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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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莴玮

    冬天,公社一时要建粮食仓库,一时要建中学校舍,总是往下摊派任务:每人交烟砖五口。马桥人没有钱买砖,只好到岭上去挖坟砖——当然是一些没有主的野坟。

    山里人多住茅棚或木屋,建坟墓却决不马虎,总是耗费不少烟砖,似隐着一种千年万载永垂不朽的企图。这些坟历时太久,坟堆大多已经坍塌,茂密的荆棘茅草覆盖其上,与平地的草木连成一片,随便看上一眼的话,不大容易辨出坟的所在。我们用弯刀把坟上的草木砍除,用耙头将表土渐次掀开,让墓拱的青色烟砖一块块浮露出来。到这时候,胆子小的女知青便害怕地跑开了,躲得远远的。男人则一个比一个更勇敢,争着把耙齿插入砖缝,慢慢摇,摇得砖块松动,再猛地撬掉第一块砖。

    如果是保存得比较好的坟,就像保温性能很好的一口锅,破坟之时,必有蒸腾的白色汽雾,一浪一浪从缺口翻涌而出,染开一片腥涩的尸骨之味,使我的胃不由自主地要呕。待白汽慢慢散尽了,我们怯怯地凑上前,从破开的砖孔里,窥见坟内黑暗的世界。借着一缕颤颤抖抖探入的阳光,可以看到曾历经人生的骷髅,空大的眼窝或宽阔的盆骨。也可以看到乱糟糟的积土和朽木。一般来说,我们这些掘坟者不会期待能在坟里找到金银财宝,有时候能找到一两件铜器或陶器,就算运气不错。何况我们所见的骷髅好几个都朝下俯伏,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样的人都是恶死,比如遭雷劈的,吊颈的,枪杀的,后人不愿他们重返阳世延续恶运,断断乎不能让他们转生。让他们脸面朝下,就是让他们无法重见天日的重要措施。

    人活着不一样,死后也有不同的待遇。

    有一次,我们挖出一具女尸,发现她虽然已腐烂,但白骨还在,头发还乌黑发亮宛然有活气,其长度足可齐腰。两颗门牙居然也未腐败,独秀于嘴而且向外延伸,似有三寸多长。我们吓得四散逃跑。最后,还是队委会研究,以两斤肉一斤酒为代价,请出最不怕祸的黑相公,给那具尸骨浇了些柴油,一把火烧了,防止这女鬼闹出什么事来。多少年后,我从一位学者那里得知,这其实不算什么稀奇。人的死其实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头发和牙齿这两种器官比较特殊,在某种合适的环境里,相当时间内还可继续生长。外国医学界已有这方面的研究。

    从岭上担回来的坟砖越来越多了。尸骨当然抛散在岭上。据说那一段岭上多老鹰,在天上飘来滑去,大概是嗅到了什么腥味,发动了食欲。还有人说,晚上听到岭上男嚎女叫,一定是鬼都跑出来了,冻得受不了,在那里咒骂挖坟的人。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天天上岭干缺德的事。

    兆青的胆子本来很小,挖祖坟却从不落后。我后来才知道,他每每抢在前面,是想找到坟穴里的一种稀贵之物:形如一颗颗大小不等的包菜,色彩鲜红,耀眼夺目,长在死者口舌处,似乎是呼吸的一种凝结,在墓穴悠悠岁月里绽开一朵惊人的美丽。农民把这种包菜模样的东西叫做“莴玮”,说是一种最好的补药,聚人体之精气,可理气补血,可滋阴壮阳,可祛风,可保胎,可延寿。《增广贤文》里有“黄金无真,莴玮无假”一语,就是指的这种东西,可见它的稀罕。他们还说,不是任何人死了之后都能从嘴里吹出莴玮的,只有那些富贵人,尝精品细,着棉枕皮,阳世里保养出金玉之体,才会有百年以后嘴上的成果。

    有一天,兆青挖着地,突然长长地悲叹一声。

    “想不得,想不得。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他摇摇头,“老子的嘴巴里以后是长不出莴玮来的。”

    旁人明白了他的意思,面容也戚戚然。想想吧,每天只吞下一些红薯丝和老包谷,只吞下黑乎乎的干菜,连屁都放不出什么臭味,还想嘴上长莴玮?

    “罗伯是长得出的。”万玉很有信心,“他有干崽子在夷边寄钱来。”

    “本义也有点指望,他身上的精气足,肥料多。”兆青说,“他贼娘养的三天两头到上头去开会,一开会就杀猪,肉坨坨把筷子都压驼。”

    “干部开会是革命工作。你嫉妒呵?”仲琪说。

    “什么工作,还不就是养莴玮?”

    “话不能这么讲。要是人人都长得出莴玮,莴玮也就太便宜了,太不值钱了,还上得了《增广贤文》?”

    “土改那年,老子也差点当了干部。”兆矮子无限神往地回忆当年。

    “你兆矮子连自己名字的倒顺都看不清,拿什么当干部?你要当得了干部,我天天倒起来用手走路。”仲琪自己觉得这话好笑,咯咯咯地干笑了几声。

    兆青说:“仲拐子,你看你那龙根样,天天把语录袋背起,把毛主席像章挂起,给哪个看呢?你还以为你嘴巴上也长得出莴玮?”

    “我不要。”

    “你长不出。”

    “我不长,免得别个来挖坟。”

    “你也有坟让别个来挖?”

    兆青这句话很恶毒。仲琪无后人,在众人眼里,一直有死后无人埋的危险,而兆青一窝养了五六个娃崽,由他说出这句话,显然是仗着自己的优势,踩对方的痛脚。

    “兆痞子,你烂肝烂肺的家伙。”

    “这个猪嬲的货。”

    “你爹娘没给你洗嘴巴呵?”

    “你洗了嘴巴也没有用,一肚子粪。”

    两人嘴里越来越不干净,越来越有戾气,好容易才被其他人的话插断。为了缓和气氛,复查便说起公社的周秘书,说本义算什么呢?就算一个月开五个会,也只是间或油一下嘴巴,一肚子薯丝包谷是化不开的。只有公社干部最好过,今天转到这里,明天游到那里,都有人招待,都是过年。你看周秘书那白里透红的一身好肉,煎油都煎得一大锅。一条金嗓子中气最足,作一昼的报告还锣样响,比铁香的声音还好听。他以后长的莴玮还会小得了?

    罗伯接过话头:“正是正是,不怕不识人,就怕人比人。要说本义嘴巴里长莴玮,顶多也就长出个芋头大,十个也比不上周秘书的一个,以后要是挖坟,还是要挖周秘书的。”

    他们从周秘书说到何部长,说到县里、省里的大人物,最后说到毛主席。他们一致相信毛主席福气最大,福分最高,百年之后的莴玮肯定了不得——岂止是治百病,定是长生不老之神药。这样的国宝恐怕要用高级化学方法保护起来的,重兵日夜把守。

    大家想一想,觉得也是这么回事。这时日头已经偏西,就悠悠地把耙头上肩回家去。

    几天之后,周秘书来马桥检查生产情况,顺便要我用复写纸复写一份材料,还一个劲地表扬我的仿宋体标题做得好看。看着他笑眯眯的胖脸,我时常有片刻的恍惚,在他的嘴上想象出一颗包菜大小的莴玮——被他顶着到处走。他嗓音确实很亮,总是随着广播里的音乐,唱着最新的一支关于北京的颂歌,还不时问我他唱得如何,听取我重复了多次的吹捧。他还问我,他到县里当个文化局长怎么样?我说,当然,当然,凭你的艺术细胞,明摆着是文化局长的料。他更加高兴,不但继续哼哼唱唱,而且见什么人都亲热招呼,问问娃崽如何,问问猪如何。他对自己今后嘴上长出更大的一颗莴玮,似乎浑身洋溢着自信。

    他让本义领着看烟砖去了。在我看来,是一颗大莴玮被一颗小莴玮领着去了,看以后不会有莴玮的人们挑烟砖去了——这种胡思乱想居然挥之不去,让我有点惶然。我猜想一定是这一段挖坟挖得太多了,挖得一脑子都有了尸臭,没有什么好东西。

    “你说,除了仿宋字还有什么好看的字体?”

    “莴玮。”

    “你说什么?”

    “哦,你是问……”

    “我问还有什么好看的字体。”

    我恍然醒悟,赶忙回答关于字体的问题。

    根

    三耳朵拐走铁香,引起了马桥人的义愤。尤其是妇人们,以前戳铁香的背脊,一次次探索她同文化馆长的关系,与照相馆小后生的关系,对她扭来扭去的背影缩鼻子撇嘴巴。现在,她们突然觉得那些关系都是可以容忍的,还可以马马虎虎带得过。她们甚至认为偷人也没什么,关键在于看偷什么人。铁香勾搭男人虽然有点那个,最不可接受的却是她勾搭三耳朵。

    在这一点上,她们突然为铁香大抱不平,有一种包容铁香在内的团体感突然升腾起来,激动着她们,鼓舞着她们,温暖着她们,似乎铁香是她们推出的选手,在一场竞赛中不幸败北。她们不能不愤愤不平。三耳朵也太不体面了,太没个说头了,连一条颈根都没怎么洗干净过。虽说对乡亲还算义道,但要人品没人品,要家财没家财,也没读个像样的书,连爹娘都要拿扁担赶出门的人,笑人呵,铁香怎么可以跟上他?居然还怀上了——一胎?

    她们几个月来分担着一种团体的羞辱。

    对铁香也百思不得其解。

    唯有一种说法可以解释这个结局:命。在马桥的语言中,人们不大说命,更多地说“根”,有一种自比植物的味道。他们看手纹,看脚纹,认为这些肉纹就是根的显现,形似根系也就不难理解。有一个过路的老人曾看过铁香手上的根,叹了口气,说她是门槛根,先人可能当过叫化子,低声下气跨过千家门槛。唉唉唉,这条根太长,到她的身上还没有断呵。

    铁香咯咯咯地笑,不大相信。她父亲戴世清当过乞丐头子不假,但她现在已经成了书记的婆娘、书记的爱人,差不多就是书记,如何还扯上什么门槛?她没有料到,自己多年后的结局,居然应验了过路老人的话:她跟随了三耳朵,一个穷得差不多只能蹭门槛的男人,在遥远他乡流落终身。她像一棵树,拼命向上寻找阳光和雨水,寻找了三十多年,最终发现自己的枝叶无论如何疯长,也没法离根而去,没法飞向高空。

    下贱的根镂刻在她的手心里。

    与“根”相关的词是“归根”,所指不是普通话里白发游子的“归乡”,而相当于“宿命”。用他们的话说,泥看三寸,人看三支。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是算不得数的,过了三个岁支,也就是三个十二年,就开始归根了,是贵是贱,是智是愚,是好是坏,到三十六岁以后见分晓。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各就其位。铁香正是在三十六岁这一年疯了,鬼使神差跟上一个烂杆子,也是逃不脱的劫数。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格

    “格”是一个常用词,跟“品格”、“资格”一类概念近义,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有没有格,失(音she)不失格,是马桥人对他人的基本评价尺度。一个人的资历、学历、出身、地位、信誉、威望、胆识、才干、财产、善行或者劣迹,甚至生殖能力等等,都会使当事人的格发生变化。格又跟话份互为表里和互为因果,有格的人自然有话份,有话份的人肯定有格。

    复查的同锅叔叔明启,人称明启叔,曾经在长乐街学会了做白案。公社开大会,常常要他去做馒头,这就给了他很大的格。每当有了这类机会,明启叔的称呼就变成了明启爹,不止明启自己脸上有了光,全马桥的村民都觉得脸上有了光,碰到有外乡人路过村里,也不管人家认不认得他,马桥人总要有意无意地隆重推出此人。要是听的人一脸茫然,或者不表示特别的兴趣,马桥人的脸就会立时拉下来,满眼透出鄙夷:你连明启爹都不晓得?如果他正打算烧茶款待你,你的待遇就可能因为你的茫然或不屑变成了一碗冷冷的颜茶。

    明启做完馒头回村,喜欢背着手在村里走一圈,对看不顺眼的事情指指点点。再调皮的后生子对他一身的馒头味也敬畏三分,老老实实耷拉着脑壳不吭声。有一次,明启轻轻几句话就吓得一个叫“三耳朵”的后生不敢捉泥鳅,提了桶子往回溜,让我们知青颇为吃惊。三耳朵平时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我凑到他耳边问:“今天你何事这样老实?”他一副自认倒霉的样子,心服口不服地嘟哝:“算他有格吧,老子今天不吃眼前亏。”

    我这才开始注意起,同是马桥人,有没有格活得很不一样。

    罗伯有个干崽从夷边给他寄钱,等于寄了格给他。不然,光靠他的一把年纪,格大不到连本义也让他三分的地步。

    兆青不会做馒头也没有干崽寄钱,但一口气生了六个儿子,也使他的格略略高升。村里分红薯或豆子,到了他这一份,干部手中的秤杆子总要挑高些,以示对他的尊重。

    当然,有些临时性的格就不无滑稽效果。比如外号黑相公的一个知青从城里回来,带来一瓶龙牌酱油,同仲琪换了一只山鸡。这种酱油是名牌,据说在眼下还是贡品,年年都要送到北京为毛主席烧红烧肉的,地方上起码要县级干部才沾得上边。消息传开,仲琪就享受了半个月的格,半个月内咳嗽的底气都足了许多。尽管他一滴半滴地用着酱油,终也架不住左右邻舍三天两头来求,架不住公社干部和本义一次次来访,眼看瓶子一天天空了,他的格也水落船低,恢复了原先的水准。他央求黑相公再给他换一瓶龙牌酱油,他情愿付出两只山鸡。黑相公满口答应,只是一直交不出货,大约城里的贡酱油也开始紧俏了。

    仲琪还想找明启爹帮忙,另辟途径寻找龙牌酱油,寻找他的格。但明启爹的格大,仲琪吞吞吐吐,几次都没有找到靠近他的机会,没有找到说上话的机会。

    明启这一段忙着去公社做馒头,做干部们吃的馒头,因此俨然成了半个干部,如同皇帝骑过的马匹和蹲过的厕所都身价不凡。他忙着指导村里各项工作。队干部们也高看他一眼,开会时见他一进门,就不明不白地让出个座。他听本义布署生产,一边听一边点头或者摇头,表示赞同或者反对,有时还前言不搭后语地插上一段,大部分同马桥公务无关,只关系到现在的天气太凉面不好发,以及碱厂偷工减料,碱粉不起作用等等与馒头相干的事。队干部们也老老实实听着,偶尔参与一下关于白案技术的讨论。假使他这一天说得兴起,耽误干部们的正事,那也无所谓,没人敢对他下逐客令。

    有点可惜的是,人一有了格,就容易昏头,尤其是像明启这种因某种机遇升格的人,更容易得志猖狂。他的馒头名气远播,这没错,连县里有时开大会也会叫他去做白案。但他不知是第几次进城的时候,认识了县招待所扫地的李寡妇,一来二去,两个人勾搭上了。寡妇毕竟是城里人,见识不少,懂得床上如何温存,还让明启乖乖交出了大批馒头。到最后,明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一整袋特批给县府首长的高级面粉扛到了李家,顺手还捎去一个猪脑壳。

    东窗事发,李寡妇丢了差事。明启(爹的称呼已经取消)则灰溜溜回了马桥,从此再没有给干部做馒头的机会。这还不说,他在村里的地位一落千丈,人变得日渐猥琐,休说是干部们开会,就算开全体社员大会,也轮不到他发言。如果有什么事非要人人都表个态,他慌慌地伸出个脑袋,说话声若蚊蝇,恼得本义一次次呵斥:“大点讲,大点声讲!又不是没吃饭。”

    他常常被派去干最苦的活,工分也比别人低。

    马桥人恨铁不成钢,恨明启贪财好色,把全村好端端的一份光荣轻易断送,好像全村人都偷过面粉和猪脑壳。于是他们时不时要把“失格”二字劈面摔给他一次,摔得他终日郁郁寡欢,不等我们离开马桥回城,竟然积郁成疾,命归黄泉。在这个不无残忍的过程中,我明白格也可以集体化的。正因为明启是马桥不可多得的人物,他的格已经成了马桥全村人的共同资本,才变得如此重要。他随便放弃了这个格,就是对全村人的犯罪。

    好多年以后,我回到马桥,走在田埂上,听见一群娃崽在树下唱一首歌谣:

    明启偷野鸡,

    当场被抓起,

    抓到裤裆县,

    脱裤又剐衣,

    警察打屁股,

    看你吹牛皮,

    牛皮一声叭,

    屁股通红的。

    ……

    我的心头一震。没想到事隔多年,明启还活在马桥,活在下一辈人的歌谣里,以他的一袋面粉,以他的失格立下了一块不朽口碑。这块碑说不定将在马桥世世代代相传,直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本义,没有了复查或其他人,也没有了我,甚至没有了树下这些唱歌的娃崽。

    只要还有语言,他就可能一直活下去,活入深深的未来。

    破脑(以及其他)▲

    兆青说到钱数,总是让人听不懂,一开口就是黑话。比如他说到车票价,售票员就木然。他发现了这一点,才改口说“三角”。

    三,在他的嘴里变成了“南”。类似的词还有:加(一),田(二),风(四),汤(五),滚(六),草(七)等等,我已经记不全了。这些词在马桥以外的地方并不完全通用,比如在双龙弓那边,在罗江的那边,表示“四”的词可能是“戈”,也可能是“西”,还可能是“老罗家”。

    中国的数词也许是最为丰富和奇怪的,如果仅仅把我在湖南听到的数词收集起来,恐怕就足足可以编出一本大书。几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传统的行业,都有各自对数词的特殊命名,都有数词的隐秘化和代号化,而且不断更换,表现出一种隐瞒真情的冲动。数词成了重重壁垒,对人们的秘密给予范围越来越小的圈割。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远行人要知道所到之处正在发生些什么事,不是很容易的。

    数词成了对社会融合最顽强的阻抗之一。

    在马桥,最大的数字,或者说“很多很多”,用“破脑”一词来表示。先人们也许觉得脑容量有限,想的事情一多,脑子就会炸破。比如小学生说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太多,经常恨恨地咬牙:“破脑破脑的作业!”

    哩咯啷

    有一天,万玉看见岩匠志煌打老婆,打得女人喊救命,便上去劝解,说看在他的面上,手莫下狠了。岩匠一看见他无毛无须的脑袋,鼻子眼里都是火,说你是哪个裤裆里拱出的货,我打死这个贼婆子与你何干?万玉说新社会讲文明,妇女都是女同志,不能随便打的你晓不晓?

    争了一阵,最后岩匠冷笑着说,那好,你心疼女同志,老子成全你。你受得住我三拳,我就给你这个面子。

    万玉平时是相公身子,最怕痛,在田里被蚂蟥叮一口也喊爹喊娘,一听这话就脸色发白。他结结巴巴,大概想当着旁人的面把好事做到底,紧紧闭上眼,硬着头皮大喊一声好。

    他太自不量力了,眼睛闭得再紧也没用。志煌还只给他第一巴掌,他就大叫大喊栽倒在水沟里,半天没有爬起来。

    岩匠冷笑一声,弃他而去。

    万玉好容易站稳脚跟,冲着面前一个黑影说:“你再打呵,你再打!”没看见黑影动,倒听到了周围有人笑。他揉揉眼睛定神一看,总算看清了,黑影不是岩匠,是一架车谷的风车。

    他恼怒地冲着志煌家的大门吼叫:“煌宝我儿你跑什么?你有种的来打呵,你狼心狗肺,你说话不算数,你欠我两拳你你你不是个人!”他晕头转向,豪气还是发错了地方:岩匠没有在那里,到岭上去了。

    他踉踉跄跄地回家。路上很多人笑他一身的泥水:“推匠,又检查生产来呵?”

    他只是苦笑。“我要告状,告状!人民政府当家,还怕他煌宝伢子翻天不成?”

    他又说:“我舍得一身剐,不怕他何部长偏听偏信!”

    他凡事都往何部长那里想,都认定是何部长的阴谋,旁人对这种莫名的仇恨总是不明不白,真要问他,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对于他来说,替女人挨打是寻常事。他一次次不由自主卷入到人家夫妻打架的事件中,无一例外地为女人打抱不平,于是陆续付出皮肉之苦的代价,甚至付出头发和牙齿。有些受到他偏袒的女人,嫌他多事,一气之下也配合丈夫朝他脑袋上抡抡拳头,使他颇为委屈。一般来说,他不会与这些女人计较。人们说他是这些女人的哩咯啷,他也很乐意听人们说他是这些女人的哩咯啷。

    什么是哩咯啷呢?它是个象声词,描述五音阶小调时常用,在马桥词汇里也代指情人以及谈情说爱的活动。更准确地说,它表示不那么正规、认真、专心的情爱,较多游戏色彩,一股胡琴小调的味,是介乎情爱和友善之间的一种状态,不大说得清楚。正因为如此,它也只能用哩咯啷这种含混不清若定若移的符号来给以敷衍,引导一种边界模糊的想象。草丛里的野合是哩咯啷。男女之间随意打闹调笑一下,也可以被称之为哩咯啷。可以断定,如果马桥人看见了城里的交谊舞或男女同行,一定也会将其纳入哩咯啷的范围——一个婚姻之外缺乏明确分析和表述的广阔范围。

    马桥人有很多语焉不详的混沌意识区,哩咯啷是其中之一。

    晕街

    普通话里有“晕船”、“晕车”、“晕机”之类的词,但没有马桥人的“晕街”。晕街是一种与晕船症状相仿的病,只在街市里发生,伴有面色发青、耳目昏花、食欲不振、失眠多梦、乏力、气虚、胸闷、发烧、脉乱、呕泻等等,妇女患此病,更有月经不调和产后缺奶的情况。马桥一带的郎中都有专门治疗晕街的汤头,包括枸杞、天麻、核桃什么的。

    因此,马桥人即使到最近的长乐街,也很少在那里过夜,更不会长住。上村的光复当年到县城里读书,去了一个多月就严重晕街,整整瘦了一圈,要死要活地回山里来了。他说苦哎苦哎,城里哪是人去的地方!他后来好歹读了个文凭,好歹在城里谋了个教书的饭碗,在马桥人看来已经是奇迹。他对付晕街的经验是:多吃腌菜。他就是靠两大坛子好腌菜,外加多打赤脚,才在街上坚持了十多年。

    晕街是一个我与马桥人经常争论的问题。我怀疑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病,至少是一种被大大误解的病。城市没有车船飞机的动荡,充其量只比乡下多一点煤烟味、汽油味、自来水里的漂白粉以及嘈杂声响,不大可能致病。事实上,千万城市人也没有得过这种病。我离开马桥之后,读了些杂书,更加怀疑晕街不过是某种特殊的心理暗示,就像催眠术。只要你有了接受的心理趋势,听到说睡觉,就可能真睡了;听到说鬼魅,就可能真见鬼了。同样的道理,一个长期接受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教育的人,确实可能在生活中处处发现敌人——一旦他的预设的敌意招致他人的反感、厌恶甚至反弹性报复,那么,事实上的敌对状态,反过来会更加印证他的预想,使他的敌意更加理由充分。

    这一类例子揭示了另一类事实,不,严格地说不是事实,只是语言新造出来的第二级事实,或者说再生xing事实。

    狗没有语言,因此狗从不晕街。人类一旦成为语言生类,就有了其他动物完全不具备的可能,就可以用语言的魔力,一语成谶,众口铄金,无中生有,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奇迹。想到这一点以后,我在女儿身上作过试验。我带她坐汽车,事先断定她不会晕车,一路上她果然活蹦乱跳没有任何不适。待下一次坐汽车,我预告她会晕车,结果,她情绪十分紧张,坐立不安,终于脸色发白紧锁眉头倒在我的怀里,车还没动就先晕了一半。这一类试验,我不能说我屡试不爽,但这已经足够证明语言是一种不可小视的东西,是必须小心提防和恭敬以待的危险品。语言差不多就是神咒,一本词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万神魔的盒子。就像“晕街”一词的发明者,一个我不知道的人,竟造就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造就了他们对城市长久的远避。

    那么“革命”呢,“知识”呢,“故乡”呢,“局长”呢,“劳改犯”呢,“上帝”呢,“代沟”呢……在相关的条件下,这些词已经造就过什么?还会造就什么?

    我没法说服马桥人。

    我后来知道,本义若不是因为晕街,也差一点吃上国家粮。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在专署政府当马夫,以后很可能当干部,前途一片阳光。他像其他马桥人一样,总觉得街上的日子闷。那里少见姜盐豆子茶,没有夏夜星空之下的水流声,没有火塘边烤得热乎乎的膝盖和胯裆……他的马桥话不大容易让人听懂。他也没法像街上人起床那么早。他忘记扣好裤子的前裆总是遭同事的嘲笑。他不习惯把茅房叫做什么厕所,也不习惯茅房分男女。

    他也学习一些同事的习惯,比方说用牙刷,用水笔,甚至跟着耍耍篮球。第一次上场他忙得满头大汗,到下场时还没有摸到球。第二次上场,对方抢了球刚要攻篮,他突然大叫一声“停——”,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目光一齐投来。他不慌不忙走出场,揪了一把鼻涕,又回到场内,对球员们若无其事地挥挥手:“太急火了,太急火了,慢点来。”

    他不知道场上的人们为什么发笑。他听出了笑声中有恶意。他揪鼻涕有什么不妥么?

    伏天,街上比乡下要燥热得多,热得好没良心。他晚上在街上游荡,看见一些女学生从面前跑过,穿得真是下,短裤下露出了大腿和脚。他还看见树阴下一排排竹床,上面有陌生的女人正在摇扇睡觉。一种类似熟肉的气味来自她们的下巴、赤足、腋下的须毛或者领口偶然泄露出来的一轮雪白。他觉得全身燥热,呼吸急促,脑袋周围一圈痛得难受——肯定是晕街了。他抹了半盒万金油也没有用,请人在他背上刮出几道红红的痧,还是脑袋炸,嘴巴也烧出了一圈泡。他挽着袖口恶狠狠地在街上转了几个来回,一脚把草料筐踢出丈多远:

    “老子走!”

    几天之后,他从乡下回来了,火气尽泄,笑眯眯地拿出山里的粑粑,分给同事们尝新。

    那时他的一个哩咯啷在张家坊,一个比他大十二岁的寡妇,身肥如桶,消除他的火气绰绰有余。

    专署离马桥足有两天多的旱路,他不可能经常回去泄火。

    他向首长报告,他有晕街的病,马桥人都有这种病,享不得富贵的。他希望能够回山里去做他的两亩滂田。首长还以为他不安心养马,给他换了个工作,到公安处当保管员。在同事们看来,他有点不识抬举,就在到任的第二天,居然对处长老婆非礼——当时那婆娘正在研究床上的一件毛衣,两手撑着床沿,屁股翘得老高。本义有点高兴,朝触目抢眼的屁股拍了一巴掌:“看什么看什么?”

    婆娘大吃一惊,红着脸开骂:“你这个臭王八蛋,你是哪里拱出来的货?你想做什么?”

    “你怎么开口就骂人呢?”他对旁边一位秘书说,“她如何嘴巴这么臭?”

    “你手脚往哪里放?”

    “什么手脚?我只是拍了一下……”

    “不要脸的你还敢说?”

    “我说什么了?”

    本义一急,就说起了马桥话,说得嘴巴抽筋也没有什么人能听懂。但他看见那个臭婆娘远远地躲到了墙角,也听懂了她嘴里真真切切三个字:

    “乡巴佬!”

    领导后来找本义谈话。本义一点也不明白领导有什么可谈的。好笑,他这也算犯错误?也算是调戏妇女?他不过是拍了一巴掌,拍在哪里也是拍,他在村子里的时候谁的屁股拍不得?他忍着性子,没同领导斗嘴。

    领导定要他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没什么根源,我就是晕街。一到这街上,火就重,脑壳就痛,每天早上起来,都像是被别个打了一顿。”

    “你说什么?”

    “我说我晕街。”

    “晕什么街?”

    领导不是马桥人,不懂得什么叫晕街,也不相信本义的解释,一口咬定本义是拿胡言乱语来搪塞。本义感到高兴的是,因祸得福,一巴掌倒是把他的处分拍下来了,他的差事丢了,可以回家了,以后又可以天天吃姜盐豆子茶,还可以每天早上睡懒觉了。他拿到回乡通知的时候,高高兴兴地骂了一通娘,一个人进馆子狠狠地吃了一碗肉丝面,喝了三两酒。

    多少年后,他有一次到县里开一个干部会,碰到自己在专署的老同事胡某,以前的一个小通信员。胡某现在当官了,在会上说的“三个关键”、“四个环节”、“五个落实”,本义完全听不懂了。胡某轻轻蹾着纸烟的动作,向右上方理一理头发的动作,吃饭以后还要漱漱口而且用把小刀削苹果的动作,本义也感到十分陌生,十分惊讶和羡慕。他在老同事下榻的招待所客房里手足无措,对着明亮的电灯也睁不开眼。

    “你呀你,当初是亏了一点,也就是一件小事么,不该处分得那么重。”胡某抚今追昔,给了他一个已经削了皮的苹果。

    “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老同事叹了口气:“你现在是不行了,文化太低,归队也不合适了。你有娃崽没有?”

    “有,一男一女。”

    “好呵,好呵,年成还好?”

    “搭伴你,锅里还有煮的。”

    “好呵,好呵,家里还有老的?”

    “都调到黄土公社阎家大队去了。”

    “你还很会开玩笑。你婆娘是哪里的?”

    “就是长乐街的,人还好,就是脾气大一点。”

    “好呵,好呵,有脾气好呵……”

    本义不知道对方的“好呵好呵”是什么意思,以为对方这样详细了解他的情况,会为他作出什么安排,给他什么好处,但终究没有听到。不过,这个晚上还是很令人愉快。他感激老同事没有忘记他,对他仍然客气,还接济他十斤粮票。他还回想到多年前处长婆娘的那一个圆圆臀部,有片刻幸福的神往。散会的那一天,老同事还要留他多住一晚。本义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年纪大了,现在更晕街了,还是回去好,老同事要用他的吉普车送本义一程,本义也连连摇手。他说他怕汽油味,平时路过加油站都要远远地绕道,根本不能坐车的。他旁边的一位干部证明,这不是客气话,马桥一带的很多人都怕汽油,情愿走路也不坐车。县汽车运输公司不久前把长途线路延伸到龙家湾,意在方便群众,没料到一个月下来没有几个乘客,严重亏损之下,只好又取消那一班车。

    老胡这才相信了,挥挥手,目送本义的身影上了路。

    豺猛子

    天子岭的层层折皱里,藏着一个小小村寨,叫岔子弓。去那里要经过一条小溪。水很冷,却不深,上面有一些冒头的石块,可供过溪的行人落脚,三步两跳,就过去了。这些石头通常披挂青苔,卧在水草丛里,没有什么特别。

    我好几次经过那里,去岔子弓刷写毛主席语录或者去挑禾种。有一次,同行的人问我,过溪的时候发现什么情况没有。我想了想,说没有。他说,你再想想。我再想了想,还是说没有。他问,你记不记得水里面有一块长长的大岩头?我记不起来了,在他的一再提醒下,才依稀有一点印象。是的,上一次过溪,大概在水流中部靠柳丛那边,好像是有一块长形岩石——我在上面落过脚,还蹲在上面洗过脸。也许。

    同行人笑了。他说那根本不是岩头。上次发大水,几个放牛娃崽在岭上看见,那块长形岩石突然翻身打挺,在溪里搅起一团浑水,顺着大水游到下面去了——原来那是一活物:豺猛子。

    豺猛子就是豺鱼,也叫豺聋子,豺呆子。马桥人说,这种鱼吃鱼,不吃草,性子最凶,有时候也最憨实,让人踩了个把月动也不动。

    这以后,我看见一些大岩石或者大木头,都有一丝紧张和警惕。我担心它们会突然扭动起来,化做什么活物倏然逃去。任何爬满青苔的地方,也许会突然裂开一只黑洞洞的眼睛,冲着我漫不经心地眨一眨。

    流逝

    很多词典里都收录了这个词。

    《中国民间方言词典》(南海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是这样解释的:流势,也作“流澌”。屈原《九歌?河伯》:“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原用于形容水流迅速。今作马上、立刻、飞快。如“他饭也不呷,撂下筷子流势就走了。”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是这样解释的:流些=流时,副词,连忙:“听到咯个消息,他流些跑来了。”

    有些南方小说家也各行其是地使用过这个词,如周立波在《山乡巨变》等作品中经常用到“流水”,比如:“天下雨了,他流水喊人到场上去收谷。”

    除了“流澌”已被古人注解为解冻冰块,应暂时排除不论以外,“流势”,“流些”,“流时”,“流水”,“流逝”,它们稍有差异,但都是表达同一个意思,即“马上”。这些词也应该产生于多水的南国,正如“马上”只可能产生于多马的北国,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流逝,表现了南国人对时间最早的感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他们发现无论是潺潺小溪,还是浩荡大河,都一去不复返,流逝之际青年变成了老翁而绿草转眼就枯黄,很自然有惜阴的紧迫感。流逝也许是缓慢的,但无论如何缓慢,对流逝的恐惧使人们必须用“流逝”这个词来时时警戒后人,必须急匆匆地行动,给这个词灌注一种紧张感。

    浆

    发音gang,指稀粥。马桥是个缺粮的穷山村,“吃浆”是个经常用到的词。

    《诗经?小雅》言:“或以其酒,不以其浆”,浆用来泛指比酒低一等的饮料,比如浸泡粟米以后的水液。《汉书?鲍宣传》载“浆酒霍肉”一语,意思是生活的豪奢,把酒当做浆,把肉当做霍(豆叶)了。可见浆从来就是专属于穷人的食饮之物。

    初到马桥的知青,容易把“吃gang”听成“吃干”,误解成相反的意思。其实,这里凡j的发音总是用g代替,比如“讲”发音为gang,“江”也是发音为gang,吃浆有时候听起来也像“吃江”。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家的锅里都是水多而粮少,附会成“吃江”,其实也未尝不可。

    冤头

    有些词一旦进入实际运用,就会出现奇异的变化:它们的反义在自身内部生长和繁殖,浮现和泛滥,最后把自己消灭,完成对自己的否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词从一开始就是自己潜在的反义词,只是人们不大容易察觉。

    它们有自己很难看到的背影。

    比如“揭示”的隐义其实是遮蔽。一部春gong片对性的揭示,刚开始还可能使观众心惊肉跳,目瞪口呆,但被观众司空见惯以后,揭示成了车载斗量和汹涌而来的重复,事情就不会有别的结果,只可能使观众一步步麻木,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面对无限春色也会连连哈欠。性的过分刺激,最终只能使性感觉衰竭乃至完全消失。

    “赞扬”的隐义则是诋毁。对某一个人的诋毁,很可能使那个人获得更多同情。对一部影片的诋毁,很可能使观众在观看前降低期待值,观看时反而获得意外的好感。于是,一个有足够生活经验的人,不会不明白毁誉相成的道理,不会不体会到鲁迅先生所言“捧杀”的可怕。赞扬可以给敌手加上过分的荣耀和褒奖,引起旁人的嫉妒,引来公众本来不一定有的故意挑剔,大大增加普遍招怨的可能。赞扬也可能使敌手脑子发热,骄纵懈怠,在往后的日子自己铸成大错,不待他人指责就落入名声扫地的下场。对敌人最好的办法,更多时候其实是赞扬而不是诋毁。

    那么“爱”呢?那么盐早对他祖娘的爱呢?是不是也有一种词义的背影隐藏其后?爱的情感流过去以后,是不是有令人惊讶的东西沉淀下来?

    盐早的祖娘是个性子很古怪的人。白天要睡觉,到晚上反而要爬下床来,又是劈柴又是烧茶,有时候还哼哼地唱歌。盐早把她扶上了茅房,她偏不解手,盐早刚把她扶上床,她就屎尿交加臭气冲天。她呼天喊地地要吃酸蒜头,盐早好容易借来了,她又呼天喊地要吃锅巴,把酸蒜头拨出碗外,满地都是。等到她把锅巴吃完了,她宣称自己什么也没吃,肚子饿得贴了背,诅咒盐早一心要把她饿死,诅咒盐早是个不忠不孝的家伙。好几年了,盐早就这样手足无措地照看着这位老人,一个把他们兄弟俩抚养大的老人。

    盐早嗷嗷嗷地叫着,对祖娘有一种特别的心疼。一看见她赌气绝食什么的,就会急得团团转,额上青筋暴突,张开一排龅牙,叫得上村的人家都听得到。他家里一张小饭桌已经整修过几次了,据说每次都是他心急如焚时一掌拍垮的。我当然明白,这样嚎叫和拍桌出自他的心疼。可惜的是,我同样明白,这种心疼正在使祖娘对他的心疼越来越习以为常,习以为贱,最后到了既不珍惜也无察觉的地步。她常常翻着白眼咕咕哝哝,念着盐早的弟弟盐午。明明是盐早给她做的棉鞋,她硬说是盐午给她做的。明明是盐早背着她去卫生院看病,事后她硬说是盐午背着她去的。没有人可以纠正她这些奇怪的记忆。

    盐午在远处读书,在外面学油漆匠和学中医,从来没有在家里照看过她,甚至在她病重住院的时候也没有去过卫生院。但他偶尔回家一转,老人就要拉着他数落盐早的不是,有时候还满脸是笑,摸出一个在口袋里温了好些天的糍粑,或者两瓣已经干瘪瘪的柚子,偷偷塞给对方,奖赏她的贤孙。

    盐午最擅长的是指导和指责,比方说对哥哥的嗷嗷叫大为不满:“她是个老,老小老小,你只能把她当娃崽,跟她生什么气呢?”

    盐早理亏的样子,不吭声。

    “她要闹的时候,你就让她闹。她精神足,阳气旺,闹一闹可以释放能量,恢复生理平衡,晚上倒可能会睡得安。”

    他是个有知识的人,说起话来文绉绉的不大容易懂。

    盐早还是不吭声。

    “我晓得她磨人。没有办法。再吵事,再磨人,也没有办法,她总是个人吧?就算是条狗,也不能随便把她杀了吧?你怎么打得下手?”

    他是指盐早前不久狠狠抽打祖娘的手——当时那只手捡起鸡屎往她自己的嘴里塞。盐早事后也不明白,他当时为何那样暴躁,手为何那么重,居然两下就把老人的手打肿了,几天后还白翻翻地脱了一层皮。人们说,盐早与农药交道太多,一身是毒,打在什么人的身上,都要烧脱对方一层皮的。

    “她的被子要洗了,有股尿臊气。听见没有?”读书人说完就走了。他每次回来都是这样,吃一顿饭,抹抹嘴,作出一些安排就走了。当然,他尽可能留下一点钱。他有钱。

    我不能说,盐午的训斥和钱不是一种仁厚,即便是一种局外和事后的反应,仁厚还是仁厚。但这种仁厚的前提恰恰是因为他以前很少住在家里,很少受到祖娘的折磨。我也不能说,盐早的动武不是一种冷漠,即便是面对一种不可理喻的自虐者,冷漠还是冷漠。这种冷漠来自他任何办法统统失效以后的绝望,来自他失败的爱。在这里,爱和恨换了个位置,就像底片在成像过程中黑滤下了白,而白滤下了黑。在马桥的这个老蛊婆面前,人的仁厚滤下了冷漠,而人的冷漠滤下了仁厚。

    马桥人有一个特殊的词:“冤头”。这个词有点像“怨”,包含了爱与恨两种含义。冤头常常处在这样一种处境:对方已经毫无可爱之处,因此惯性的爱不再是情感,只是一种理智的坚守和苦熬。人们可以想象,一种爱耗尽之后,烧光之后,榨干之后,被对方挥霍和践踏得一干二净之后,只剩下爱的残骸和渣滓,充满着苦涩,充满着日复一日的折磨。这就是“冤”。爱者可以有回报,在付出爱以后,至少可以给自己留下了某种动人的回忆。而冤者没有任何回报,什么也留不下,一直到自己一无所有和全部输光的地步,包括一步步输掉了爱的全部含义和全部特征。到了这个时候,在道德舆论面前,冤者也输掉了问心无愧的权利。

    盐早就是他祖娘的冤头。

    祖娘后来终于死了。下葬的时候,盐午赶回来哭得最为伤心,跪在棺木前,别人拉也拉不起来。从他晶莹的泪光里,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悲痛的真实。盐早却木木的,人家要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目光很空洞,表情很呆板。也许他这些天来给老人洗身子,换寿衣,买棺木,已经忙得没有工夫流眼泪了,也没有眼泪了。

    因为盐早家的阶级成分,来给老蛊婆吊丧的人不多,也没有请人唱孝歌,做道场。丧事办得极为冷清。祖娘的娘家来了几个后人,免不了把怨气一古脑朝盐早发过去,说盐午还有点孝心,眼睛都哭红了,也舍得跪,只有盐早那个家伙不成体统——据说这家伙以前对老人就不怎么样,三天两头吵架,到现在也没个交代,眼眶都没怎么湿。死了条狗也要难过的么。这个没良心的货,以后不遭雷打?

    对于这些七嘴八舌,盐早还是不吭声。

    罢园

    兆青一直怀念这个儿子,一直想把他再生出来。一直生到第八个,还是没有成功,他未能找到额头上的黑痣。

    在一个已经开始控制生育的年代,兆青的一大堆娃崽显然不合时宜。从第四个娃崽开始,他给儿子取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元”字:桂元,昌元,茂元,魁元。在马桥的语言里,“完”与“元”同音。言下之义,他的这些儿子都是终结。至于为什么一次次没有终下来结下来,他就含含糊糊说不清了。

    党支部书记本义对他的言而无信非常恼火,有一次在大会上作报告,突然想起这件事,横着眼睛插进来一句:“有的人家这个元那个元,早就说元,就是不罢园,一眨眼睛,又拱出来个秋丝瓜,搞什么鬼呢?”

    他又说:“搞生产也不讲究质量,生得一破脑娃崽,没一个有看相的,吊眉毛的,塌鼻子的,你不丑人我都丑人了!”

    兆青在下面咕咕哝哝没敢顶嘴。

    要听懂这段话,还需要了解“罢园”的含义。罢园是农事常用词,指田园里最后一轮收获,即清园,净园,息园。这个词后来也引申为(一)“秋天”或者(二)“结束”。例如:“罢园(秋天)了,要加袄子了。”“美帝国主义就要罢园(结束)了。”等等。在本义的眼里,兆青的婆娘是一块永远不息园的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