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七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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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惠王不懂“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贸然称王，只换来了一群强敌。齐、赵那一边压力已经够大，秦军又来趁火打劫，再次陷入腹背受敌。
咸阳城门大开，黑旗之下，商鞅为大将、公子少官副之，率雄师五万东进。
魏国这边，警报早已飞传至河西，守臣告急文书一日三发。魏惠王连忙召集群臣，问如何御秦。
公子卬进言道：“商鞅昔日在魏时，与臣是朋友，臣曾向大王举荐他，但大王未用，今日臣愿领兵前往，先与他讲和，如若不许，然后固守城池，再请援兵。”
群臣都说这办法可以。魏惠王就拜公子卬为大将，也率兵五万来救西河，进屯吴城。吴城，是当初吴起在河西时所筑的，修城的目的就是用以拒秦，坚固可守。
秦军到得河西边境，把累累连营扎在了狼牙山下。
秦、魏两国的这一仗，大有可观——
无论是将，还是兵，都是棋逢对手。
但是，魏国来的是名将，军队也是精锐之师。
商鞅治国有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领兵打仗，尤其是这种堂堂正正之阵，究竟能行否？内行的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但是，商鞅自变法以来，行事似乎就有天助。这次他又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要窍。
商鞅与公子卬年岁相仿，志趣相投。正如公子卬所说，商鞅的游魏岁月，处处都有公子卬的影子！
既然是旧相识，那就对不起了，今天我就是要“杀熟”。
公子卬全然不知什么样的危险在等着他，只按当初部署，先礼而后兵
他正欲修书送往往秦营，劝商鞅罢兵，却不料守城将士来报：“今有秦相国差人下书，现在城外。”公子卬命人把信使用绳子拽上来，启开书信细读：?
鞅始与公子相得甚欢，不异骨肉；今各事其主，为两国之将。何忍治兵，自相鱼肉？鄙意欲与公子相约，各去兵车，释甲胄，以衣冠之会，相见于玉泉山，乐饮而罢。免使两国肝脑涂地，使千秋而下，称吾两人之交情，同于管、鲍，公子如肯俯从，幸示其期。?
那公子卬也不想想商鞅在秦发迹靠的是什么，竟相信友情可以战胜利益，读罢竟大喜，拍案道：“吾意正欲如此。”于是厚待使者，写了一封回信：?
相国不忘夙昔之好，安秦、魏之民，明管、鲍之谊，此卬志也。三日之内，惟相国示期，敢不听命？?
商鞅吃准了公子卬会被打动，一见回信，冷冷一笑：“吾计成矣。”
于是又派人入城订日期，说：“秦军前营已撤，打发先回，只等我相国会过主帅，便拔寨尽行撤走。”来人还给公子卬捎来了商鞅送的旱藕、麝香，传话说：“此二物为秦地所产。旱藕益人，麝香辟邪，聊志旧情，永以为好。”
公子卬在魏国位极人臣，平日感觉太好，见了商鞅这番表示，以为是自己的人格魅力把敌人也给征服了，于是不疑有诈，写了回信答谢，定下相见日子。
秦军大营立刻中传出军令，由公子少官率领，前营先撤至狐岐山和白雀山，将士皆放假，打猎改善伙食。
秦军前营这一动，公子卬更是满心欢喜：友谊不可以战胜功利么？眼下就是一例！
到了约定的相会之日，一大早上，商鞅的使者就到了吴城城下，大声吆喝：“相国先往玉泉山伺候，随行不满三百人。”
公子卬听了，抹不开面皮带着大队人马去，便也用车载了酒食，还有一个乐队，乘车赴会。他所带的随从护卫，人数上与商鞅相当。
三百人旗帜华丽，车马辚辚，迤逦往玉泉山行去。
那玉泉山，恰在狐岐山和白雀山两山之间。这是什么样的险地，公子卬就敢昏头昏脑地闯去？
看来，人要是蠢，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相信了某些过时的废话。
春秋已是无义，到战国更是礼崩乐坏，哪个成功者是以信而立？商鞅固然有“南门徙木”的优良诚信记录，但那是为了哄本国老百姓守法的，而对敌方主帅，诈还诈不过来呢，要诚信又有何用？
出发前，有一个名字叫“错”的裨将，苦苦谏道：“秦乃夷狄，素无信义，请不要去。”
公子卬说：“以往，我与鞅二人都在故相公叔痤手下做事，鞅廓然有大志，大王不能用其材，我甚惜之。鞅欲去，我赠以百金，拿去贿赂秦臣景监，他才得见秦伯。鞅既受大恩，安肯欺于我？”
从这个道理上说，商鞅如要骗公子卬，确为不仁不义之至，但这只是两人关系，现在两人关系是与两国关系搅在一起的，那又大不同了。
裨将错见主帅迷糊，又再三劝谏，公子卬不听，坚持要去会盟。
商鞅在玉泉山下相迎，满脸真诚笑容。
公子卬见对方随从既少，也无兵器，于是一百个心放下，欣然拜会老友。落座之后，两人叙起昔日交情，都有不胜沧桑之感。讲到当下两国讲和之意，商鞅更是诚恳，魏国方面的随从无不欢喜。
各自的随从都带了酒席，主要的事谈罢，就宣布开宴。
公子卬是地主，先上魏国的酒席，并先敬商鞅酒。三敬三酬，乐队也奏乐了三次。
商鞅见喝得差不多了，就命撤了魏国筵席，另用本国酒馔。秦军这边两个侍酒的，都是秦国有名的勇士，一个叫乌获，能力举千钧；另一个叫任鄙，能手格虎豹。两人伺候着主宾，样子很怪异。因是军前宴席，所以用了这么两个粗人敬酒，公子卬也不以为疑。
商鞅一边举爵劝酒，一边以目视左右。左右会意，马上去山顶上放了一个信号，山下顿时杀声响应，声震峡谷。
公子卬饶是愚蠢，也被这杀伐声警醒，质问道：“杀声何来？相国莫非要欺我否？”
商鞅笑道：“暂欺一次，尚容告罪。”
公子卬心慌，便欲逃走，却被乌获紧紧抱住，动弹不得。任鄙指挥左右，将公子卬绑住。秦军副将公子少官率领军士，将公子卬的车仗、随从全部俘获。
商鞅吩咐把公子卬押上囚车，先送回秦国报捷，却把俘获的随行人员留下，解开了绳子，赐酒压惊。
商鞅不是大慈大悲的菩萨，放了他们是因为还有用。他命令魏国随从仍用原来车仗，教他们道：“只说主帅赴会回来，赚开城门，另有重赏，如若不从，即时斩首。”
那些魏国随从被置于死地，忽然见有生路，如何不依？商鞅就叫乌获假扮公子卬坐在车中，任鄙冒充护送使臣，另坐一车随后。
到了吴城，城上裨将错认得队伍是自家人，毫无防备，马上开门。那两员秦军猛士跳下车来，一顿乱砸，将城门砸坏，关闭不得。
魏军有上前格斗的，都被打倒。城外不远处，商鞅亲率大军急速赶来，杀声震天！
城中军民慌成一片，四处乱窜，商鞅大军从从容容占了吴城。
河西郡守听说主帅公子卬被俘，料定河西难守，便弃城而遁。商鞅率军渡过黄河，长驱而入，直逼魏国旧都安邑。
魏惠王大惧，只得派大夫龙贾做使者，到秦军大营议和。
商鞅等的就是这一天！经过讨价还价，秦国拿到了绝大部分的河西之地。穆公的伟业暂时还没达到，但献公的伟业在商鞅手中，得以重振。
魏国谈判代表向秦军献上地图，商鞅按图接收了河西各地，班师回国。
大秦旗帜，几十年后又飘扬在河西上空了！
河西之地后来的苏秦，对秦孝公与商鞅几乎未动干戈就取了河西，表示了高度的敬佩。他赞美说，这是“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
一失，魏国西边顿失屏障。魏惠王大忿，想起当年那个可怜巴巴的卫鞅就咬牙切齿，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魏惠王觉得安邑离秦地太近，不安全，于是正式迁都大梁，连同全部百姓都移走。自此，魏国也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叫做梁惠王了。
可怜那被俘的公子卬，最后的结局是“陷于秦，不知所终”。
公子卬是魏惠王的同父异母弟弟，文武兼备的一代名将，史籍上说他“性豪率，善属文，七岁能诵诗书，有古君子之风”。
正是这“古君子之风”害了他，据说他后来被迫降了秦。
此后七年，有自称公子卬者，向魏国投了一封密信。魏惠王见信而泣，命大夫龙贾带兵出河西，去把这位不知真假的弟弟接回来。结果遭遇秦军，龙贾败死。
不管商鞅是怎么胜的，总之是大胜魏国。魏国自此一役，终结了它居于列国之首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商鞅的个人功业，也因此役达于极致。
十数年来，在他的治理下，秦国威名赫赫。史载“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也就是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秦孝公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
秦孝公为嘉奖商鞅之功，封商鞅为列侯，把以前所取魏地商、於等十五邑，作为商鞅的食邑（向商鞅纳税），号为商君——后世称卫鞅为商鞅，就是因此而来。
这个封赏，使得商鞅落入了一个历史悖谬。商鞅本是以强公权、削分封起家的，到头来，他本人倒成了一方领主。也就是他恰恰成了自己要反对的那一类人。
这个悖谬，在不久的将来就将使他陷入绝境。
不过此时的商鞅，浑然不觉，谢恩后回到府第，对家臣说：“我不过是卫国宗室的一个支庶，挟满腹谋略归秦，为秦改革治国之道，立致富强。今又夺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谓极矣。”?
然而，自古高处不胜寒。况且商鞅这样一个客卿，在秦国毫无根基，完全是因秦孝公的器重与信任，才获得如此之成功。那么他的荣辱，也就与秦孝公的状况密切相关。
这不单是“封建社会”才有的人际关系，这种依附式、授权式的人际关系学，是千秋万代都会有的。
商鞅，现在已经是危乎高哉了！
他的成功，潜在着对他本人的极大不利。他在变法期间，对秦国的宗室管束极严，到了“日绳秦之贵公子”（每天都要约束秦国宗室）的地步，以至“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这就基本上把秦国的上层给得罪光了。
那么下层老百姓是否可以成为他的靠山呢？不能！且不说小民究竟有多少力量，悲剧性就在于，商鞅变法也使小民心生怨恨。从种种记载看，商鞅既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目的论者，为人刻薄寡恩，为了推行变法绝对不讲温情。他的新法中，设有连坐之法，相当严厉，据说增加了凿顶、抽肋、镬烹之刑。
酷刑固然是西周以来的习惯法，但在战国时期已渐渐淡化，到了商鞅这里重新加强，百姓焉能不怨？
除了秦孝公，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屏障了。
这处境，就相当险恶。
他是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子的呢？
司马迁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之人”，刘向《新序》里也说商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也就是说，他加强了周朝肉刑的严酷性。据说商鞅在渭河边对触犯新法的人行刑，一天内就杀了700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他丝毫不存怜悯。
后世对商鞅的记载，也许有夸张的地方，但所有资料中，均不见商鞅有什么私敌，因此可以断言，他对秦宗室的压制，完全是出于公义。
至于“刻薄寡恩”，估计是由于他信仰法家理论的缘故。人，或者民，在法家理论中基本是没有什么位置的，无非是被驱使的羔羊。法家是目的论者，为了富国强兵，百姓就出让一些自由吧。百姓的感受，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因此，新法实施后，“秦民皆言其便”和“秦民皆怨望”是可能并存的。什么样的话，看在什么场合说而已。
有一位老世族叫做赵良，身份大概是嬴姓中的赵氏一族，曾经去见商鞅。
商鞅问他：“请你说说我之治秦，与五羖大夫哪个更高明？”
赵良说：“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三置晋君，并国二十一，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五羖大夫做相国，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乃五羖大夫之德也。而您呢，您能见到秦王，是通过嬖人（宦官）景监，名就不大正。您相秦也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宫殿，乃面子工程也。刑黥太子之师傅，以峻刑残伤百姓，是积怨畜祸也。您还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这诗来看，你这么做，怕是要折寿。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您可要小心。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您做的这几件事，都不得人心。你出门，后车十数，从车载甲，高头大马做您的车驾，持矛拿戟者随车小跑。这些东西，假如少了一样，您就不出门。《尚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您已经危若朝露了，还想延年益寿乎？您何不归还十五城，在郊区灌园种菜，劝君上尊崇隐居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奖有功，尊有德，您也许可以稍稍安全一点。您要是贪商、於之富，独断秦国之教化，积百姓之怨，君上一旦不立朝（上不了班了），秦国想收拾掉您的，人数还能少吗？您的败亡，可翘足而待哩。”
也不知这赵良是何方神圣，这一大篇声讨词，居然没引得商鞅大怒而动刑罚，只是一个“弗从”（不采纳），就算完了。
但是赵良所说的，后来全都应验了。现代有学者说他是代表贵族利益集团去说服商鞅的，这当然也有可能。但我估计，这篇慷慨陈词，大抵也是司马迁先生的文学加工。
魏惠王不懂“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贸然称王，只换来了一群强敌。齐、赵那一边压力已经够大，秦军又来趁火打劫，再次陷入腹背受敌。
咸阳城门大开，黑旗之下，商鞅为大将、公子少官副之，率雄师五万东进。
魏国这边，警报早已飞传至河西，守臣告急文书一日三发。魏惠王连忙召集群臣，问如何御秦。
公子卬进言道：“商鞅昔日在魏时，与臣是朋友，臣曾向大王举荐他，但大王未用，今日臣愿领兵前往，先与他讲和，如若不许，然后固守城池，再请援兵。”
群臣都说这办法可以。魏惠王就拜公子卬为大将，也率兵五万来救西河，进屯吴城。吴城，是当初吴起在河西时所筑的，修城的目的就是用以拒秦，坚固可守。
秦军到得河西边境，把累累连营扎在了狼牙山下。
秦、魏两国的这一仗，大有可观——
无论是将，还是兵，都是棋逢对手。
但是，魏国来的是名将，军队也是精锐之师。
商鞅治国有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领兵打仗，尤其是这种堂堂正正之阵，究竟能行否？内行的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但是，商鞅自变法以来，行事似乎就有天助。这次他又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要窍。
商鞅与公子卬年岁相仿，志趣相投。正如公子卬所说，商鞅的游魏岁月，处处都有公子卬的影子！
既然是旧相识，那就对不起了，今天我就是要“杀熟”。
公子卬全然不知什么样的危险在等着他，只按当初部署，先礼而后兵
他正欲修书送往往秦营，劝商鞅罢兵，却不料守城将士来报：“今有秦相国差人下书，现在城外。”公子卬命人把信使用绳子拽上来，启开书信细读：?
鞅始与公子相得甚欢，不异骨肉；今各事其主，为两国之将。何忍治兵，自相鱼肉？鄙意欲与公子相约，各去兵车，释甲胄，以衣冠之会，相见于玉泉山，乐饮而罢。免使两国肝脑涂地，使千秋而下，称吾两人之交情，同于管、鲍，公子如肯俯从，幸示其期。?
那公子卬也不想想商鞅在秦发迹靠的是什么，竟相信友情可以战胜利益，读罢竟大喜，拍案道：“吾意正欲如此。”于是厚待使者，写了一封回信：?
相国不忘夙昔之好，安秦、魏之民，明管、鲍之谊，此卬志也。三日之内，惟相国示期，敢不听命？?
商鞅吃准了公子卬会被打动，一见回信，冷冷一笑：“吾计成矣。”
于是又派人入城订日期，说：“秦军前营已撤，打发先回，只等我相国会过主帅，便拔寨尽行撤走。”来人还给公子卬捎来了商鞅送的旱藕、麝香，传话说：“此二物为秦地所产。旱藕益人，麝香辟邪，聊志旧情，永以为好。”
公子卬在魏国位极人臣，平日感觉太好，见了商鞅这番表示，以为是自己的人格魅力把敌人也给征服了，于是不疑有诈，写了回信答谢，定下相见日子。
秦军大营立刻中传出军令，由公子少官率领，前营先撤至狐岐山和白雀山，将士皆放假，打猎改善伙食。
秦军前营这一动，公子卬更是满心欢喜：友谊不可以战胜功利么？眼下就是一例！
到了约定的相会之日，一大早上，商鞅的使者就到了吴城城下，大声吆喝：“相国先往玉泉山伺候，随行不满三百人。”
公子卬听了，抹不开面皮带着大队人马去，便也用车载了酒食，还有一个乐队，乘车赴会。他所带的随从护卫，人数上与商鞅相当。
三百人旗帜华丽，车马辚辚，迤逦往玉泉山行去。
那玉泉山，恰在狐岐山和白雀山两山之间。这是什么样的险地，公子卬就敢昏头昏脑地闯去？
看来，人要是蠢，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相信了某些过时的废话。
春秋已是无义，到战国更是礼崩乐坏，哪个成功者是以信而立？商鞅固然有“南门徙木”的优良诚信记录，但那是为了哄本国老百姓守法的，而对敌方主帅，诈还诈不过来呢，要诚信又有何用？
出发前，有一个名字叫“错”的裨将，苦苦谏道：“秦乃夷狄，素无信义，请不要去。”
公子卬说：“以往，我与鞅二人都在故相公叔痤手下做事，鞅廓然有大志，大王不能用其材，我甚惜之。鞅欲去，我赠以百金，拿去贿赂秦臣景监，他才得见秦伯。鞅既受大恩，安肯欺于我？”
从这个道理上说，商鞅如要骗公子卬，确为不仁不义之至，但这只是两人关系，现在两人关系是与两国关系搅在一起的，那又大不同了。
裨将错见主帅迷糊，又再三劝谏，公子卬不听，坚持要去会盟。
商鞅在玉泉山下相迎，满脸真诚笑容。
公子卬见对方随从既少，也无兵器，于是一百个心放下，欣然拜会老友。落座之后，两人叙起昔日交情，都有不胜沧桑之感。讲到当下两国讲和之意，商鞅更是诚恳，魏国方面的随从无不欢喜。
各自的随从都带了酒席，主要的事谈罢，就宣布开宴。
公子卬是地主，先上魏国的酒席，并先敬商鞅酒。三敬三酬，乐队也奏乐了三次。
商鞅见喝得差不多了，就命撤了魏国筵席，另用本国酒馔。秦军这边两个侍酒的，都是秦国有名的勇士，一个叫乌获，能力举千钧；另一个叫任鄙，能手格虎豹。两人伺候着主宾，样子很怪异。因是军前宴席，所以用了这么两个粗人敬酒，公子卬也不以为疑。
商鞅一边举爵劝酒，一边以目视左右。左右会意，马上去山顶上放了一个信号，山下顿时杀声响应，声震峡谷。
公子卬饶是愚蠢，也被这杀伐声警醒，质问道：“杀声何来？相国莫非要欺我否？”
商鞅笑道：“暂欺一次，尚容告罪。”
公子卬心慌，便欲逃走，却被乌获紧紧抱住，动弹不得。任鄙指挥左右，将公子卬绑住。秦军副将公子少官率领军士，将公子卬的车仗、随从全部俘获。
商鞅吩咐把公子卬押上囚车，先送回秦国报捷，却把俘获的随行人员留下，解开了绳子，赐酒压惊。
商鞅不是大慈大悲的菩萨，放了他们是因为还有用。他命令魏国随从仍用原来车仗，教他们道：“只说主帅赴会回来，赚开城门，另有重赏，如若不从，即时斩首。”
那些魏国随从被置于死地，忽然见有生路，如何不依？商鞅就叫乌获假扮公子卬坐在车中，任鄙冒充护送使臣，另坐一车随后。
到了吴城，城上裨将错认得队伍是自家人，毫无防备，马上开门。那两员秦军猛士跳下车来，一顿乱砸，将城门砸坏，关闭不得。
魏军有上前格斗的，都被打倒。城外不远处，商鞅亲率大军急速赶来，杀声震天！
城中军民慌成一片，四处乱窜，商鞅大军从从容容占了吴城。
河西郡守听说主帅公子卬被俘，料定河西难守，便弃城而遁。商鞅率军渡过黄河，长驱而入，直逼魏国旧都安邑。
魏惠王大惧，只得派大夫龙贾做使者，到秦军大营议和。
商鞅等的就是这一天！经过讨价还价，秦国拿到了绝大部分的河西之地。穆公的伟业暂时还没达到，但献公的伟业在商鞅手中，得以重振。
魏国谈判代表向秦军献上地图，商鞅按图接收了河西各地，班师回国。
大秦旗帜，几十年后又飘扬在河西上空了！
河西之地后来的苏秦，对秦孝公与商鞅几乎未动干戈就取了河西，表示了高度的敬佩。他赞美说，这是“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
一失，魏国西边顿失屏障。魏惠王大忿，想起当年那个可怜巴巴的卫鞅就咬牙切齿，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魏惠王觉得安邑离秦地太近，不安全，于是正式迁都大梁，连同全部百姓都移走。自此，魏国也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叫做梁惠王了。
可怜那被俘的公子卬，最后的结局是“陷于秦，不知所终”。
公子卬是魏惠王的同父异母弟弟，文武兼备的一代名将，史籍上说他“性豪率，善属文，七岁能诵诗书，有古君子之风”。
正是这“古君子之风”害了他，据说他后来被迫降了秦。
此后七年，有自称公子卬者，向魏国投了一封密信。魏惠王见信而泣，命大夫龙贾带兵出河西，去把这位不知真假的弟弟接回来。结果遭遇秦军，龙贾败死。
不管商鞅是怎么胜的，总之是大胜魏国。魏国自此一役，终结了它居于列国之首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商鞅的个人功业，也因此役达于极致。
十数年来，在他的治理下，秦国威名赫赫。史载“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也就是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秦孝公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
秦孝公为嘉奖商鞅之功，封商鞅为列侯，把以前所取魏地商、於等十五邑，作为商鞅的食邑（向商鞅纳税），号为商君——后世称卫鞅为商鞅，就是因此而来。
这个封赏，使得商鞅落入了一个历史悖谬。商鞅本是以强公权、削分封起家的，到头来，他本人倒成了一方领主。也就是他恰恰成了自己要反对的那一类人。
这个悖谬，在不久的将来就将使他陷入绝境。
不过此时的商鞅，浑然不觉，谢恩后回到府第，对家臣说：“我不过是卫国宗室的一个支庶，挟满腹谋略归秦，为秦改革治国之道，立致富强。今又夺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谓极矣。”?
然而，自古高处不胜寒。况且商鞅这样一个客卿，在秦国毫无根基，完全是因秦孝公的器重与信任，才获得如此之成功。那么他的荣辱，也就与秦孝公的状况密切相关。
这不单是“封建社会”才有的人际关系，这种依附式、授权式的人际关系学，是千秋万代都会有的。
商鞅，现在已经是危乎高哉了！
他的成功，潜在着对他本人的极大不利。他在变法期间，对秦国的宗室管束极严，到了“日绳秦之贵公子”（每天都要约束秦国宗室）的地步，以至“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这就基本上把秦国的上层给得罪光了。
那么下层老百姓是否可以成为他的靠山呢？不能！且不说小民究竟有多少力量，悲剧性就在于，商鞅变法也使小民心生怨恨。从种种记载看，商鞅既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目的论者，为人刻薄寡恩，为了推行变法绝对不讲温情。他的新法中，设有连坐之法，相当严厉，据说增加了凿顶、抽肋、镬烹之刑。
酷刑固然是西周以来的习惯法，但在战国时期已渐渐淡化，到了商鞅这里重新加强，百姓焉能不怨？
除了秦孝公，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屏障了。
这处境，就相当险恶。
他是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子的呢？
司马迁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之人”，刘向《新序》里也说商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也就是说，他加强了周朝肉刑的严酷性。据说商鞅在渭河边对触犯新法的人行刑，一天内就杀了700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他丝毫不存怜悯。
后世对商鞅的记载，也许有夸张的地方，但所有资料中，均不见商鞅有什么私敌，因此可以断言，他对秦宗室的压制，完全是出于公义。
至于“刻薄寡恩”，估计是由于他信仰法家理论的缘故。人，或者民，在法家理论中基本是没有什么位置的，无非是被驱使的羔羊。法家是目的论者，为了富国强兵，百姓就出让一些自由吧。百姓的感受，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因此，新法实施后，“秦民皆言其便”和“秦民皆怨望”是可能并存的。什么样的话，看在什么场合说而已。
有一位老世族叫做赵良，身份大概是嬴姓中的赵氏一族，曾经去见商鞅。
商鞅问他：“请你说说我之治秦，与五羖大夫哪个更高明？”
赵良说：“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三置晋君，并国二十一，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五羖大夫做相国，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乃五羖大夫之德也。而您呢，您能见到秦王，是通过嬖人（宦官）景监，名就不大正。您相秦也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宫殿，乃面子工程也。刑黥太子之师傅，以峻刑残伤百姓，是积怨畜祸也。您还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这诗来看，你这么做，怕是要折寿。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您可要小心。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您做的这几件事，都不得人心。你出门，后车十数，从车载甲，高头大马做您的车驾，持矛拿戟者随车小跑。这些东西，假如少了一样，您就不出门。《尚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您已经危若朝露了，还想延年益寿乎？您何不归还十五城，在郊区灌园种菜，劝君上尊崇隐居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奖有功，尊有德，您也许可以稍稍安全一点。您要是贪商、於之富，独断秦国之教化，积百姓之怨，君上一旦不立朝（上不了班了），秦国想收拾掉您的，人数还能少吗？您的败亡，可翘足而待哩。”
也不知这赵良是何方神圣，这一大篇声讨词，居然没引得商鞅大怒而动刑罚，只是一个“弗从”（不采纳），就算完了。
但是赵良所说的，后来全都应验了。现代有学者说他是代表贵族利益集团去说服商鞅的，这当然也有可能。但我估计，这篇慷慨陈词，大抵也是司马迁先生的文学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