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狗，你想永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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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门已经遥遥在望。
这真是最为漫长的一天，老人陷在记忆之海中不可自拔，记忆如海啸，那些士兵，那场战争像沸水一样在他衰老的身体内翻滚，他必须把它们倾倒出来。尽管老人的儿子一再央求他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但老人置若罔闻，没有一刻间断。看到他不断蠕动的干瘪的嘴唇，有时我都有了汗毛直竖的感觉：这是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吗？当然，这种令人恐惧的念头还有来自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担心，老人万一激动起来，有个意外就不好了。即使没人怪我，我也不会原谅自己。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都是一段悲惨的经历，谁愿意再细细地回想起那时的每一个细节？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艰难程度不亚于在南京的抗战。事实上，老人的确沉默了几十年。除了本能的自我保护，躲避诸如文革这样荒唐的运动，是不是他本人也不愿意再回忆？
夜晚像张密不透风的网一样罩在头顶，因为污染，更多的星星被遮在了天空之外，廖廖几颗倍显寂寞，就像眼前脸庞被遮在灯光阴影中的这位老人一样，几十年来，没有人肯来问一问他经历过什么，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已经死去很多年了。是我把他唤醒了，他一旦醒来，就不想再死去了，或者说，他要在死去之前，让那些曾经跟随在他身边的亡灵活下来，不能跟着他一起沉睡在坟墓里。我看得出来，他对我寄托着太多的期待，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讲出来。
我一定要把这个小说写好。
老人终于意识到天色已经很晚了，他愣愣地看着我，喃喃地说：“白天怎么总是这么短啊。”
我怕他会接着继续沉缅在往事之中，忙站了起来，说：“李老，时间已经不早了，你好好休息吧，我明天再来。”
老人的目光里泪花闪烁，浑浊的眼睛里充满血丝，他微微地喘着气，呼出来的衰老的气味在风中无力地飘散，他像怕冷似的缩着松弛的脖子，但双手紧紧地抓着藤椅的把手，努力地想让整个身子直起来。他在竭力地忍受着回忆带来的痛苦，尽可能地掩饰着自己的悲伤和哀痛。他对着空荡荡的夜空出神，脸上露出了疲惫的神情，低低地说：“唉，不说了，年轻人，你走吧。”
我应了一声，顾不得再安慰老人。南京保卫战即将结束，一支野兽大军的军靴将踏进这个古老的城市，把这个城市的灵魂辗成肉泥。她曾经美丽过，充满着梦想、爱情，也充满着五光十色的欲望，但这一切很快都会被毁灭，她将在血泊中哭泣……我忙慌慌地走了。
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不知道末班车还有没有。我几乎是一溜小跑赶到了公交车站，还好，那辆破破烂烂的公交车还在。奇怪的是，只有那个叫曾小艳的售票员抱着膀子站在那里，她有点烦躁不安，不停地走来走去，斜挎在肩上的票夹晃来晃去，和她一样有点不耐烦。她看到我，急急地说：“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有点惊讶：“你们在等我吗？”
她愣了一下，可能也觉得自己问得有点奇怪，她弯下腰，向车子下面看了看，答非所问地说：“车子出了点毛病，趴窝了，天啊，已经一个多小时了，要是修不好可怎么办？我们都回不去了！”她的声音里带着点泪水的湿润气味。
我弯下腰看了看，司机嘴里咬着一个小电筒，正在车子下面鼓捣着。我心里有点高兴，如果车子没坏，也许一个多小时以前他们就走了。我忙安慰她说：“车子会修好的，我们会回去的。”
她眨着大眼睛看了看我，像邻家女孩那样很乖地点了点头。她好像有点冷，把两只膀子抱得更紧了，我甚至还听到她牙齿咯咯颤抖的声音。她怕再张口会有冷风灌进来，让她的身子更冷，于是紧紧地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她簌簌发抖的样子看上去更加让人怜惜。
好在车子终于修好了，只有我一个乘客，我们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南京，可能心情都不好，一路上没人说话。
我在雨花台站下车了。年轻的女售票员把手放在开车门的按钮上，眼神友好，像一个温柔的淑女。我习惯性地扭过头来，朝她点了点头。她看到了，抿了一下嘴唇，友好的眼睛变成了一朵微笑的鲜花，既不夸张也不过分含蓄，一切恰到好处。我目送着公交车在黑夜中慢慢消失，心里突然有点极不老实的惆怅，要不要把那个像鲜花一样的笑容珍藏在记忆中？
是的，她的容颜已经刻在我的心上了。
雨花台的夜晚安静得吓人，路上没有一个人，他们像水一样从地上蒸发掉了。潮湿的南京总是浸泡在灰色的污染物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硫磺味，有些甜腻和呛鼻。苏宁电器的大门紧闭，那些塑料人一样的迎宾小姐消失在了夜幕中，在昏黄路灯的照耀下，苏宁电器像一个趴在地上的不动声色的怪兽，天亮的时候，它就会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满脸欲望的人群。几只野猫蹲在门口，呜呜地叫着，不知道是在呼唤更多的同伴还是纯属无聊。
大队的日军已经过去，雨花路上那匹死去的黑色军马仍旧站在那里，那个死去的国军骑兵仍然直直地坐在上面，他的眼睛还在吓人地瞪着前方一动不动。道路两旁，堆积着数不清的男人和女人的尸体，鲜血已经凝结成紫色的了，野狗已经出现，尸体太多，它们对那些干枯的老人的尸体已经不感兴趣，跳来跳去地挑选小孩和少女的尸体，呜呜地叫着撕吃着内脏。它们嘴里塞满东西，叫声含糊不清，就像哭声一样。就连这些畜生也会为南京哭泣吗？我摇了摇头，畜生是没有理性的，就像那些日本兵一样，几十年后，他们还会穿上已经褪色的旧军装，沾有无辜中国平民鲜血的旧军装，拿着锈迹斑斑的军号，列队来到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在异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强奸的魔鬼，包括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的松井石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多少改变。
所以，要在下一场战争中取胜，我们只能改变自己。
不想这些了，还是回到1937年12月的南京。
那些野狗仍然在撕吃着受尽屈辱死去的人们。人死了，还要再受野狗的折磨，说来也是中国的狗呢。我伸出手，握成凶狠的拳头，冲着它们吆喝起来：“快滚！快滚！”它们抬起头，红色的眼睛在月光里闪着邪恶的光芒，它们并没有退走，反而冲着我汪汪地叫起来。我四处张望，想找块石头把它们砸走。地上全是粘稠的鲜血，根本看不到水泥路面。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椭圆形的石头，我弯下腰把它抓在手里，软软的，那是个婴儿的小脚。我的头皮发麻，赶紧把它扔掉，慌慌地逃走了。
我不想再这样写下去了，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在1937年12月和第二年的1月，我在南京只能看到这些。到处都是死尸，把头转向一边，还是死尸，那是一个池塘，漂着一层尸体，它们不是腐烂发臭而浮起来的，而是整个池塘堆满了，水变成彩色的，在月光的照耀下，红色最艳，散发着尖利的光芒，我的眼睛被刺得很疼。池塘边还有一具尸体被日本兵的军刀从左肩膀砍下来，脖子被砍掉一大半。各种各样的尸体都有，有的无头无脚，有的缺手少臂。路边的电线杆上，挂着一具被烧烂的尸体，只剩下龇着牙的头骨和半截身子，腿和膀子都没有了。第二根电线杆上挂着一串耳朵，从上面一直垂到地面，有几百个吧，耳朵破破烂烂，有脏得发黑的，可能成年累月没有洗过澡，也有白晳的女人的耳朵，她也许是一个还没来得及逃出南京的富家小姐……
一个人影摇摇晃晃地过来了，一边走着一边在嘟哝着什么。越来越近了，是个老人，满头的白发，身子枯瘦，手像鸡爪一样颤抖着。他的脸上布满老人斑，两腿走得软软的，一阵微风吹来就足以把他刮倒，应该有九十多岁了吧。他能在这座已经死掉的城里活到现在，真是一个奇迹。你不能不感叹生命是多么强劲。我充满尊敬地看着他，但突然就愣在那里，他穿着一件银色西装，还扎着一条红色领带，这不是一个生活在1937年南京的老人，而是应该生活在2009年。他怎么也出现在了1937年12月的南京？他和我一样遭遇了时间回旋吗？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浑浊的眼睛茫然地瞪着前面，喃喃地说：“唉，真惨啊。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煤炭港大货房里三千多人只有三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三千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都能逃出来，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我明白了，他是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
风从头顶吹过，像死去的30万南京同胞的哭泣，七十多年过去了，他们日复一日地在南京上空徘徊，久久不肯离去。我的头皮发麻，作为一个军人，我受不了这些哭声。那些哭声从破败的铜井镇一直跟着我到了雨花台，那些冤魂的哭声从地下钻出来，像轻烟一样漂浮在空中，它们挂在南京的树上、城头上，浸透在南京的每一寸土地，这是一个阴气重重的城市。
前面就是大方巷，四个日本兵提着步枪，枪刺上滴着鲜血，嘻嘻哈哈地从巷子里一个院子里出来了。
他们看到我，端着枪恶狠狠地瞪着我。没什么好说的，杀掉吧，就算毫无意义，还是杀掉吧。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些畜生了。他们不是军人，只是一群披着军服的畜生。畜生们是不讲理的，你也无须和他们讲理。
那家院子里躺着三具尸体，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脸上血肉模糊，头颅破裂，豆腐一样的脑浆淌了一地。她的眼珠迸了出来，挂在那堆烂泥一样的碎肉上瞪着月亮。她的旁边一块也许平常是当做凳子用的大青石，一个一岁左右的婴儿被摔死在上面。门口前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她全身赤裸，乳房被日本兵用刀割掉了，阴道里插着一把刺刀。屋里很暗，透过窗户的月光照在床上，床上是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白皙的脸庞红肿，也许是她最初的不顺从招来日军的毒打，美丽的胴体上涂满了肮脏的污泥，长长的秀发覆盖着她受伤的脸庞。我突然觉得有点眼熟，这不是那个中华门下被日军轮奸的少女吗？她不是那个开往铜井的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曾小艳吗？我把她的秀发拂起，果然是她。时间越来越乱了，事情越来越糟糕。她难道和那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一样遭遇了时间回旋吗？大概是这样了，她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个票夹，里面也就是几元硬币而已。她到死都在保护这个票夹吗？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脱下身上的迷彩服，轻轻地披在她的身上。那个长生寺的和尚也曾给她脱过袈裟。我们身为男人，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同胞姐妹，她们死了，总该让她们有点尊严吧。
月光照在我的脸上，我有点恍惚，是啊，1937年12月，南京城里那么多女性遭受了侮辱，遭到了屠杀，那些男人们呢？为什么反抗的男人们那么少呢？相反，敢于反抗的多是女人。有怀里揣着剪刀，宁愿杀死日军然后被杀也不愿受辱的，还有一个叫李秀英的女人把日军的军刀拔出与日军搏斗，甚至还有一个小学女教师弄来了一支枪，躲在床下面，一枪一个打死了五个日本兵……有和日军拼命的男人吗？当年的一个幸存者回忆说，他们四个男人在逃往难民区的路上，见到一个日本兵在强奸一个少女，他们四个男人躲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四个精壮的男人，就那么看着一个已经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糟蹋着中国的女人，居然连口气都不敢喘。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把这当做苦难来展示，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们当时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与其说他们是幸存者，不如说是苟活者更为恰当。尽管我们在感情上并不愿意，也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沮丧，但事实就是这样。
我刚要转身出去，床下传来一阵籁籁的声音，就像老鼠爬过一堆丝绸一样小心谨慎犹豫不决，又像是传说中的鬼魂使劲地要从墙中挤出来一样。我虽然一直坚信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鬼，但还是觉得头皮发麻。最先露出的是一个梳得油光的脑袋，接着露出了他苍白的脸。他瞪着眼睛看着我，牙齿格格地响着，身子瑟瑟地发抖，震得屋中的灰尘在月光下更快地舞蹈着。他被吓坏了。我向他伸出了一只手，说：“你别害怕，我也是中国人。”
他的目光闪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有了点肉色。他抖抖索索地把手递给我，那是一只什么样的手啊？冰凉冰凉的，甚至比大街上死人的手还要冷，比冰冷还要冷，顺着我的手传到我的胳膊，胳膊也要被冻僵了，然后又爬到我的脸上，我的脑袋里，我不由打了一个冷战。这是个被吓坏的男人。
他从床下钻出来，只穿着一条红色的裤头，很显然，在日本兵进来之前，他也许正和死去的那个女孩睡在一起，他是仓促之间躲到床下的。那个死去的女孩吸引了那帮畜生的全部注意力，因而救了他一命。可笑的是，他的上身刺满了吓人的纹胸，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是玄武。这样的纹身再熟悉不过了，在夫子庙遍地都是的纹身艺术馆里，这是最受男人欢迎的图案，而女人是美丽的蝴蝶。1937年的南京也有这样装腔作势的纹身，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街头的小混混？还是一个黑社会的老大？也许是我的目光让他感到更加冷了，他扯过床上浸满鲜血的被子，裹在身上，坐在床边，身子还在不停地发抖。他甚至都没有看那个死去的女孩一眼。他的嘴唇乌青，看来钻进床下已经有段时间了。
他的家人都死了，外面死去的人可能就是他的亲人，这个床上的女孩也许是他的老婆。他还活着，虽然冻得够呛，但没一点事儿，甚至连点擦伤都没有。我不知道是该同情他，还是应该鄙视他。这样的男人，在1937年的南京是大多数。他们被吓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父母被杀害，看着妻子被侮辱，就那么像根吓傻的木头一样瞪着眼睛看着，手抬不起来，脚也抬不起来，甚至嘴巴也张不开，连骂一句都不敢，伸着脖子等着被日本兵砍上一刀……
他的身子慢慢地不抖了，也许是身上有了热量，脸色慢慢正常了。他看出来我的目光里内容混乱，感情复杂，我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是怜其不幸恨其不争？是嘲讽？是愤怒？谁知道呢，也许都有。他把头扭向一边，看着床下，喃喃地说：“我们是好人，我们又没得罪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日本兵为什么这么不讲良心？”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给畜生讲良心，这不是可笑，而是可悲了。
我盯着他，问他：“你家人被杀时，你妻子被强奸时，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你为什么不会反抗呢？”
他颤抖一下，但很快抬起头，狠狠地瞪着我，目光充满怨恨。我这样说，显然激怒他了。他终于愤怒了。我想起了一个叫龙应台的中国人写的一篇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问他：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中国人，你为什么总是在自己同胞面前愤怒？我真的这样问他了。我不是凶手，我只是一个路人，甚至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路人。我不是在质问他，我只是问了一个憋了很久一直想问却没有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谁忍心去追问那些幸存者，他们已经够不幸了，任何责问对他们来说，都是残酷的。但我目睹了这个幸存者的经历，他那么年轻，还是一个壮年劳力，即使我不来问他，他也应该问问自己。
他很恼怒地说：“她们不是我的家人，她们只是想躲到我们家的邻居。这个女孩也不是我老婆，她只是我女朋友。”
这就是理由？
他突然站起来，一只手抓着被子，腾出另一只手捣着我的鼻子，恨恨地说：“你别来问我！你想干什么？你有何居心？你不也是照样活得好好的？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说我，我们都是一样！”
是这样吗？如果真正置身于1937年12月的南京，我会像他那样做吗？我当然不会，我是一名军人，只会选择像李茂才他们选择的那样去战斗，哪怕明知要失败，也要让自己像个军人那样死去。但如果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呢？我还有没有反抗的勇气？热血沸腾的大话谁都会说，真正的考验到来时，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
我可能会反抗吧，反正都是死。我有点犹豫，因为我也很清楚，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渴望生存是人的天性，怯懦也是人的天性。我也许不会反抗？
我的沉默被他错误地理解为默认，他的脸色缓和下来，愣愣地看了看床上死去的女孩，她的胳膊耷拉在床边，鲜血还在一滴一滴地流着。他又看了看门外，院里那三具尸体比月光还要清冷。他突然就捂着脸呜呜地哭了，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喃喃地说：“你为什么要折磨我？我比你还要好一点，我是没有反抗，但我心里充满了愤怒，我真想冲出来干掉几个鬼子，可我没有武器啊，我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我是多么难过啊，我捏着拳头，咬紧牙，我对自己说，我不死，我要记着这个仇，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些凶手的罪恶告诉天下所有的人！”
我笑了：“那你记得这些凶手长得是什么模样吗？”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那种怨恨又出现在脸上：“你这人为什么这么冷血？你还能笑得出来？”
是的，我笑了，但我心里却悲痛欲绝，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有着凶狠纹身的男人，居然还能说出这么漂亮的说辞，慷慨陈词，却是一堆华丽的语言泡沫，轻飘飘的没有一点用。多么熟悉的腔调，七十年后是这样，七十年前原来也是这样。
我不想再和他说下去了，我转过身，就要走时，披着我的迷彩服的那个女孩突然在床上动了一下。我瞪大眼睛看着她，她突然坐了起来，脸上还淌着血，但她的确看着我笑了，两只眼睛在黑暗中像猫眼一样闪着光，带着一种暧昧的丝绸一样柔软的声音说：“你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吗？”
我愣了一下，说：“不是那帮畜生杀死你的吗？”
她摇了摇头，看了看那个纹身男人，淡淡地说：“是他把我杀死的。日本兵来时，我们两个都要往床下躲，他把我推了出来。他是很聪明，日本兵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当然也就想不到看看床下有没有人了。”
她看出来我有点不相信，侧过身子，指了指腰间一大块青色的斑痕，说：“你看看，这就是他用脚踹的，他可真有劲啊，一脚就把我踹出来了……”
那个纹身男人缩在角落，惊恐地看着她，牙齿格格地咬着，嘴唇抖动着，什么也说不出来。不用说，这是真的了。
我浑身僵硬地站在那里，脑袋像是被炮弹炸了一样，嗡嗡地响着，纹身男人牙齿发出的格格声像唐僧的紧箍咒一样难听，把我的脑袋越勒越疼，我捂着脑袋，痛苦地呻吟着。这是我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听到的最毛骨悚然的故事了。我杀他，还是不杀？
她好像猜出我心里在想什么，声音还是没有一点表情，淡淡地说：“你杀不了他的，他一直都活得好好的，后来还娶了妻子，还有了一大堆孩子，他还是个模范丈夫呢。他是很厉害，就好像这件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有时连我都有点糊涂了，不知道他是真忘了，还是根本就没拿它当一回事。”
我叹了口气，说：“那还是杀死他吧。”
我想要杀死他时，手里就多了一支九二式冲锋枪，我刚把冲锋枪取下来，她突然皱着眉头，愣愣地看着我，声音就像从遥远的云中飘来的一样含糊不清：“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我扭过头去看她，她突然消失了，那个纹身男人像水渗进土里一样不见了。我汗毛竖了起来，在黑暗中瞪大眼睛，接着我就看到了她，那个漂亮的女售票员曾小艳，她正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哎呀，我怎么也睡不着，你陪我说说话吧。”
我愣了一下，我正躺在一张席梦思上，房间里开着床头灯，黄色的灯光像一层薄雾一样在四周流淌着。她正倚在另一张床上，穿着一件白色的小背心，眼睛像朵刚刚盛开的鲜花那样盯着我。我想起来了，我今天从李茂才那里出来以后，到了铜井的公交车站，最后一趟公交车坏了，司机修了半天，没有修好，他只好骂骂咧咧地从车底下钻出来，向我们摊开满是油污的脏乎乎的手，说：“没办法，修不好了，现在也晚了，只能等明天让公司的拖车把它弄到维修厂了。我到亲戚家去住，你们怎么办呢？”
他说完以后，长满麻子的脸充满抱歉地看看我，又看看曾小艳。
我忙说：“没事，我找一个酒店住一个晚上吧，反正明天还要继续呆在这里，省得再跑来跑去了。”
曾小艳说：“我到我表姐家，我表姐家在这里。”
于是我们分手了，准确地说，是我们和司机分手了。他向西边走，驼着背，像一条衰老的狗消失在月光里。我们向东边走，一个小巧玲珑的影子在一个中年男人的脚前摇曳生姿风情万种地飘着。灰暗的路灯和心情一样不明不白，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她好像有点冷，声音里有些颤抖。路过了两家酒店，她还没有找到她表姐家，两个人影继续走下去。路过第三家时，她仍然没找到。再往前走，就是一些民房，没有灯光闪烁的酒店了，这个街道真短。我不得不停下来，问她：“你表姐家在哪？”
她好像有点紧张，低低地说：“我这里没有亲戚。”
我有点吃惊地看着她，不知道她这是怎么回事。
她飞快地瞟我一眼，说：“我今天出来得急了一些，身上没有带钱，卖票的钱也没多少……我想，我想，你反正得找一个地方睡，能不能把我也捎上？”
我有点犹豫，一男一女住在一个房间，毕竟有点不方便，再说，我们也不是很熟悉，就是因为我要写这个小说采访国军老兵李茂才坐了几趟车。但她是一个女孩子，没找那个司机，而是跟着我，说明她更信任我，我总不能把她丢下吧。应该没什么故事，我已经是个在文学中浸泡多年的男人，年纪并不是很大，只是一个刚刚三十岁的中年人，但已经老气横秋了。三十岁可能也是青年，但我喜欢说自己是个中年人，这样会让我觉得自己更深沉一些。我希望我能写出和我年龄一样深沉的小说来。
我答应她了，还向她保证了一下：“你放心好了，我是个正人君子。”
她一下子活了过来，也不怕冷了，身子舒展开来，声音里充满欢乐，调皮地说：“嘻嘻，你也放心好了，我也是个正人君子！”
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就这样住在了一起，没有过多的期待，她穿得严严实实地进去洗澡，我坐在房间把电视音量调得高得不能再高了，遮盖住了充满想象空间的哗哗洗澡的声音。禁止想象。绝对禁止。她又穿得严严实实地回来了，用浴巾擦着头发，长长的头发上水珠闪烁，柔滑得像黑色的珍珠，脖子像水分丰富的白色的梨。禁止想象。绝对禁止。然后我去冲澡。想着我当兵的时候，中学时的女同桌去送我，目光里泪水点点滴滴，但面孔已经模糊不清，眼前突然跳动着曾小艳年轻的面孔，她现在在干什么呢？她在想什么呢？嘿，你在想什么呢？人家这么信任你，你要做出一个正人君子的样子来。
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几乎没说什么话，似乎都很紧张，慌慌地把亮得刺眼的房灯关了，把床头灯扭到最小，然后把腿伸在被窝里脱衣，手心里都是汗。两个床之间隔着一堵无形的墙，但目光还是不小心地溜了过去，看到她穿着的内衣是白色的，比她的皮肤还要白，但最让人动心的还是她柔滑的皮肤。目光像个看到警察的罪犯，慌不择路地藏在了天花板上，藏在了墙上的斑点上，藏在了她看不到的地方。也许我太疲劳了，也许我真的是个正人君子，我记得我很快就睡着了。真的是这样。
她现在半倚在床头，头靠在雪白的墙壁上，脸在晦暗的床灯下，阴影恰到好处，她像挂在墙上的一副中国传统的写意的仕女图，意境缥缈，表情朦胧不清。她的声音里带着点娇嗔的意思：“你怎么不说话啊？我睡不着，咱们说说话吧。”
说点什么呢？
还没想好，脑袋正在飞快地转着，但嘴巴已经闲不着了：“我做了一个梦。”
真的吗？你做的是个什么样的梦？梦到我没有？
我愣了一下，扭头去看她，她干脆把身子从床上直了起来，侧过身子，向着这边倾过来，头发松散地披在脸上，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梦到你了，不过，是一个很不好的梦。
啊，真的啊？给我说说嘛，给我说说嘛。
我有点犹豫，说，还是不说？这些天里，一直在做梦，每天晚上都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游荡，我熟悉的街道变成了野狗出没的废墟，那一颗颗无辜的头颅跪在地上，等着被人抡起枪托砸碎，或者用刺刀捅穿，请发发善心，一枪结束我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30多万人只会被折磨死，受尽凌辱地死去。南京城里只有动物，没有人，被恐惧和麻木控制了身体和心灵的动物，被动等死的绵羊或者说是蚂蚁，还有被黑暗人性控制的日本军人，他们也不能叫做军人了，他们是在战争中退化成野兽的动物。这就是1937年12月的南京。而她是一个生活在2009年12月的南京女孩，在明媚的阳光中长大，是一个独生子，父母所有的爱都给她了，她生活在这个有着30多万亡灵的城市里，但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用说那些曾经在南京战斗过的国军官兵了。
我说：“你知道，这些天来我一直在采访一个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国军连长，梦到的都是南京大屠杀。”
她不笑了，脸被淹没在晦暗的灯光的阴影里，她低着头不再吭声，但能听到她的混乱的呼吸。我相信她知道南京大屠杀，但不相信她会知道得更多。她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瞪着眼睛问我：“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是一回事吗？”
我愣了一下，困惑地看着她，是啊，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是一回事吗？好像不是的，但好像又是的。它们都是水，水混进了水里，谁还能分清谁是谁？于是，我就点了点头。
她皱着眉头，有点不大高兴，说：“那你还是不要给我讲了，南京大屠杀太惨了，太惨了，我不想听。”
我当然也不想讲我已经知道的南京大屠杀，这的确需要坚韧的神经。这些天来一直恍恍惚惚，太阳穴总在突突地跳，脑袋好像有一部分硬化成了石头，重重压迫着神经，疼痛总是突如其来。南京大屠杀的鲜血漫过脚踝，漫过膝盖，漫过胸口，漫出了1937年12月的南京，把我淹没其中，它们甚至长出了尖利的牙齿，啃咬着我的手指、脚趾和心脏，手总是不由自主地颤抖，心也被咬出一个个破破烂烂的洞，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凝结成酱紫色的肚肠，缠绕在脖子上，勒得几乎喘不过来气。我想让李茂才们也出现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夜晚，他们会让我更好受一些，但他们总是在白天出现，夜晚再也找不到他们了。他们是很累了，他们是军人，但同样无法承受一个民族衰弱而沉重的身躯的重压。他们在夜晚舔着伤口，他们也需要让月光抚慰自己的神经。任何一个亲历过1937年12月南京的人，注定一辈子都要被噩梦缠绕。
当然，那些野兽们除外。
我说：“你不想听是对的，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知道那么多悲惨的事情呢？”
她瞪着我，声音若隐若现，若有若无，遥远得像天边的流水一样：“你知道吗？我外公其实也是一个国军的连长，他也参加过南京保卫战，那时好像只是一个排长吧。谁知道呢，我外婆从来不提这事。我小时候听我妈讲过，她上边应该还有一个哥哥。南京大屠杀时，我外婆也在南京。1938年8月的时候，她挺着大肚子逃出南京，在湖南衡阳找到了我外公，两个月后，我妈妈的那个哥哥出生了，但一生下来，就被我外公按在马桶里溺死了……他们有十多年没再同房过。我妈妈一直到1950年才出生，在她还没出生的半年前，我外公在解放军打进南京时，在长江边被解放军打死了。我外婆一辈子都在恨我外公，从来都没有给我们提过他，但她又很固执地非让我也跟着用外公的姓，真是奇怪。”
我愣愣地看着她，有点恍惚：“你真的姓曾吗？”
她吃惊地看着我，问我：“我有必要骗你吗？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急急地问她：“你讲的是真的吗？你外公是国军哪个部队的？他是不是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三0六团三连的？”
她苦恼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外公当的是国军，我们家没得到他什么好处，反而跟着他受了不少罪，我外婆就因为这个，经常被批斗。我妈妈也没人敢娶她，你知道吗？我妈妈还是过了文革，快四十岁时才结的婚呢。我外婆很少提他，一提到他就充满怨恨，我们对他一无所知。算了，不提他好吗？也别提我外婆了，她对南京大屠杀什么都不知道，她也从来都没给我们说过，我也不想知道。”
我慌慌地点了点头，我知道她外婆在南京经历过什么，我也知道她外公为什么要把那个小孩溺死，但那毕竟是一条生命啊……她错了吗？如果她是无辜的，那么孩子也是无辜的。可他错了吗？尽管他把一个无辜的生命扼杀了，可谁能站出来大声地斥责他？他承受的不是一个人的痛苦，也不是两个人的痛苦，而是整个民族的痛苦。可怜的中国女人，她们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还是把他杀死？所有选择都将让她们背负上残酷的负罪感、耻辱感，所有的选择都无法选择，那就剩下另一个选择，把自己和怀着的孩子一起杀死。
我还知道，1938年，许多怀孕的南京女人跳进长江自杀了。
她应该感谢她的丈夫吗？他毕竟帮她解决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但她会感谢吗？如何感谢？感谢你杀死了我的孩子？
他是谁？他是李茂才所讲的那个三0六团三连的曾排长吗？如果是，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啊，他居然活着离开了南京，还有了后代，我现在就和她在一起，而我在写着和他们有关的小说。这又是一个多么令人悲伤的故事，他在用生命保卫国家，却没法保护近在咫尺的自己的女人，把她孤零零一个人留在南京受尽了屈辱，她活下来了，但他们却还在互相伤害着，甚至他死掉了还在互相伤害着。
那个曾排长是她的外公吗？
我热切地盯着她，固执地紧紧地追问她：“你再想想，你再想想，你外婆还给你说过你外公什么事？哪怕是一点点，哪怕是一句话！”
她怅惘地摇了摇头：“除了坚持让我用他的姓，她什么都没给我讲。”
在她的回忆中，那个神经质的外婆总是坐在潮湿阴暗的阳光下，无论是欢乐热闹的人群从她面前走过，还是温和的风抚摸着悲伤的乱草一样的白发，她沾满眼屎的眼睛里总是充满怨恨，即使一朵正在兴冲冲地含苞欲放的花朵，也会在这冰冷的目光下慢慢枯萎。她总是恶声恶气地没来由地冲着母亲发火，或者在半夜里突然尖叫着醒来，一个人坐在床上像幽灵一样呜呜地哭泣。更多的时候，她能连续几天十几天甚至长达几个月地像骷髅一样闭着眼睛，把整个世界关在外面，像个孤儿一样沉醉在黑暗之中。曾小艳记忆中的外婆总是这样。自从她在幼小的童年跟着母亲参加了一个远房亲戚的葬礼后，她就觉得这个可怕的外婆就像那首葬礼上的哀歌，突然卡在那里，不停地播放着那些悲哀的音符，再也不会停止了。这个家庭几十年来就这样苟延残喘地活着，像一块不会风化的化石。她从上幼儿园的时候起，就总是喜欢独自发呆，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不到最后一刻不愿意离开。她甚至还幻想着能有一个人贩子在大街上突然叫着她，给她一个棒棒糖，把她带到另外一个城市里卖掉。她更大的时候，就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外面，那个家对她来说像个噩梦，父亲一直垂头丧气，他固执地想让女儿随自己的姓，但他却无法斗过那个阴冷的老人。终于有一天，他彻底地消失了，没吭一声地像水一样消失在这个城市。她不知道母亲这几十年是如何过来的。外婆终于死掉了，但那首哀歌还在，那气味已经深入那间丑陋房子里的墙壁和地下，她仍旧不愿意回到家里。于是，她有了很多男朋友，她像一个问题少女一样过完了自己的青春期。她现在的男朋友并不是很好，她看着我，忧伤地说：“说白了吧，他也就是一个流氓。”
我吃惊地看着她，但她不想再说了。我满含祈求，多么希望她能永远地说下去，我甚至想把她揽在怀里，抚摸着她的长发，亲吻她脸上悲伤的泪水，俯在她的耳边，喃喃地告诉她，过去了过去了，所有的这一切都过去了，要好好活着，我们要好好活着。可这些语言又是多么苍白无力，就像她外婆那具在时光里慢慢腐烂的身体。
她困惑地看着我，好像知道了我的意思，目光里却饱含疲倦和不满，她警惕地摇了摇头，声音就像隔在窗外的风一样冷冷的：“你别问我了好不好？我什么都不知道，她已经死了，我早就把她忘了。除了这个姓，我外公和我们家根本就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想再提到他们了，求求你了，别再提这些事情了，好吗？”
内心在剧烈地挣扎着，我真的想多知道一些，无论是她的外公还是她的外婆，甚至是她的那个当流氓的男朋友。但我很清楚，她不可能再给我讲些什么了，因为她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她的那个男朋友也不足以让她感到自豪，让她愿意和别人一起分享。我看出了她隐藏在内心的悲伤，那些本来并不属于她的悲伤，那些本来应该埋藏在1937年的悲伤，它那么顽强地盘踞在她的身上，像虫子一样啮咬着她年轻而娇嫩的心。我朝她点了点头，我应该安慰她？可我安慰她什么呢？她似乎也不需要。
没什么话说了，一种和尴尬类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情绪在我们之间的空气里流通，也许是她传过来的，也许是我传给她的，我们互相彼此呼吸着，无处躲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悲伤、痛苦和沮丧？它和南京大屠杀息息相关，但似乎也无关，我们迫切地需要把它忘掉，它不适合在男女同居一室的情况下出现。这使我们挣扎着想建立起另外一种气场，另外一种情景喜剧，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这是男女之间的一种期盼？一种渴望？一种安慰？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一种胆小慎微的放纵？我们都迫切地寻找着对方，谁先开口？应该是男人，但这个男人是个中年男人，而对方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孩。他和她都有着相同的需要，需要安慰，但他有着比她还要多的压力，一种害怕拒绝的压力。这需要技巧。但脑袋里空空荡荡，没有任何技巧，只好尴尬地沉默，那种情绪继续在空气中悲伤而又无可奈何地流动着，它们也有点不知所措，还有点恼怒，想生自己的气。
还是她先开口了：“你还是给我讲讲吧，只讲你梦到我的那部分。”
我很感激她能开口，1937年12月的南京也许能帮助我更庄重一些，把那种和罪犯身上的气味一样的见不得人的情绪击碎，让它趁着夜色赶紧消失。悲惨的故事都不允许被轻浮所玷污，这个小说也是这样。我就开始了。故事开门见山，直接进入大方巷那个悲惨的小屋，当我出现的时候，悲剧已经发生，她的那个浑身刺青的男朋友正在一旁傻傻地看着，他身上纹着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是玄武，但他还是被吓傻了。我出手了，身上不再是一个索尼笔记本电脑包，而是一支九二式冲锋枪。冲锋枪太便宜他们了，那就把刺刀打开。日本兵仍然毫无知觉，一道寒光闪过，一颗头颅飞起来，脖子上的鲜血像音乐喷泉一样涌出来，洒在她的胸口，像春天里的点点桃花。又是一道寒光，效果和前面的一样，不用多说。如是者三，然后四，终于手刃了这四个鬼子。再飞起一脚，把鬼子的尸体踢出窗外，接着是第二脚第三脚第四脚，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像王羲之写在纸上的字一样舒畅。她睁大了眼睛，先是看见了吓呆的男朋友，他仍旧站在那里发抖，裤子上有臊臭的尿液滴滴答答。她尖利地冲他哭叫起来：“你滚，你滚，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男人，你活着还有什么用？”那个男人茫然地看了看你，喃喃地说：“小艳，你别哭了，日本老爷听到了，他们发起脾气来，我们都活不了了！”她更生气了，拍着床板叫了起来：“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就这样看着你的女人被畜生们糟蹋吗？”他哭丧着脸，说：“小艳，你别叫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她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是你，我就去死！”他茫然地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鲜血流淌的夜空，喃喃地说：“那我去死吧。”他摇摇晃晃地出了屋门，很快传来一阵咚咚的脚步声，把地上的月光震碎了。他没投井或者一头撞在墙上死掉，而是飞快地从我的梦里逃走了。她把目光转向了我，止住了哭声，但那泪水还是一颗接一颗地流了出来，她喃喃地说：“壮士，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只不过，像我这样的女人，以后怎么活啊？”我走了过去，把身上的迷彩服脱下来，轻轻地覆盖在她悲泣的身子，低声地安慰她说：“活着，就是希望。”她很感激地看着我，眼睛里充满哀怨和悲伤，然后她伸出双臂，圈着我的脖子，声音像梦一样喃喃地说：“我很难受，你能抱抱我吗？”
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她愣愣地看着我，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有点慌乱，她在想什么？她会怎么解读这个已经有所变形的故事？她生气了吗？但好像又不是，她好像完全深浸在故事中了。她的脸上突然出现了笑容，向我伸出藕一样洁白的手臂，带着一脸调皮，还有点玩世不恭的神情，说：“我很难受，你能抱抱我吗？”
我抱着了她，她把头埋在我的脖子里，像条小狗一样拱着，她用脸抚摸着我的脸，喃喃地问我：“我现在是不是也充满了哀怨和悲伤？”
我告诉她，不是的，和我一样，充满了期待。
我们胸脯对着胸脯，一个深色的发黄的躯体，一个会说话的像玉一样光滑的身体，使劲地互相挤压着。她那像牛奶一样的皮肤下面能看到隐藏起来的青色血管，血液在里面欢快地流淌着，像哗哗的流水一样唱着歌。汗水从我身上流在她的身上，又不断地从她身上再粘在我身上，甚至还发出了一些轻微的被压疼的委屈的呻吟声。可能是压疼了她身体的某个部位，她的好看的眉毛好看地皱了皱。她突然翻过身来，在我身上挺起身子，像鸽子羽毛一样洁白的胸脯扇着翅膀，空气在快乐地舞蹈着。她伏下身子，像条鱼躺在水中，她轻轻地喘着气，嘴唇湿漉漉的，里面充满湿润的唾沫，这使她的叫声像梅雨季节小心翼翼的雨水一样轻盈。紧紧地拥抱着挤压着，彼此都想把对方揉碎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然后都不再动了，这像一场战争的空隙，充分休息，等待下一场冲锋。时间并不是很长，新的一轮冲锋开始了，身体狠命地撞击着，像关在笼子的野兽一样来回撕咬着，暴怒地奔跑着，狠狠地打击着对方，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嘶哑的咆哮……终于都安静了，无可奈何地把身体拿下来，满足地躺在床上，躺在柔软的海上，看着屋顶慢慢地笑了。
她把身子伏了过来，用手指在我脸上慢慢地移动着，像一只温柔的虫子爬过它为之心醉的食物。她慢慢地笑了，眼睛像早晨的花儿一样慢慢绽开，我很难受，你能抱抱我吗？她突然用手指捏着我的鼻子，皱着鼻子调皮地笑着说：“你真坏，你是故意给我讲那些悲惨的事情，让人家难受，然后再乘虚而入，是不是？这都是你瞎编的，对不对？”
我很认真地瞪着她，很严肃地说：“怎么会呢？我真的是做了那个梦。”
她撅着肉嘟嘟的嘴唇，说：“哼，还骗我！你就眯了那么一会儿，连两三分钟都不到，能做一个那么长的梦，谁信？你们这些作家，就会编故事骗人！连勾引女孩子都编故事，还编了个这么惨的故事，你真坏！”
她的小拳头像欢快的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
我心里突然有点难受。她美丽的身体也就是那么回事，她漂亮的脸蛋也就是那么回事，她忧伤的眼睛也就是那么回事，所有的一切都和汗水一起消失了，这会儿像海水一样慢慢漫上来的是无边的空虚和寂寞，好像我们的生命一时变得空空荡荡，没有什么东西填充，只有失望、迷惘和懊恼滚滚而来，扑进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的鼻子里、眼睛里、嘴巴里钻进去，占领了我们的五脏六腑，然后再呼吸出来，弥漫了整个房间。就是这么回事。
她显然也是这样，她把身子放在床上躺正了，用被子盖住自己的身子，双手枕着胳膊，盯着天花板，愣愣地说：“不过，有一点你还是猜对了，我那个男朋友身上的确有许多刺青，就像你说的那样，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是玄武。对了，你怎么知道的，我给你说过吗？”
我觉得头皮发麻，现实怎么和梦境一模一样？但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说：“编故事嘛，我的想象力还行吧。”
她哦了一声，丝毫没有对我惊人的想象力感到吃惊，她仍然瞪着天花板，就好像那是她的男朋友一样，她的目光里充满柔情：“不过，我男朋友很厉害的，你得小心点。”
但她又侧过头来，认真地对我说：“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对他说的。”
我把她抱得更紧了，然后还吻了她的眼睛，我这是在用行动告诉她，我并不怕他。她轻轻地把我的胳膊拿掉了，喃喃地说：“他是一个黑社会。”
她的声音完全变了，像从火星上传来的一样，带着那个星球上陌生的尘埃和干燥寒冷的气味。她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我感到无边无际的悲哀正在慢慢地淹没着我。我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一张床上，我们用南京大屠杀当做借口来调情，她在1937年12月的南京被鬼子们蹂躏，我们在2009年12月的南京做爱。我们甚至还不熟悉，事情转换得如此之快，中间连个必要的过渡都没有。七十二年前的那场大屠杀，只是我们艳遇的一个借口，一个技巧，它居然成为我们寻找感官刺激的一个必要的背景。我突然感到胃里一阵翻腾，有一种想要干呕的感觉。我为什么会这样？她又是为了什么？
我们想用彼此的身体抵抗我们共同面对的1937年黑暗的侵蚀，互相抚慰，还是这个时代最流行也是最丑陋的一夜情的翻版？
我们都很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不断地说服自己，又不断地推翻，试图肯定一点什么，但自己都无法相信，内心空空荡荡，什么都抓不住，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都赌气地不再说话，心里都有着无边无际的懊悔。我试图把一只胳膊放在她的头下，把她揽在怀里，也许这样会让我们糟糕的心情好受一些。但她用很大的力气把我推开了，大声地叫着：“把你的手拿开，别理我！”
她伸出手，把床灯关掉了。在黑暗涌进整个房间之前，我看到她娇嫩的脸上爬满冷酷、迷惘的虫子一样的泪珠，并且很快就变成狂怒的雨滴，抽打着我的脸，我感到羞愧难当，悄悄地从她的床上下来，钻进我的被窝里，蒙着了我的脸……
我睡着了，没再做梦。第一次睡了这么一个安稳的觉。醒来的时候，阳光正从窗外照来，我用目光摸了摸那张床，她已经走了。
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不是真实地发生在我写这个小说期间，我就不会写它了。你是不是想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冲淡1937年12月飘在南京天空中恶臭的战争的气味？是不是想用它来对抗流淌在人类血液中最黑暗最堕落的人性？还是想用它来舒缓你因为写这个小说而产生的紧张和几近让你崩溃的疼痛？或者是用它来寓意这个悲惨的大屠杀不但能成为历史橱窗上的展品，还能成为一种娱乐？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理由，但你自己也不清楚，你也不清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既然是这样，那你为什么又要把它写在小说中呢？
你摇了摇头，决定不想它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对我这个小说来说，真是太奇怪了，我本来还说过，我和她之间不会有任何故事呢。所有的梦都不受大脑控制，突如其来，小说同样如此，一些灵感以意想不到的角度飞来，击中大脑，挤着嚷着要流淌出来，你不得不听从大脑的指挥，手指上下飞舞，以一天一万余字的速度把它们敲在电脑中，并且不时备份在不同的U盘上，以提防黑客或扛着爱国大旗的红客制造的病毒和木马的侵蚀。
一部小说的诞生并不容易，每一行字都来之不易，你必须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你的小说。
中华门已经遥遥在望。
这真是最为漫长的一天，老人陷在记忆之海中不可自拔，记忆如海啸，那些士兵，那场战争像沸水一样在他衰老的身体内翻滚，他必须把它们倾倒出来。尽管老人的儿子一再央求他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但老人置若罔闻，没有一刻间断。看到他不断蠕动的干瘪的嘴唇，有时我都有了汗毛直竖的感觉：这是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吗？当然，这种令人恐惧的念头还有来自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担心，老人万一激动起来，有个意外就不好了。即使没人怪我，我也不会原谅自己。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都是一段悲惨的经历，谁愿意再细细地回想起那时的每一个细节？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艰难程度不亚于在南京的抗战。事实上，老人的确沉默了几十年。除了本能的自我保护，躲避诸如文革这样荒唐的运动，是不是他本人也不愿意再回忆？
夜晚像张密不透风的网一样罩在头顶，因为污染，更多的星星被遮在了天空之外，廖廖几颗倍显寂寞，就像眼前脸庞被遮在灯光阴影中的这位老人一样，几十年来，没有人肯来问一问他经历过什么，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已经死去很多年了。是我把他唤醒了，他一旦醒来，就不想再死去了，或者说，他要在死去之前，让那些曾经跟随在他身边的亡灵活下来，不能跟着他一起沉睡在坟墓里。我看得出来，他对我寄托着太多的期待，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讲出来。
我一定要把这个小说写好。
老人终于意识到天色已经很晚了，他愣愣地看着我，喃喃地说：“白天怎么总是这么短啊。”
我怕他会接着继续沉缅在往事之中，忙站了起来，说：“李老，时间已经不早了，你好好休息吧，我明天再来。”
老人的目光里泪花闪烁，浑浊的眼睛里充满血丝，他微微地喘着气，呼出来的衰老的气味在风中无力地飘散，他像怕冷似的缩着松弛的脖子，但双手紧紧地抓着藤椅的把手，努力地想让整个身子直起来。他在竭力地忍受着回忆带来的痛苦，尽可能地掩饰着自己的悲伤和哀痛。他对着空荡荡的夜空出神，脸上露出了疲惫的神情，低低地说：“唉，不说了，年轻人，你走吧。”
我应了一声，顾不得再安慰老人。南京保卫战即将结束，一支野兽大军的军靴将踏进这个古老的城市，把这个城市的灵魂辗成肉泥。她曾经美丽过，充满着梦想、爱情，也充满着五光十色的欲望，但这一切很快都会被毁灭，她将在血泊中哭泣……我忙慌慌地走了。
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不知道末班车还有没有。我几乎是一溜小跑赶到了公交车站，还好，那辆破破烂烂的公交车还在。奇怪的是，只有那个叫曾小艳的售票员抱着膀子站在那里，她有点烦躁不安，不停地走来走去，斜挎在肩上的票夹晃来晃去，和她一样有点不耐烦。她看到我，急急地说：“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有点惊讶：“你们在等我吗？”
她愣了一下，可能也觉得自己问得有点奇怪，她弯下腰，向车子下面看了看，答非所问地说：“车子出了点毛病，趴窝了，天啊，已经一个多小时了，要是修不好可怎么办？我们都回不去了！”她的声音里带着点泪水的湿润气味。
我弯下腰看了看，司机嘴里咬着一个小电筒，正在车子下面鼓捣着。我心里有点高兴，如果车子没坏，也许一个多小时以前他们就走了。我忙安慰她说：“车子会修好的，我们会回去的。”
她眨着大眼睛看了看我，像邻家女孩那样很乖地点了点头。她好像有点冷，把两只膀子抱得更紧了，我甚至还听到她牙齿咯咯颤抖的声音。她怕再张口会有冷风灌进来，让她的身子更冷，于是紧紧地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她簌簌发抖的样子看上去更加让人怜惜。
好在车子终于修好了，只有我一个乘客，我们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南京，可能心情都不好，一路上没人说话。
我在雨花台站下车了。年轻的女售票员把手放在开车门的按钮上，眼神友好，像一个温柔的淑女。我习惯性地扭过头来，朝她点了点头。她看到了，抿了一下嘴唇，友好的眼睛变成了一朵微笑的鲜花，既不夸张也不过分含蓄，一切恰到好处。我目送着公交车在黑夜中慢慢消失，心里突然有点极不老实的惆怅，要不要把那个像鲜花一样的笑容珍藏在记忆中？
是的，她的容颜已经刻在我的心上了。
雨花台的夜晚安静得吓人，路上没有一个人，他们像水一样从地上蒸发掉了。潮湿的南京总是浸泡在灰色的污染物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硫磺味，有些甜腻和呛鼻。苏宁电器的大门紧闭，那些塑料人一样的迎宾小姐消失在了夜幕中，在昏黄路灯的照耀下，苏宁电器像一个趴在地上的不动声色的怪兽，天亮的时候，它就会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满脸欲望的人群。几只野猫蹲在门口，呜呜地叫着，不知道是在呼唤更多的同伴还是纯属无聊。
大队的日军已经过去，雨花路上那匹死去的黑色军马仍旧站在那里，那个死去的国军骑兵仍然直直地坐在上面，他的眼睛还在吓人地瞪着前方一动不动。道路两旁，堆积着数不清的男人和女人的尸体，鲜血已经凝结成紫色的了，野狗已经出现，尸体太多，它们对那些干枯的老人的尸体已经不感兴趣，跳来跳去地挑选小孩和少女的尸体，呜呜地叫着撕吃着内脏。它们嘴里塞满东西，叫声含糊不清，就像哭声一样。就连这些畜生也会为南京哭泣吗？我摇了摇头，畜生是没有理性的，就像那些日本兵一样，几十年后，他们还会穿上已经褪色的旧军装，沾有无辜中国平民鲜血的旧军装，拿着锈迹斑斑的军号，列队来到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在异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强奸的魔鬼，包括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的松井石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多少改变。
所以，要在下一场战争中取胜，我们只能改变自己。
不想这些了，还是回到1937年12月的南京。
那些野狗仍然在撕吃着受尽屈辱死去的人们。人死了，还要再受野狗的折磨，说来也是中国的狗呢。我伸出手，握成凶狠的拳头，冲着它们吆喝起来：“快滚！快滚！”它们抬起头，红色的眼睛在月光里闪着邪恶的光芒，它们并没有退走，反而冲着我汪汪地叫起来。我四处张望，想找块石头把它们砸走。地上全是粘稠的鲜血，根本看不到水泥路面。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椭圆形的石头，我弯下腰把它抓在手里，软软的，那是个婴儿的小脚。我的头皮发麻，赶紧把它扔掉，慌慌地逃走了。
我不想再这样写下去了，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在1937年12月和第二年的1月，我在南京只能看到这些。到处都是死尸，把头转向一边，还是死尸，那是一个池塘，漂着一层尸体，它们不是腐烂发臭而浮起来的，而是整个池塘堆满了，水变成彩色的，在月光的照耀下，红色最艳，散发着尖利的光芒，我的眼睛被刺得很疼。池塘边还有一具尸体被日本兵的军刀从左肩膀砍下来，脖子被砍掉一大半。各种各样的尸体都有，有的无头无脚，有的缺手少臂。路边的电线杆上，挂着一具被烧烂的尸体，只剩下龇着牙的头骨和半截身子，腿和膀子都没有了。第二根电线杆上挂着一串耳朵，从上面一直垂到地面，有几百个吧，耳朵破破烂烂，有脏得发黑的，可能成年累月没有洗过澡，也有白晳的女人的耳朵，她也许是一个还没来得及逃出南京的富家小姐……
一个人影摇摇晃晃地过来了，一边走着一边在嘟哝着什么。越来越近了，是个老人，满头的白发，身子枯瘦，手像鸡爪一样颤抖着。他的脸上布满老人斑，两腿走得软软的，一阵微风吹来就足以把他刮倒，应该有九十多岁了吧。他能在这座已经死掉的城里活到现在，真是一个奇迹。你不能不感叹生命是多么强劲。我充满尊敬地看着他，但突然就愣在那里，他穿着一件银色西装，还扎着一条红色领带，这不是一个生活在1937年南京的老人，而是应该生活在2009年。他怎么也出现在了1937年12月的南京？他和我一样遭遇了时间回旋吗？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浑浊的眼睛茫然地瞪着前面，喃喃地说：“唉，真惨啊。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煤炭港大货房里三千多人只有三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三千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都能逃出来，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我明白了，他是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
风从头顶吹过，像死去的30万南京同胞的哭泣，七十多年过去了，他们日复一日地在南京上空徘徊，久久不肯离去。我的头皮发麻，作为一个军人，我受不了这些哭声。那些哭声从破败的铜井镇一直跟着我到了雨花台，那些冤魂的哭声从地下钻出来，像轻烟一样漂浮在空中，它们挂在南京的树上、城头上，浸透在南京的每一寸土地，这是一个阴气重重的城市。
前面就是大方巷，四个日本兵提着步枪，枪刺上滴着鲜血，嘻嘻哈哈地从巷子里一个院子里出来了。
他们看到我，端着枪恶狠狠地瞪着我。没什么好说的，杀掉吧，就算毫无意义，还是杀掉吧。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些畜生了。他们不是军人，只是一群披着军服的畜生。畜生们是不讲理的，你也无须和他们讲理。
那家院子里躺着三具尸体，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脸上血肉模糊，头颅破裂，豆腐一样的脑浆淌了一地。她的眼珠迸了出来，挂在那堆烂泥一样的碎肉上瞪着月亮。她的旁边一块也许平常是当做凳子用的大青石，一个一岁左右的婴儿被摔死在上面。门口前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她全身赤裸，乳房被日本兵用刀割掉了，阴道里插着一把刺刀。屋里很暗，透过窗户的月光照在床上，床上是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白皙的脸庞红肿，也许是她最初的不顺从招来日军的毒打，美丽的胴体上涂满了肮脏的污泥，长长的秀发覆盖着她受伤的脸庞。我突然觉得有点眼熟，这不是那个中华门下被日军轮奸的少女吗？她不是那个开往铜井的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曾小艳吗？我把她的秀发拂起，果然是她。时间越来越乱了，事情越来越糟糕。她难道和那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一样遭遇了时间回旋吗？大概是这样了，她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个票夹，里面也就是几元硬币而已。她到死都在保护这个票夹吗？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脱下身上的迷彩服，轻轻地披在她的身上。那个长生寺的和尚也曾给她脱过袈裟。我们身为男人，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同胞姐妹，她们死了，总该让她们有点尊严吧。
月光照在我的脸上，我有点恍惚，是啊，1937年12月，南京城里那么多女性遭受了侮辱，遭到了屠杀，那些男人们呢？为什么反抗的男人们那么少呢？相反，敢于反抗的多是女人。有怀里揣着剪刀，宁愿杀死日军然后被杀也不愿受辱的，还有一个叫李秀英的女人把日军的军刀拔出与日军搏斗，甚至还有一个小学女教师弄来了一支枪，躲在床下面，一枪一个打死了五个日本兵……有和日军拼命的男人吗？当年的一个幸存者回忆说，他们四个男人在逃往难民区的路上，见到一个日本兵在强奸一个少女，他们四个男人躲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四个精壮的男人，就那么看着一个已经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糟蹋着中国的女人，居然连口气都不敢喘。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把这当做苦难来展示，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们当时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与其说他们是幸存者，不如说是苟活者更为恰当。尽管我们在感情上并不愿意，也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沮丧，但事实就是这样。
我刚要转身出去，床下传来一阵籁籁的声音，就像老鼠爬过一堆丝绸一样小心谨慎犹豫不决，又像是传说中的鬼魂使劲地要从墙中挤出来一样。我虽然一直坚信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鬼，但还是觉得头皮发麻。最先露出的是一个梳得油光的脑袋，接着露出了他苍白的脸。他瞪着眼睛看着我，牙齿格格地响着，身子瑟瑟地发抖，震得屋中的灰尘在月光下更快地舞蹈着。他被吓坏了。我向他伸出了一只手，说：“你别害怕，我也是中国人。”
他的目光闪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有了点肉色。他抖抖索索地把手递给我，那是一只什么样的手啊？冰凉冰凉的，甚至比大街上死人的手还要冷，比冰冷还要冷，顺着我的手传到我的胳膊，胳膊也要被冻僵了，然后又爬到我的脸上，我的脑袋里，我不由打了一个冷战。这是个被吓坏的男人。
他从床下钻出来，只穿着一条红色的裤头，很显然，在日本兵进来之前，他也许正和死去的那个女孩睡在一起，他是仓促之间躲到床下的。那个死去的女孩吸引了那帮畜生的全部注意力，因而救了他一命。可笑的是，他的上身刺满了吓人的纹胸，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是玄武。这样的纹身再熟悉不过了，在夫子庙遍地都是的纹身艺术馆里，这是最受男人欢迎的图案，而女人是美丽的蝴蝶。1937年的南京也有这样装腔作势的纹身，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街头的小混混？还是一个黑社会的老大？也许是我的目光让他感到更加冷了，他扯过床上浸满鲜血的被子，裹在身上，坐在床边，身子还在不停地发抖。他甚至都没有看那个死去的女孩一眼。他的嘴唇乌青，看来钻进床下已经有段时间了。
他的家人都死了，外面死去的人可能就是他的亲人，这个床上的女孩也许是他的老婆。他还活着，虽然冻得够呛，但没一点事儿，甚至连点擦伤都没有。我不知道是该同情他，还是应该鄙视他。这样的男人，在1937年的南京是大多数。他们被吓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父母被杀害，看着妻子被侮辱，就那么像根吓傻的木头一样瞪着眼睛看着，手抬不起来，脚也抬不起来，甚至嘴巴也张不开，连骂一句都不敢，伸着脖子等着被日本兵砍上一刀……
他的身子慢慢地不抖了，也许是身上有了热量，脸色慢慢正常了。他看出来我的目光里内容混乱，感情复杂，我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是怜其不幸恨其不争？是嘲讽？是愤怒？谁知道呢，也许都有。他把头扭向一边，看着床下，喃喃地说：“我们是好人，我们又没得罪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日本兵为什么这么不讲良心？”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给畜生讲良心，这不是可笑，而是可悲了。
我盯着他，问他：“你家人被杀时，你妻子被强奸时，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你为什么不会反抗呢？”
他颤抖一下，但很快抬起头，狠狠地瞪着我，目光充满怨恨。我这样说，显然激怒他了。他终于愤怒了。我想起了一个叫龙应台的中国人写的一篇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问他：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中国人，你为什么总是在自己同胞面前愤怒？我真的这样问他了。我不是凶手，我只是一个路人，甚至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路人。我不是在质问他，我只是问了一个憋了很久一直想问却没有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谁忍心去追问那些幸存者，他们已经够不幸了，任何责问对他们来说，都是残酷的。但我目睹了这个幸存者的经历，他那么年轻，还是一个壮年劳力，即使我不来问他，他也应该问问自己。
他很恼怒地说：“她们不是我的家人，她们只是想躲到我们家的邻居。这个女孩也不是我老婆，她只是我女朋友。”
这就是理由？
他突然站起来，一只手抓着被子，腾出另一只手捣着我的鼻子，恨恨地说：“你别来问我！你想干什么？你有何居心？你不也是照样活得好好的？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说我，我们都是一样！”
是这样吗？如果真正置身于1937年12月的南京，我会像他那样做吗？我当然不会，我是一名军人，只会选择像李茂才他们选择的那样去战斗，哪怕明知要失败，也要让自己像个军人那样死去。但如果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呢？我还有没有反抗的勇气？热血沸腾的大话谁都会说，真正的考验到来时，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
我可能会反抗吧，反正都是死。我有点犹豫，因为我也很清楚，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渴望生存是人的天性，怯懦也是人的天性。我也许不会反抗？
我的沉默被他错误地理解为默认，他的脸色缓和下来，愣愣地看了看床上死去的女孩，她的胳膊耷拉在床边，鲜血还在一滴一滴地流着。他又看了看门外，院里那三具尸体比月光还要清冷。他突然就捂着脸呜呜地哭了，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喃喃地说：“你为什么要折磨我？我比你还要好一点，我是没有反抗，但我心里充满了愤怒，我真想冲出来干掉几个鬼子，可我没有武器啊，我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我是多么难过啊，我捏着拳头，咬紧牙，我对自己说，我不死，我要记着这个仇，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些凶手的罪恶告诉天下所有的人！”
我笑了：“那你记得这些凶手长得是什么模样吗？”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那种怨恨又出现在脸上：“你这人为什么这么冷血？你还能笑得出来？”
是的，我笑了，但我心里却悲痛欲绝，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有着凶狠纹身的男人，居然还能说出这么漂亮的说辞，慷慨陈词，却是一堆华丽的语言泡沫，轻飘飘的没有一点用。多么熟悉的腔调，七十年后是这样，七十年前原来也是这样。
我不想再和他说下去了，我转过身，就要走时，披着我的迷彩服的那个女孩突然在床上动了一下。我瞪大眼睛看着她，她突然坐了起来，脸上还淌着血，但她的确看着我笑了，两只眼睛在黑暗中像猫眼一样闪着光，带着一种暧昧的丝绸一样柔软的声音说：“你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吗？”
我愣了一下，说：“不是那帮畜生杀死你的吗？”
她摇了摇头，看了看那个纹身男人，淡淡地说：“是他把我杀死的。日本兵来时，我们两个都要往床下躲，他把我推了出来。他是很聪明，日本兵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当然也就想不到看看床下有没有人了。”
她看出来我有点不相信，侧过身子，指了指腰间一大块青色的斑痕，说：“你看看，这就是他用脚踹的，他可真有劲啊，一脚就把我踹出来了……”
那个纹身男人缩在角落，惊恐地看着她，牙齿格格地咬着，嘴唇抖动着，什么也说不出来。不用说，这是真的了。
我浑身僵硬地站在那里，脑袋像是被炮弹炸了一样，嗡嗡地响着，纹身男人牙齿发出的格格声像唐僧的紧箍咒一样难听，把我的脑袋越勒越疼，我捂着脑袋，痛苦地呻吟着。这是我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听到的最毛骨悚然的故事了。我杀他，还是不杀？
她好像猜出我心里在想什么，声音还是没有一点表情，淡淡地说：“你杀不了他的，他一直都活得好好的，后来还娶了妻子，还有了一大堆孩子，他还是个模范丈夫呢。他是很厉害，就好像这件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有时连我都有点糊涂了，不知道他是真忘了，还是根本就没拿它当一回事。”
我叹了口气，说：“那还是杀死他吧。”
我想要杀死他时，手里就多了一支九二式冲锋枪，我刚把冲锋枪取下来，她突然皱着眉头，愣愣地看着我，声音就像从遥远的云中飘来的一样含糊不清：“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我扭过头去看她，她突然消失了，那个纹身男人像水渗进土里一样不见了。我汗毛竖了起来，在黑暗中瞪大眼睛，接着我就看到了她，那个漂亮的女售票员曾小艳，她正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哎呀，我怎么也睡不着，你陪我说说话吧。”
我愣了一下，我正躺在一张席梦思上，房间里开着床头灯，黄色的灯光像一层薄雾一样在四周流淌着。她正倚在另一张床上，穿着一件白色的小背心，眼睛像朵刚刚盛开的鲜花那样盯着我。我想起来了，我今天从李茂才那里出来以后，到了铜井的公交车站，最后一趟公交车坏了，司机修了半天，没有修好，他只好骂骂咧咧地从车底下钻出来，向我们摊开满是油污的脏乎乎的手，说：“没办法，修不好了，现在也晚了，只能等明天让公司的拖车把它弄到维修厂了。我到亲戚家去住，你们怎么办呢？”
他说完以后，长满麻子的脸充满抱歉地看看我，又看看曾小艳。
我忙说：“没事，我找一个酒店住一个晚上吧，反正明天还要继续呆在这里，省得再跑来跑去了。”
曾小艳说：“我到我表姐家，我表姐家在这里。”
于是我们分手了，准确地说，是我们和司机分手了。他向西边走，驼着背，像一条衰老的狗消失在月光里。我们向东边走，一个小巧玲珑的影子在一个中年男人的脚前摇曳生姿风情万种地飘着。灰暗的路灯和心情一样不明不白，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她好像有点冷，声音里有些颤抖。路过了两家酒店，她还没有找到她表姐家，两个人影继续走下去。路过第三家时，她仍然没找到。再往前走，就是一些民房，没有灯光闪烁的酒店了，这个街道真短。我不得不停下来，问她：“你表姐家在哪？”
她好像有点紧张，低低地说：“我这里没有亲戚。”
我有点吃惊地看着她，不知道她这是怎么回事。
她飞快地瞟我一眼，说：“我今天出来得急了一些，身上没有带钱，卖票的钱也没多少……我想，我想，你反正得找一个地方睡，能不能把我也捎上？”
我有点犹豫，一男一女住在一个房间，毕竟有点不方便，再说，我们也不是很熟悉，就是因为我要写这个小说采访国军老兵李茂才坐了几趟车。但她是一个女孩子，没找那个司机，而是跟着我，说明她更信任我，我总不能把她丢下吧。应该没什么故事，我已经是个在文学中浸泡多年的男人，年纪并不是很大，只是一个刚刚三十岁的中年人，但已经老气横秋了。三十岁可能也是青年，但我喜欢说自己是个中年人，这样会让我觉得自己更深沉一些。我希望我能写出和我年龄一样深沉的小说来。
我答应她了，还向她保证了一下：“你放心好了，我是个正人君子。”
她一下子活了过来，也不怕冷了，身子舒展开来，声音里充满欢乐，调皮地说：“嘻嘻，你也放心好了，我也是个正人君子！”
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就这样住在了一起，没有过多的期待，她穿得严严实实地进去洗澡，我坐在房间把电视音量调得高得不能再高了，遮盖住了充满想象空间的哗哗洗澡的声音。禁止想象。绝对禁止。她又穿得严严实实地回来了，用浴巾擦着头发，长长的头发上水珠闪烁，柔滑得像黑色的珍珠，脖子像水分丰富的白色的梨。禁止想象。绝对禁止。然后我去冲澡。想着我当兵的时候，中学时的女同桌去送我，目光里泪水点点滴滴，但面孔已经模糊不清，眼前突然跳动着曾小艳年轻的面孔，她现在在干什么呢？她在想什么呢？嘿，你在想什么呢？人家这么信任你，你要做出一个正人君子的样子来。
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几乎没说什么话，似乎都很紧张，慌慌地把亮得刺眼的房灯关了，把床头灯扭到最小，然后把腿伸在被窝里脱衣，手心里都是汗。两个床之间隔着一堵无形的墙，但目光还是不小心地溜了过去，看到她穿着的内衣是白色的，比她的皮肤还要白，但最让人动心的还是她柔滑的皮肤。目光像个看到警察的罪犯，慌不择路地藏在了天花板上，藏在了墙上的斑点上，藏在了她看不到的地方。也许我太疲劳了，也许我真的是个正人君子，我记得我很快就睡着了。真的是这样。
她现在半倚在床头，头靠在雪白的墙壁上，脸在晦暗的床灯下，阴影恰到好处，她像挂在墙上的一副中国传统的写意的仕女图，意境缥缈，表情朦胧不清。她的声音里带着点娇嗔的意思：“你怎么不说话啊？我睡不着，咱们说说话吧。”
说点什么呢？
还没想好，脑袋正在飞快地转着，但嘴巴已经闲不着了：“我做了一个梦。”
真的吗？你做的是个什么样的梦？梦到我没有？
我愣了一下，扭头去看她，她干脆把身子从床上直了起来，侧过身子，向着这边倾过来，头发松散地披在脸上，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梦到你了，不过，是一个很不好的梦。
啊，真的啊？给我说说嘛，给我说说嘛。
我有点犹豫，说，还是不说？这些天里，一直在做梦，每天晚上都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游荡，我熟悉的街道变成了野狗出没的废墟，那一颗颗无辜的头颅跪在地上，等着被人抡起枪托砸碎，或者用刺刀捅穿，请发发善心，一枪结束我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30多万人只会被折磨死，受尽凌辱地死去。南京城里只有动物，没有人，被恐惧和麻木控制了身体和心灵的动物，被动等死的绵羊或者说是蚂蚁，还有被黑暗人性控制的日本军人，他们也不能叫做军人了，他们是在战争中退化成野兽的动物。这就是1937年12月的南京。而她是一个生活在2009年12月的南京女孩，在明媚的阳光中长大，是一个独生子，父母所有的爱都给她了，她生活在这个有着30多万亡灵的城市里，但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用说那些曾经在南京战斗过的国军官兵了。
我说：“你知道，这些天来我一直在采访一个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国军连长，梦到的都是南京大屠杀。”
她不笑了，脸被淹没在晦暗的灯光的阴影里，她低着头不再吭声，但能听到她的混乱的呼吸。我相信她知道南京大屠杀，但不相信她会知道得更多。她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瞪着眼睛问我：“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是一回事吗？”
我愣了一下，困惑地看着她，是啊，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是一回事吗？好像不是的，但好像又是的。它们都是水，水混进了水里，谁还能分清谁是谁？于是，我就点了点头。
她皱着眉头，有点不大高兴，说：“那你还是不要给我讲了，南京大屠杀太惨了，太惨了，我不想听。”
我当然也不想讲我已经知道的南京大屠杀，这的确需要坚韧的神经。这些天来一直恍恍惚惚，太阳穴总在突突地跳，脑袋好像有一部分硬化成了石头，重重压迫着神经，疼痛总是突如其来。南京大屠杀的鲜血漫过脚踝，漫过膝盖，漫过胸口，漫出了1937年12月的南京，把我淹没其中，它们甚至长出了尖利的牙齿，啃咬着我的手指、脚趾和心脏，手总是不由自主地颤抖，心也被咬出一个个破破烂烂的洞，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凝结成酱紫色的肚肠，缠绕在脖子上，勒得几乎喘不过来气。我想让李茂才们也出现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夜晚，他们会让我更好受一些，但他们总是在白天出现，夜晚再也找不到他们了。他们是很累了，他们是军人，但同样无法承受一个民族衰弱而沉重的身躯的重压。他们在夜晚舔着伤口，他们也需要让月光抚慰自己的神经。任何一个亲历过1937年12月南京的人，注定一辈子都要被噩梦缠绕。
当然，那些野兽们除外。
我说：“你不想听是对的，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知道那么多悲惨的事情呢？”
她瞪着我，声音若隐若现，若有若无，遥远得像天边的流水一样：“你知道吗？我外公其实也是一个国军的连长，他也参加过南京保卫战，那时好像只是一个排长吧。谁知道呢，我外婆从来不提这事。我小时候听我妈讲过，她上边应该还有一个哥哥。南京大屠杀时，我外婆也在南京。1938年8月的时候，她挺着大肚子逃出南京，在湖南衡阳找到了我外公，两个月后，我妈妈的那个哥哥出生了，但一生下来，就被我外公按在马桶里溺死了……他们有十多年没再同房过。我妈妈一直到1950年才出生，在她还没出生的半年前，我外公在解放军打进南京时，在长江边被解放军打死了。我外婆一辈子都在恨我外公，从来都没有给我们提过他，但她又很固执地非让我也跟着用外公的姓，真是奇怪。”
我愣愣地看着她，有点恍惚：“你真的姓曾吗？”
她吃惊地看着我，问我：“我有必要骗你吗？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急急地问她：“你讲的是真的吗？你外公是国军哪个部队的？他是不是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三0六团三连的？”
她苦恼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外公当的是国军，我们家没得到他什么好处，反而跟着他受了不少罪，我外婆就因为这个，经常被批斗。我妈妈也没人敢娶她，你知道吗？我妈妈还是过了文革，快四十岁时才结的婚呢。我外婆很少提他，一提到他就充满怨恨，我们对他一无所知。算了，不提他好吗？也别提我外婆了，她对南京大屠杀什么都不知道，她也从来都没给我们说过，我也不想知道。”
我慌慌地点了点头，我知道她外婆在南京经历过什么，我也知道她外公为什么要把那个小孩溺死，但那毕竟是一条生命啊……她错了吗？如果她是无辜的，那么孩子也是无辜的。可他错了吗？尽管他把一个无辜的生命扼杀了，可谁能站出来大声地斥责他？他承受的不是一个人的痛苦，也不是两个人的痛苦，而是整个民族的痛苦。可怜的中国女人，她们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还是把他杀死？所有选择都将让她们背负上残酷的负罪感、耻辱感，所有的选择都无法选择，那就剩下另一个选择，把自己和怀着的孩子一起杀死。
我还知道，1938年，许多怀孕的南京女人跳进长江自杀了。
她应该感谢她的丈夫吗？他毕竟帮她解决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但她会感谢吗？如何感谢？感谢你杀死了我的孩子？
他是谁？他是李茂才所讲的那个三0六团三连的曾排长吗？如果是，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啊，他居然活着离开了南京，还有了后代，我现在就和她在一起，而我在写着和他们有关的小说。这又是一个多么令人悲伤的故事，他在用生命保卫国家，却没法保护近在咫尺的自己的女人，把她孤零零一个人留在南京受尽了屈辱，她活下来了，但他们却还在互相伤害着，甚至他死掉了还在互相伤害着。
那个曾排长是她的外公吗？
我热切地盯着她，固执地紧紧地追问她：“你再想想，你再想想，你外婆还给你说过你外公什么事？哪怕是一点点，哪怕是一句话！”
她怅惘地摇了摇头：“除了坚持让我用他的姓，她什么都没给我讲。”
在她的回忆中，那个神经质的外婆总是坐在潮湿阴暗的阳光下，无论是欢乐热闹的人群从她面前走过，还是温和的风抚摸着悲伤的乱草一样的白发，她沾满眼屎的眼睛里总是充满怨恨，即使一朵正在兴冲冲地含苞欲放的花朵，也会在这冰冷的目光下慢慢枯萎。她总是恶声恶气地没来由地冲着母亲发火，或者在半夜里突然尖叫着醒来，一个人坐在床上像幽灵一样呜呜地哭泣。更多的时候，她能连续几天十几天甚至长达几个月地像骷髅一样闭着眼睛，把整个世界关在外面，像个孤儿一样沉醉在黑暗之中。曾小艳记忆中的外婆总是这样。自从她在幼小的童年跟着母亲参加了一个远房亲戚的葬礼后，她就觉得这个可怕的外婆就像那首葬礼上的哀歌，突然卡在那里，不停地播放着那些悲哀的音符，再也不会停止了。这个家庭几十年来就这样苟延残喘地活着，像一块不会风化的化石。她从上幼儿园的时候起，就总是喜欢独自发呆，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不到最后一刻不愿意离开。她甚至还幻想着能有一个人贩子在大街上突然叫着她，给她一个棒棒糖，把她带到另外一个城市里卖掉。她更大的时候，就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外面，那个家对她来说像个噩梦，父亲一直垂头丧气，他固执地想让女儿随自己的姓，但他却无法斗过那个阴冷的老人。终于有一天，他彻底地消失了，没吭一声地像水一样消失在这个城市。她不知道母亲这几十年是如何过来的。外婆终于死掉了，但那首哀歌还在，那气味已经深入那间丑陋房子里的墙壁和地下，她仍旧不愿意回到家里。于是，她有了很多男朋友，她像一个问题少女一样过完了自己的青春期。她现在的男朋友并不是很好，她看着我，忧伤地说：“说白了吧，他也就是一个流氓。”
我吃惊地看着她，但她不想再说了。我满含祈求，多么希望她能永远地说下去，我甚至想把她揽在怀里，抚摸着她的长发，亲吻她脸上悲伤的泪水，俯在她的耳边，喃喃地告诉她，过去了过去了，所有的这一切都过去了，要好好活着，我们要好好活着。可这些语言又是多么苍白无力，就像她外婆那具在时光里慢慢腐烂的身体。
她困惑地看着我，好像知道了我的意思，目光里却饱含疲倦和不满，她警惕地摇了摇头，声音就像隔在窗外的风一样冷冷的：“你别问我了好不好？我什么都不知道，她已经死了，我早就把她忘了。除了这个姓，我外公和我们家根本就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想再提到他们了，求求你了，别再提这些事情了，好吗？”
内心在剧烈地挣扎着，我真的想多知道一些，无论是她的外公还是她的外婆，甚至是她的那个当流氓的男朋友。但我很清楚，她不可能再给我讲些什么了，因为她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她的那个男朋友也不足以让她感到自豪，让她愿意和别人一起分享。我看出了她隐藏在内心的悲伤，那些本来并不属于她的悲伤，那些本来应该埋藏在1937年的悲伤，它那么顽强地盘踞在她的身上，像虫子一样啮咬着她年轻而娇嫩的心。我朝她点了点头，我应该安慰她？可我安慰她什么呢？她似乎也不需要。
没什么话说了，一种和尴尬类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情绪在我们之间的空气里流通，也许是她传过来的，也许是我传给她的，我们互相彼此呼吸着，无处躲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悲伤、痛苦和沮丧？它和南京大屠杀息息相关，但似乎也无关，我们迫切地需要把它忘掉，它不适合在男女同居一室的情况下出现。这使我们挣扎着想建立起另外一种气场，另外一种情景喜剧，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这是男女之间的一种期盼？一种渴望？一种安慰？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一种胆小慎微的放纵？我们都迫切地寻找着对方，谁先开口？应该是男人，但这个男人是个中年男人，而对方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孩。他和她都有着相同的需要，需要安慰，但他有着比她还要多的压力，一种害怕拒绝的压力。这需要技巧。但脑袋里空空荡荡，没有任何技巧，只好尴尬地沉默，那种情绪继续在空气中悲伤而又无可奈何地流动着，它们也有点不知所措，还有点恼怒，想生自己的气。
还是她先开口了：“你还是给我讲讲吧，只讲你梦到我的那部分。”
我很感激她能开口，1937年12月的南京也许能帮助我更庄重一些，把那种和罪犯身上的气味一样的见不得人的情绪击碎，让它趁着夜色赶紧消失。悲惨的故事都不允许被轻浮所玷污，这个小说也是这样。我就开始了。故事开门见山，直接进入大方巷那个悲惨的小屋，当我出现的时候，悲剧已经发生，她的那个浑身刺青的男朋友正在一旁傻傻地看着，他身上纹着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是玄武，但他还是被吓傻了。我出手了，身上不再是一个索尼笔记本电脑包，而是一支九二式冲锋枪。冲锋枪太便宜他们了，那就把刺刀打开。日本兵仍然毫无知觉，一道寒光闪过，一颗头颅飞起来，脖子上的鲜血像音乐喷泉一样涌出来，洒在她的胸口，像春天里的点点桃花。又是一道寒光，效果和前面的一样，不用多说。如是者三，然后四，终于手刃了这四个鬼子。再飞起一脚，把鬼子的尸体踢出窗外，接着是第二脚第三脚第四脚，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像王羲之写在纸上的字一样舒畅。她睁大了眼睛，先是看见了吓呆的男朋友，他仍旧站在那里发抖，裤子上有臊臭的尿液滴滴答答。她尖利地冲他哭叫起来：“你滚，你滚，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男人，你活着还有什么用？”那个男人茫然地看了看你，喃喃地说：“小艳，你别哭了，日本老爷听到了，他们发起脾气来，我们都活不了了！”她更生气了，拍着床板叫了起来：“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就这样看着你的女人被畜生们糟蹋吗？”他哭丧着脸，说：“小艳，你别叫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她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是你，我就去死！”他茫然地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鲜血流淌的夜空，喃喃地说：“那我去死吧。”他摇摇晃晃地出了屋门，很快传来一阵咚咚的脚步声，把地上的月光震碎了。他没投井或者一头撞在墙上死掉，而是飞快地从我的梦里逃走了。她把目光转向了我，止住了哭声，但那泪水还是一颗接一颗地流了出来，她喃喃地说：“壮士，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只不过，像我这样的女人，以后怎么活啊？”我走了过去，把身上的迷彩服脱下来，轻轻地覆盖在她悲泣的身子，低声地安慰她说：“活着，就是希望。”她很感激地看着我，眼睛里充满哀怨和悲伤，然后她伸出双臂，圈着我的脖子，声音像梦一样喃喃地说：“我很难受，你能抱抱我吗？”
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她愣愣地看着我，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有点慌乱，她在想什么？她会怎么解读这个已经有所变形的故事？她生气了吗？但好像又不是，她好像完全深浸在故事中了。她的脸上突然出现了笑容，向我伸出藕一样洁白的手臂，带着一脸调皮，还有点玩世不恭的神情，说：“我很难受，你能抱抱我吗？”
我抱着了她，她把头埋在我的脖子里，像条小狗一样拱着，她用脸抚摸着我的脸，喃喃地问我：“我现在是不是也充满了哀怨和悲伤？”
我告诉她，不是的，和我一样，充满了期待。
我们胸脯对着胸脯，一个深色的发黄的躯体，一个会说话的像玉一样光滑的身体，使劲地互相挤压着。她那像牛奶一样的皮肤下面能看到隐藏起来的青色血管，血液在里面欢快地流淌着，像哗哗的流水一样唱着歌。汗水从我身上流在她的身上，又不断地从她身上再粘在我身上，甚至还发出了一些轻微的被压疼的委屈的呻吟声。可能是压疼了她身体的某个部位，她的好看的眉毛好看地皱了皱。她突然翻过身来，在我身上挺起身子，像鸽子羽毛一样洁白的胸脯扇着翅膀，空气在快乐地舞蹈着。她伏下身子，像条鱼躺在水中，她轻轻地喘着气，嘴唇湿漉漉的，里面充满湿润的唾沫，这使她的叫声像梅雨季节小心翼翼的雨水一样轻盈。紧紧地拥抱着挤压着，彼此都想把对方揉碎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然后都不再动了，这像一场战争的空隙，充分休息，等待下一场冲锋。时间并不是很长，新的一轮冲锋开始了，身体狠命地撞击着，像关在笼子的野兽一样来回撕咬着，暴怒地奔跑着，狠狠地打击着对方，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嘶哑的咆哮……终于都安静了，无可奈何地把身体拿下来，满足地躺在床上，躺在柔软的海上，看着屋顶慢慢地笑了。
她把身子伏了过来，用手指在我脸上慢慢地移动着，像一只温柔的虫子爬过它为之心醉的食物。她慢慢地笑了，眼睛像早晨的花儿一样慢慢绽开，我很难受，你能抱抱我吗？她突然用手指捏着我的鼻子，皱着鼻子调皮地笑着说：“你真坏，你是故意给我讲那些悲惨的事情，让人家难受，然后再乘虚而入，是不是？这都是你瞎编的，对不对？”
我很认真地瞪着她，很严肃地说：“怎么会呢？我真的是做了那个梦。”
她撅着肉嘟嘟的嘴唇，说：“哼，还骗我！你就眯了那么一会儿，连两三分钟都不到，能做一个那么长的梦，谁信？你们这些作家，就会编故事骗人！连勾引女孩子都编故事，还编了个这么惨的故事，你真坏！”
她的小拳头像欢快的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
我心里突然有点难受。她美丽的身体也就是那么回事，她漂亮的脸蛋也就是那么回事，她忧伤的眼睛也就是那么回事，所有的一切都和汗水一起消失了，这会儿像海水一样慢慢漫上来的是无边的空虚和寂寞，好像我们的生命一时变得空空荡荡，没有什么东西填充，只有失望、迷惘和懊恼滚滚而来，扑进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的鼻子里、眼睛里、嘴巴里钻进去，占领了我们的五脏六腑，然后再呼吸出来，弥漫了整个房间。就是这么回事。
她显然也是这样，她把身子放在床上躺正了，用被子盖住自己的身子，双手枕着胳膊，盯着天花板，愣愣地说：“不过，有一点你还是猜对了，我那个男朋友身上的确有许多刺青，就像你说的那样，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是玄武。对了，你怎么知道的，我给你说过吗？”
我觉得头皮发麻，现实怎么和梦境一模一样？但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说：“编故事嘛，我的想象力还行吧。”
她哦了一声，丝毫没有对我惊人的想象力感到吃惊，她仍然瞪着天花板，就好像那是她的男朋友一样，她的目光里充满柔情：“不过，我男朋友很厉害的，你得小心点。”
但她又侧过头来，认真地对我说：“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对他说的。”
我把她抱得更紧了，然后还吻了她的眼睛，我这是在用行动告诉她，我并不怕他。她轻轻地把我的胳膊拿掉了，喃喃地说：“他是一个黑社会。”
她的声音完全变了，像从火星上传来的一样，带着那个星球上陌生的尘埃和干燥寒冷的气味。她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我感到无边无际的悲哀正在慢慢地淹没着我。我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一张床上，我们用南京大屠杀当做借口来调情，她在1937年12月的南京被鬼子们蹂躏，我们在2009年12月的南京做爱。我们甚至还不熟悉，事情转换得如此之快，中间连个必要的过渡都没有。七十二年前的那场大屠杀，只是我们艳遇的一个借口，一个技巧，它居然成为我们寻找感官刺激的一个必要的背景。我突然感到胃里一阵翻腾，有一种想要干呕的感觉。我为什么会这样？她又是为了什么？
我们想用彼此的身体抵抗我们共同面对的1937年黑暗的侵蚀，互相抚慰，还是这个时代最流行也是最丑陋的一夜情的翻版？
我们都很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不断地说服自己，又不断地推翻，试图肯定一点什么，但自己都无法相信，内心空空荡荡，什么都抓不住，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都赌气地不再说话，心里都有着无边无际的懊悔。我试图把一只胳膊放在她的头下，把她揽在怀里，也许这样会让我们糟糕的心情好受一些。但她用很大的力气把我推开了，大声地叫着：“把你的手拿开，别理我！”
她伸出手，把床灯关掉了。在黑暗涌进整个房间之前，我看到她娇嫩的脸上爬满冷酷、迷惘的虫子一样的泪珠，并且很快就变成狂怒的雨滴，抽打着我的脸，我感到羞愧难当，悄悄地从她的床上下来，钻进我的被窝里，蒙着了我的脸……
我睡着了，没再做梦。第一次睡了这么一个安稳的觉。醒来的时候，阳光正从窗外照来，我用目光摸了摸那张床，她已经走了。
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不是真实地发生在我写这个小说期间，我就不会写它了。你是不是想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冲淡1937年12月飘在南京天空中恶臭的战争的气味？是不是想用它来对抗流淌在人类血液中最黑暗最堕落的人性？还是想用它来舒缓你因为写这个小说而产生的紧张和几近让你崩溃的疼痛？或者是用它来寓意这个悲惨的大屠杀不但能成为历史橱窗上的展品，还能成为一种娱乐？当然也可能有其他理由，但你自己也不清楚，你也不清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既然是这样，那你为什么又要把它写在小说中呢？
你摇了摇头，决定不想它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对我这个小说来说，真是太奇怪了，我本来还说过，我和她之间不会有任何故事呢。所有的梦都不受大脑控制，突如其来，小说同样如此，一些灵感以意想不到的角度飞来，击中大脑，挤着嚷着要流淌出来，你不得不听从大脑的指挥，手指上下飞舞，以一天一万余字的速度把它们敲在电脑中，并且不时备份在不同的U盘上，以提防黑客或扛着爱国大旗的红客制造的病毒和木马的侵蚀。
一部小说的诞生并不容易，每一行字都来之不易，你必须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你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