝又跳进虎穴！”
与此同时，于慧也进入一家公司做跟单员。这让我很是奇怪：“你为什么不去应聘文秘方面的工作呢？你以前可一直是做这行的。跟单员比文秘要辛苦得多。”
于慧沮丧地说：“我都２６岁了，要是做文秘的话，撑死再做四年。四年后就很难找工作了。跟单虽然辛苦些，但发展潜力大啊，赚钱应该也多一些，钱多到烧手了才能咬咬牙结婚买房呀。”
结婚买房？是啊，我也该结婚买房了。
王磊很快也在一家美国人开的公司找了一份工程部经理的工作，虽然工资和在樱之厂并不多，但严格按照每周五天的工作制，并且加班较少。不过这个厂，工人依然需要加班加点，只是劳动法贯彻得比较好，无论是底薪还是加班费，都是参照劳动法的计算方式。
最后，只剩下我了。
我原以为，以我在樱之厂做过总经理助理的经历以及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即便不能坐到樱之厂那样的好职位，但最起码，找一份普通的文员工作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吧。但是，真的开始找工作，我才知道自己太天真了！
我己经２５岁了，本来这个年龄是做普通文员的极限。更重要的是，我没有文凭，一个高中毕业生，又没有过硬的专业技能，想在广州找一份办公室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算做假文凭，现在象样点的公司都有了证件测试仪，太差的公司倒是不需要测试，但那样的公司进去也没多大意思，更别提发展了。
几经周折，还是找到了一份声讯台主持人的工作，当时看到“主持人”三个字，我本来有些怯场。但招聘启示上的要求却非常简单：女性，１８－２５岁，高中以上文化，会说流利的普通话，五官端正，声音甜美。这样的条件，我当然符合，便鼓起勇气递上了个人简历。
负责招聘的一个眼晴细长的漂亮女人，“细眼晴”看都没看我的个人简历、身份证甚至毕业证，就果断地录取了我。我在高兴之余，不免有些担忧，害怕和以前东莞那家所谓某权威机构的专题部采编一样，挂着羊头卖狗肉。好在和我同时被录取的，还有一个叫叶苗的湖南女孩。叶苗和我同岁，是本科文凭，又有两年的广州工作经验，肯定比我见过更多世面，连她都没有异议，看来这份工作应该不错的。
谁知，第二天上班便知，所谓的声讯台主持人，就是在一栋楼盘里租了四房两厅，厅内装着几十部电话，我进去时，这些电话不停地响起，屋内十几个女孩手忙脚乱地接着电话，用甜得发腻或黄得下流的话和对方聊天。
那天招聘我们的“细眼晴”明确告诉我们：“你们的工作就是陪聊，然后按照通话长短来收提成。”然后，她又指着一个矮胖的女孩告诉我们，“这个女孩极会抓住客人的心理，每月都可以拿到一万元提成呢。”
说完，便让我们把东西放进洗手间隔壁的一个房间。虽然我不需要住宿，但叶苗需要，我就帮她提着东西。小小的房间内竟然放着四张铁架床，又脏又乱，和我以前在流水线上做普工的环境差不多。
这时，我己经下定了放弃这份工作的决心。如果是以前，这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被生活所逼，我会做下去的，就象在那个专题部做下去一样。但现在，我有了王磊，如果再和客人说那些暖昧的话，即便工资再高，可我怎么对得起王磊呢？
所以，我把东西放在一张床上，小声对叶苗说：“这份工作太不光明正大了，我们还是不要做了吧。”
没想到，叶苗犹豫了一下，摇摇头：“不行，我得做下去。”
我疑惑道：“以你的学历和经验，不愁找不到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她苦笑着说：“因为我身份证丢了，连户口都没有，没法重办，所以不好找工作。”
我惊讶极了：“没有户口，怎么可能？”
听了这话，她神情立刻变得激动起来：“我是在广州上的大学，上学时，学校说为了方便管理，把户口统一迁到学校。毕业后，我找了一份工作，你知道，这边一般公司是不可能给解决户口的。按规定，学校可以保管两年，但学校和人才中心勾结，一定要我们去人才中心存档，否则打回原籍。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人才中心赚存档费。但我有一个表姐，就是毕业后把户口放在人才市场，后来身份证过期，再想重办，却找不到户口和档案了，有的说在人才市场，有的说在老家，结果去这两个地方找，又都没有。我们是外来工，户口和档案挂在人才市场，不但每年都要交保管费，也总不是办法。于是，我就想把户口迁回老家农村。但村委会说，我己经上了大学了，是非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不能再迁回村里。于是我就在广州和湖南跑来跑去，受了多少冷眼和屈辱啊，做的却都是“无用功”，现在我的户口和档案还放在自己手上呢，我的很多同学也都在为户口发愁。真没想到，上了大学，我们倒变成名符其实的“黑户”了。更倒霉的是，从上一家公司离职后，我的身份证放在包里又被偷了，没有身份证，好的公司都进不去，就只能进这种不正规的公司了，万恶的户口制度，真是害死人了，害了一代又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