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阁楼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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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看过一部动画片，讲一群南极的企鹅厌恶了待在寒冷的南极，想去南边的阳光海岸生活。 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终于来到了南方的阳光海岸。可它们只新鲜了两天便对着南极的冰天雪地的照片痛哭流涕。
我们来到北京这座梦想之城，正如那群苦逼的企鹅，以为有梦想可以各种牛逼，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现实并没有那么美好，我更加迷恋回忆。
军训完后的那天坐着1路车路过故宫入口，远远望着那些摆着pose扭来扭去各种秀剪刀手的游客，心绪恍惚。没有雾霾的天，那秋日的阳光为何这般沉重？
我记得舅舅告诉我，阳光里面隐藏着罪恶。
我那时太小，不知道他说什么。但我记忆力好，记住了他说的什么。现在，我知道了他在说什么了。
关于人存活的价值，天马行空的于越曾经这样解释：“在日本，聪明的女优绝对不会马上下海整**片儿，肯定得先拍写真各种装疯卖萌，挑起男人的兴致。接着有一天突然宣布，下海了。这样，憋坏了的男人早等不及，片儿一出来马上就去买，当然我们是偷偷下载嘛。”
他不削地捋一捋额头前几根不听话的头，继续说：“等男人看她的**看够了，再看的话都要吐出来了，这女优突然又宣布，老子马上‘下马’了。哎哟，男人一想，马赛克背后那块肉终于原形毕露了，哪里还等得及……”
我打断他：“你究竟想说明什么？”
“想说明，人的价值是慢慢活出来的，不能一上来就整**的啊，兄弟，任何事物都一个经验的积累，得经历一个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的过程不是。”
“你扯来扯去，他妈的什么跟什么？”我不削地说。
“你知道为什么你小子年纪轻轻就活得这么累吗？因为你太想把你的**呈现出来了，太急于求成了。整天什么约翰?克里斯朵夫，什么十二月党人，什么索尔任尼琴，什么什么斯基，**的活在书里太久了吧，满脑子纯爱，满脑子假仁假义，满脑子拯救世界，累不累？”
我当然不服，问：“那建议呢？”
“该泡妞泡妞，该野玩野玩，该宿醉宿醉，该旅行旅行，到你拯救世界的时候，你的价值自然出现了。 ”
聊不到一起，我跟于越终于分道扬镳。
为什么而活着？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比同龄人早熟，这就像诅咒和磨难，让我比同龄人提前感知到了苦难的信息，这并不是件愉悦的事情。阅读加深了我的悲悯。
一路走来，不乏有人告诫我：年轻有激情和理想是好事，但在我们的世界，最好是找到自己，然后隐藏自己。
我不想隐藏，源自一个人，他一直在引领我，如果说我的三姨总是在我眼前晃，那他的身影却总是那般伟岸和坚定，在我幼小的心灵投下的影子待我长大后给了我无比详实的能量。
我的世界观、爱情观、价值观都深受其影响，他是我的舅舅。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本书是他送我的。那时我太小，不识字，在书上涂鸦，画圣斗士星矢和擎天柱。
那是童年的幻想还是今生的英雄主义？这一切仿佛天注定。
马克?吐温说：“不要放弃你的幻想。当幻想没有了以后，你还可以生存，但是你虽生犹死。”他的一生印证了这句话。
每当想到舅舅，便无法虚伪地勉强自己苟且偷生，那时我认定，追求无菌状态的灵魂是我唯一的生命指向。
春末夏初一个闷热而湿润的午后，微弱的阳光透过琉璃瓦斜进房间。狗趴在墙根下吐着鲜红的舌头。
栖息在榆树林里的鸡被落下来的硕大的花毛虫吓得一惊，随即前者就成了后者的腹中物。
屋后的竹林凉风飕飕，引来了蛇和喜欢阴潮的小动物。
乡村总有阅读不完的风景，这些风景不能一笔带过，因为它们将映在脑海中一生，然后进入灵魂，扎根繁衍，像爬山虎一样爬满记忆的墙壁。
那天我到外婆家玩，现屋里没有人，外公的老花眼镜放在桌子上，眼镜下面压着一本破旧的书《本草纲目》。
出于好奇，他翻开折叠起来的纸页，依稀辨认出了一行字：“蜂房雀瓮蚯蚓全蝎蜈蚣蜣螂白僵蚕……癫狂乱走，悲泣妄言，及风痫病，烧灰酒服。”
我不能完全理解文字的意思，正当他要继续往下看时，阁楼上突然传来了“咚”的一声响。
我摒住呼吸。
“咚”，又是一声闷响，仿佛重物击在地板上。
“外公，外婆。”死寂回应了我。
谁会躲在上面呢？我找到火柴，轻手轻脚地走上楼梯，在黑暗的楼道慢慢移动。划燃一根火柴，在摇摆不定的微光中看到阁楼的房门上加上了一把猩红的大锁。
我把耳朵贴在门上，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敲了敲门，楼道依旧一片寂静，几乎能够听到灰尘在光柱中飘动的微响。
正当我想下楼时，屋里突然响起哗哗的铁链撞击声，声音越来越大，接着又是沉重的闷响，像在他噩梦中出现过的声音一样，响声犹如一记重拳击打在了我身上，使我站立不稳。
在那个梦里，周围只有黑暗而混杂的漂浮物，然后是恐怖的下坠，接着，一个无法辨别的声音在我耳旁响起，一直冲进我脑海里。
那声音在呼喊，让我离去，不要再回来。
小时候，我不止一次做这样的怪梦，每次梦醒后都会惊出一身冷汗。
我的邻居，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对我的母亲说，孩子的眼睛纯洁，容易看到大人们看不见的东西，要让他多沾水。
老太婆还说，她的孙子晚上睡不着觉，他说镜子里有惨白的手在晃动。
我再次靠近阁楼的房门时，一只血手从门缝中伸了出来。
我几乎快要窒息，猛冲下了阁楼，重重地跌倒在楼梯下面，顾不得疼痛，爬起来跑出外婆家的院子。
接下来的两天，我高烧卧床不起。在梦里，他又听见了声音从幽深的隧道里传来，一直传到我身后，我想要往前走却走不动，想转身却无法动弹，声音钻进了他的耳朵，像玻璃窗里找不到出口的苍蝇乱撞。
我挣扎着醒来，看到母亲正焦虑地给我擦着汗水。
后来，我上小学时常常在路上遇到一个疯子。那个长飘逸的疯子脸上脏兮兮的，站在很远的地方对我呐喊，手舞足蹈，好像喝醉酒的大侠。
疯子每次看到我就憨笑，但自尊心让我装出不认识他的样子，他看到我不理他，便靠在教室外面呜呜地哭。
校长叫来几个老师，将疯人摁在地上，绑起来送到外婆家，关到阁楼上。
小学还没毕业，疯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一直认为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但解脱过程太残忍。
以前跟着别人去录像厅抱着学习和批判的态度看《满清十大酷刑》，想不到现实中还有更加触目惊心的侮辱，人对人的凌辱，易子而食，是这世界最丑恶的行径。
没疯之前，他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姑娘也喜欢他。他们相识在一个秋风飒爽的清晨，在镇上唯一的书店里。
他们在一起读《苦恋》，里面写到迁徙的大雁在天空排成“人”字，他们想“人”就该写在天上而不是被踩在地上。
女孩的母亲开始坚持不答应他们在一起，但女孩比安娜·卡列宁娜还要倔强，为了爱情奋不顾身，把剪刀架在脖子上，如果父母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就自刎。
那一年，为了理想，他说他必须去北京跟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会合，使命在召唤。
姑娘说等他。
回家后，他再也不是原来的他。他的脑袋受到重创，疯了。
没有人知道他在北京生了什么，即使知道，也只能窃窃私语，恐惧笼罩在每个人头顶上。
闭嘴不谈，成为了明哲保身的教条。
女孩的父母更有理由了——你难道想跟一个疯子结婚耽误自己一辈子吗？
女孩被锁在屋里哭了几天，最后被逼嫁给了一个包工头儿。
结婚那天，疯子出现在了迎亲队伍前面，人们想上去拉开他，他突然倒地，口吐白沫。
外公、外婆和父母赶到那里时，疯人已经结束了嚎叫，扭曲着的身体都冰冷了。
他喝了农药，走得很痛苦，指甲全部被抓破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额头上撞了几个大洞，鲜血长流。
爱情、理想、生命，顷刻间都化为乌有。
后来，没有人再提到他。清明节上坟时，我们才会想起，田野的杂草丛那里有一关坟，埋葬着我的舅舅。
那时我还小，不懂利害关系，每次给舅舅上坟扫墓都会哭得很厉害，嚷着要外公外婆还我的舅舅。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直存在偏见，好像是是家人让舅舅变疯了，然后从我手里夺走了他。
长大了，明白了真相。
真相不一定比谎言更能让人舒坦，真相往往比谎言更加残酷无情，更加鲜血横流，不能让人直视。有时生活在谎言里也算一种幸福。
如今，只有一张黑白照片还能让我想到我的舅舅，那是他站在外婆家的橘子树上照的，深秋的阳光铺在他脸上，他眯着眼睛，微笑着，很自信，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们是纯正的“**”一代，如此坦诚而**裸地将理想和诉求暴露在国家机器面前，这样的勇气何尝不是现代人缺少的“摩罗精神”。
于越说：“他们不理智、幼稚，纯傻逼。”
我说：“每一代人都有傻逼，正是有这些傻逼，让这个世界变得才不那么糟糕。他们只是太急于改变，有太偏激，但请不要侮辱了他们那股纯白的精神。”
然后，我对他伸出了中指。
他以相同的姿势回敬了我。
小时候看过一部动画片，讲一群南极的企鹅厌恶了待在寒冷的南极，想去南边的阳光海岸生活。 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终于来到了南方的阳光海岸。可它们只新鲜了两天便对着南极的冰天雪地的照片痛哭流涕。
我们来到北京这座梦想之城，正如那群苦逼的企鹅，以为有梦想可以各种牛逼，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现实并没有那么美好，我更加迷恋回忆。
军训完后的那天坐着1路车路过故宫入口，远远望着那些摆着pose扭来扭去各种秀剪刀手的游客，心绪恍惚。没有雾霾的天，那秋日的阳光为何这般沉重？
我记得舅舅告诉我，阳光里面隐藏着罪恶。
我那时太小，不知道他说什么。但我记忆力好，记住了他说的什么。现在，我知道了他在说什么了。
关于人存活的价值，天马行空的于越曾经这样解释：“在日本，聪明的女优绝对不会马上下海整**片儿，肯定得先拍写真各种装疯卖萌，挑起男人的兴致。接着有一天突然宣布，下海了。这样，憋坏了的男人早等不及，片儿一出来马上就去买，当然我们是偷偷下载嘛。”
他不削地捋一捋额头前几根不听话的头，继续说：“等男人看她的**看够了，再看的话都要吐出来了，这女优突然又宣布，老子马上‘下马’了。哎哟，男人一想，马赛克背后那块肉终于原形毕露了，哪里还等得及……”
我打断他：“你究竟想说明什么？”
“想说明，人的价值是慢慢活出来的，不能一上来就整**的啊，兄弟，任何事物都一个经验的积累，得经历一个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的过程不是。”
“你扯来扯去，他妈的什么跟什么？”我不削地说。
“你知道为什么你小子年纪轻轻就活得这么累吗？因为你太想把你的**呈现出来了，太急于求成了。整天什么约翰?克里斯朵夫，什么十二月党人，什么索尔任尼琴，什么什么斯基，**的活在书里太久了吧，满脑子纯爱，满脑子假仁假义，满脑子拯救世界，累不累？”
我当然不服，问：“那建议呢？”
“该泡妞泡妞，该野玩野玩，该宿醉宿醉，该旅行旅行，到你拯救世界的时候，你的价值自然出现了。 ”
聊不到一起，我跟于越终于分道扬镳。
为什么而活着？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比同龄人早熟，这就像诅咒和磨难，让我比同龄人提前感知到了苦难的信息，这并不是件愉悦的事情。阅读加深了我的悲悯。
一路走来，不乏有人告诫我：年轻有激情和理想是好事，但在我们的世界，最好是找到自己，然后隐藏自己。
我不想隐藏，源自一个人，他一直在引领我，如果说我的三姨总是在我眼前晃，那他的身影却总是那般伟岸和坚定，在我幼小的心灵投下的影子待我长大后给了我无比详实的能量。
我的世界观、爱情观、价值观都深受其影响，他是我的舅舅。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本书是他送我的。那时我太小，不识字，在书上涂鸦，画圣斗士星矢和擎天柱。
那是童年的幻想还是今生的英雄主义？这一切仿佛天注定。
马克?吐温说：“不要放弃你的幻想。当幻想没有了以后，你还可以生存，但是你虽生犹死。”他的一生印证了这句话。
每当想到舅舅，便无法虚伪地勉强自己苟且偷生，那时我认定，追求无菌状态的灵魂是我唯一的生命指向。
春末夏初一个闷热而湿润的午后，微弱的阳光透过琉璃瓦斜进房间。狗趴在墙根下吐着鲜红的舌头。
栖息在榆树林里的鸡被落下来的硕大的花毛虫吓得一惊，随即前者就成了后者的腹中物。
屋后的竹林凉风飕飕，引来了蛇和喜欢阴潮的小动物。
乡村总有阅读不完的风景，这些风景不能一笔带过，因为它们将映在脑海中一生，然后进入灵魂，扎根繁衍，像爬山虎一样爬满记忆的墙壁。
那天我到外婆家玩，现屋里没有人，外公的老花眼镜放在桌子上，眼镜下面压着一本破旧的书《本草纲目》。
出于好奇，他翻开折叠起来的纸页，依稀辨认出了一行字：“蜂房雀瓮蚯蚓全蝎蜈蚣蜣螂白僵蚕……癫狂乱走，悲泣妄言，及风痫病，烧灰酒服。”
我不能完全理解文字的意思，正当他要继续往下看时，阁楼上突然传来了“咚”的一声响。
我摒住呼吸。
“咚”，又是一声闷响，仿佛重物击在地板上。
“外公，外婆。”死寂回应了我。
谁会躲在上面呢？我找到火柴，轻手轻脚地走上楼梯，在黑暗的楼道慢慢移动。划燃一根火柴，在摇摆不定的微光中看到阁楼的房门上加上了一把猩红的大锁。
我把耳朵贴在门上，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敲了敲门，楼道依旧一片寂静，几乎能够听到灰尘在光柱中飘动的微响。
正当我想下楼时，屋里突然响起哗哗的铁链撞击声，声音越来越大，接着又是沉重的闷响，像在他噩梦中出现过的声音一样，响声犹如一记重拳击打在了我身上，使我站立不稳。
在那个梦里，周围只有黑暗而混杂的漂浮物，然后是恐怖的下坠，接着，一个无法辨别的声音在我耳旁响起，一直冲进我脑海里。
那声音在呼喊，让我离去，不要再回来。
小时候，我不止一次做这样的怪梦，每次梦醒后都会惊出一身冷汗。
我的邻居，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对我的母亲说，孩子的眼睛纯洁，容易看到大人们看不见的东西，要让他多沾水。
老太婆还说，她的孙子晚上睡不着觉，他说镜子里有惨白的手在晃动。
我再次靠近阁楼的房门时，一只血手从门缝中伸了出来。
我几乎快要窒息，猛冲下了阁楼，重重地跌倒在楼梯下面，顾不得疼痛，爬起来跑出外婆家的院子。
接下来的两天，我高烧卧床不起。在梦里，他又听见了声音从幽深的隧道里传来，一直传到我身后，我想要往前走却走不动，想转身却无法动弹，声音钻进了他的耳朵，像玻璃窗里找不到出口的苍蝇乱撞。
我挣扎着醒来，看到母亲正焦虑地给我擦着汗水。
后来，我上小学时常常在路上遇到一个疯子。那个长飘逸的疯子脸上脏兮兮的，站在很远的地方对我呐喊，手舞足蹈，好像喝醉酒的大侠。
疯子每次看到我就憨笑，但自尊心让我装出不认识他的样子，他看到我不理他，便靠在教室外面呜呜地哭。
校长叫来几个老师，将疯人摁在地上，绑起来送到外婆家，关到阁楼上。
小学还没毕业，疯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一直认为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但解脱过程太残忍。
以前跟着别人去录像厅抱着学习和批判的态度看《满清十大酷刑》，想不到现实中还有更加触目惊心的侮辱，人对人的凌辱，易子而食，是这世界最丑恶的行径。
没疯之前，他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姑娘也喜欢他。他们相识在一个秋风飒爽的清晨，在镇上唯一的书店里。
他们在一起读《苦恋》，里面写到迁徙的大雁在天空排成“人”字，他们想“人”就该写在天上而不是被踩在地上。
女孩的母亲开始坚持不答应他们在一起，但女孩比安娜·卡列宁娜还要倔强，为了爱情奋不顾身，把剪刀架在脖子上，如果父母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就自刎。
那一年，为了理想，他说他必须去北京跟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会合，使命在召唤。
姑娘说等他。
回家后，他再也不是原来的他。他的脑袋受到重创，疯了。
没有人知道他在北京生了什么，即使知道，也只能窃窃私语，恐惧笼罩在每个人头顶上。
闭嘴不谈，成为了明哲保身的教条。
女孩的父母更有理由了——你难道想跟一个疯子结婚耽误自己一辈子吗？
女孩被锁在屋里哭了几天，最后被逼嫁给了一个包工头儿。
结婚那天，疯子出现在了迎亲队伍前面，人们想上去拉开他，他突然倒地，口吐白沫。
外公、外婆和父母赶到那里时，疯人已经结束了嚎叫，扭曲着的身体都冰冷了。
他喝了农药，走得很痛苦，指甲全部被抓破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额头上撞了几个大洞，鲜血长流。
爱情、理想、生命，顷刻间都化为乌有。
后来，没有人再提到他。清明节上坟时，我们才会想起，田野的杂草丛那里有一关坟，埋葬着我的舅舅。
那时我还小，不懂利害关系，每次给舅舅上坟扫墓都会哭得很厉害，嚷着要外公外婆还我的舅舅。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直存在偏见，好像是是家人让舅舅变疯了，然后从我手里夺走了他。
长大了，明白了真相。
真相不一定比谎言更能让人舒坦，真相往往比谎言更加残酷无情，更加鲜血横流，不能让人直视。有时生活在谎言里也算一种幸福。
如今，只有一张黑白照片还能让我想到我的舅舅，那是他站在外婆家的橘子树上照的，深秋的阳光铺在他脸上，他眯着眼睛，微笑着，很自信，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们是纯正的“**”一代，如此坦诚而**裸地将理想和诉求暴露在国家机器面前，这样的勇气何尝不是现代人缺少的“摩罗精神”。
于越说：“他们不理智、幼稚，纯傻逼。”
我说：“每一代人都有傻逼，正是有这些傻逼，让这个世界变得才不那么糟糕。他们只是太急于改变，有太偏激，但请不要侮辱了他们那股纯白的精神。”
然后，我对他伸出了中指。
他以相同的姿势回敬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