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6章 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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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的来书在朝中传开，主张议和的官员便就偃旗息鼓了。关键的不是秦亡周这个例子，而是党项祖孙三代叛服不常。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求和只是暂时蛰伏，是被压服而不是顺服，在西北求一时的安定只会迎来更大的动乱。
赵继迁叛，德明休养生息几十年后元昊再叛，党项已经没有了议和的信用。天都山一战之后，党项精锐尽丧，元昊又失去了议和的本钱。既没有信用，又没有本钱，这种生意怎么可能做得下去？党项的求和，根本就不是现在的大宋能够接受的。
这两年徐平远在西北，基本不掺和朝廷事务，在很多官员的眼里，他还是那个主政三司，一众宰执老臣之下少壮派官员的领头人物。这个时候才蓦然发现，在朝廷里徐平已经跳出了原来的身份，跻身于整个国家最顶层的决策者中了。
李迪和吕夷简一直对战与和不表明态度，与其说是在等朝中官员争议的结果，不如说是在等西北徐平的表态。不管是战是和，还是要看徐平是驻足于天都山之下，还是挥师北上，直取兴灵两州。李迪和吕夷简如果赞同了和，结果徐平大军北进，只用几天功夫就把元昊赶得更远，和也和不起来。如果要战，现在的情况，徐平不同意，这仗哪里打得起来。
葛怀敏已经用自己的死证明了，三衙将领打仗靠不住。任福又用自己的死，说明了哪怕三衙将领打仗靠得住，也会被猪队友坑死。现在的三衙诸将，放眼看去，再没有一个能够独当一面。而陇右诸军的将领，现在谁敢保证把徐平换掉，他们还能打？
边帅本来就对蕃邦事务有很大程度上的决策权，对党项的战与和，首先要问过徐平的意见。这本就是他的职权范围，不要说李迪和吕夷简，赵祯在徐平没有表态前，都不会轻易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政治有政治的规则，官场有官场的通例，当你到了某个地位，你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别人是不敢大包大揽的。哪怕是皇帝，也要遵守这个规则，不然就会面临手下无人可用的风险。而全用阿谀奉承的奸佞小人，又不符合赵祯的性子。历史上宋朝官员常用祖宗之法来约束皇帝，而祖宗之法正是成形于赵祯当政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个主动遵守规则的人。作为皇帝，他愿意用有形无形的规则约束朝政。
如果在徐平的上书未到京城之前，赵祯冒然地做出战或者和的决定，不管与徐平的想法一样不一样，都是对徐平先前作为的不认同，对他能力的不认可。一得到消息，徐平可能就会上章请辞。李迪和吕夷简更严重，与徐平意见相左，可能就遇到一个是自己辞职还是撤掉徐平的问题。这个时候，赵祯的选择显而易见。
大宋的政治规则就是这样，其他人可尽情地提自己的意见，但在那几个决策者的小圈子里，话却不能够乱说。皇帝和宰相在徐平表态之后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越俎代庖。
徐平给枢密院的那一句话是在得到王沿的移文后，随手写了一句用快马送来，不是他完整的意见。这一句话定下了基调，但具体的谈判，还是要详细的内容。皇宰和宰相、枢密要徐平对前线军力、战事、未来结果的详尽分析，有了这些，才能面见契丹使节。
李迪让富弼把刘六符拖在大名府以北，吕夷简则用快马把元昊、契丹的动向，以及朝中官员的争论发往镇戎军，让徐平尽快以陇右都护府的名义上奏章。而且要用快马让沿途马铺送往京城，作为最优先的公文，不要迁延时日。马递一昼夜五百里，镇戎军到京城两千里多一点，吕夷简给徐平的时间是十日为限。
这十天的时间，再没有官员敢主张议和，要战到底，彻底消灭党项的言论占了绝对的上风。蔡襄率先喊出了敢言和者皆可杀，一众中下层官员唱和，让晏殊非常被动。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上章请辞。倒是赵祯温言挽留，还是让他做副相。
最后这场争论不再局限于对党项的战与和，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的一众官员，翻起了旧账，发展成为对边疆地区郡县还是羁縻的大争论。最后几乎满朝文武参与，颇有贞观四年大唐上下讨论要不要让匈奴内迁的场面。
在贞观四年，唐太宗李世民接受了北方番胡众族上一起上的“天可汗”，同意归顺的番胡各族内迁，从军为大唐藩篱。反对匈奴内迁的魏征最终落败，他当年的那句“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最后一语成谶。安史之乱虽然在数十年后，但发端实在贞观四年，那场争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而魏征的这句话，用在现在的党项身上特别合适，不知被多少官员上章引用。现在不只是党项的问题，其他大宋辖下的羁縻地方，都面临着要被郡县其地。徐平在岭南、秦凤路的括土为丁、并帐为村、郡县其地、移风易俗的做法被整理出来，并被丰富深化。
徐平这样做了，那些地方现在都发展良好。以前认为汉人卑弱，从军打仗不如番胡或者边疆跟胡人接触得多的军人能打。徐平从川蜀招兵，组成陇右军，天都山一战已经证明这是最能打的军队。这一切都已经说明，边疆政策不再需要对番胡退让。凡大宋疆土都可如内地一般，设州县，派流官，行教化，越是退让对未来的危害越大。
争论甚至发展到对禁军的改制当中，现在的军制被广泛质疑。延自晚唐五代，禁军特别是三衙禁军，本来就保留了大量胡风，在认为这样能够加强军队战斗力的文化下，禁军被与整个社会有意地隔离开来。世兵世将，既与社会重文轻武的风气有关，也有这种有意的隔离有关。一般的人，很难融入军队的文化当中，军人同样也不容易融入社会。
徐平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句话最后会引起如此大的风波，这场风波还在不断扩散，只怕没有几年的时间平息不下来。这次朝廷的大争论，影响的不只是大宋，各边疆小国都被波及。他们未来的命运，都会被这次争论的结果所决定，大宋正在从唐朝的影响中走出来。
这个时候，代表契丹来撮合宋与党项议和的刘六符就非常不合时宜了。宋朝对他的态度，正在从最初的礼貌周全、客客气气向态度冷淡、置之不理转变。
徐平的来书在朝中传开，主张议和的官员便就偃旗息鼓了。关键的不是秦亡周这个例子，而是党项祖孙三代叛服不常。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求和只是暂时蛰伏，是被压服而不是顺服，在西北求一时的安定只会迎来更大的动乱。
赵继迁叛，德明休养生息几十年后元昊再叛，党项已经没有了议和的信用。天都山一战之后，党项精锐尽丧，元昊又失去了议和的本钱。既没有信用，又没有本钱，这种生意怎么可能做得下去？党项的求和，根本就不是现在的大宋能够接受的。
这两年徐平远在西北，基本不掺和朝廷事务，在很多官员的眼里，他还是那个主政三司，一众宰执老臣之下少壮派官员的领头人物。这个时候才蓦然发现，在朝廷里徐平已经跳出了原来的身份，跻身于整个国家最顶层的决策者中了。
李迪和吕夷简一直对战与和不表明态度，与其说是在等朝中官员争议的结果，不如说是在等西北徐平的表态。不管是战是和，还是要看徐平是驻足于天都山之下，还是挥师北上，直取兴灵两州。李迪和吕夷简如果赞同了和，结果徐平大军北进，只用几天功夫就把元昊赶得更远，和也和不起来。如果要战，现在的情况，徐平不同意，这仗哪里打得起来。
葛怀敏已经用自己的死证明了，三衙将领打仗靠不住。任福又用自己的死，说明了哪怕三衙将领打仗靠得住，也会被猪队友坑死。现在的三衙诸将，放眼看去，再没有一个能够独当一面。而陇右诸军的将领，现在谁敢保证把徐平换掉，他们还能打？
边帅本来就对蕃邦事务有很大程度上的决策权，对党项的战与和，首先要问过徐平的意见。这本就是他的职权范围，不要说李迪和吕夷简，赵祯在徐平没有表态前，都不会轻易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政治有政治的规则，官场有官场的通例，当你到了某个地位，你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别人是不敢大包大揽的。哪怕是皇帝，也要遵守这个规则，不然就会面临手下无人可用的风险。而全用阿谀奉承的奸佞小人，又不符合赵祯的性子。历史上宋朝官员常用祖宗之法来约束皇帝，而祖宗之法正是成形于赵祯当政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个主动遵守规则的人。作为皇帝，他愿意用有形无形的规则约束朝政。
如果在徐平的上书未到京城之前，赵祯冒然地做出战或者和的决定，不管与徐平的想法一样不一样，都是对徐平先前作为的不认同，对他能力的不认可。一得到消息，徐平可能就会上章请辞。李迪和吕夷简更严重，与徐平意见相左，可能就遇到一个是自己辞职还是撤掉徐平的问题。这个时候，赵祯的选择显而易见。
大宋的政治规则就是这样，其他人可尽情地提自己的意见，但在那几个决策者的小圈子里，话却不能够乱说。皇帝和宰相在徐平表态之后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越俎代庖。
徐平给枢密院的那一句话是在得到王沿的移文后，随手写了一句用快马送来，不是他完整的意见。这一句话定下了基调，但具体的谈判，还是要详细的内容。皇宰和宰相、枢密要徐平对前线军力、战事、未来结果的详尽分析，有了这些，才能面见契丹使节。
李迪让富弼把刘六符拖在大名府以北，吕夷简则用快马把元昊、契丹的动向，以及朝中官员的争论发往镇戎军，让徐平尽快以陇右都护府的名义上奏章。而且要用快马让沿途马铺送往京城，作为最优先的公文，不要迁延时日。马递一昼夜五百里，镇戎军到京城两千里多一点，吕夷简给徐平的时间是十日为限。
这十天的时间，再没有官员敢主张议和，要战到底，彻底消灭党项的言论占了绝对的上风。蔡襄率先喊出了敢言和者皆可杀，一众中下层官员唱和，让晏殊非常被动。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上章请辞。倒是赵祯温言挽留，还是让他做副相。
最后这场争论不再局限于对党项的战与和，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的一众官员，翻起了旧账，发展成为对边疆地区郡县还是羁縻的大争论。最后几乎满朝文武参与，颇有贞观四年大唐上下讨论要不要让匈奴内迁的场面。
在贞观四年，唐太宗李世民接受了北方番胡众族上一起上的“天可汗”，同意归顺的番胡各族内迁，从军为大唐藩篱。反对匈奴内迁的魏征最终落败，他当年的那句“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最后一语成谶。安史之乱虽然在数十年后，但发端实在贞观四年，那场争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而魏征的这句话，用在现在的党项身上特别合适，不知被多少官员上章引用。现在不只是党项的问题，其他大宋辖下的羁縻地方，都面临着要被郡县其地。徐平在岭南、秦凤路的括土为丁、并帐为村、郡县其地、移风易俗的做法被整理出来，并被丰富深化。
徐平这样做了，那些地方现在都发展良好。以前认为汉人卑弱，从军打仗不如番胡或者边疆跟胡人接触得多的军人能打。徐平从川蜀招兵，组成陇右军，天都山一战已经证明这是最能打的军队。这一切都已经说明，边疆政策不再需要对番胡退让。凡大宋疆土都可如内地一般，设州县，派流官，行教化，越是退让对未来的危害越大。
争论甚至发展到对禁军的改制当中，现在的军制被广泛质疑。延自晚唐五代，禁军特别是三衙禁军，本来就保留了大量胡风，在认为这样能够加强军队战斗力的文化下，禁军被与整个社会有意地隔离开来。世兵世将，既与社会重文轻武的风气有关，也有这种有意的隔离有关。一般的人，很难融入军队的文化当中，军人同样也不容易融入社会。
徐平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句话最后会引起如此大的风波，这场风波还在不断扩散，只怕没有几年的时间平息不下来。这次朝廷的大争论，影响的不只是大宋，各边疆小国都被波及。他们未来的命运，都会被这次争论的结果所决定，大宋正在从唐朝的影响中走出来。
这个时候，代表契丹来撮合宋与党项议和的刘六符就非常不合时宜了。宋朝对他的态度，正在从最初的礼貌周全、客客气气向态度冷淡、置之不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