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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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卫东一听,心里很生气,你这不是应付我吗!但公安局长是省公安厅系统的人,垂直管理,乌纱帽的决定权在省公安厅厅长的手里,不在市长和市委书记手里。要是换了一般的市直机关的局长,石卫东肯定会找个借口,就把他的乌纱帽摘掉了,但对这些省公安厅任命的公安局长,他就是不喜欢,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什么办法。
黑社会很嚣张,后来干脆给石卫东寄来一封恐吓信,里面还放了一颗五四手枪的子弹,警告石卫东,不要多管闲事,当你的太平官,发的你财好了,不然耽误了我们兄弟发财,到时候杀你全家。
石卫东接了这封恐吓信,把它立即交给公安局去查,说是一定要查出是谁写的。结果半年过去了,市公安局答复说:“没办法,差不出来是谁写的。”
从哪个时候,石卫东就知道了黑社会的厉害,最后他也泄气了,干脆不惹那些黑社会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我当我的天平官,你捞你们的银子。
后来那些搞房地产开发的老板,请他吃饭的时候,还特意叫上在当地非常有影响的黑社会头子,出来和他见面,过来向他敬酒。
现在这个年头,搞房地产开发,避免不了要和黑社会打交道,碰到难缠的被拆迁户,他们就是不配合拆迁,耽误你的工期,怎么办?只能花钱找黑社会,他们的效率最高,打玻璃,砸门,砍砍杀杀,老百姓不怕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你磨破嘴皮子,还不如请黑社会的人员夜里到这里转几圈,所以,现在的黑社会很吃香,老板要用,有时候地方的政府部门也要用。因为他们出手狠,效率高,老百姓都怕。要命还是要钱,大家还是都明白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黑社会?产生黑社会的土壤是什么?
石卫东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小时候,中国根本就没有黑社会,黑社会都被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消灭了。什么土匪、妓女、黑社会,那个时候想找你都找不到,甚至小偷小摸的人都很少,大家都得遵纪守法,你干了什么违法的事情,周围的群众马上就有人站出来,批评你,警告你,大家觉悟都高得很,整个社会风清气正,干部不敢贪污,还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那还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夹着尾巴做人。群众就是批评错了,也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官的不敢欺负老百姓,老百姓敢于监督当官的。
石卫东的父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县化肥厂的厂长,厂里有上千职工,有一次,他把自己的小姨子提拔做了厂财务科的副科长,就有人到县革委会告他,说他任人唯亲。县革委会主任马上派人到厂里调查,认为群众所反映的情况属实,马上亲自带人到化肥厂召开全厂干部职工大会,要求石厂长向反映问题的职工诚恳地道歉,并当众宣布免去石厂长的小姨子财务科副科长的职务。石厂长公开向全体职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向举报自己问题的职工三鞠躬,当时全场掌声雷动。那个时候,工人阶级才真正是工厂的主人翁,地位多高!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就是那样体现出来的。
所以,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消灭了私有制,黑社会从根本上没有了存活的基础。中国在建国以后的短短几年,就基本上消灭了存在几千年的土匪、妓女、黑社会,并保持了二十多年,没有让这些东西死灰复燃。那个时候,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防盗门、防盗窗,家家户户甚至连门锁都用不上,妇女晚上上夜班,根本不用担心有人会绑架、强奸、耍流氓。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开搞”的时代,似乎是一夜之间,什么都卷土重来了。小偷遍地,黑社会如雨后春笋,卖淫嫖娼的到处都是,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笑贫不笑娼。城市里的街道两边,到处是桑拿店、按摩屋,甚至在一些学校、幼儿园的大门口两边,光天化日之下,就有穿着很少,不断地向路人抛媚眼的按摩女。这些按摩女的背后,很可能都有黑社会的人员在控制。
所以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允许人人经商办企业,有些人为了追求暴富,就不可避免地要组织黑社会,只有那样,才能迅速暴富。同时,一大片无业的游民,无疑是最好的黑社会的马仔和打手。几千年来,中国从来就没有完全消灭过土匪和黑社会,除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这个道理。有私有制的存在,就必然有黑社会的存在。中国是这个道理,外国也是这个道理。放眼世界,美国有黑社会的“教父”,意大利有“黑手党”,日本有“山口组”,墨西哥的黑帮更是猖狂,可以暗杀州长和内阁的部长。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黑社会产生的土壤,就是经济私有化。在当前的大环境里,要想从根本上消灭黑社会,这个根本做不到。
那怎么样对付黑社会呢?不打击是不行了,因为王一鸣已经说了,要他石卫东打击黑社会,要不然全省人民要骂他王一鸣的娘,到时候王一鸣就会骂他石卫东的娘。你坐了这个省公安厅厅长的位子,就要有所作为,混日子是不行的。张铁成不是想混日子吗,结果被人大常委们赶下去了,很丢脸的。
石卫东想到这里就有些头疼,他不是公安厅系统出身的干部,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他是领导秘书出身,官场上一些潜规则,他懂。但公安系统的水到底有多深,他不完全清楚。
最近这十几年,省公安厅经历了这样几个人的时代,牛振海时代,白志强时代,张铁成时代。影响最大的肯定是牛振海。他做了五年的公安厅长,最后升了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是目前西江省政法系统的最高领导。
接牛振海担任厅长的是白志强,当了四年厅长,结果得癌症死了。
张铁成从郁江市委书记的位子上,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公安厅长,刚干了三年多,结果这一次选举被选掉了。
省公安厅是大厅,厅长管着全省十个市的局长的提名,三万多警察队伍,还兼着省武警总队的第一政委,这是和平时期一个省最大的一只武装力量。
有权力是好事情,但是,有时候也是坏事情,石卫东想,自己现在就是想当天平官,也不可能了。历史已经把他推到这个位子上,不做出些成绩来,一是对不起全省人民,尸位素餐,老百姓是要骂娘的。第二,王一鸣那里没办法交待,因为他知道,王一鸣是有事业心的,是想真正干些事情的。
西江省的大环境就是这样,经济发展短期内不可能赶超东北沿海发达地区,长期位居中下游,是不争的事实。
老百姓的收入在短期内,不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提高。财政的蛋糕就那么大,要投资,要建设,还要兼顾民生、稳定,他王一鸣也不会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办法。只能是继续原来的路径,招商引资,搞几个大项目,增加些税收,把GDP的数字做得好看些。
要想出政绩,唯一的办法就是打黑除恶,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些,社会治安搞稳定些,老百姓的安全感增强些。此外再美化美化环境,整顿一下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抓几个贪官污吏,给老百姓消消气,就可以了。换自己当了省委书记,也只能是这样做。因为有些事情你一个省委书记根本没办法做,你没有那个权力,也没有那个影响力,因为决策权根本就不在你手里。
石卫东当然知道,老百姓现在最希望的是,物价不要再涨了,工资相比着物价,增加的幅度太小太小了。尤其是企业的员工,退了休的,现在一个月才一千块钱左右,在当前物价年年上涨的情况下,吃菜都成问题,别说吃肉了。有病了更是看不起。物价涨,房价涨,就是老百姓的收入不涨,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出了一个卖国的精英集团。他们把中国搞成了“中美国”。什么是“中美国”呢?石卫东在网上看过一篇东西,是一个美国教授发明的,他说:“我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加美国这样一种中美关系。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一个国家负责花钱,另一个国家负责储蓄。美国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美国经济的腾飞。但是多年如此消费后,美国现今实在无力支撑这种消费模式了。中国和美国就像一个婚姻,但这种婚姻是幻觉,是不能持续的,如果长期只让你存钱他花钱,这种婚姻是持续不下去的。美国现在付不起钱却继续从中国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中国政府也对美元表示非常的担忧。”
在目前的全球化分工中,中国负责生产东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负责印刷钞票。中国用实体财富,换取他们花花绿绿的票子;他们用花花绿绿的票子,换取中国生产的物品。最后东西用完了,中国得到的花花绿绿的票子,还被他们以购买国债的形式回收过去,继续借给企业,到中国来买东西。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中国国内的东西越来越少,投放的人民币越来越多,物价越调控越涨,人民币在老百姓的手上越来越毛,人心惶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还有没有什么保障。中国老百姓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果就是美国人两三年家庭收入就能买一套住房,而中国一套住房要耗费三代人储蓄。为了鼓励和维持这个差别,美国把一系列大奖额外颁发发给了中国的个别官员,鼓励他们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在的中国人按收入比来说,住着世界上最贵的房子,拿着世界上最少的工资,开着世界上最贵的车,用着世界上最贵的油,打着世界上最花钱的手机,吃着世界上最毒的食品,而且连续八年保持着世界自杀率第一,同时还是精神病患者最多的国家。
石卫东了解到,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币的发行数量基本是和粮、棉、工业品挂钩。也就是说收成好了就多印点钞票,收成不好就回收点钞票,总之印钞的数量和物品大致相当,因此物价基本稳定,几十年不变。当时,食用盐的价格每斤上涨了一分钱,周总理都要亲自过问呢!老百姓哪听说过什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词。而且最主要的是,人民币印多少我们自己国家说了算。而现在,是美国人说了算。中国人民银行事实上成了美联储的一个下属机构。这些事情,他王一鸣即使是省委书记,有权力管吗?!
这些大事情管不了,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一样也解决不了。所以说,根子还在上面,在大领导那里。中国的事情,出问题就在上层,老百姓该清醒清醒了。
石卫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黑社会在当前的条件下是消灭不完的。列宁曾经说:“小生产者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换句话说,中国在目前的环境下,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黑社会。只不过中国目前的黑社会还都发展在初级和中级阶段,由于国家的性质和历史的传统,在中国社会树大招风,黑社会一旦做大,影响到了政权的稳定,那等待它的命运就是灭亡了,想发展到解放前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那样的层次,可以左右一个地方上的商业经营、税收、社会治安,甚至连蒋介石清洗共产党都要请求他们协助,基本上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方向了,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不可能的。
如今的黑社会,大部分都是以村霸、市霸、路霸、矿霸、菜霸的面目出现,他们各霸一方,组织一个团伙,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强买强卖、定期收取保护费的形式谋取商业利益。
少部分已经完成资本积累的,成了有相当地位的商人,他们都以合法的身份出现,有自己的公司和产业,他们还时不时地以成功的商人和慈善家的面目出现,成了当地的名人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这些人还会通过结交当地官员,寻找保护伞,有些人还会披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合法外衣,谋取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老百姓天天能够感受得到的、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两个层次的黑社会,他们为了利益,整天打打杀杀,草菅人命,干了好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老百姓被打了,被砍伤了,打官司怕引来黑社会更大的报复,只能是忍气吞声,把一腔怨言都对着党和政府发来了,埋怨现在的社会没有天理,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村霸在中国到底猖獗到什么程度,七八年前发生的一件事,石卫东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石卫东在东城市当市委副书记、市长,在东城市下面的一个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远离县城的一个小山村,住着上百户人家,那里的村支书姓程,叫程海涛,这程海涛在当地是一个恶霸,他前几年曾经因为在村子里强奸村民被告发,被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其实判决之后他立即就被释放了。当然,他的家人为此没少花钱。做了恶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这让程海涛在村里更加嚣张,动不动就是一句话:“法院算什么?老子是强奸妇女了,但是照样没有坐一天牢就出来了!那里有老子的人。”
他有八个儿子,个个年轻力壮,都是打架的好手。程海涛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还在缓刑期,乡里的党委书记和乡长知道在附近他是最有影响的人,于是违反程序,任命他当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周围五六个村子,上千户人家,都归这个乡里的恶霸管。
那个时候,由于县里的财政紧张,基层政府对农民的摊牌和各种苛捐杂税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各种收费项目和罚款有一百七十多种。农民每个人也就是一亩多的耕地,除去化肥、农药、种子、耕地、收割的费用,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碰到风调雨顺的年头,还可以有一百两百的收入。碰到旱灾、水灾、风灾、虫灾,收成不好,甚至是颗粒无收,但是各种苛捐杂税却没有少,甚至层层加码,让农民简直是没办法活下去。
农民软抵硬抗,就是不交款交粮,怎么办?到了乡镇这一级的领导,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也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就开始倚重村里的一些强人、能人,让他们出面,为县里、乡里筹款,抓人。程海涛就这样从一个农村的强人,转变成了拥有基层公共权力和世俗权力的恶霸。他可以打着合法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私利。在村里称王称霸,在这里,他就成了天王老子,自己制定规矩,村民们只能是任人宰割。粮食他说收多少就是多少,村民盖了房子,他收五百块,说是建房款。杀头猪,他收屠宰税50元。买一辆手扶拖拉机,他收一百元,说是农机购置税。在这里他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拥有独立的课税权力。
当地村民不堪他的压迫和剥削,就选了十二个村民代表,大家凑钱,让他们到乡里、县里告状。乡里的乡长和书记都是程海涛的哥们,他们年年从他手里是落了好处的,自然口头上答应准备到村里派人清查账目,把村民们哄回去,这边很快就派人给程海涛送信,说是谁谁到乡里告你了,要程海涛提防些。
程海涛一接到消息,就在村子里破口大骂,说:“操他妈的,谁敢跟我过不去,我让你们见阎王,到时候你们不要后悔!”
他几个儿子也在村子里纷纷放风说:“这个村里有人活得不耐烦了,想找死了。”
村民代表们等了几天,乡里没有任何动静,相反,还多次受到程海涛和他家人的威胁、谩骂,大家一看,找乡里的干部是不管用了,他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于是,在一个黎明,大家悄悄地出村,像是地下党一样,进城到了县委,堵住县委大院的门口,说是要见县委书记,反映问题。
县委书记纪健康刚调来这个县没有几个月,还不了解这个县的情况,于是就在会议室里会见了这十二个村民代表,答应他们马上就会派人下去,会同乡里的干部,组成工作组,到村里调查情况。
村民代表们觉得这个县委书记还不错,没有推脱,于是就觉得不再往上上访,在家里等消息。当天下午大家就坐车回到了村里。
没想到刚过了两天,村民到县里告状的事情就传到程海涛的耳朵里,他一下子就杀心顿起,悄悄地把八个儿子召集起来,说:“现在这些人不听警告,已经告到县里了,县委书记说了,要派出调查组到我们村子里摸清情况。他们要是摸清情况了,还有我的好吗?!我不能去再坐监狱了。现在我们和他们,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做就做得干干净净的,把这十几个村民代表杀光,看今后谁还敢跟我们作对!”
他几个儿子看父亲这样决定了,他们都是父亲的打手,贯彻父亲的指示一贯说一不二。于是就分头去准备武器。
早上七点,他们先到一个领头的村民家里,那个村民五十多岁,叫张志清,正在和儿子、老婆坐在饭桌前准备吃饭。
程海涛带着自己的八个儿子,前呼后拥地进了他们家的院子。
张志清一看就知道他们来者不善,于是站起来,说:“大清早的,你们到我的院子里,到底想干什么?有话好好说,不能动武!”
程海涛说:“你妈的B,你装得还挺像,我问你,为什么到县里告我?”
张志清说:“大家选我做代表,我不能不去啊!”
程海涛说:“你是想找死吗?!”回头对自己的几个儿子说:“给我打,把他弄死算了!”
他几个儿子就各自拿着家伙,冲张志清围上来,棍棒交加,把张志清打倒在地。张志清也是身高一米七八的汉子,长期干庄稼活,练出了一身的力气,于是拼命挣脱他们的包围,冲到院子里的角落,随手抓起两块红砖说:“你们谁也不要上来,谁上来我就不客气了。”
张志清的老伴也从厨房里拿着一把菜刀出来,挥舞着说:“再打,我们就拼命了。”
程海涛一看,一时间赚不到什么便宜,于是就边骂边离开了,说:“张志清,你如果有种,就出来,我们找人评评理去。”
这个时候,他们家的吵闹声早已经惊动了其他的十一个村民代表,原来大家约定好了,程海涛到谁家找事,其他的人一定要立即赶过去。他们各自跑着,到了张志清家的大门外。
张志清一看,其他的人都赶过来了,于是就放松了警惕,放下手中的砖头,走了出来,对程海涛说:“你不要欺人太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作恶太多了,小心调查组下来,你还会进监狱的。”
程海涛一听更气了,对几个儿子说:“给我上,弄死他们。正好都来了,你们一个一个地收拾,最好是一个不留。”
他的几个儿子立即就掏出身上的尖刀,向张志清捅过去,张志清猝不及防,立即就倒在了血泊中。
几个村民代表来救张志清,也被一个一个捅倒在地,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就出现了五死一伤。
其他的人赶紧奔逃,报警的报警,躲藏的躲藏。
一个小时之后,接到报警的县武警中队派人封锁了整个村子,把程海涛和他的八个儿子全部抓住了。
村民代表因为向上反映问题,就被村里的恶霸杀死五人、重伤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县,老百姓纷纷义愤填膺,他们很快就聚集起来几千人,向县委大院出发,堵塞了整个县城的主要街道。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纪健康意识到,一场风暴正向自己袭来。这个时候,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他选择了避重就轻,安排县公安局局长,要把这个事件定性为一场乡间的打架斗殴。不能牵涉到农民负担重,地方政府横征暴敛等事实。县电视台和电台也播出了消息,说是此次事件是由于村民之间长期有矛盾,打架斗殴引起的恶性案件。让村民们不要听信谣言,围攻县委、县政府大院。
石卫东一听,心里很生气,你这不是应付我吗!但公安局长是省公安厅系统的人,垂直管理,乌纱帽的决定权在省公安厅厅长的手里,不在市长和市委书记手里。要是换了一般的市直机关的局长,石卫东肯定会找个借口,就把他的乌纱帽摘掉了,但对这些省公安厅任命的公安局长,他就是不喜欢,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什么办法。
黑社会很嚣张,后来干脆给石卫东寄来一封恐吓信,里面还放了一颗五四手枪的子弹,警告石卫东,不要多管闲事,当你的太平官,发的你财好了,不然耽误了我们兄弟发财,到时候杀你全家。
石卫东接了这封恐吓信,把它立即交给公安局去查,说是一定要查出是谁写的。结果半年过去了,市公安局答复说:“没办法,差不出来是谁写的。”
从哪个时候,石卫东就知道了黑社会的厉害,最后他也泄气了,干脆不惹那些黑社会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我当我的天平官,你捞你们的银子。
后来那些搞房地产开发的老板,请他吃饭的时候,还特意叫上在当地非常有影响的黑社会头子,出来和他见面,过来向他敬酒。
现在这个年头,搞房地产开发,避免不了要和黑社会打交道,碰到难缠的被拆迁户,他们就是不配合拆迁,耽误你的工期,怎么办?只能花钱找黑社会,他们的效率最高,打玻璃,砸门,砍砍杀杀,老百姓不怕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你磨破嘴皮子,还不如请黑社会的人员夜里到这里转几圈,所以,现在的黑社会很吃香,老板要用,有时候地方的政府部门也要用。因为他们出手狠,效率高,老百姓都怕。要命还是要钱,大家还是都明白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黑社会?产生黑社会的土壤是什么?
石卫东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小时候,中国根本就没有黑社会,黑社会都被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消灭了。什么土匪、妓女、黑社会,那个时候想找你都找不到,甚至小偷小摸的人都很少,大家都得遵纪守法,你干了什么违法的事情,周围的群众马上就有人站出来,批评你,警告你,大家觉悟都高得很,整个社会风清气正,干部不敢贪污,还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那还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夹着尾巴做人。群众就是批评错了,也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官的不敢欺负老百姓,老百姓敢于监督当官的。
石卫东的父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县化肥厂的厂长,厂里有上千职工,有一次,他把自己的小姨子提拔做了厂财务科的副科长,就有人到县革委会告他,说他任人唯亲。县革委会主任马上派人到厂里调查,认为群众所反映的情况属实,马上亲自带人到化肥厂召开全厂干部职工大会,要求石厂长向反映问题的职工诚恳地道歉,并当众宣布免去石厂长的小姨子财务科副科长的职务。石厂长公开向全体职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向举报自己问题的职工三鞠躬,当时全场掌声雷动。那个时候,工人阶级才真正是工厂的主人翁,地位多高!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就是那样体现出来的。
所以,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消灭了私有制,黑社会从根本上没有了存活的基础。中国在建国以后的短短几年,就基本上消灭了存在几千年的土匪、妓女、黑社会,并保持了二十多年,没有让这些东西死灰复燃。那个时候,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防盗门、防盗窗,家家户户甚至连门锁都用不上,妇女晚上上夜班,根本不用担心有人会绑架、强奸、耍流氓。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开搞”的时代,似乎是一夜之间,什么都卷土重来了。小偷遍地,黑社会如雨后春笋,卖淫嫖娼的到处都是,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笑贫不笑娼。城市里的街道两边,到处是桑拿店、按摩屋,甚至在一些学校、幼儿园的大门口两边,光天化日之下,就有穿着很少,不断地向路人抛媚眼的按摩女。这些按摩女的背后,很可能都有黑社会的人员在控制。
所以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允许人人经商办企业,有些人为了追求暴富,就不可避免地要组织黑社会,只有那样,才能迅速暴富。同时,一大片无业的游民,无疑是最好的黑社会的马仔和打手。几千年来,中国从来就没有完全消灭过土匪和黑社会,除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这个道理。有私有制的存在,就必然有黑社会的存在。中国是这个道理,外国也是这个道理。放眼世界,美国有黑社会的“教父”,意大利有“黑手党”,日本有“山口组”,墨西哥的黑帮更是猖狂,可以暗杀州长和内阁的部长。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黑社会产生的土壤,就是经济私有化。在当前的大环境里,要想从根本上消灭黑社会,这个根本做不到。
那怎么样对付黑社会呢?不打击是不行了,因为王一鸣已经说了,要他石卫东打击黑社会,要不然全省人民要骂他王一鸣的娘,到时候王一鸣就会骂他石卫东的娘。你坐了这个省公安厅厅长的位子,就要有所作为,混日子是不行的。张铁成不是想混日子吗,结果被人大常委们赶下去了,很丢脸的。
石卫东想到这里就有些头疼,他不是公安厅系统出身的干部,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他是领导秘书出身,官场上一些潜规则,他懂。但公安系统的水到底有多深,他不完全清楚。
最近这十几年,省公安厅经历了这样几个人的时代,牛振海时代,白志强时代,张铁成时代。影响最大的肯定是牛振海。他做了五年的公安厅长,最后升了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是目前西江省政法系统的最高领导。
接牛振海担任厅长的是白志强,当了四年厅长,结果得癌症死了。
张铁成从郁江市委书记的位子上,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公安厅长,刚干了三年多,结果这一次选举被选掉了。
省公安厅是大厅,厅长管着全省十个市的局长的提名,三万多警察队伍,还兼着省武警总队的第一政委,这是和平时期一个省最大的一只武装力量。
有权力是好事情,但是,有时候也是坏事情,石卫东想,自己现在就是想当天平官,也不可能了。历史已经把他推到这个位子上,不做出些成绩来,一是对不起全省人民,尸位素餐,老百姓是要骂娘的。第二,王一鸣那里没办法交待,因为他知道,王一鸣是有事业心的,是想真正干些事情的。
西江省的大环境就是这样,经济发展短期内不可能赶超东北沿海发达地区,长期位居中下游,是不争的事实。
老百姓的收入在短期内,不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提高。财政的蛋糕就那么大,要投资,要建设,还要兼顾民生、稳定,他王一鸣也不会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办法。只能是继续原来的路径,招商引资,搞几个大项目,增加些税收,把GDP的数字做得好看些。
要想出政绩,唯一的办法就是打黑除恶,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些,社会治安搞稳定些,老百姓的安全感增强些。此外再美化美化环境,整顿一下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抓几个贪官污吏,给老百姓消消气,就可以了。换自己当了省委书记,也只能是这样做。因为有些事情你一个省委书记根本没办法做,你没有那个权力,也没有那个影响力,因为决策权根本就不在你手里。
石卫东当然知道,老百姓现在最希望的是,物价不要再涨了,工资相比着物价,增加的幅度太小太小了。尤其是企业的员工,退了休的,现在一个月才一千块钱左右,在当前物价年年上涨的情况下,吃菜都成问题,别说吃肉了。有病了更是看不起。物价涨,房价涨,就是老百姓的收入不涨,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出了一个卖国的精英集团。他们把中国搞成了“中美国”。什么是“中美国”呢?石卫东在网上看过一篇东西,是一个美国教授发明的,他说:“我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加美国这样一种中美关系。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一个国家负责花钱,另一个国家负责储蓄。美国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美国经济的腾飞。但是多年如此消费后,美国现今实在无力支撑这种消费模式了。中国和美国就像一个婚姻,但这种婚姻是幻觉,是不能持续的,如果长期只让你存钱他花钱,这种婚姻是持续不下去的。美国现在付不起钱却继续从中国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中国政府也对美元表示非常的担忧。”
在目前的全球化分工中,中国负责生产东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负责印刷钞票。中国用实体财富,换取他们花花绿绿的票子;他们用花花绿绿的票子,换取中国生产的物品。最后东西用完了,中国得到的花花绿绿的票子,还被他们以购买国债的形式回收过去,继续借给企业,到中国来买东西。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中国国内的东西越来越少,投放的人民币越来越多,物价越调控越涨,人民币在老百姓的手上越来越毛,人心惶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还有没有什么保障。中国老百姓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果就是美国人两三年家庭收入就能买一套住房,而中国一套住房要耗费三代人储蓄。为了鼓励和维持这个差别,美国把一系列大奖额外颁发发给了中国的个别官员,鼓励他们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在的中国人按收入比来说,住着世界上最贵的房子,拿着世界上最少的工资,开着世界上最贵的车,用着世界上最贵的油,打着世界上最花钱的手机,吃着世界上最毒的食品,而且连续八年保持着世界自杀率第一,同时还是精神病患者最多的国家。
石卫东了解到,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币的发行数量基本是和粮、棉、工业品挂钩。也就是说收成好了就多印点钞票,收成不好就回收点钞票,总之印钞的数量和物品大致相当,因此物价基本稳定,几十年不变。当时,食用盐的价格每斤上涨了一分钱,周总理都要亲自过问呢!老百姓哪听说过什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词。而且最主要的是,人民币印多少我们自己国家说了算。而现在,是美国人说了算。中国人民银行事实上成了美联储的一个下属机构。这些事情,他王一鸣即使是省委书记,有权力管吗?!
这些大事情管不了,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一样也解决不了。所以说,根子还在上面,在大领导那里。中国的事情,出问题就在上层,老百姓该清醒清醒了。
石卫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黑社会在当前的条件下是消灭不完的。列宁曾经说:“小生产者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换句话说,中国在目前的环境下,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黑社会。只不过中国目前的黑社会还都发展在初级和中级阶段,由于国家的性质和历史的传统,在中国社会树大招风,黑社会一旦做大,影响到了政权的稳定,那等待它的命运就是灭亡了,想发展到解放前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那样的层次,可以左右一个地方上的商业经营、税收、社会治安,甚至连蒋介石清洗共产党都要请求他们协助,基本上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方向了,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不可能的。
如今的黑社会,大部分都是以村霸、市霸、路霸、矿霸、菜霸的面目出现,他们各霸一方,组织一个团伙,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强买强卖、定期收取保护费的形式谋取商业利益。
少部分已经完成资本积累的,成了有相当地位的商人,他们都以合法的身份出现,有自己的公司和产业,他们还时不时地以成功的商人和慈善家的面目出现,成了当地的名人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这些人还会通过结交当地官员,寻找保护伞,有些人还会披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合法外衣,谋取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老百姓天天能够感受得到的、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两个层次的黑社会,他们为了利益,整天打打杀杀,草菅人命,干了好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老百姓被打了,被砍伤了,打官司怕引来黑社会更大的报复,只能是忍气吞声,把一腔怨言都对着党和政府发来了,埋怨现在的社会没有天理,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村霸在中国到底猖獗到什么程度,七八年前发生的一件事,石卫东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石卫东在东城市当市委副书记、市长,在东城市下面的一个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远离县城的一个小山村,住着上百户人家,那里的村支书姓程,叫程海涛,这程海涛在当地是一个恶霸,他前几年曾经因为在村子里强奸村民被告发,被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其实判决之后他立即就被释放了。当然,他的家人为此没少花钱。做了恶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这让程海涛在村里更加嚣张,动不动就是一句话:“法院算什么?老子是强奸妇女了,但是照样没有坐一天牢就出来了!那里有老子的人。”
他有八个儿子,个个年轻力壮,都是打架的好手。程海涛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还在缓刑期,乡里的党委书记和乡长知道在附近他是最有影响的人,于是违反程序,任命他当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周围五六个村子,上千户人家,都归这个乡里的恶霸管。
那个时候,由于县里的财政紧张,基层政府对农民的摊牌和各种苛捐杂税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各种收费项目和罚款有一百七十多种。农民每个人也就是一亩多的耕地,除去化肥、农药、种子、耕地、收割的费用,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碰到风调雨顺的年头,还可以有一百两百的收入。碰到旱灾、水灾、风灾、虫灾,收成不好,甚至是颗粒无收,但是各种苛捐杂税却没有少,甚至层层加码,让农民简直是没办法活下去。
农民软抵硬抗,就是不交款交粮,怎么办?到了乡镇这一级的领导,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也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就开始倚重村里的一些强人、能人,让他们出面,为县里、乡里筹款,抓人。程海涛就这样从一个农村的强人,转变成了拥有基层公共权力和世俗权力的恶霸。他可以打着合法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私利。在村里称王称霸,在这里,他就成了天王老子,自己制定规矩,村民们只能是任人宰割。粮食他说收多少就是多少,村民盖了房子,他收五百块,说是建房款。杀头猪,他收屠宰税50元。买一辆手扶拖拉机,他收一百元,说是农机购置税。在这里他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拥有独立的课税权力。
当地村民不堪他的压迫和剥削,就选了十二个村民代表,大家凑钱,让他们到乡里、县里告状。乡里的乡长和书记都是程海涛的哥们,他们年年从他手里是落了好处的,自然口头上答应准备到村里派人清查账目,把村民们哄回去,这边很快就派人给程海涛送信,说是谁谁到乡里告你了,要程海涛提防些。
程海涛一接到消息,就在村子里破口大骂,说:“操他妈的,谁敢跟我过不去,我让你们见阎王,到时候你们不要后悔!”
他几个儿子也在村子里纷纷放风说:“这个村里有人活得不耐烦了,想找死了。”
村民代表们等了几天,乡里没有任何动静,相反,还多次受到程海涛和他家人的威胁、谩骂,大家一看,找乡里的干部是不管用了,他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于是,在一个黎明,大家悄悄地出村,像是地下党一样,进城到了县委,堵住县委大院的门口,说是要见县委书记,反映问题。
县委书记纪健康刚调来这个县没有几个月,还不了解这个县的情况,于是就在会议室里会见了这十二个村民代表,答应他们马上就会派人下去,会同乡里的干部,组成工作组,到村里调查情况。
村民代表们觉得这个县委书记还不错,没有推脱,于是就觉得不再往上上访,在家里等消息。当天下午大家就坐车回到了村里。
没想到刚过了两天,村民到县里告状的事情就传到程海涛的耳朵里,他一下子就杀心顿起,悄悄地把八个儿子召集起来,说:“现在这些人不听警告,已经告到县里了,县委书记说了,要派出调查组到我们村子里摸清情况。他们要是摸清情况了,还有我的好吗?!我不能去再坐监狱了。现在我们和他们,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做就做得干干净净的,把这十几个村民代表杀光,看今后谁还敢跟我们作对!”
他几个儿子看父亲这样决定了,他们都是父亲的打手,贯彻父亲的指示一贯说一不二。于是就分头去准备武器。
早上七点,他们先到一个领头的村民家里,那个村民五十多岁,叫张志清,正在和儿子、老婆坐在饭桌前准备吃饭。
程海涛带着自己的八个儿子,前呼后拥地进了他们家的院子。
张志清一看就知道他们来者不善,于是站起来,说:“大清早的,你们到我的院子里,到底想干什么?有话好好说,不能动武!”
程海涛说:“你妈的B,你装得还挺像,我问你,为什么到县里告我?”
张志清说:“大家选我做代表,我不能不去啊!”
程海涛说:“你是想找死吗?!”回头对自己的几个儿子说:“给我打,把他弄死算了!”
他几个儿子就各自拿着家伙,冲张志清围上来,棍棒交加,把张志清打倒在地。张志清也是身高一米七八的汉子,长期干庄稼活,练出了一身的力气,于是拼命挣脱他们的包围,冲到院子里的角落,随手抓起两块红砖说:“你们谁也不要上来,谁上来我就不客气了。”
张志清的老伴也从厨房里拿着一把菜刀出来,挥舞着说:“再打,我们就拼命了。”
程海涛一看,一时间赚不到什么便宜,于是就边骂边离开了,说:“张志清,你如果有种,就出来,我们找人评评理去。”
这个时候,他们家的吵闹声早已经惊动了其他的十一个村民代表,原来大家约定好了,程海涛到谁家找事,其他的人一定要立即赶过去。他们各自跑着,到了张志清家的大门外。
张志清一看,其他的人都赶过来了,于是就放松了警惕,放下手中的砖头,走了出来,对程海涛说:“你不要欺人太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作恶太多了,小心调查组下来,你还会进监狱的。”
程海涛一听更气了,对几个儿子说:“给我上,弄死他们。正好都来了,你们一个一个地收拾,最好是一个不留。”
他的几个儿子立即就掏出身上的尖刀,向张志清捅过去,张志清猝不及防,立即就倒在了血泊中。
几个村民代表来救张志清,也被一个一个捅倒在地,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就出现了五死一伤。
其他的人赶紧奔逃,报警的报警,躲藏的躲藏。
一个小时之后,接到报警的县武警中队派人封锁了整个村子,把程海涛和他的八个儿子全部抓住了。
村民代表因为向上反映问题,就被村里的恶霸杀死五人、重伤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县,老百姓纷纷义愤填膺,他们很快就聚集起来几千人,向县委大院出发,堵塞了整个县城的主要街道。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纪健康意识到,一场风暴正向自己袭来。这个时候,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他选择了避重就轻,安排县公安局局长,要把这个事件定性为一场乡间的打架斗殴。不能牵涉到农民负担重,地方政府横征暴敛等事实。县电视台和电台也播出了消息,说是此次事件是由于村民之间长期有矛盾,打架斗殴引起的恶性案件。让村民们不要听信谣言,围攻县委、县政府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