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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老外傻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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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外到底傻不傻?这个问题宋福禄和梁晓秀讨论、争论了半年,但还是没有结果。起初,梁晓秀认为老外就是傻,宋福禄则认为老外根本不傻;后来宋福禄认为老外确实傻,而梁晓秀又认为老外挺贼。

    那天晚上他们卖完卷饼回到住处后,又聊起了老外的话题。

    梁晓秀说,她来法国7个月,几乎每天都在琢磨老外,有时觉得把老外搞明白了,有时又觉得要想把老外搞清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老外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不同,他们究竟在想什么,她总也琢磨不透。

    宋福禄说,他虽然来法国已经8年多了,但接触老外,和老外打交道,还是梁晓秀来法国后才开始的。他发现只要把老外调教好,和老外打交道还是比较简单,毕竟老外的鬼心眼子不算多。

    他以穆尔和妮娜为例,分析一般老外的性格特点。

    他们刚到咖啡馆卖卷饼时,妮娜对他们趾高气扬,拿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好像她就是法国女王似的。可是后来,当梁晓秀展示她的画作后,妮娜对他们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把他们当做有文化的人看待,尤其对梁晓秀既客气又尊重。再后来,妮娜卖卷饼见到利后,她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梁晓秀和宋福禄视为老板,对他们言听计从。

    宋福禄说:“在妮娜身上有一般法国人的很多特点:莫名其妙的高傲、看不起穷人、自以为是,等等;但是你一旦降服她,她就会变得温顺、听话、老实。一物降一物,我看,妮娜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你调教的结果。”

    梁晓秀说:“其实说白了,还是经济利益起到了关键作用;没有利益驱动,她哪能转变态度,对我们以礼相待呢?同样的道理,她儿子穆尔发现卖卷饼能赚到钱,于是就拼命帮他们卖卷饼,最终卖出了200份卷饼。她从妮娜和穆尔身上看到一种现象:老外服膺强者。”

    他们的话题自然转到做生意上。

    梁晓秀认为妮娜母子根本不懂做生意,他们守着咖啡馆,一个月只赚1500欧元;要是让她经营咖啡馆,一个月至少可以赚到5000欧元。她由此想到一个问题:一根筋。老外大多是一根筋,他们做事不善于联想,总是围绕一件事转悠。

    宋福禄说,要论动脑子,老外确实不是中国人的对手。画家索阿让号称是法国美术界的权威,但却被梁晓秀反驳得哑口无言。一个美术大教授居然辩论不过一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业余美术爱好者。由此可见,老外的大脑有问题,还不够发达,还没有完全开化。

    梁晓秀以古董商菲迪为例,说老外确实不是中国人的对手。菲迪在业内被称为高手、大腕,可是在宋福禄面前他却无计可施,被宋福禄数落得象落汤鸡似的。宋福禄的文化水平更低,他只读到小学六年级。他对美术一无所知,只是听到别人谈论美术,他就活学活用,用在了古董商身上,收到了绝佳的效果。

    梁晓秀高兴地说:“福禄,古董商是我见过的最有心眼的法国佬,可是我发现他在你面前却像小学生一样幼稚,他的话跟不上趟,他的想法更跟不上你的想法。那天晚上他被你训得都快气疯了。”

    “那老家伙总和我斗心眼,那我就只好奉陪了。他和我说美术的事,我就和他说生意的事;他和我说买画的事,我和他说美术的事。我就是要死缠烂打,把他折磨得无可奈何。你看他最后老实了吧?屁都放不出来了!”

    他们生活在法国,免不得要和老外打交道,所以研究老外成了他们的一项重要课题。

    他们一致认为,老外不会过日子。老外的基本特点是:好吃懒做,挣了钱就知道乱花,整天想着吃喝玩乐,根本不懂怎么过日子。中国人都知道勤俭持家的道理,挣了钱要存上;而老外似乎不懂不存钱,他们过一天是一天,得过且过。

    他们还认为,老外没有开化,怨不得头发都是黄色的,眼睛是蓝色的。他们身上的毛病很多,其中有一个致命缺点:他们把结婚当儿戏,说离婚就离婚,根本就没有家庭责任感。他们的个人作风不严肃,即使结婚后,还会和原来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联系甚至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总之,他们对婚姻看得不像中国人那么重。中国人接受不了老外的那种婚姻观。

    宋福禄话赶话,又提到了梁晓秀刚来时和她说过的话:他们的孩子一定不能和老外通婚。

    梁晓秀便想:我们还没同房呢,哪来的孩子呀?但她对宋福禄的话题非常感兴趣,顺着他的话说,他们的儿子决不能娶老外媳妇;他们女儿绝不能嫁老外。他们要从小就给孩子们灌输这个思想。

    她说话那口气,好像他们已经有了孩子似的。

    她说:“老外教育孩子的方式也和中国人不同。老外的教育方法象放羊式的,放到草地上就不管了。他们将来有了孩子,从小就得把孩子教育好,让他们知道尊老爱幼,懂得知恩图报,学会勤俭持家。”

    不知不觉,他们几乎无意识地开始谈论生儿育女的话题了——那是梁晓秀最感兴趣的话题。她问宋福禄他想要几个孩子,宋福禄随口就说越多越好。

    “你这是什么话,越多越好?那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生吧?”

    “我只是那么一说,反正我们至少得要六个孩子。发过这个国家劳动力特别贵,我们有了六个孩子,就等于有了六个劳动力;六个劳动力在法国可成气候了。”

    “那你想要几个男孩,几个女孩?”

    “最理想的是:三个男孩,三个女孩。原来我总认为女孩不如男孩好,自从你来法国后,我改变了想法:女孩至少和男孩一样好。”

    “为什么呢?”梁晓秀故意问。

    “这还用问?你比我强,没有你,我现在肯定还在我堂叔的餐馆当大厨呢,一个月也就挣1500欧元。你说,我还能干什么?”

    “话也不能那么说,其实你非常能干,也会赚大钱。”

    宋福禄调侃道:“那还不是你调教的结果?你不仅调教了老外,你还调教挑了我。”

    “我哪调教了你,我只是点拨了你,激发了你的干劲和才智。其实,我在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你是男人,是我丈夫,我将来还得依靠你呢。你以为我胆大,那是因为有你在我身边的缘故啊。”

    宋福禄听了梁晓秀的话很受益,也很感动。梁晓秀总是那么尊敬他,维护他家庭主人的地位,从不居功自傲,她是多么好的媳妇呀。有这样好的媳妇,他们夫妇二人不仅要在法国继续儿育女,扎下根来,他们还要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打下丰厚的家业。

    在梁晓秀的鼓励下,宋福禄对未来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他那天晚上制定一个宏伟计划:至少攒下百万家私。

    在那个年代,百万富翁在法国还不多,一般家庭每年最多只能存下几千欧元。古董商算是有钱人,但家产也不到一百万。一百万欧元对许多法国人来说就是天文数字,连想都不敢想。

    宋福禄却想到了。他又回到了老外的话题,说:“他们能发家致富完全在于老外的傻;老外要是不傻,他们在法国只能喝西北风了。”

    梁晓秀觉得宋福禄说得非常有道理。假设她在老家卖卷饼,谁会买她的卷饼?她别说一天象在法国这样挣一千欧元,就是挣十元人民币都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