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将星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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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月20日，浙江大学师生经过了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最终抵达江西吉安。他们从浙江建德出发，途经金华、玉山、樟树等地，行程752公里。迁校的目的地本是江西泰和，但由于战局发展迅速，浙大提前撤离建德，泰和房舍还未准备就绪，而吉安有两所学校正在放寒假，所以全校师生暂时栖居吉安。
吉安位于江西中部，禾水在此汇入赣江。城内赣江的堤岸长7.5公里，有一座浮桥与江中的白鹭洲相连。白鹭洲是一个长约2.5公里的江中小岛，自古闻名的白鹭洲书院就建于此。
白鹭洲环境优美，景色怡人，学生们在这里暂时休息下来。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之间产生了更深的感情。
初到白鹭洲的时候啊，有一天早上王人龙去洗脸的时候，正好一个女生叫范文兰，只有他们两个人。她呢就说，今天的洗脸水不热，不够热。我说可以呀。她呢就伸出手来摸底我的手了，啊哟，王人龙一下子就像触电了一样，从此以后他就跟范文兰就好起来了，不过那个时候啊很单纯的，只是比一般同学更加互相关心而已，也不是什么恋爱关系。
浙大的同学经过西迁，真是共患难同甘苦，感情特别深，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
全体师生抵达吉安两天后，国立浙江大学在吉安中学复课，学校暂不放寒假，并决定在一周后举行期末考试。
竺可桢校长抓学生的学习是抓得很紧的，那么就在吉安那里大考，举行正规的学期大考。
要谈到考试的话，一直在动荡中迁移，所以这个功课要考好分数这是很难的。当然也有些同学考得好的，大多数都考不好的，能够及格都已经是拜天拜地了。
到达吉安后，竺可桢一家以每月十元的价格租下城中木匠街53号。此时，竺可桢的大儿子竺津，背着父母报考了中央军校。很快，竺津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收到了中央军官学校第十四届考生的录取通知书。
从送通知书的军事教官口中，竺可桢得知，前线急需军事人才，已经内迁成都的中央军校，将三年的学习时间压缩到六个月。虽然竺津近视400度，但成绩优秀，破格录取。
竺可桢夫妇并没有因为儿子出色的成绩而高兴。而是极力反对年仅16岁的竺津入军校学习。
2月中旬，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寒假结束，泰和方面的房舍也已准备就绪。在吉安过完旧历新年的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南行40公里，深入泰和乡间。
刚刚在温州老家过完春节的苏步青，也告别日本妻子苏米子和五个子女，开始前往泰和与学校会合，继续他抗战时期的教学生活。
赣江流经泰和，几乎年年泛滥。赣江两岸是泥沙淤积而成的平原，因而常常遭遇水害。浙江大学迁到泰和后，师生们大多数居住在当地最富有的乡坤萧百万的宅院里，浙大师生用来举行重大活动的礼堂咸正堂，是萧百万家族的宗祠。在这些宅院的楼壁墙角，常能看到淹过的水痕。这些水痕引起了竺可桢和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的注意。
竺校长就和胡刚富先生一块商议，并且和当时的地方当局，以及江西省政府协商，由他们出钱，浙大出力，让那些逃亡的难民，以及当地的农民来做，修了一个十五里长的长堤。
一天，泰和人发现，赣江边出现了一群年轻学生的身影。国立浙江大学土木系的学生在教授唐凤图、吴钟伟的带领下，开始勘测赣江的水位和地基。土木系的学生王人龙也在其中。
当时老师、学生们正在搞测量的时候，好多老乡也在看啦，可能是感到稀奇，没见过，好多仪器没有见过。问他们的话，大多数都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有的也就能上几个字。
浙大主要测量的话，就是把赣江东岸水平线给它测下来，同时在赣江边上设计一个水尺。
经过土木系师生的勘测设计，大堤在四月底开工。两个月后，防洪大堤终于赶在汛期前完工。防洪堤东起泰和县城，西至梁家村，全长七点五公里。第二年洪水来时，躲过灾害的泰和村民，纷纷称颂浙大的功劳。此后，上田村再未遭受水灾，为纪念国立浙江大学的功绩，村民称此堤为“浙大防洪堤”。江边还有一码头称为“浙大码头”，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6月初，过了端午，赣江的水温已适宜游泳。一天，竺可桢与体育系主任舒鸿一起畅游赣江，游着游着，两个人发现，这段江流很适合游泳。于是，两人一边游泳，一边用脚勘探，选中一处水流平稳的浅水区，让人用竹竿和绳索圈成一个临时游泳场，供学生使用。于是，游泳成为学生的必修课。
浙大对学生学游泳是比较很注重的，舒鸿先生带人游泳是很注意的。所以学生们都去游泳的，那时候不少学生才初学，还不太会游泳的。
为了让新生尽快学会游泳，舒鸿规定，学生必须游完50米方可及格。当时，很多学生从来没有游过泳，一上体育课，见到江水就往后躲。
他想了个办法，就是拿个桌子放在潜水的地方，桌子固在水里面，每个人每天要报到的，一定要下水，下水了之后去签报到，既然下了水当然游泳了嘛。
一段时间的练习后，学生们都学会了游泳。这年初夏，泰和的赣江边热闹起来。
学校给学生们在江边搭了两个台，那么大家可以学着跳水，一个地方呢，比水面高一米多，一个么大概两米高。王人龙跳得不好，跳的那姿势，同学们都喊叫插冰棍。
当时学生们从浙江来，从城市杭州来的时候，很少人带游泳裤什么，需要在街上买，所以大家说泰和的裁缝师傅发财了。
1938年6月30日，江西中部的小县城泰和，天刚蒙蒙亮，上田村萧家的临清书屋里，暂居在此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妻子张侠魂正在帮他收拾行李。
这一天，竺可桢要赶往已搬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竺安：有一天晚上就突然我母亲跟我二哥发病，发病了，但是当时我们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就是我二哥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而且床上全都是拉的大便，后来可能听我姐姐讲，说他们得痢疾了。7月25日傍晚，泰和的天色渐渐变暗，田间劳作的农民已收工回家，上田村显得很安静。赣江大堤上，站着竺可桢的三个孩子，他们朝村外张望着，等待父亲归来。8点过后，一路颠簸的竺可桢终于回到泰和上田村，等候已久的孩子们一下子扑到了父亲的怀里。竺可桢抚慰着几个孩子，却没有看到次子竺衡。
（二）.
1938年11月19日，广西省会桂林北面300公里远的小城宜山，晴空万里。
一大早，城中一个叫群乐社的地方就聚集了一批国民党军官和当地县政府的官员，大幅的挽联使群乐社里气氛凝重。半月前，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因心脏病突发在宜山病逝。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派军训部次长黄琪翔到宜山主持追悼会。这一天是出殡的日子，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出现在追悼会上。
半个多月前，从江西泰和流亡到广西宜山的国立浙江大学师生，正式开学。校长竺可桢则提前一个月抵达宜山。
国立浙江大学未迁来宜山之前，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浙大迁往贵州安顺，但竺可桢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从广西宜山至贵州安顺一段，只能靠汽车运输，学校一千多人，几千箱图书仪器，要到达安顺，起码费时半年，战时车辆不仅难找，而且运费昂贵，经迁校委员会再三讨论后，决定先迁往广西宜山，然后看战事的变化再行决定。
因为要考虑到运费的问题，很多的仪器、设备、图书，还有这个学生，或者家长的行李，那么都尽量走水路，走水路呢就要到广东去，就要从湖南到广东，从广东再到广西，就等于是绕一个圈子，从这个路线来讲呢，距离太远了，但是呢？运费便宜。
参加过浙大长征的人们记得，从泰和迁到宜山这段路上有很多人走路的，有很多人走路的。当然有火车的地方还是坐火车。所以呢，有走路的，我记得有一个在路上有一个女生被那个土匪给劫走了，劫走了去啊，说是给他们的土匪头当押寨夫人，结果好了，这个土匪头子，也就是土匪头目，他本人也是个大学生，他就把她放回去，居然把那女生又放回来了。
广西宜山县是广西庆远地区九县之一，1938年的人口约三十万，人口和赋税均占庆远地区的三分之一。刚刚来到宜山的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对这座小城的第一印象是：市面并不繁荣，但物价稳定，环境幽静。
11月，正值广西柚子上市的季节。这也是土木系三年级学生王人龙在浙大求学的第5个学期。这个学期，王人龙交纳了20元学费，包括学杂、体育等项目，学费延续了战前的标准。
刚去的时候，师生们觉得这个地方也不是很富裕的，但是他有一点亚热带地区的特点，植物生长得不错，水果什么比较多。
当时国民党中央银行发的货币叫法币，广西呢叫桂币，广西自己有银行，发的钞票，桂币嘛，两块桂币抵一块当时国民党中央的法币。那时广西人他们比较凶，我记得吃饭，吃饭不常是在食堂里面吃饭，食堂里吃饭经常会发生同学和办食堂人的矛盾，一有矛盾以后，厨房的人就拿起刀来。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害怕的，不敢和广西人吵。
宜山县城不大，从省会桂林入云南的公路和铁路都要通过宜山。宜山城东门外500米处，有一凹字形大建筑，被称为标营。标营前面有一个大操场，是昔日练兵的场所，可容纳两三千人练操，操场外一条名叫龙江的小河蜿蜒南流。
在宜山学生们住的是一个标营，在东门外边，在东门外边有一个叫标营，原来是国民党部队里边的一个营房，所以它四周碉堡都做好的，防空洞都做得很多的。
标营是国立浙江大学二三四年级的男生宿舍，学校还在操场上新建了教室。
坐的凳子正反面都是竹子做的，因为当地竹子很多，整个广西境内和国内其他地方比竹子是很多的。房子都是竹子编的，墙壁都是竹子编的。上面那个稻草这些东西都是现成的。就只有两座宿舍比较好，用瓦片，比较正规的。
学校的办公室、图书馆、女生和大一宿舍，以及一部分教室设在城内的文庙。文庙和标营间步行只需十分钟。竺可桢住在城内寓西大街32号，月租金23元法币。城外的小龙江成为浙大学生游泳戏水的好地方，而江边的绿地则是学生们野餐的好去处。
（三）
国立浙江大学在宜山开学的当天，民国时期的一位传奇人物——军事专家蒋百里也来到宜山。
蒋百里在1899年考入国立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后又留学日本、德国，学习军事。将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蒋百里是第一人。
在日本老一辈人中提起这位蒋方震将军(蒋百里名方震，以字行)，他的名气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战略理论。在这位只讲武不动武的陆军上将面前，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而他的这些同学如荒木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
若说将军最为传奇的一幕，则发生在百里将军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时候。
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
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的比国内所记载要详细得多，特别是有一本叫《陸軍士官学校関係者》的，里面记录的蒋百里是一个让日本陆军历史极为尴尬的人物。
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也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
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护国将军、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
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皇室的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
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让日本人丢面子的场面重演。
同样，后来的中国三军统帅蒋介石，留学日本学军事的成绩和这些名将比，实在也是拿不出手的。
第二次，八年血战之后，看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具体战役上，中国失利的例子虽多，战略上，日军的失败早已注定。
蒋百里在《国防论》和其他著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
他还第一个提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这种战争不是短时间的冲突而是长时间的竞走”；“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在抗战中就集中最主要力量在日本鬼子所占领的后方，狠狠打击日本鬼子，不能说是共产党按蒋百里的理论办事，只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四）
不久前，蒋百里接受蒋介石的任命，担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前往贵州遵义时途经宜山，由于心脏病突发，被迫停留下来。陆军大学在抗战爆发后，从南京迁到湖南桃源，随着日军向武汉接近，陆军大学又再次向贵州遵义搬迁。就在陆军大学准备搬迁贵州时，10月11日，日军向汉口发动攻击。4天后，国民党政府统帅部下令放弃武汉，武汉会战日军伤亡10万多人，中国军队伤亡14万人。就在蒋百里抵达宜山的一周前，日军攻陷了武汉三镇，并血洗全城。两周后，日军又攻占岳阳。
蒋百里和竺可桢是浙江同乡。在宜山停留的第四天，蒋百里拜访了这位比自己年长八岁的同乡，现任母校校长。竺可桢请蒋百里为学校师生作一次关于持久抗战的演讲，以便在武汉沦陷之后，振奋一下人心，蒋百里欣然应允。但这个约定却成为竺可桢心中永远的遗憾。
与竺可桢会面的当天夜间，蒋百里因心脏病突然去世。第二天，竺可桢得知他的死讯，感叹到：“我听后仿佛晴天霹雳，昨天谈话时还精神矍铄，我还自叹不如，真是悲惨啊!”
11月19日，天刚放亮的时候，竺可桢便来到蒋百里的灵堂。追悼会持续了一个小时，而后在仪仗队和军乐队的伴随下，送殡队伍浩浩荡荡，穿过宜山城，出南门后，将蒋百里的灵柩安葬于宜山城外的南山。
此时，尽管武汉已经沦陷，但是千里之外的宜山，除了偶尔的防空警报声之外，还算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一学年国立浙江大学共招生471人，占全国大学录取新生总数的12，生源大部分来自它流亡时经过的省份：浙江、江西和广西。流亡了一年的国立浙江大学暂时有了一个栖息之地，但疾病却不期而至。
广西的宜山开始同泰和就不同了，比较起来，所谓瘴气多了，瘴气实际上就是，他四周是山嘛，所以山里边同我们这里雾大的时候一样，有的这种云的样子，那么这个瘴气为什么叫瘴气，就是当地历史上边下来嘛，老百姓都是叫它瘴气，瘴气的坏处就是要生病。
当地宜山人吃岩盐，而学生们原来都是吃海盐的，海盐里面有碘，这个岩盐里面没有碘，缺碘的人得大脖子病。高年级的同学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太大反应，低年级的学生就不同了，有一个一年级的同学从广东来的新生，看到有的同学大脖子吓得就走了，退学了，不上了，不敢在这里。
为了预防缺碘而引起的甲状腺肿大，即大脖子病，江浙一带的学生纷纷写信给家人，要求邮寄紫菜。
紫菜里有碘，含碘较多，而且紫菜又轻，装在信封里面就可以寄得来，随便哪一家拿到了紫菜，就交给这个饭师傅，就熬汤，每一桌一碗汤，大家吃。
但最危险的疾病并非大脖子病，而是恶性疟疾。参加完蒋百里葬礼后的竺可桢，回到宜山城内的办公室，准备召开校务会议，这时候他得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任职于江汉工程局，此时也在宜山的侄子竺士楷患上了疟疾。
广西宜山这些地方按古人讲，叫作蛮瘴之地，宜山宜水不宜人。主要是指它疟疾横行。那么浙大到了这个地方，也是在劫难逃。学生染病，家属染病，数十人，并且发生了死人事件。
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寄生虫病，夏秋季发病较多，严重型的疟疾极易致人死亡。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疟疾一年四季都可能发生，很容易流行。宜山旧称“蛮烟瘴雨”之乡，属于亚热带气候，这里温暖多雨。多雨的环境极易滋生蚊子，而蚊子则是传播疟疾的祸首。除气候条件外，战时增加的人口也成为疟疾迅速传播的一个原因。
那时候，从湖北撤下来的十多万伤兵中，有两万多疏散到广西宜山一带。随后，广州的沦陷也迫使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向桂北搬迁，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奉令搬迁到宜山，这使得宜山人口激增，一时间燃料、房屋、食品，特别是药品的供应骤然紧张。
1938年10月17日，是浙江大学师生对疟疾这种疾病，开始感到恐惧的日子。下午四点，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张绍忠向竺可桢报告，其侄女因患疟疾病逝。在随后的两个月中，浙江大学里患疟疾的人数从10多个增加到146人，其中恶性患者占77，到1939年1月，又增加了200多人，几乎每家都有患病之人。电机系学生袁可志不幸也染上了恶性的疟疾，不是一般的疟疾，一阵冷一阵热的，是高烧不退的疟疾，恶性疟疾很容易死人。
当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是扑虐母星和阿的平，浙大离开杭州时所带的这两种药物早已用完，离宜山最近的柳州和桂林却买不到医治疟疾的药物。疾病在蔓延，但药物匮乏，这让师生们惶恐不安。为了解决疟疾的传播，竺可桢对宜山当地的蚊子进行研究，以便确定师生所患的是哪种类型的疟疾，同时派人到梧州和已经沦陷的广州购药。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学校以及学生们自己通过各种渠道，总算是搞到了一点药，但是也解决不了那么多患者，主要还是靠自身的抗体，和能够提供的一些，尽量好的这个休养的条件，来渡过这个难关。
随着冬季的到来，传播疟疾的蚊子逐渐减少，到1939年1月底，一度造成全校恐慌的疟疾开始得到控制。就在师生们为疟疾得到控制而高兴的时候，又一场灾难已经悄然而至。
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和广州后，开始对桂林、南宁、贵阳等重要城市进行经常性轰炸。小小的宜山城上空，经常可以看到呼啸而过的日本轰炸机。一旦发现日机，宜山城里便会摇响警报。
专门有一个人，手拿手摇的报警器，一摇了后会嗡嗡响的，这个警报声传的地方不远，你一个地方听得到，另外一个地方听不到，你整个宜山城包括外面听不到，听不到。所以就挂灯笼在这个山上。
挂一个灯笼是预备警报，挂两个灯笼紧急警报，就这样子就告诉你们快点逃。
为避免给日军提供轰炸目标，宜山当地政府还做了特殊的规定。
一个规定是不能戴眼镜子，眼镜子是反光的。一个不许带电筒，还有呢，不许穿白衣服，或者接近白的淡的衣服。
1939年2月5日，农历立春，宜山天气晴朗。南国的立春此时早已显露出丝丝春意，国立浙江大学的学生们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星期天，许多同学组织郊游野餐会，宜山的农民不断地看到浙大学生来到城外的小龙江边，或者附近的山丘上，野餐、合唱。上午，竺可桢和教务长胡刚复带着几个师生，前往宜山城南10公里的太平乡看望从广东逃难来的二百多名儿童。临近中午时分，宜山的防空警报摇响了。
那一天正好是中午的时候，学生们正在食堂里面，就是原来的标营，食堂在标营，正在吃饭，吃饭时忽然听见警报了，大家把筷子啪一下放在桌子上就往外跑。
因为2月4号听到广播是贵阳炸了嘛，所以那一天2月5号的话，大家都有警惕性的。
学生们跑得快就跑到小龙江岸上躲起来了。那个炸弹下来，有嘘尖叫声的，所以那个时候呢，马上要卧倒啊，还来得及的，卧倒以后炸弹炸起来啊，炸不到你的身上。
这个炸弹落在学生们的旁边，炸弹炸在泥地上面，泥土像树这样一把起来，资源和许多泥土盖在我身上，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受伤。
龙江边有许多天然的岩洞，这些岩洞成为浙大师生躲避轰炸的天然防空洞。
据回忆，我跟那个同学我说，我们躲在那个洞里面去吧，跑到里头去呢，那个洞并不大。我们进去了以后呢，看到里面有一条蛇，差不多比我们一个人两个手臂伸出来还要长一点，它在那里看着我们。那么我们两个人也看着它，它大概看我们有两个人，它也不敢来惹我们，我们也怕它，也不敢去惹它。然后等到轰完了以后呢，我们出来，我们也走了，相安无事，它还在里头。
据回忆，到时候跑得太快了，这个洞都找不到了，所以就沿着这个路上走，走到我不是讲有一个坟地吗，那坟地上面碑石，那东边照过来有个影子，我们就两个人穿着旗袍，两个人就躲在那个影子里面。那么炸弹，它来炸了三批，那一批走了以后，我们又爬起来跑，跑到听见飞机，看到来了，我们又躲起来了。
轰炸结束后，经过土木系学生的测量，日军在标营学生宿舍共投弹118枚，二至四年级的男生宿舍，全部被炸毁。
而且据有些回忆讲，那一天的轰炸很怪，来了以后，在宜山城区没有丢炸弹，直接就狂轰乱卸地，直接就奔着浙大来的啦。就是说有内奸，恐怕报告了浙江大学就在这个位置，日本人专门是冲着浙江大学来投炸弹的。
在这次轰炸中，宜山市民死伤50多人，国立浙江大学共计损失3万多元，但师生无一伤亡。
王人龙后来说笑话嘛，说这个日本的航空员都是斗鸡眼，都是斜眼，眼睛斜的，斜视的，对不准。其实，对准没法对准，不可能一个人扔一个炸弹，它是炸弹一大批下来。
这里面有一个插曲，他们原来班上有一个，工学院的同学叫孙华，无锡人，他是神精病了，不知道怎么样得来的，那时候没有办法管理他的，把他隔离在农场里边哪一个房间里，关在里边。经过这次大轰炸以后，他忽然跑出来了，说好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这样子，没有死一个人，反而还得了一个人，病好了。
尽管在这次日军的轰炸中，国立浙江大学的师生无一伤亡，但是轰炸留下的困难却无法躲避，许多男生的衣服和被褥在轰炸中被大火焚毁。这些被毁校舍的照片都是竺可桢亲自拍摄的，整个国立浙江大学西迁时的大部分照片，都出自竺可桢的相机。当天晚上，宜山城里城外到处弥散着硝烟的味道，如何睡觉成了男生们的最大问题。
据回忆，那么因为被子、褥子都没有了，晚上睡觉就没有盖的了，马上学校里就发动互救，特别是教师还有一些学生，自己有多余的被子拿出来给他们睡，有地方腾出来可以让他们住。所以没有引起慌乱，也没有引起教学次序的不能维持。
广西宜山遭到轰炸的两周后，湖北宜昌市区遭到更大规模的轰炸，死伤千人。农历元宵节后，中国从南到北的许多地方遭到日军大规模的空袭。元宵节当天，河南郑州遭日军轰炸，死者遍布街头。一个月后，江西南昌沦陷。
据回忆，因为当时警报很多，警报很多并不一定每次都轰炸，实际轰炸的次数比较少，但是你又不能够不躲起来，那么都是疏散到郊外，疏散到郊外，你一等就一两个钟头，这个时间浪费掉很可惜，那么有的老师就是利用这个时间，躲警报的时间，来给学生讲课。
据回忆，所以浙大数学系当时苏步青先生他们就提出来，干脆咱们就在防空洞里面，山洞里面上课吧，那么章用先生，就是章士钊先生的公子，当时也是浙大请来的年轻教授，他上课的时候黑板没地方放，他就让学生说，挂个绳子把黑板挂在我脖子里，咱们照样上课，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浙大坚持了正常的教学。
这一年，在竺可桢的倡导下，国立浙江大学正式定校训为“求是”二字，并请马一浮围绕求是校训，创作国立浙江大学校歌，以激励困境中的师生。
据回忆，浙江大学以前就叫求是书院，求是书院，那么求是呢，就是求一个事情都要求一个是，就是求真理。
据回忆，1939年正是浙大西迁到广西的宜山，是浙大整个西迁过程当中最艰苦，人心最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有疾病、瘟疫的侵扰，有日本飞机不停地轰炸，当时生活艰苦、医药断绝，教师和学生都人心惶惶。有的教师不辞而别，有19个学生是从泰和迁到广西宜山的时候，受全校学生老师的重托，押运图书仪器设备，结果他们在途中出现了集体逃跑的，这么不光彩的事情。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竺校长对浙大做出最伟大的贡献，也是西迁当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确立了一个求实校训，它就是我们在艰难困苦条件下，浙大的精神支柱，精神支点。
在办学最艰难的时期，国立浙江大学适应东南各省高中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决定在浙江龙泉设立分校，下设文、理、农、工四个学院的龙泉分校先后招生七届。分校从1939年开办，延续到1945年。
日军轰炸宜山国立浙江大学的消息很快传到广西省会桂林，正在桂林师范学校教书的浙江籍画家丰子恺把这件事写进了日记，同时丰子恺做出一个决定，接受国学大师马一浮和浙大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去流亡中的国立浙江大学任教。临行前，丰子恺在桂林的朋友为他举行了欢送会，欢送会上，丰子恺对大家说：“浙江大学是我故乡的学校，它对我有着你们不能想象的诱惑力。”
1939年4月8日，广西宜山，城外的桔子花已经全部盛开，农民正忙着收获油菜籽。正午刚过，城里响起了这一天的第二次防空警报。宜山城的东门外，早已不见了贩卖蔬菜水果的小贩和收菜籽的农民，一辆载着十几个人和大堆行李的卡车被守城的警察挡在城门外，车上立着一位胡须长及胸口的男子，这个人是正准备到国立浙江大学任教的画家丰子恺。
两个月前，搬迁到广西宜山后的国立浙江大学，遭受了一次最惨烈的轰炸。此后，只要防空警报一响，宜山城里所有的人都会格外紧张，迅速躲入藏身之所，刚到宜山的丰子恺一家，不了解情况，一时间手足无措。由于被拒绝入城，丰子恺只得让卡车司机调转车头，原路后撤了数公里，在路边的一颗大树旁停下来。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这一天也坐在这辆卡车上。
据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回忆：宜山用警报欢迎我们，我们还没进城呢，说是警报，然后肚子很饿大家，因为盼望到了宜山以后就可以吃上饭了，后来就怎么办呢？就逃了，逃到远远的地方。幸亏有一点粽子，4月5号动身，所以呢有粽子吃，那时候粽子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裹嘛，我们大概也是防到有什么意外，所以带了一点粽子。
这一天的经历，丰子恺在7年后的散文《宜山遇炸记》中不无调侃地写道：老幼十人，连司机及几位搭客，都吃着粽子，坐着闲谈。日丽风和，天气晴朗。倘能忘记了在宜山“逃警报”，而当作在西湖上的野餐来看，我们这下午真是幸福！
到达宜山的首日，丰子恺一家遭遇两次警报，直到天擦黑时才得以进入宜山城。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出生在江南小镇，浙江崇德县石门湾。16岁时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老师便是后来被称为弘一大师的李叔同。日军占领上海后，丰子恺一家不得不离开石门湾，一路向西流亡。1938年6月24日，丰子恺到达桂林，受聘于桂林师范学校。其间，他在老家崇德的房子，缘缘堂，被日军炮火摧毁。1939年3月，丰子恺离开桂林前往宜山。他接受了国立浙江大学的聘请，担任学校的艺术指导。此时距离浙大遭受日军的二五轰炸不过一月。
据回忆，那丰子恺之所以到浙江大学来，我想跟这个马一浮很接近，落难了，要找一个饭碗，浙江大学是一个比较体面的饭碗。
就在丰子恺离开桂林前往宜山的这一天，日本陆相坂垣在师团长会议上宣称：华南进攻到南宁，华北进攻到兰州，方可结束战争。
（一）
1月20日，浙江大学师生经过了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最终抵达江西吉安。他们从浙江建德出发，途经金华、玉山、樟树等地，行程752公里。迁校的目的地本是江西泰和，但由于战局发展迅速，浙大提前撤离建德，泰和房舍还未准备就绪，而吉安有两所学校正在放寒假，所以全校师生暂时栖居吉安。
吉安位于江西中部，禾水在此汇入赣江。城内赣江的堤岸长7.5公里，有一座浮桥与江中的白鹭洲相连。白鹭洲是一个长约2.5公里的江中小岛，自古闻名的白鹭洲书院就建于此。
白鹭洲环境优美，景色怡人，学生们在这里暂时休息下来。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之间产生了更深的感情。
初到白鹭洲的时候啊，有一天早上王人龙去洗脸的时候，正好一个女生叫范文兰，只有他们两个人。她呢就说，今天的洗脸水不热，不够热。我说可以呀。她呢就伸出手来摸底我的手了，啊哟，王人龙一下子就像触电了一样，从此以后他就跟范文兰就好起来了，不过那个时候啊很单纯的，只是比一般同学更加互相关心而已，也不是什么恋爱关系。
浙大的同学经过西迁，真是共患难同甘苦，感情特别深，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
全体师生抵达吉安两天后，国立浙江大学在吉安中学复课，学校暂不放寒假，并决定在一周后举行期末考试。
竺可桢校长抓学生的学习是抓得很紧的，那么就在吉安那里大考，举行正规的学期大考。
要谈到考试的话，一直在动荡中迁移，所以这个功课要考好分数这是很难的。当然也有些同学考得好的，大多数都考不好的，能够及格都已经是拜天拜地了。
到达吉安后，竺可桢一家以每月十元的价格租下城中木匠街53号。此时，竺可桢的大儿子竺津，背着父母报考了中央军校。很快，竺津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收到了中央军官学校第十四届考生的录取通知书。
从送通知书的军事教官口中，竺可桢得知，前线急需军事人才，已经内迁成都的中央军校，将三年的学习时间压缩到六个月。虽然竺津近视400度，但成绩优秀，破格录取。
竺可桢夫妇并没有因为儿子出色的成绩而高兴。而是极力反对年仅16岁的竺津入军校学习。
2月中旬，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寒假结束，泰和方面的房舍也已准备就绪。在吉安过完旧历新年的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南行40公里，深入泰和乡间。
刚刚在温州老家过完春节的苏步青，也告别日本妻子苏米子和五个子女，开始前往泰和与学校会合，继续他抗战时期的教学生活。
赣江流经泰和，几乎年年泛滥。赣江两岸是泥沙淤积而成的平原，因而常常遭遇水害。浙江大学迁到泰和后，师生们大多数居住在当地最富有的乡坤萧百万的宅院里，浙大师生用来举行重大活动的礼堂咸正堂，是萧百万家族的宗祠。在这些宅院的楼壁墙角，常能看到淹过的水痕。这些水痕引起了竺可桢和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的注意。
竺校长就和胡刚富先生一块商议，并且和当时的地方当局，以及江西省政府协商，由他们出钱，浙大出力，让那些逃亡的难民，以及当地的农民来做，修了一个十五里长的长堤。
一天，泰和人发现，赣江边出现了一群年轻学生的身影。国立浙江大学土木系的学生在教授唐凤图、吴钟伟的带领下，开始勘测赣江的水位和地基。土木系的学生王人龙也在其中。
当时老师、学生们正在搞测量的时候，好多老乡也在看啦，可能是感到稀奇，没见过，好多仪器没有见过。问他们的话，大多数都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有的也就能上几个字。
浙大主要测量的话，就是把赣江东岸水平线给它测下来，同时在赣江边上设计一个水尺。
经过土木系师生的勘测设计，大堤在四月底开工。两个月后，防洪大堤终于赶在汛期前完工。防洪堤东起泰和县城，西至梁家村，全长七点五公里。第二年洪水来时，躲过灾害的泰和村民，纷纷称颂浙大的功劳。此后，上田村再未遭受水灾，为纪念国立浙江大学的功绩，村民称此堤为“浙大防洪堤”。江边还有一码头称为“浙大码头”，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6月初，过了端午，赣江的水温已适宜游泳。一天，竺可桢与体育系主任舒鸿一起畅游赣江，游着游着，两个人发现，这段江流很适合游泳。于是，两人一边游泳，一边用脚勘探，选中一处水流平稳的浅水区，让人用竹竿和绳索圈成一个临时游泳场，供学生使用。于是，游泳成为学生的必修课。
浙大对学生学游泳是比较很注重的，舒鸿先生带人游泳是很注意的。所以学生们都去游泳的，那时候不少学生才初学，还不太会游泳的。
为了让新生尽快学会游泳，舒鸿规定，学生必须游完50米方可及格。当时，很多学生从来没有游过泳，一上体育课，见到江水就往后躲。
他想了个办法，就是拿个桌子放在潜水的地方，桌子固在水里面，每个人每天要报到的，一定要下水，下水了之后去签报到，既然下了水当然游泳了嘛。
一段时间的练习后，学生们都学会了游泳。这年初夏，泰和的赣江边热闹起来。
学校给学生们在江边搭了两个台，那么大家可以学着跳水，一个地方呢，比水面高一米多，一个么大概两米高。王人龙跳得不好，跳的那姿势，同学们都喊叫插冰棍。
当时学生们从浙江来，从城市杭州来的时候，很少人带游泳裤什么，需要在街上买，所以大家说泰和的裁缝师傅发财了。
1938年6月30日，江西中部的小县城泰和，天刚蒙蒙亮，上田村萧家的临清书屋里，暂居在此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妻子张侠魂正在帮他收拾行李。
这一天，竺可桢要赶往已搬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竺安：有一天晚上就突然我母亲跟我二哥发病，发病了，但是当时我们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就是我二哥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而且床上全都是拉的大便，后来可能听我姐姐讲，说他们得痢疾了。7月25日傍晚，泰和的天色渐渐变暗，田间劳作的农民已收工回家，上田村显得很安静。赣江大堤上，站着竺可桢的三个孩子，他们朝村外张望着，等待父亲归来。8点过后，一路颠簸的竺可桢终于回到泰和上田村，等候已久的孩子们一下子扑到了父亲的怀里。竺可桢抚慰着几个孩子，却没有看到次子竺衡。
（二）.
1938年11月19日，广西省会桂林北面300公里远的小城宜山，晴空万里。
一大早，城中一个叫群乐社的地方就聚集了一批国民党军官和当地县政府的官员，大幅的挽联使群乐社里气氛凝重。半月前，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因心脏病突发在宜山病逝。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派军训部次长黄琪翔到宜山主持追悼会。这一天是出殡的日子，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出现在追悼会上。
半个多月前，从江西泰和流亡到广西宜山的国立浙江大学师生，正式开学。校长竺可桢则提前一个月抵达宜山。
国立浙江大学未迁来宜山之前，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浙大迁往贵州安顺，但竺可桢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从广西宜山至贵州安顺一段，只能靠汽车运输，学校一千多人，几千箱图书仪器，要到达安顺，起码费时半年，战时车辆不仅难找，而且运费昂贵，经迁校委员会再三讨论后，决定先迁往广西宜山，然后看战事的变化再行决定。
因为要考虑到运费的问题，很多的仪器、设备、图书，还有这个学生，或者家长的行李，那么都尽量走水路，走水路呢就要到广东去，就要从湖南到广东，从广东再到广西，就等于是绕一个圈子，从这个路线来讲呢，距离太远了，但是呢？运费便宜。
参加过浙大长征的人们记得，从泰和迁到宜山这段路上有很多人走路的，有很多人走路的。当然有火车的地方还是坐火车。所以呢，有走路的，我记得有一个在路上有一个女生被那个土匪给劫走了，劫走了去啊，说是给他们的土匪头当押寨夫人，结果好了，这个土匪头子，也就是土匪头目，他本人也是个大学生，他就把她放回去，居然把那女生又放回来了。
广西宜山县是广西庆远地区九县之一，1938年的人口约三十万，人口和赋税均占庆远地区的三分之一。刚刚来到宜山的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对这座小城的第一印象是：市面并不繁荣，但物价稳定，环境幽静。
11月，正值广西柚子上市的季节。这也是土木系三年级学生王人龙在浙大求学的第5个学期。这个学期，王人龙交纳了20元学费，包括学杂、体育等项目，学费延续了战前的标准。
刚去的时候，师生们觉得这个地方也不是很富裕的，但是他有一点亚热带地区的特点，植物生长得不错，水果什么比较多。
当时国民党中央银行发的货币叫法币，广西呢叫桂币，广西自己有银行，发的钞票，桂币嘛，两块桂币抵一块当时国民党中央的法币。那时广西人他们比较凶，我记得吃饭，吃饭不常是在食堂里面吃饭，食堂里吃饭经常会发生同学和办食堂人的矛盾，一有矛盾以后，厨房的人就拿起刀来。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害怕的，不敢和广西人吵。
宜山县城不大，从省会桂林入云南的公路和铁路都要通过宜山。宜山城东门外500米处，有一凹字形大建筑，被称为标营。标营前面有一个大操场，是昔日练兵的场所，可容纳两三千人练操，操场外一条名叫龙江的小河蜿蜒南流。
在宜山学生们住的是一个标营，在东门外边，在东门外边有一个叫标营，原来是国民党部队里边的一个营房，所以它四周碉堡都做好的，防空洞都做得很多的。
标营是国立浙江大学二三四年级的男生宿舍，学校还在操场上新建了教室。
坐的凳子正反面都是竹子做的，因为当地竹子很多，整个广西境内和国内其他地方比竹子是很多的。房子都是竹子编的，墙壁都是竹子编的。上面那个稻草这些东西都是现成的。就只有两座宿舍比较好，用瓦片，比较正规的。
学校的办公室、图书馆、女生和大一宿舍，以及一部分教室设在城内的文庙。文庙和标营间步行只需十分钟。竺可桢住在城内寓西大街32号，月租金23元法币。城外的小龙江成为浙大学生游泳戏水的好地方，而江边的绿地则是学生们野餐的好去处。
（三）
国立浙江大学在宜山开学的当天，民国时期的一位传奇人物——军事专家蒋百里也来到宜山。
蒋百里在1899年考入国立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后又留学日本、德国，学习军事。将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蒋百里是第一人。
在日本老一辈人中提起这位蒋方震将军(蒋百里名方震，以字行)，他的名气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战略理论。在这位只讲武不动武的陆军上将面前，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而他的这些同学如荒木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
若说将军最为传奇的一幕，则发生在百里将军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时候。
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
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的比国内所记载要详细得多，特别是有一本叫《陸軍士官学校関係者》的，里面记录的蒋百里是一个让日本陆军历史极为尴尬的人物。
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也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
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护国将军、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
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皇室的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
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让日本人丢面子的场面重演。
同样，后来的中国三军统帅蒋介石，留学日本学军事的成绩和这些名将比，实在也是拿不出手的。
第二次，八年血战之后，看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具体战役上，中国失利的例子虽多，战略上，日军的失败早已注定。
蒋百里在《国防论》和其他著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
他还第一个提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这种战争不是短时间的冲突而是长时间的竞走”；“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在抗战中就集中最主要力量在日本鬼子所占领的后方，狠狠打击日本鬼子，不能说是共产党按蒋百里的理论办事，只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四）
不久前，蒋百里接受蒋介石的任命，担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前往贵州遵义时途经宜山，由于心脏病突发，被迫停留下来。陆军大学在抗战爆发后，从南京迁到湖南桃源，随着日军向武汉接近，陆军大学又再次向贵州遵义搬迁。就在陆军大学准备搬迁贵州时，10月11日，日军向汉口发动攻击。4天后，国民党政府统帅部下令放弃武汉，武汉会战日军伤亡10万多人，中国军队伤亡14万人。就在蒋百里抵达宜山的一周前，日军攻陷了武汉三镇，并血洗全城。两周后，日军又攻占岳阳。
蒋百里和竺可桢是浙江同乡。在宜山停留的第四天，蒋百里拜访了这位比自己年长八岁的同乡，现任母校校长。竺可桢请蒋百里为学校师生作一次关于持久抗战的演讲，以便在武汉沦陷之后，振奋一下人心，蒋百里欣然应允。但这个约定却成为竺可桢心中永远的遗憾。
与竺可桢会面的当天夜间，蒋百里因心脏病突然去世。第二天，竺可桢得知他的死讯，感叹到：“我听后仿佛晴天霹雳，昨天谈话时还精神矍铄，我还自叹不如，真是悲惨啊!”
11月19日，天刚放亮的时候，竺可桢便来到蒋百里的灵堂。追悼会持续了一个小时，而后在仪仗队和军乐队的伴随下，送殡队伍浩浩荡荡，穿过宜山城，出南门后，将蒋百里的灵柩安葬于宜山城外的南山。
此时，尽管武汉已经沦陷，但是千里之外的宜山，除了偶尔的防空警报声之外，还算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一学年国立浙江大学共招生471人，占全国大学录取新生总数的12，生源大部分来自它流亡时经过的省份：浙江、江西和广西。流亡了一年的国立浙江大学暂时有了一个栖息之地，但疾病却不期而至。
广西的宜山开始同泰和就不同了，比较起来，所谓瘴气多了，瘴气实际上就是，他四周是山嘛，所以山里边同我们这里雾大的时候一样，有的这种云的样子，那么这个瘴气为什么叫瘴气，就是当地历史上边下来嘛，老百姓都是叫它瘴气，瘴气的坏处就是要生病。
当地宜山人吃岩盐，而学生们原来都是吃海盐的，海盐里面有碘，这个岩盐里面没有碘，缺碘的人得大脖子病。高年级的同学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太大反应，低年级的学生就不同了，有一个一年级的同学从广东来的新生，看到有的同学大脖子吓得就走了，退学了，不上了，不敢在这里。
为了预防缺碘而引起的甲状腺肿大，即大脖子病，江浙一带的学生纷纷写信给家人，要求邮寄紫菜。
紫菜里有碘，含碘较多，而且紫菜又轻，装在信封里面就可以寄得来，随便哪一家拿到了紫菜，就交给这个饭师傅，就熬汤，每一桌一碗汤，大家吃。
但最危险的疾病并非大脖子病，而是恶性疟疾。参加完蒋百里葬礼后的竺可桢，回到宜山城内的办公室，准备召开校务会议，这时候他得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任职于江汉工程局，此时也在宜山的侄子竺士楷患上了疟疾。
广西宜山这些地方按古人讲，叫作蛮瘴之地，宜山宜水不宜人。主要是指它疟疾横行。那么浙大到了这个地方，也是在劫难逃。学生染病，家属染病，数十人，并且发生了死人事件。
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寄生虫病，夏秋季发病较多，严重型的疟疾极易致人死亡。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疟疾一年四季都可能发生，很容易流行。宜山旧称“蛮烟瘴雨”之乡，属于亚热带气候，这里温暖多雨。多雨的环境极易滋生蚊子，而蚊子则是传播疟疾的祸首。除气候条件外，战时增加的人口也成为疟疾迅速传播的一个原因。
那时候，从湖北撤下来的十多万伤兵中，有两万多疏散到广西宜山一带。随后，广州的沦陷也迫使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向桂北搬迁，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奉令搬迁到宜山，这使得宜山人口激增，一时间燃料、房屋、食品，特别是药品的供应骤然紧张。
1938年10月17日，是浙江大学师生对疟疾这种疾病，开始感到恐惧的日子。下午四点，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张绍忠向竺可桢报告，其侄女因患疟疾病逝。在随后的两个月中，浙江大学里患疟疾的人数从10多个增加到146人，其中恶性患者占77，到1939年1月，又增加了200多人，几乎每家都有患病之人。电机系学生袁可志不幸也染上了恶性的疟疾，不是一般的疟疾，一阵冷一阵热的，是高烧不退的疟疾，恶性疟疾很容易死人。
当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是扑虐母星和阿的平，浙大离开杭州时所带的这两种药物早已用完，离宜山最近的柳州和桂林却买不到医治疟疾的药物。疾病在蔓延，但药物匮乏，这让师生们惶恐不安。为了解决疟疾的传播，竺可桢对宜山当地的蚊子进行研究，以便确定师生所患的是哪种类型的疟疾，同时派人到梧州和已经沦陷的广州购药。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学校以及学生们自己通过各种渠道，总算是搞到了一点药，但是也解决不了那么多患者，主要还是靠自身的抗体，和能够提供的一些，尽量好的这个休养的条件，来渡过这个难关。
随着冬季的到来，传播疟疾的蚊子逐渐减少，到1939年1月底，一度造成全校恐慌的疟疾开始得到控制。就在师生们为疟疾得到控制而高兴的时候，又一场灾难已经悄然而至。
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和广州后，开始对桂林、南宁、贵阳等重要城市进行经常性轰炸。小小的宜山城上空，经常可以看到呼啸而过的日本轰炸机。一旦发现日机，宜山城里便会摇响警报。
专门有一个人，手拿手摇的报警器，一摇了后会嗡嗡响的，这个警报声传的地方不远，你一个地方听得到，另外一个地方听不到，你整个宜山城包括外面听不到，听不到。所以就挂灯笼在这个山上。
挂一个灯笼是预备警报，挂两个灯笼紧急警报，就这样子就告诉你们快点逃。
为避免给日军提供轰炸目标，宜山当地政府还做了特殊的规定。
一个规定是不能戴眼镜子，眼镜子是反光的。一个不许带电筒，还有呢，不许穿白衣服，或者接近白的淡的衣服。
1939年2月5日，农历立春，宜山天气晴朗。南国的立春此时早已显露出丝丝春意，国立浙江大学的学生们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星期天，许多同学组织郊游野餐会，宜山的农民不断地看到浙大学生来到城外的小龙江边，或者附近的山丘上，野餐、合唱。上午，竺可桢和教务长胡刚复带着几个师生，前往宜山城南10公里的太平乡看望从广东逃难来的二百多名儿童。临近中午时分，宜山的防空警报摇响了。
那一天正好是中午的时候，学生们正在食堂里面，就是原来的标营，食堂在标营，正在吃饭，吃饭时忽然听见警报了，大家把筷子啪一下放在桌子上就往外跑。
因为2月4号听到广播是贵阳炸了嘛，所以那一天2月5号的话，大家都有警惕性的。
学生们跑得快就跑到小龙江岸上躲起来了。那个炸弹下来，有嘘尖叫声的，所以那个时候呢，马上要卧倒啊，还来得及的，卧倒以后炸弹炸起来啊，炸不到你的身上。
这个炸弹落在学生们的旁边，炸弹炸在泥地上面，泥土像树这样一把起来，资源和许多泥土盖在我身上，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受伤。
龙江边有许多天然的岩洞，这些岩洞成为浙大师生躲避轰炸的天然防空洞。
据回忆，我跟那个同学我说，我们躲在那个洞里面去吧，跑到里头去呢，那个洞并不大。我们进去了以后呢，看到里面有一条蛇，差不多比我们一个人两个手臂伸出来还要长一点，它在那里看着我们。那么我们两个人也看着它，它大概看我们有两个人，它也不敢来惹我们，我们也怕它，也不敢去惹它。然后等到轰完了以后呢，我们出来，我们也走了，相安无事，它还在里头。
据回忆，到时候跑得太快了，这个洞都找不到了，所以就沿着这个路上走，走到我不是讲有一个坟地吗，那坟地上面碑石，那东边照过来有个影子，我们就两个人穿着旗袍，两个人就躲在那个影子里面。那么炸弹，它来炸了三批，那一批走了以后，我们又爬起来跑，跑到听见飞机，看到来了，我们又躲起来了。
轰炸结束后，经过土木系学生的测量，日军在标营学生宿舍共投弹118枚，二至四年级的男生宿舍，全部被炸毁。
而且据有些回忆讲，那一天的轰炸很怪，来了以后，在宜山城区没有丢炸弹，直接就狂轰乱卸地，直接就奔着浙大来的啦。就是说有内奸，恐怕报告了浙江大学就在这个位置，日本人专门是冲着浙江大学来投炸弹的。
在这次轰炸中，宜山市民死伤50多人，国立浙江大学共计损失3万多元，但师生无一伤亡。
王人龙后来说笑话嘛，说这个日本的航空员都是斗鸡眼，都是斜眼，眼睛斜的，斜视的，对不准。其实，对准没法对准，不可能一个人扔一个炸弹，它是炸弹一大批下来。
这里面有一个插曲，他们原来班上有一个，工学院的同学叫孙华，无锡人，他是神精病了，不知道怎么样得来的，那时候没有办法管理他的，把他隔离在农场里边哪一个房间里，关在里边。经过这次大轰炸以后，他忽然跑出来了，说好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这样子，没有死一个人，反而还得了一个人，病好了。
尽管在这次日军的轰炸中，国立浙江大学的师生无一伤亡，但是轰炸留下的困难却无法躲避，许多男生的衣服和被褥在轰炸中被大火焚毁。这些被毁校舍的照片都是竺可桢亲自拍摄的，整个国立浙江大学西迁时的大部分照片，都出自竺可桢的相机。当天晚上，宜山城里城外到处弥散着硝烟的味道，如何睡觉成了男生们的最大问题。
据回忆，那么因为被子、褥子都没有了，晚上睡觉就没有盖的了，马上学校里就发动互救，特别是教师还有一些学生，自己有多余的被子拿出来给他们睡，有地方腾出来可以让他们住。所以没有引起慌乱，也没有引起教学次序的不能维持。
广西宜山遭到轰炸的两周后，湖北宜昌市区遭到更大规模的轰炸，死伤千人。农历元宵节后，中国从南到北的许多地方遭到日军大规模的空袭。元宵节当天，河南郑州遭日军轰炸，死者遍布街头。一个月后，江西南昌沦陷。
据回忆，因为当时警报很多，警报很多并不一定每次都轰炸，实际轰炸的次数比较少，但是你又不能够不躲起来，那么都是疏散到郊外，疏散到郊外，你一等就一两个钟头，这个时间浪费掉很可惜，那么有的老师就是利用这个时间，躲警报的时间，来给学生讲课。
据回忆，所以浙大数学系当时苏步青先生他们就提出来，干脆咱们就在防空洞里面，山洞里面上课吧，那么章用先生，就是章士钊先生的公子，当时也是浙大请来的年轻教授，他上课的时候黑板没地方放，他就让学生说，挂个绳子把黑板挂在我脖子里，咱们照样上课，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浙大坚持了正常的教学。
这一年，在竺可桢的倡导下，国立浙江大学正式定校训为“求是”二字，并请马一浮围绕求是校训，创作国立浙江大学校歌，以激励困境中的师生。
据回忆，浙江大学以前就叫求是书院，求是书院，那么求是呢，就是求一个事情都要求一个是，就是求真理。
据回忆，1939年正是浙大西迁到广西的宜山，是浙大整个西迁过程当中最艰苦，人心最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有疾病、瘟疫的侵扰，有日本飞机不停地轰炸，当时生活艰苦、医药断绝，教师和学生都人心惶惶。有的教师不辞而别，有19个学生是从泰和迁到广西宜山的时候，受全校学生老师的重托，押运图书仪器设备，结果他们在途中出现了集体逃跑的，这么不光彩的事情。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竺校长对浙大做出最伟大的贡献，也是西迁当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确立了一个求实校训，它就是我们在艰难困苦条件下，浙大的精神支柱，精神支点。
在办学最艰难的时期，国立浙江大学适应东南各省高中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决定在浙江龙泉设立分校，下设文、理、农、工四个学院的龙泉分校先后招生七届。分校从1939年开办，延续到1945年。
日军轰炸宜山国立浙江大学的消息很快传到广西省会桂林，正在桂林师范学校教书的浙江籍画家丰子恺把这件事写进了日记，同时丰子恺做出一个决定，接受国学大师马一浮和浙大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去流亡中的国立浙江大学任教。临行前，丰子恺在桂林的朋友为他举行了欢送会，欢送会上，丰子恺对大家说：“浙江大学是我故乡的学校，它对我有着你们不能想象的诱惑力。”
1939年4月8日，广西宜山，城外的桔子花已经全部盛开，农民正忙着收获油菜籽。正午刚过，城里响起了这一天的第二次防空警报。宜山城的东门外，早已不见了贩卖蔬菜水果的小贩和收菜籽的农民，一辆载着十几个人和大堆行李的卡车被守城的警察挡在城门外，车上立着一位胡须长及胸口的男子，这个人是正准备到国立浙江大学任教的画家丰子恺。
两个月前，搬迁到广西宜山后的国立浙江大学，遭受了一次最惨烈的轰炸。此后，只要防空警报一响，宜山城里所有的人都会格外紧张，迅速躲入藏身之所，刚到宜山的丰子恺一家，不了解情况，一时间手足无措。由于被拒绝入城，丰子恺只得让卡车司机调转车头，原路后撤了数公里，在路边的一颗大树旁停下来。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这一天也坐在这辆卡车上。
据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回忆：宜山用警报欢迎我们，我们还没进城呢，说是警报，然后肚子很饿大家，因为盼望到了宜山以后就可以吃上饭了，后来就怎么办呢？就逃了，逃到远远的地方。幸亏有一点粽子，4月5号动身，所以呢有粽子吃，那时候粽子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裹嘛，我们大概也是防到有什么意外，所以带了一点粽子。
这一天的经历，丰子恺在7年后的散文《宜山遇炸记》中不无调侃地写道：老幼十人，连司机及几位搭客，都吃着粽子，坐着闲谈。日丽风和，天气晴朗。倘能忘记了在宜山“逃警报”，而当作在西湖上的野餐来看，我们这下午真是幸福！
到达宜山的首日，丰子恺一家遭遇两次警报，直到天擦黑时才得以进入宜山城。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出生在江南小镇，浙江崇德县石门湾。16岁时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老师便是后来被称为弘一大师的李叔同。日军占领上海后，丰子恺一家不得不离开石门湾，一路向西流亡。1938年6月24日，丰子恺到达桂林，受聘于桂林师范学校。其间，他在老家崇德的房子，缘缘堂，被日军炮火摧毁。1939年3月，丰子恺离开桂林前往宜山。他接受了国立浙江大学的聘请，担任学校的艺术指导。此时距离浙大遭受日军的二五轰炸不过一月。
据回忆，那丰子恺之所以到浙江大学来，我想跟这个马一浮很接近，落难了，要找一个饭碗，浙江大学是一个比较体面的饭碗。
就在丰子恺离开桂林前往宜山的这一天，日本陆相坂垣在师团长会议上宣称：华南进攻到南宁，华北进攻到兰州，方可结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