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 开源之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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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大范围使用宝钞的必然是税部，这得益于大虞建国以来对税制和田赋的控制和变革。? 八一?中? 文网 ??
在摊丁入亩之前，大虞的税分为三种，官田缴租，私田纳税，其他为敛财而设的商税、铺税、盐税、关钞等统称为赋。前两者为粮，入各地官仓或皇仓，后一种收时为铜，运时折成白银，入国库或内库时，则兑成黄金。粮有鼠雀耗，银有火耗，为保最后缴纳的钱粮足额，这些额外负担都摊派到老百姓身上，而这些多收的部分可想而知会有多少猫腻。
几千年来，官员权贵的田地都享有‘优免权’，所以到大虞开国前，归朝廷控制的纳粮田急剧减少。定朝开国时，继承了唐朝大部分的国土，官府登记在册的土地有八亿五千万亩之多，但在济朝末帝登基当年，‘已减强半’，仅有五亿一千万亩。这几百年里，不但新垦之地一亩都没，还整整蒸掉三亿多亩良田。难道是被从不占地定居的游牧民族抢走了？还是边疆纷纷自立为国让国土流失？是个正常人都知道，这五分之二的国土完全是进了皇亲贵戚、文武勋贵和豪门富户手中。
他们可不用纳税，国库的负担全转嫁农民头上了，能不起义闹事么！
每次一闹事，本身就占了万顷良田的有识之士会蹦跶出来几个，喊口号要‘括隐清丈’，可谁干啊，他们自己家人都不愿意。即便括出来了，换一茬官，新田又有了新主，朝廷和国家还是只能欺负小老百姓。
大虞立国之后，感谢匈奴和羯夷的帮忙，占据最多良田的皇室一下子变贫农，西部和北边的大量无主土地都归了国家。太宗没把这些地全分给新贵亲信，纳为‘国田’，先以清点各地无主之田，分封功臣的名义，让各地护军掌兵之人‘协助’量地计丁，上报田地和人口情况，为了防止投身为奴，还特意限定了不同等级人家的奴仆数量。经过地方豪强和这些中央下基层的骨干们扯皮撕逼之后，大部分城县做到了‘丈无遗地’，彼此达成一致，分好蛋糕，报上数来。一下子入鱼鳞册的田地达到近十亿亩，人口九千五百万，若计上没入册的非齐民，实际人口数量应已过亿。这时，太宗才公布‘国田政策’，每城每县的所有土地，按田地亩数核定一个定额税粮，国田由官府租给农民种，国田收缴的税粮便是文武勋贵、宗亲皇室的禄米。
我皇帝的田都拿来养你们了，你们这些人还好意思和我嚷嚷‘免税权’？
此令颁布的次年，风调雨顺大丰收，田赋收入近四万石。太宗进一步减轻赋税，核定每年税粮总额为三千五百万石，永不起科。按平均亩产三石半左右来算，这个赋税并不重，一直维持到世宗上台都没动过。
雄才伟略的太宗只初步做到了‘量地’一事，清丈了大虞的总田亩数，另一方面的‘计丁’未能实施，没把力役改为雇役，也没彻底废除免税权。免税权的存在，让地方豪强有办法减免自己的税，挖国田墙角，说明纳粮的不一定是田地主人，或说他们只交一小部分，或由在册的散户农民来承担本地所有田地的定额赋税和徭役。即便没有前朝的横征暴敛和大肆修堤挖河这种苦役，当个平民也不轻松，因此，民间还是延续了‘宁为奴，不为民’的习俗。
经历了傻缺高宗的一小段混乱时期，世宗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一定让步，给一部分地区或权贵特别的蠲免，总体税粮减免到三千万石。一旦世宗大权在握，之前退了一小步，必要前进一大步，不可避免地要动定额税粮之外的这块蛋糕。
顾翱借谢家之势在琅琊开了个好头，改免费征伕为雇工劳役，把收缴的税从定额粮税变为折算后的银税，使得免缴税粮的‘免税权’成为一纸废令，征税的对象直接变为名下拥有土地的人。一套组合拳下来，这些年总共析出齐民两千多万，把没有地的多余人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才有了商业大展的基础。
商业展的另一个前提是钞关的裁汰。前朝建了那么多运河水利，可不是为了方便以后的皇帝南巡泡妞，完全是一泊一关，而且这个关税还可‘纳物中钞’，即拿物抵银。当地官府缺什么，就以何为‘中’，抵扣多少金额，不是按物的价值，是看官员心情。一匹马售价三百银，过关只抵五两税，或是百铜不到的一匹粗麻布能折钞一百两，开心死宝宝啦！
太宗大刀阔斧地把这块银子砍了，可通航之处，一城仅一码头可收关钞。当时有官员上折诉称，若仅有官泊收费，会形成无船停靠官泊，都去免费的野码头的局面。太宗直接甩了折子去他脸上，‘你敢保证以后治下野码头一文不收，老子奖你一城关税’！
事实证明，专跑国内水运的漕商果然一点儿不傻，停在官泊，只用交核定的税银，其他地方敢拦，拼武力值吧。尤其通海之处，漕商们都爱花钱请安东军跟着一起跑跑国内河道，比起一道上被讹诈的过路费来说，这点孝敬不算啥。所以近两百年不出海打仗的安东军普遍水性尚好，个个不晕船，也是托了漕商的福。为了避免关钞也被滥征，太宗核定了‘三十税一’，不许折抵，而且对于运量最大的布茶盐铁等核定一个比较公允的价钱，按此价计税银。次年，这部分税银比前朝末年高了三倍，达到二十八万余锭，一锭十两，近三百万两。加上其他定额铺税等杂项，共计三百八十万两。展到现在，各处码头基本上也不用官员搬个凳子坐岸边挨个船的收钱，船家每过一地就主动去官府报备吨数、货品等消息，交笔小钱完事。
税部为聚财，那需要散财，才能完成整个资本流动。国家拿到这些银米会如何花出去呢？
太宗初年，地方存留粮总数约三百万石，作为各地行政支出，四方军五到八百万石军粮，各地护军的漕粮四百万石，京粮五百万石养官，二百万石养内宫，五百万石用于宗亲，余下三、四百万石折银归为内库。所以田赋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军事、行政和皇宫消费，没什么剩余。国库不到四百万两的银子，要养活一个人口可能上亿的国家，那就是个笑话。放了百官俸禄、军饷、防汛银、宫葺银等重头戏后，所剩无几，也不怪李枞打上任开始便日日哭穷。
偌大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有数的，每年的产出基本恒定，只不过大部分没摆在台面上。国库没钱，不代表内库没有，更不代表官员们会穷到只靠薪俸禄米过日子的地步。太宗的登基靠的是个人建立团队，而不是联姻或继承，他的强势在于，除了掐着土地和赋税这一边，还在私底下控制了各种垄断性的产业。内侍派出去做矿监、盐监、茶监等，正是‘奉旨捞钱’，所有的矿山、海边最大的盐田、各处最好的茶园桑田，沿海的海贸等行当都直属于他一人。把持这些产业的内侍再贪婪，再换个内侍去，哪怕前任贪了根针，继任者都能给他挖出来。例如世宗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查抄了一大批内侍监，其中贪得最狠的一个，抄出黄金百万两。
作为独家或最大的供应商，这些商业利润和******成果自然都归了内库，其他商人只是中间环节而已，皇帝心情好，便不给你们加税啦。
如果说国库是‘取之于民，只用于民’，内库便是‘聚举国之力，为帝王之商’，皇帝是最有钱的商人。所以，从太宗玩这一手开始，内库从不缺钱，除了明文规定的军饷俸禄，额外的银钱赏赐都从内库出。太宗无视烂泥儿子，去世前直接把内库交给世宗，这是世宗可以无视高宗想换太子的愚蠢举动，坐稳帝位的原因，当然也是高宗敢弄出那么多女人和孩子的底气所在。
有个善敛财的开国皇帝，商税低廉，商业自然繁荣昌盛，有圣眷的宗亲勋戚、文武新贵可以跟着一起喝口汤，被拒之门外的人只能一腔热血投入对土地的热爱之中。对于不缺钱的世宗来说，商业肯定不是他最关心之事，他的精力全花在对土地和勋贵的控制上。世宗末年，基本完成摊丁入亩之后，国库以银为税，只从几处鱼米之乡，先以定额税款购入谷粮，一并入库作为存粮。御极四十载，三公六侯九伯之爵，不少换了人来做，从前的勋贵旧戚几乎淘汰一半，更不用说只能领白银禄米，却无太多田地的不入流宗亲，被抛弃的人家，都是不能和皇帝站一条线上的累赘。
世宗给神宗留下一群比较听话的臣子，安稳的政局，和满满当当的内库。神宗元年，国库银米总计约三千三百万两和五百二十万石，内库却有近三千万两余银，作为非产银国，可以说大虞近九成白银都在国家控制中。
神宗执政十几年，这个数字更是有增无减，全国土地平均田赋为‘上地三分、中地两分、下地一分’，之前握在皇帝手中的垄断行业，要么像茶布一样完全开放给民间，要么如矿、盐等并入皇家产业，三成商税归国库三成归内库。所以在东瀛和海外流入的白银支持下，神宗十年的国库存银高达九千八百万两，存粮八百二十万石，内库八千万余两。
看起来国富民强，仓禀殷实，为什么仍有反对新政的声音？
神宗元年和十五年的两个数字，其构成差异极大。三千三百万银，八成半是田赋，还拿出一些购置存粮，即杂税银大概五到七百万左右。九千八百万这个数字里，因为有了安南、东北、卑谬、高丽等地的粮产，尤其是去年的东北大丰收，让田赋创了历史新高，增加到四千二百万，剩下的五千六百万，各地钞关并市舶税计三千一百万，登记制下的商税二百万，赃银三百万余，余下两千万皆由免商税的皇家产业贡献。
缴税多，意味着创造的财富更多，但是从田地持有者的角度看，他们能得到的孳息和十几年前几十年前并没多大不同，即便他们买了新地、新农具，比起商业提供的增幅，亩产的增加简直是毛毛雨，甚至愿意给他们干活的人也越来越少，逼得他们花更多钱去雇人买机器。
这些反对者有通过科举、吏考掌握权柄的现任官员，他们在执政时，自然想‘恢复旧制’，废除保护商人的新法和限制流民迁徙，可考成法不答应，连续三年不到中等，就得去边远山区实现这个梦想了。不走仕途之人想转行与商贾为伍，或抱上皇家产业的大腿赚钱，又有不少因为经验不足，从零开始，被海上风暴或黑死病坑了一笔，得花大钱买了个教训。
穷者越穷，富者愈富，清贵的名声和高人一等的地位，都得靠钱来维持滴！
激进的反对派认为他们的窘境都是新政造成的，皇家产业在帝后的庇护下‘与民夺利’，没看从‘蛮夷之地’运来的稻米卖得比我们本地米还便宜么！这样‘国人’赚什么？！工造局的耕犁机那么贵，这些钱搁我爷爷那辈，能买百来个佃农了！所以恳请皇帝废除新政，让一切回归原始吧！
***********************
作为一个红旗下长大的好学生，‘资本主义萌芽’是个学政经必知的词，真是一种玄之又玄的玩意儿。类似这种人文科学概念，一般都是事后诸葛亮总结而成，对当下过日子的人来说，不会突然‘叮’的一下，蹦出个赵老师画外音来广而告之，“春暖花开，万物复苏，非洲大草原的雨季过后，又到了‘萌芽’的季节”。
顾辞深刻记得，西方的萌芽带来了欧洲资本面向全球的急扩张，而中国的萌芽长势缓慢，还没等抽条，便被海那边而来的八国联军踩到泥里当了肥料。在皇家产业运作这么多年后，她早已不是那个只会出主意，让大人们去操作运营的小女孩了，虽不懂判断什么是萌芽，不懂如何解决反对派的声音，但她可以通过袁懿，将内库聚集的资本散出去，尽可能的实现‘还之于民’。
‘资本即是聚财’，如果说西方式的扩张是为了得到足够大的市场，用商业模式和商品攫取更多资本，那么大虞本身就有足够广阔的体量可以容纳和完成资本的循环流动，皇权手中的资本通过行政手段去到地方，同样能带动当地的资本聚集。
现在，全国甚至海外至少六成以上商人依靠皇家产业而活，国库、内库、文武百官勋戚显贵的赏银、各个学府的资金、军备军资、数以万计的雇员等等都是它养着，比田地更能产生财富，价值只会越来越高。在皇家产业这个怪物面前，不论是想用手中权势驱逐其影响，或侵占其好处，难度如同蝼蚁撼树。换哪个皇帝，即使把股份全部收回手里，只要想让它像现在一样赚大钱，就得按设定好的奖惩机制来运作。
她梦想的良性循环是依靠皇家产业的对外竞争力聚集西方资本，通过朝廷和皇帝的手，花在大虞的基础设施和军事技术服务上，保持自家产品在海外的倾销和优势。即便缺少海贸这一环节，在目前大虞控制的版图内，一样能实现这个模式，套句老话，外国需要大虞，大虞不一定需要外国。
‘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馀，而上不忧不足’，这种‘以外商养内民’的模式持续个小百年，该出现的新思想和新阶层也差不多定型了吧？怎么也能护住那一丁点小萌芽了吧？八国联军来再多少人，打个持久战耗死丫挺的总可以吧？
最先大范围使用宝钞的必然是税部，这得益于大虞建国以来对税制和田赋的控制和变革。? 八一?中? 文网 ??
在摊丁入亩之前，大虞的税分为三种，官田缴租，私田纳税，其他为敛财而设的商税、铺税、盐税、关钞等统称为赋。前两者为粮，入各地官仓或皇仓，后一种收时为铜，运时折成白银，入国库或内库时，则兑成黄金。粮有鼠雀耗，银有火耗，为保最后缴纳的钱粮足额，这些额外负担都摊派到老百姓身上，而这些多收的部分可想而知会有多少猫腻。
几千年来，官员权贵的田地都享有‘优免权’，所以到大虞开国前，归朝廷控制的纳粮田急剧减少。定朝开国时，继承了唐朝大部分的国土，官府登记在册的土地有八亿五千万亩之多，但在济朝末帝登基当年，‘已减强半’，仅有五亿一千万亩。这几百年里，不但新垦之地一亩都没，还整整蒸掉三亿多亩良田。难道是被从不占地定居的游牧民族抢走了？还是边疆纷纷自立为国让国土流失？是个正常人都知道，这五分之二的国土完全是进了皇亲贵戚、文武勋贵和豪门富户手中。
他们可不用纳税，国库的负担全转嫁农民头上了，能不起义闹事么！
每次一闹事，本身就占了万顷良田的有识之士会蹦跶出来几个，喊口号要‘括隐清丈’，可谁干啊，他们自己家人都不愿意。即便括出来了，换一茬官，新田又有了新主，朝廷和国家还是只能欺负小老百姓。
大虞立国之后，感谢匈奴和羯夷的帮忙，占据最多良田的皇室一下子变贫农，西部和北边的大量无主土地都归了国家。太宗没把这些地全分给新贵亲信，纳为‘国田’，先以清点各地无主之田，分封功臣的名义，让各地护军掌兵之人‘协助’量地计丁，上报田地和人口情况，为了防止投身为奴，还特意限定了不同等级人家的奴仆数量。经过地方豪强和这些中央下基层的骨干们扯皮撕逼之后，大部分城县做到了‘丈无遗地’，彼此达成一致，分好蛋糕，报上数来。一下子入鱼鳞册的田地达到近十亿亩，人口九千五百万，若计上没入册的非齐民，实际人口数量应已过亿。这时，太宗才公布‘国田政策’，每城每县的所有土地，按田地亩数核定一个定额税粮，国田由官府租给农民种，国田收缴的税粮便是文武勋贵、宗亲皇室的禄米。
我皇帝的田都拿来养你们了，你们这些人还好意思和我嚷嚷‘免税权’？
此令颁布的次年，风调雨顺大丰收，田赋收入近四万石。太宗进一步减轻赋税，核定每年税粮总额为三千五百万石，永不起科。按平均亩产三石半左右来算，这个赋税并不重，一直维持到世宗上台都没动过。
雄才伟略的太宗只初步做到了‘量地’一事，清丈了大虞的总田亩数，另一方面的‘计丁’未能实施，没把力役改为雇役，也没彻底废除免税权。免税权的存在，让地方豪强有办法减免自己的税，挖国田墙角，说明纳粮的不一定是田地主人，或说他们只交一小部分，或由在册的散户农民来承担本地所有田地的定额赋税和徭役。即便没有前朝的横征暴敛和大肆修堤挖河这种苦役，当个平民也不轻松，因此，民间还是延续了‘宁为奴，不为民’的习俗。
经历了傻缺高宗的一小段混乱时期，世宗不可避免地要做出一定让步，给一部分地区或权贵特别的蠲免，总体税粮减免到三千万石。一旦世宗大权在握，之前退了一小步，必要前进一大步，不可避免地要动定额税粮之外的这块蛋糕。
顾翱借谢家之势在琅琊开了个好头，改免费征伕为雇工劳役，把收缴的税从定额粮税变为折算后的银税，使得免缴税粮的‘免税权’成为一纸废令，征税的对象直接变为名下拥有土地的人。一套组合拳下来，这些年总共析出齐民两千多万，把没有地的多余人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才有了商业大展的基础。
商业展的另一个前提是钞关的裁汰。前朝建了那么多运河水利，可不是为了方便以后的皇帝南巡泡妞，完全是一泊一关，而且这个关税还可‘纳物中钞’，即拿物抵银。当地官府缺什么，就以何为‘中’，抵扣多少金额，不是按物的价值，是看官员心情。一匹马售价三百银，过关只抵五两税，或是百铜不到的一匹粗麻布能折钞一百两，开心死宝宝啦！
太宗大刀阔斧地把这块银子砍了，可通航之处，一城仅一码头可收关钞。当时有官员上折诉称，若仅有官泊收费，会形成无船停靠官泊，都去免费的野码头的局面。太宗直接甩了折子去他脸上，‘你敢保证以后治下野码头一文不收，老子奖你一城关税’！
事实证明，专跑国内水运的漕商果然一点儿不傻，停在官泊，只用交核定的税银，其他地方敢拦，拼武力值吧。尤其通海之处，漕商们都爱花钱请安东军跟着一起跑跑国内河道，比起一道上被讹诈的过路费来说，这点孝敬不算啥。所以近两百年不出海打仗的安东军普遍水性尚好，个个不晕船，也是托了漕商的福。为了避免关钞也被滥征，太宗核定了‘三十税一’，不许折抵，而且对于运量最大的布茶盐铁等核定一个比较公允的价钱，按此价计税银。次年，这部分税银比前朝末年高了三倍，达到二十八万余锭，一锭十两，近三百万两。加上其他定额铺税等杂项，共计三百八十万两。展到现在，各处码头基本上也不用官员搬个凳子坐岸边挨个船的收钱，船家每过一地就主动去官府报备吨数、货品等消息，交笔小钱完事。
税部为聚财，那需要散财，才能完成整个资本流动。国家拿到这些银米会如何花出去呢？
太宗初年，地方存留粮总数约三百万石，作为各地行政支出，四方军五到八百万石军粮，各地护军的漕粮四百万石，京粮五百万石养官，二百万石养内宫，五百万石用于宗亲，余下三、四百万石折银归为内库。所以田赋收入几乎全部用于军事、行政和皇宫消费，没什么剩余。国库不到四百万两的银子，要养活一个人口可能上亿的国家，那就是个笑话。放了百官俸禄、军饷、防汛银、宫葺银等重头戏后，所剩无几，也不怪李枞打上任开始便日日哭穷。
偌大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有数的，每年的产出基本恒定，只不过大部分没摆在台面上。国库没钱，不代表内库没有，更不代表官员们会穷到只靠薪俸禄米过日子的地步。太宗的登基靠的是个人建立团队，而不是联姻或继承，他的强势在于，除了掐着土地和赋税这一边，还在私底下控制了各种垄断性的产业。内侍派出去做矿监、盐监、茶监等，正是‘奉旨捞钱’，所有的矿山、海边最大的盐田、各处最好的茶园桑田，沿海的海贸等行当都直属于他一人。把持这些产业的内侍再贪婪，再换个内侍去，哪怕前任贪了根针，继任者都能给他挖出来。例如世宗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查抄了一大批内侍监，其中贪得最狠的一个，抄出黄金百万两。
作为独家或最大的供应商，这些商业利润和******成果自然都归了内库，其他商人只是中间环节而已，皇帝心情好，便不给你们加税啦。
如果说国库是‘取之于民，只用于民’，内库便是‘聚举国之力，为帝王之商’，皇帝是最有钱的商人。所以，从太宗玩这一手开始，内库从不缺钱，除了明文规定的军饷俸禄，额外的银钱赏赐都从内库出。太宗无视烂泥儿子，去世前直接把内库交给世宗，这是世宗可以无视高宗想换太子的愚蠢举动，坐稳帝位的原因，当然也是高宗敢弄出那么多女人和孩子的底气所在。
有个善敛财的开国皇帝，商税低廉，商业自然繁荣昌盛，有圣眷的宗亲勋戚、文武新贵可以跟着一起喝口汤，被拒之门外的人只能一腔热血投入对土地的热爱之中。对于不缺钱的世宗来说，商业肯定不是他最关心之事，他的精力全花在对土地和勋贵的控制上。世宗末年，基本完成摊丁入亩之后，国库以银为税，只从几处鱼米之乡，先以定额税款购入谷粮，一并入库作为存粮。御极四十载，三公六侯九伯之爵，不少换了人来做，从前的勋贵旧戚几乎淘汰一半，更不用说只能领白银禄米，却无太多田地的不入流宗亲，被抛弃的人家，都是不能和皇帝站一条线上的累赘。
世宗给神宗留下一群比较听话的臣子，安稳的政局，和满满当当的内库。神宗元年，国库银米总计约三千三百万两和五百二十万石，内库却有近三千万两余银，作为非产银国，可以说大虞近九成白银都在国家控制中。
神宗执政十几年，这个数字更是有增无减，全国土地平均田赋为‘上地三分、中地两分、下地一分’，之前握在皇帝手中的垄断行业，要么像茶布一样完全开放给民间，要么如矿、盐等并入皇家产业，三成商税归国库三成归内库。所以在东瀛和海外流入的白银支持下，神宗十年的国库存银高达九千八百万两，存粮八百二十万石，内库八千万余两。
看起来国富民强，仓禀殷实，为什么仍有反对新政的声音？
神宗元年和十五年的两个数字，其构成差异极大。三千三百万银，八成半是田赋，还拿出一些购置存粮，即杂税银大概五到七百万左右。九千八百万这个数字里，因为有了安南、东北、卑谬、高丽等地的粮产，尤其是去年的东北大丰收，让田赋创了历史新高，增加到四千二百万，剩下的五千六百万，各地钞关并市舶税计三千一百万，登记制下的商税二百万，赃银三百万余，余下两千万皆由免商税的皇家产业贡献。
缴税多，意味着创造的财富更多，但是从田地持有者的角度看，他们能得到的孳息和十几年前几十年前并没多大不同，即便他们买了新地、新农具，比起商业提供的增幅，亩产的增加简直是毛毛雨，甚至愿意给他们干活的人也越来越少，逼得他们花更多钱去雇人买机器。
这些反对者有通过科举、吏考掌握权柄的现任官员，他们在执政时，自然想‘恢复旧制’，废除保护商人的新法和限制流民迁徙，可考成法不答应，连续三年不到中等，就得去边远山区实现这个梦想了。不走仕途之人想转行与商贾为伍，或抱上皇家产业的大腿赚钱，又有不少因为经验不足，从零开始，被海上风暴或黑死病坑了一笔，得花大钱买了个教训。
穷者越穷，富者愈富，清贵的名声和高人一等的地位，都得靠钱来维持滴！
激进的反对派认为他们的窘境都是新政造成的，皇家产业在帝后的庇护下‘与民夺利’，没看从‘蛮夷之地’运来的稻米卖得比我们本地米还便宜么！这样‘国人’赚什么？！工造局的耕犁机那么贵，这些钱搁我爷爷那辈，能买百来个佃农了！所以恳请皇帝废除新政，让一切回归原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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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红旗下长大的好学生，‘资本主义萌芽’是个学政经必知的词，真是一种玄之又玄的玩意儿。类似这种人文科学概念，一般都是事后诸葛亮总结而成，对当下过日子的人来说，不会突然‘叮’的一下，蹦出个赵老师画外音来广而告之，“春暖花开，万物复苏，非洲大草原的雨季过后，又到了‘萌芽’的季节”。
顾辞深刻记得，西方的萌芽带来了欧洲资本面向全球的急扩张，而中国的萌芽长势缓慢，还没等抽条，便被海那边而来的八国联军踩到泥里当了肥料。在皇家产业运作这么多年后，她早已不是那个只会出主意，让大人们去操作运营的小女孩了，虽不懂判断什么是萌芽，不懂如何解决反对派的声音，但她可以通过袁懿，将内库聚集的资本散出去，尽可能的实现‘还之于民’。
‘资本即是聚财’，如果说西方式的扩张是为了得到足够大的市场，用商业模式和商品攫取更多资本，那么大虞本身就有足够广阔的体量可以容纳和完成资本的循环流动，皇权手中的资本通过行政手段去到地方，同样能带动当地的资本聚集。
现在，全国甚至海外至少六成以上商人依靠皇家产业而活，国库、内库、文武百官勋戚显贵的赏银、各个学府的资金、军备军资、数以万计的雇员等等都是它养着，比田地更能产生财富，价值只会越来越高。在皇家产业这个怪物面前，不论是想用手中权势驱逐其影响，或侵占其好处，难度如同蝼蚁撼树。换哪个皇帝，即使把股份全部收回手里，只要想让它像现在一样赚大钱，就得按设定好的奖惩机制来运作。
她梦想的良性循环是依靠皇家产业的对外竞争力聚集西方资本，通过朝廷和皇帝的手，花在大虞的基础设施和军事技术服务上，保持自家产品在海外的倾销和优势。即便缺少海贸这一环节，在目前大虞控制的版图内，一样能实现这个模式，套句老话，外国需要大虞，大虞不一定需要外国。
‘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馀，而上不忧不足’，这种‘以外商养内民’的模式持续个小百年，该出现的新思想和新阶层也差不多定型了吧？怎么也能护住那一丁点小萌芽了吧？八国联军来再多少人，打个持久战耗死丫挺的总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