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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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a45240c89c8746a0b6115b1f31df5368_5">第四节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超越</h3>

 一、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国体建构

 1.民族理论的重新建构

 马克思开创的共产主义理念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直接指向一种以全人类为单位的普遍秩序，具有超级宏大的格局；其实践工作是在列宁和斯大林的手上完成的。十月革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成，它虽然推翻了国内、国际旧秩序，但同时面临着威尔逊主义“民族自决”理念的挑战。

 “民族自决”理念的基础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源起于法国大革命，革命者主张所有认可同一部社会契约的人便构成一个“民族”（Nation），民族应当自我立法、自我建政，此即所谓“政治民族主义”。在法国革命对外扩张的冲击下，德国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后者主张民族的基础并不在于一种共同政治意志的表达，而在于共同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以此将自己区别于法国人。以德国浪漫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进行了一番非常成功的理论建构，将“日耳曼民族”这个意象打造出来，并最终推动了德国的统一。由此，文化民族主义也成为嗣后各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原型。“民族”本质上是理论建构的结果，成功的建构将打造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因此得以形成拥有巨大动员效力的政治、社会运动。 这就意味着，倘若布尔什维克能够对于何谓“民族”进行一种新的理论建构，则有可能找到办法应对威尔逊主义的挑战，并进一步展开一幅更加宏大的普遍主义世界秩序的图景。布尔什维克通过斯大林对民族理论的建构，<span class="mark" title="在托洛茨基看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实际上是出自列宁的思想。（参见［俄］列夫·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齐干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22页）事实上，列宁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的确颇为相似，但托洛茨基承认：“斯大林对于布尔什维克理论武库所贡献的唯一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见前引《斯大林评传》，第502页）斯大林作为托洛茨基绝对意义上的政敌，其民族理论能获得这样一个评价，是相当难得的。"> 完成了这一工作。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打通了政治上的内政与外交之分，它既是民族理论，又是普世帝国理论，其理论结构极富内在张力，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历程有着深刻的影响。

 斯大林首先重新定义了何谓民族，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 这种定义，一方面，把民族与固定的领土相联系；另一方面，把民族与共同的经济生活相联系，其对共同经济生活的表述是：“需要有内部的经济联系来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如此一来，所谓共同的经济生活就是工业经济，从而便可将民族界定为完全属于资本主义阶段的一种政治现象，其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并不存在。因此，布尔什维克可以用共产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超越来超越民族主义。斯大林将语言和文化化为精神要素，将经济以及地域化为物质要素，认为是物质要素决定着精神要素的根本，从而决定着民族的属性。这种化约，与其民族主义属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界定直接相关。

 对民族与土地的本质性关联的强调，促使斯大林提出了民族自决的理念，区别于奥匈帝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鲍威尔所主张的民族文化自治。斯大林提出：“工人所关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跨民族的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因此，工人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要反对各种各样的挑拨政策。因此，各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民族自决权。”

 由此还可进一步得出如下推论：是资产阶级发动了民族运动，但这个运动是为了一己的阶级利益，无产阶级反受其害；现在，无产阶级为了充分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应该推动民族自决政策，实现民族独立。而且，此种民族运动应该由无产阶级来掌控，而不能交由资产阶级，否则无异于前门驱狼后门入虎。这样一来，将会建立一系列的无产阶级民族国家，而无产阶级民族国家代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最终要超越资本主义阶段，从而也就超越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的民族主义，最终走向普遍融合。这预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从民族自决出发，重新定义民族，将民族用土地固化下来，可为治理结构的具体载体；同时又在未来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超越之中，实现民族的消解，走向对民族自决的超越。

 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将民族差异确认为一种永远不可能消解的本质性差异，<span class="mark" title="使得均质化的治理遭遇否定——治理是属人的（基于民族属性）而不是属地的（基于生活空间）——与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背道而驰。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则是用历史性克服了空间性的民族，民族差异是一种可以消解掉的非本质性差异；在民族差异未完全消解之前，治理的基础仍是属地的而非属人的。值得指出的是，现代政治除了其正当性叙事与古代有着巨大差异，古代的正当性叙事基本上都来自宗教，现代的正当性叙事则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个词是大革命及复辟时期的法国思想家德斯蒂·德·特拉西最初使用的，其原意就是“观念学”（idéologie），指基于一整套的观念系统，来对现实进行分析。"> 还有个巨大差异是治理的复杂性——治理是与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粹技术性安排，而属地治理是其基本原则之一。

 2.欧洲与中亚：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

 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是在1912年帝俄时期提出的，此时布尔什维克仍处在积极策划革命的阶段，高扬民族自决理论有助于布尔什维克鼓动一切可动员的力量支持革命。然而到了革命成功，乌克兰、白俄罗斯、高加索诸国纷纷独立，斯大林便发现民族自决这个议题并不简单。他在1922年9月22日致列宁的一封信中提出，如果允许诸民族苏维埃共和国以独立的身份与俄罗斯联邦并立，可能会带来不可忍受的混乱与危险，所以应该令其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提出此一主张，并未放弃区域自治，他只是拒绝这些共和国可以与俄罗斯并立罢了。斯大林为此提出相应草案并在9月24日获得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会的通过。

 但是列宁坚决反对斯大林将民族苏维埃共和国合并于俄罗斯的意见，主张应该使它们与俄罗斯一起组建一个更大的“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而在一些苏维埃共和国中也有人反对斯大林的意见，时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拉柯夫斯基在1922年9月28日致斯大林的信中提出：“独立共和国的形式使我们有可能对所有的边疆地区乃至国外，最大限度地产生革命的影响。通过独立的阿塞拜疆、布哈拉、希瓦和其他共和国，苏维埃联邦有可能向东方最大限度地进行和平的革命渗透。通过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联邦有可能向加里西亚、布科维纳、比萨拉比亚进行同样的革命渗透。否则，我们将在没有任何重大必要性的情况下使自己失去这一武器，反而给予波兰和罗马尼亚资产阶级一种同我们斗争并加强其民族政策的新武器。”

 通过独立共和国的形式向东方和西方渗透革命，是一种重要的斗争策略，一旦成功，布尔什维克通过俄国革命促动世界革命的远大理想便可实现。在对多种因素的考量下，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最终承认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身份，它们与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俄罗斯联邦共同组成苏维埃联盟。

 苏维埃联盟是个值得注意的事物，它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旨向的帝国结构。民族国家的原则是内在均质；帝国则是内在多元，因其组成部分对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道德理想的追求与认同而内在联结。在苏维埃联盟内部，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是内在均质化的，符合现代政治治理原则；整个联盟因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共同追求而内在联结，联盟内部的多元化因这样一种共同理想而被超越。这样一个帝国，区别于以中心、边疆为结构原则的古典帝国：因其承认各个加盟部分的主体性，故无所谓边疆；而每个主体又是内在一致的，更无边疆可言。但它也大不同于一般的内在均质化的民族国家。苏联就是一个现代帝国，它以实现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一历史使命作为存在的意义与理由。

 1922年12月16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颁布《欧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缔约国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宣言称，国际环境的敌视态度以及国内经济的凋敝现状，“所有这些情况无条件地要求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一个联盟的国家，这个国家既能保证外部的安全和内部的经济繁荣，又能保证各族人民的民族发展自由。……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各族人民都举行了自己苏维埃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成立‘欧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议，各族人民的这一意志就是一个可靠的保证，它保证这个联盟是各个平等民族的自愿联合，保证每一个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保证现有的或将来产生的一切苏维埃社会主义可以加入联盟。新的联盟将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可靠的堡垒，是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和兄弟合作原则的辉煌现实”。旧帝俄欧洲部分少数民族问题终于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在苏维埃联盟的框架下获得解决。

 1922年之所以尚未提及中亚的民族问题，是因为当时中亚的布哈拉、花剌子模等共和国尚未完成土改，仍在实行封建经济，无法在社会主义之名下联合，故暂存而不论；如今的哈萨克斯坦地区在当时则是俄罗斯联邦内部的一个自治共和国，未被激活出民族国家这样一个问题。到了1924年，布尔什维克腾出手来决定处理中亚的民族问题时，在这里发现了新的敌手——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布尔什维克灵活地应用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在中亚通过建立“国家民族”的手段消解了这个对手。

 民族、国家的理念是用“自然”（传统、血缘——nation）来统摄“创世”（立国——state），用“民族”来定义“国家”。如果要坚持理论的一贯性，则布尔什维克不能在中亚建立民族国家，因为依照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的定义，当地远未进入资本主义经济阶段，还没有“民族”。情势所需，布尔什维克索性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土改，“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农奴制和专制独裁的可汗和埃米尔制度，实行‘要反对的不是资本，而是中世纪的残余’的任务”。以这种方式把中亚的土著人群拔高，使其从封建阶段直接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既可以使中亚有了形成斯大林意义上的“民族”的可能性，又可以体现社会主义跨越式发展的优越性。

 在此基础上，1924年，布尔什维克开始提出在中亚进行民族划界的问题。它可以通过划界而在中亚硬性地建立“民族国家”。虽然此中的所谓“民族”不过是刚刚塑造出来的，但这种塑造足以令布尔什维克绕过理论障碍，先把土地划分开来，确立state。一旦state确立了，那么新的利益结构与叙事结构必会打造出新的认同结构，从而建构出nation，通过“人”“地”联立形成稳定的现代治理结构，消解泛突厥主义的威胁，并在中亚形成分而治之之势。所以，布尔什维克在中亚是先建立国家，依照国家来定义“民族”，此所谓“国家民族”。布尔什维克中亚局在1924年发布了一个宣传提纲，强调在中亚进行民族领土划分的过程中，“要给予那些弱小民族和落后民族最大的关注”，“每个共和国和州都应该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利益”， 以此来为中亚划界获取更大的正当性。划界工作迅速完成，1925—1929年，中亚陆续成立了五个民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苏联。

 斯大林极力夸赞在中亚进行的民族国家划界工作。他说：“在革命以前的时代，这两个国家（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笔者注）被分裂成许多小块，建立了好多个不同的大小国家，成为‘当权者’实现剥削诡计的方便场所。现在时机到了，现在已经有可能把这些被分裂的小块重新联合成独立的国家，使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尔克明斯坦的劳动群众和政权机关接近并且打成一片。……既然这些国家后来愿意加入苏维埃联盟而作为它的平等的一员，那么这只是说明布尔什维克找到了一把能满足东方人民群众强烈愿望的钥匙，说明苏维埃联盟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同的民族劳动群众的自愿联合。”

 这段话清楚地显示了中亚划界的意义。一方面通过以国定族，击破“双泛”力量，“把中亚民族划分清楚，发展它们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有利于消除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民族”实现“民族自决”的中亚可以起到示范作用，作为苏联对外输出革命的重要基地。从而，中亚由苏联面临双泛势力威胁的软腹部一变而为扩张苏联势力范围、经略亚洲问题的前哨。以中亚为基地，对于东方问题的解决将会实现俄国全球战略的目的。斯大林说，“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东方被压迫民族数百年来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唤起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从而使世界帝国主义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后方，失去它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在此前提下，中亚作为战略枢轴的重要意义就体现出来，“不久以前举行的穆斯林共产党员代表会议关于加强在东方各国即在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宣传工作的决议，无疑地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

 3.党建工作：以专政来统摄联盟

 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组建成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宪法规定，每个加盟国有自由退出的权利。然而，“宪法规定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而包括列宁在内的苏联领导人认为联邦制不过是走向最终单一制的过渡形式。可是，苏联后来的实践证明，苏联的联邦制连这种‘过渡形式’都不是，而是直接的实实在在的单一制”。这种实际上的单一制保证了这个联盟不会解体，其奥秘在于苏联共产党的党建工作。

 党建的理论基础，还在于布尔什维克理论提出的苏联的历史使命：以苏联为基础，将共产革命扩及全球，最终实现一种普遍超越，实现人类的终极大同。民族加盟共和国的组建，以及在此基础上苏维埃联盟的成立，不外乎实践该历史使命的必要步骤。

 从理念上来讲，无产阶级政党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必须胸怀天下。“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完全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因此，把某个国家无产者的‘民族’任务与国际任务对立起来，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极严重的错误。……确认一个国家无产者的利益和任务跟各国无产者的利益和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这是各国无产者的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最可靠的道路。” 所以，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如果不打败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我们就不能用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人民，就不能保住苏联各族人民伟大友谊的旗帜，就不能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起来”。

 依照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最终的超越是唯一正确的前景。这里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方面，该前景是唯一的，所以，领导各族人民去到这个前景的党也应当是唯一的。“党是阶级的一部分，是阶级的先进部分。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在苏联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 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的唯一合法政党，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党只能作为苏共的支部存在。

 另一方面，该前景是正确的。其正确性需要有对历史意义的深刻把握才可被理解，也就是说，一般人是需要引导的。所以，“党应当站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应当比工人阶级看得远些，应当引导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做自发运动的尾巴。……只有采取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观点、能够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党才能使工人阶级离开工联主义的道路，使它变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由此得出的推论便是，无产阶级政党自然地应当超越起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民族意识，超越一般工人阶级的认识，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自觉地联为一体，承担起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这更进一步地证实了苏联只能有一个党，并且从理论上来说，该党是属于全人类的党，各国共产党只是其支部，共同地担当起人类的历史命运。斯大林的这一套论述，逻辑上是高度自洽的。

 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是党的组织原则。高度的纪律性与组织性是列宁主义建党的核心原则，“党不仅是党的各个组织的总和。党同时还是这些组织的统一的体系，是这些组织正式结成的统一的整体，有上级的和下级的领导机关，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全体党员所必须执行的实际决议。没有这些条件，党就不能成为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

 党的执政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其根本在于中央集权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而强有力的党，要争得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没有意志的统一，如果没有全体党员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党内铁的纪律是不可思议的。” 由此，又更进一步从理论上排除了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的空间，因为阶级专政是超越民族意愿的根本。“应当记住，除了民族自决权以外，还有工人阶级巩固自己政权的权利，自决权从属于后一权利。有时候会发生自决权同另一个权利，即同最高权利——执政的工人阶级巩固自己政权的权利相抵触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直截了当地说——自决权不能而且不应当成为工人阶级实现自己专政权利的障碍。前者必须向后者让步。”

 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则要更加体现党作为正确引导者的地位，由各级党委对各级政府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每个加盟共和国的党的领导完全由苏共中央指派，以确保国家的统一性。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地位要高于平行的政府机关。从而，“通过层层管理机构的每一级，从克里姆林宫一直到中亚最边远地区的区行政部门，党都保持着这种超越一切的地位” 。如此一来，通过对“人”的掌控，斯大林从根本上掏空了基于“人”“地”结合的民族独立的可能性。这保证了从理念上来说担当着重大历史命运的苏维埃帝国的一统性。

 如果我们将无产阶级专政称作某种意义上的政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称作某种意义上的国体的话，便可以说苏联是用政体的一统来克服国体的多元乃至分裂的可能。苏联以政体作为国家的本质，以国体作为工具形式，与通常国家的政治逻辑大不相同。理解它的关键在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服从于他的总体政治构架，通过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布尔什维克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帝国机体。该帝国既有着超越性价值，又有着现实的策略，以一种现代性的极端方式，回应着现代性的挑战。同时，该帝国的秩序又有着巨大的扩展力，原则上来说，可以在不改变宪法结构的情况下，将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扩展至全球。

 二、中华民族的自我超越

 现代转型当中的中国，同时面临着三重任务：第一，要实现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以便应对日益险恶的国际安全环境；第二，要实现对于汉民族主义的超越，以便统合整个中华民族；第三，要实现对于中华民族主义的超越，以便恰当安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三重任务彼此矛盾，却又要同时解决。国民政府在三重任务的彼此纠葛当中，未能完成引领中国现代转型的任务；共产党则提供了另一种重要的尝试，该尝试部分借助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部分满足了转型中国所需的足够大格局的精神容量，同时完成了三重任务，但是又面临着新的困局。这里面复杂纠结的历史结构，构成了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的一个重要背景。

 1.以时间克服空间：超强动员效力的实现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超强的动员效力。要理解这种动员效力，需要先简单分析历史上的政治时间、空间结构的变迁。所谓政治时间、空间结构，是该时代主导的政治叙事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与表达。任何秩序得以成立，都离不开暴力对其的底层支撑；但暴力本身是纯工具性的，它无法内生出目标，是政治叙事为其赋予目标，并以此构成暴力行为正当与否的判断标准。

 古典帝国时代，世界的政治空间结构是一种连续、渐变的差序格局，没有被硬性割裂为彼此不可通约的政治空间；整个世界朝向一个历史目的前行，历史目的则由帝国所承载的文化给出，超越于任何具体个人的意志之上。指向彼岸的、统一的历史时间，整合了世界上多重却并不割裂的政治空间。原则上来说，帝国覆盖所及，是文明有序的区域；帝国不及之处，是野蛮无序的区域。政治的意义就在于用秩序来克服无序，将文明扩展到全世界；帝国的敌人是无序，而不是具体的某个群体。

 进入近现代民族国家时代，世界被纵向割裂为一个个彼此不可通约的政治空间，也就是一系列的国家。国家通过宪法获得其表达，原则上来说，一部宪法会将自己视作永久性的，而不会为自己预设一个终止日，从而时间要素就被屏蔽在此种政治想象中之外，世界也永久性地处在这种割裂格局中。政治的意义就在于识别出谁是具体的敌人，从而能够有效地确立自己这个共同体的心理边界，打造认同；在共同体内部，基于宪法展开稳定可预期的法律秩序。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政治空间，则塑造了一种可被时间所克服的空间结构。民族国家式的纵向割裂的空间结构，在共产主义看来不过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政治的意义不在于对这种阶级统治工具的认同，而在于通过阶级斗争，完成终极的普遍解放；阶级是通过生产资料占有方式获得定义，这种识别标准与血统、信仰、种族等等都没有关系，从而政治的空间结构就基于贫富关系而变成了一种横向割裂的格局。它打碎了纵向的政治空间内部的统一性，同时击穿了诸纵向空间彼此之间的分隔物（民族意识），通过横向空间的分隔物（阶级意识），识别出自己的敌人。敌人一方面是在国家内部（本国的统治阶级），一方面也在国家外部（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但所谓外部敌人并不是其他国家，因为国家概念本身要被阶级概念击穿，各国的无产阶级因共同的阶级身份而成为天然的战友，各种统治阶级则是无产阶级的共同敌人。

 阶级关系无国界，由此政治秩序也突破了任何国家界限，天然地以全球为单位，是无产阶级国际（international）对（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普遍战斗。斗争的终结是一个伟大的终极历史时刻的到来，是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将使得资产阶级时代的“民族”（nation）消失，或者说纵向划分的政治空间消失；由于从此进入无阶级社会，横向政治空间也将因此消失，整个人类世界进入一种普遍均质的状态。这便是用时间克服了空间。

 从另一角度来说，在这一终极历史时刻尚未到来之前，纵向的政治空间仍然存在，在已有国家的地方，表现为资产阶级所主导的阶级统治，在还没有国家的地方，表现为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民族自决；而横向的政治空间也一直存在，表现为普遍的阶级斗争，并作为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一旦有了对于这样一种终极历史时刻的理解，有了对于历史规律的把握，人们便可以通过主观能动的行为来推动时间对空间的克服加速到来，这便是无产阶级革命。至于这一终极历史时刻何时到来，在哪里到来，在不同的地方分别以什么节奏到来，则有赖于革命领导者的判断。

 这带来一个衍生结果，就是革命领导者可以基于其判断，而以各种方式来利用不同的政治空间结构，对给定空间结构进行各种击穿，又创建必需的新的空间结构，由此而浮现出可以打交道的不同政治对象，可以视情况所需变换政治结盟关系，并能对此进行逻辑自洽的正当性辩护，形成具有极大的政治弹性与灵活性的政策方案。而用以为纵向空间的国家政治进行正当性辩护的各种观念系统，在横向空间的阶级政治当中是否仍然具有正当性，则取决于革命领导者对于历史时刻的判断，但即便仍然有正当性，也是一种工具性的正当性。阶级政治有自己的一套正当性观念系统，它超越于旧有的观念系统之上，统领并视情况调用各种观念系统。

 在这样一种时间、空间结构下，一切空间性的东西都被相对化，非终极的、日常时间性的东西也被相对化，它们都不具有绝对的价值和不可通约的差异，它们都将被那个终极历史时刻所超越，它们的意义也都通过那个终极历史时刻而获得识别。在终极历史时刻的观照下，一种终极命运审判式的精神结构建立起来，一切日常的禁忌都被打破，一切现实当中的魅惑（enchantment）都被祛除，一种无比宏大的世界观念被建构起来。以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说，这是一种不仅突破了“地心说”，也突破了“日心说”，甚至突破了“宇宙中心说”的时空叙事，任何以其他模式生成的历史目的，都会被它消解掉。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打开了想象力的空间，对于世界秩序拥有超级的思考格局。

 但超级格局还对应着另外一重面相。所有的这些超级格局，都以终极历史时刻来正当化自身，终极历史时刻在本质上类似于一种信仰。古典帝国也有其终极时刻，由宗教给出，将实现于彼岸世界；对该终极时刻的教义解说，会被转化为一种法理化的讨论，其在日常时间、日常政治中转化出一种具有可预期性的法权秩序。共产主义的终极时刻基于对历史规律的理性把握，将实现于此岸世界，对它的解说倘若被法理化，便与此岸世界的资产阶级法权难以区分，所以它会拒绝法理化的努力；这就让日常时间、日常政治本身的可预期性遭遇到困境，一种稳定的日常法律秩序难以建立起来。这样一种复杂纠结的状态，必须通过革命领导者的临机决断而获得突破；于是，革命领导者就会转为共产主义革命的肉身化呈现。共产主义革命历史当中的一系列复杂难解的困境，也隐藏在这一重面相中。

 在这种超级格局下，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远大于中国国民党的动员效率。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基于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而获得了新的军事动员效率，但是此种组织原则与其道德原则并不足够匹配；更准确地说，国民党试图用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但三民主义是一种政治性的理念，而非伦理性的理念，只能为政权进行正当性辩护，并不能起到规范世道人心的作用。于是，强大的组织原则便会喧宾夺主，置换掉道德原则对于组织目标的定义能力。北伐的过程中便发生了一系列过激行动，对传统社会秩序与伦理形成巨大的冲击，也令组织目标本身陷入混沌。

 因此，蒋介石在1932年便提出要用“礼义廉耻”来“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1934年春天，更进一步将此主张具化为“新生活运动”，以他重新解释过的“礼义廉耻”之四维作为基础道德原则，同时吸取一系列现代理念，以整肃国民日常生活、改良社会风气为目的，力图达到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的目标。礼义廉耻不能抽象地谈，它需要具体的社会载体。在乡村而言，就是以乡绅阶层作为该道德秩序的担纲者，他们与一般的底层民众之间形成一种微观道德共同体的共生关系。而乡绅阶层只要存在，便对乡村人群具有组织能力，从而与政府从乡村汲取资源之努力形成抗衡；而国民党又不可能取消乡绅阶层，因为这与新生活运动本身的逻辑相悖。这就使得国民党政府从乡村地区进行资源动员的能力相对有限，其在财政上更多地要依靠江浙财阀以及外国贷款的支持。

 对共产党来说，则不存在这样一种障碍。在阶级斗争的话语下，乡绅阶层与底层农民之间在传统时代的等级共生关系，被转化为一种阶级斗争关系。共产党作为底层受压迫的劳动者的代表而存在，它引领底层劳动者反抗那些剥削者，敢于抗拒的人，便是土豪劣绅，会被镇压；而对他们的镇压，在终极历史时刻的时间维度中会获得高度的正当性。这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土改过程，土改打破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带来强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效果。共产党由此所获得的乡村资源动员能力，远非国民党所可比拟。

 但是这种资源动员手法有一个约束条件，即因为如前述，可预期的稳定的日常秩序在终极时刻照临下变得不稳定，日常的经济运转会大受影响，所以它会使得该手法很快走上自己的逻辑终点。除非，或者它能够持续地通过本身的高效动员而从外部汲取资源，或者它能够统治足够大的区域，从而通过庞大的规模来消化掉日常秩序受到的扰乱，仍然维持自己。 倘若不能满足其中的至少一点，便需要改变政治策略，重新定义当下的政治时间与政治空间，以便革命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继续；随着时空条件的改变，策略也可以无阻碍地转变。政治策略的各种改变，同样能够在终极历史时刻之下获得正当性辩护。这便是统一战线政策能够有效实施的政治哲学基础。

 在国际安全环境较好的情况下，国家对于动员效率的需求并不会很高，稳定的政策与日常秩序的需求是第一位。一旦国际安全环境变得很糟糕，则国家对于动员效率的需求就会变得很高，甚至会阶段性地压倒国家内生的历史目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的安全环境越发糟糕，于是，共产党获得了特殊的历史意义。它通过其极为灵活的策略、极其宏大的格局、极其高超的效率，将敌后的乡村社会转化为共产党的根据地，并将自己从外在于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为内嵌于中国历史与社会。

 2.对汉民族主义的超越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区域主要是在汉族、中原地区，边疆与少数民族问题只是被抽象地谈及过，在早期并未进入共产党的认真思考当中。直到后来转战陕北，长征一路上所走的多半是少数民族地区，陕北也是地处汉蒙回交界地带，倘若少数民族问题处理不好，会让革命遭遇到巨大困难。正是在这种处境下，共产党开始认真思考少数民族问题。这个过程与国民党从中原到西南、西北的视野转换有类似之处，但共产党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为基础，对于少数民族问题的思考与处理有着与国民党大不同的路径与格局。

 1937年7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针对少数民族问题成立了一系列工作委员会，并专门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研究室在1940年起草了两份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指导性文件，成为党中央的正式文件。在这两份文件中，分析了少数民族所面对的三个基本矛盾：第一是回、蒙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第二是回、蒙民族和汉族的矛盾；第三是回、蒙民族内部的民主力量与封建势力的矛盾。

 最重要的是第三个矛盾，它析解出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关系，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便被阶级矛盾所击穿；第二个矛盾实际上并不是回、蒙民族与汉族的矛盾，而是两者与汉族统治阶级的矛盾。依照共产主义的叙事，蒋介石所代表的汉族统治阶级并不能代表汉族，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必须被打倒，由中国的劳动阶级自我统治。这就需要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必须代表中国的劳动阶级，因为劳动阶级才是真正的属于中国人民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中国的劳动阶级，所以越是共产主义，才越是民族主义。在一种复杂的时空结构变换当中，普世的共产主义被转化出民族主义的意义，民族主义又自然地从汉民族主义被上升为中华民族主义。普世民族主义的样貌于此也隐然浮现出来了。

 共产党带领劳动阶级推翻汉族统治阶级的革命，实际上就是消除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使少数民族与汉族获得平等地位的过程；而获得解放的少数民族也要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完成自己内部的民主革命，由其劳动阶级来自主，最终形成普遍均质的人民。整个过程中，汉族劳动阶级的革命是核心的能动力量，它会引发整个中国内部的连锁革命，并通过阶级斗争消解一切民族矛盾，共产党则是超越于各民族之上的统合性力量。在阶级斗争的话语下，不再有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分，而只有阶级之分。

 在此逻辑下，还可进一步击穿第一个矛盾，即少数民族乃至汉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国际层面的阶级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代表日本人民，中华民族应该与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所压迫的日本人民联合，<span class="mark" title="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的“日本人民”的意识形态想象本来可能仅仅停留在想象层面，但是共产国际派了日共的野坂参三（化名林哲）来到延安，使得“日本人民”有了一个具象化的载体，支撑着超国家的国际阶级斗争的秩序想象一直持续到战后，并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外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日本人民本位”。其效果极为复杂，是理解战后中日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之一。参见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推翻国际层面的反动派，并最终实现全球普遍革命。对于回、蒙之外的少数民族问题的解析基本上是在同样的理论结构下完成的。这是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一种本土化应用，纵向的民族政治空间与横向的阶级政治空间，在这一叙事中被以各种方式调用，最终在一个复杂的时间结构中，实现对各种矛盾的逐层消解。

 在这样一种时空结构的叙事逻辑下，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于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过程。共产党在纵向政治空间的结构下，承认少数民族的主体地位，典型的象征性事例呈现在对成吉思汗陵西迁的处理上。在成陵途经延安之际，共产党也安排了盛大的迎灵和祭祀活动，祭文起首语与国民政府类似：“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圣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灵。”<span class="mark" title="共产党的祭词全文如下：“维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谢觉哉——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代表滕代远，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高自立率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圣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灵曰：日寇逞兵，为祸中国，不分蒙汉，如出一辙。嚣然反共，实则残良；汉蒙各族，皆眼中钉。乃有奸人，蜂然附敌，汉有汉奸，蒙有蒙贼。驱除败类，整我阵营，抗战到底，大义是宏。顽固分子，准投降派，摩擦愈凶，敌愈称快。巩固团结，唯一方针，有破坏者，群起而攻。蒙元太祖，世界英杰，今日郊迎，山河聚色；而今而后，五族一家，真正团结，唯敌是挝。平等自由，共同目的，道路虽艰，在乎努力。艰苦奋斗，共产党人，煌煌纳领，救国救民；祖武克绳，党仁不让，大旱盼霓，国人之望。清凉岳岳，延水汤汤，此物此志，寄在酒浆。尚飨。”">但文中所呈现出的政治空间结构与国府大不相同。嗣后，又在陕甘宁边区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在延安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设立蒙古文化陈列室，每年春夏两季分别举行两次成吉思汗大祭典，毛泽东、朱德曾亲自发起公祭。

 但是，这样一种纵向空间的民族政治，又必须从属于横向空间的阶级政治。国共内战时期，内蒙古率先解放，在1947年5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其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内蒙古自治政府以内蒙古各盟旗为自治区域，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自治政府是实现高度自治的区域性的民族政府；区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各民族间的亲密合作团结互助的新民族关系。此前的东蒙等地曾经有过一些由蒙古族建立的“自治政府”，意在进行民族自决，乃至与外蒙古合并；但是苏联及外蒙古出于对国际关系问题的考虑，都拒绝了合并的建议。这些尝试遂渐次失败，其中很多领导人物被新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所整合。新的自治政府成立的时候，几个东蒙背景的领导人物旧话重提，认为内蒙古的社会状况和内地不一样，还没有无产阶级，成立共产党没有阶级基础，不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革命。

 与乌兰夫一同从延安被派赴内蒙古领导当地革命工作的刘春（曾任西北工作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室的负责人）则坚决驳斥，提出，正因为内蒙古的无产者规模还太小，不足以形成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所以内蒙古的蒙、汉等各民族无产者便必须与全国其他各民族的无产者一起，才能形成足够的规模并成为无产阶级，也就是统一的中国无产阶级。因此，内蒙古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才能获得成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不是哪一个民族的党，所以争取包括蒙古族在内的中国各少数民族彻底解放的中国革命，只能由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刘春的这套叙述，同样获得了乌兰夫的支持。乌兰夫提出，内蒙古长期发展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已证明蒙古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是紧密相连的，内蒙古革命斗争也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一部分，不能脱离开中国革命的总轨道；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汉人的政党，而是超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内蒙古的工人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然应该由中国共产党来统一领导。

 这样一种叙述，其政治空间的结构变换极为高超，在终极时刻的背景下，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主体性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进行了一种有机结合。如此的政治空间观与格局感，使得共产党在少数民族政策上有着远远大于国民党的灵活度与吸引力，最终在整体战略形势不如国民党的情况下，反倒收获了蒙古族的人心，率先统合了内蒙古地区，将其变为自己可以依凭的极为重要的战略后方。

 同样，在新疆，也呈现出类似的政治空间结构变换。作为一个在民国时期在新疆政坛已有重要地位的维吾尔族精英，包尔汉在其回忆录中曾多次谈到，民国时他与其他维吾尔族政治精英交流时会反复强调，新疆不能走独立的道路，那会让它落入帝国主义魔掌，就像印度、朝鲜和中国东北一样；但是国民党无视新疆本土人民意愿的统治也不能接受，所以要追求的是在中国的框架下实现新疆的自治。在帝国主义魔掌等富于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下，可以看到包尔汉更深层的思考。他于1948年在新疆学院（新疆大学前身）对全校师生发表演讲，驳斥东突主义者：“新疆两千多年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疆不是一个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正如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各民族的中国一样。如果说新疆只有维吾尔族一个民族的话，在新疆范围来说就是犯了大民族主义的错误；在全国范围来说，就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即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 他明确意识到，脱离开中国的新疆是无力自立的，它很可能会进入一种很悲惨的混乱当中；但是他也明确提出，新疆的主体性必须在某种政治方案下获得承认。

 包尔汉的这种认知可谓真正的洞见，他对新疆以及维吾尔族命运的忧虑及思考，都直指真问题。对他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共产主义是无法避免的选项。包尔汉是从民族的生存困境出发，可以说他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共产主义者；而内地的共产党人则是共产主义基础上的民族主义者。新疆和内地以两种不同的路径出发，在共产主义上发生了交集，由此新疆问题找到了一种政治解决方案。在这种方案之下，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之间的所谓差异，都被阶级差异给消解掉了，它将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从而实现了对于汉民族主义的超越，上升为中华民族主义。

 3.中华民族主义的法理基础

 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很多是出于民族救亡的考虑而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国势日蹙，国民党的救亡努力很快被其内部的派系斗争与腐败所消解，此时的共产党充满朝气，于是很多人投奔了延安。因此，共产党人多半是共产主义基础上的民族主义者，如前述，这个民族主义的内涵是中华民族主义。

 在解放战争末期，这一点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由刘、邓两人领导的中原野战军改编而成的第二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之后转向进军少数民族众多的大西南，1950年初解放了除西藏之外的西南全境。进军大西南后不久，中央就民族问题向二野发出指示：“关于党的民族政策的申述，应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规定。<span class="mark" title="《共同纲领》中的相关规定主要在第六章《民族政策》，其中规定：“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现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第五十一条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第五十三条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学、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此点望你们加以注意。”<span class="mark" title="《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二野前委的指示》（1949年10月5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4页。中共的这样一种政策变化，也与苏联依照自己的民族政策经验以及其对国际政治的考虑，而在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向中共提出的一系列建议相关。相关内容亦可参见李国芳《中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以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为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

 这段指示当中有一系列值得从政治叙事上深入分析的内容。其中最核心的是它确认了一个全新的法理来源——所有的民族政策都要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的规定。《共同纲领》颁布于1949年9月29日，其序言明确表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

 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空间结构在这段序言当中呈现出来。《共同纲领》用阶级政治置换国家政治，被压迫的中国人民推翻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民党政权；但是这个阶级政治当中，所有曾经的弱者都联合在了一起，其中包括了复杂的阶级结构，这要求必须具备一种超阶级的认同基础，从而又形成了国家政治对于阶级政治的再置换；而此时的国家政治是由阶级政治所领导的，所以它不是对过去的国家政治的简单重复。少数民族也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参与者，它在前述的政治空间结构当中，被阶级政治和国家政治从两个方向吸收：从被阶级政治所吸收的角度来看，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异被消解；从被国家政治吸收的角度来看，汉族与少数民族共组为一个大的中华民族。如此复杂的政治空间结构，在终极历史时刻的照临下，各种差异被统统吸收，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普遍均质的存在；人民政协则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进行了一个建国立政的政治决断。

 中华民族就此借助共产主义所打开的超级想象力，同时完成了对于所有矛盾的克服，超越于一切差异之上，从而表达出了自身。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来看，《共同纲领》具备制宪权行使的根本特征，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嗣后一切政治活动的根本法理基础。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是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做此宣示的，但这个主席的身份并不是因为他的这一宣示行为而成立，而是依照《共同纲领》规定进行的选举而得以成立的。

 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内涵，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政治空间结构当中呈现了出来。通过阶级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反复变换，吸收掉了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治，超越了汉民族主义，上升到中华民族主义。

 区别于国民政府在成陵祭典当中所表达出的中华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基础上的中华民族主义，基于其阶级政治的底色，还有着一个远远超越于中华民族主义之上的对于欧亚大陆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超级想象力。这样一种视野，使得中国的精神结构得以在古典帝国之后再次进入到大陆帝国的视野，并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有了进一步突破大陆帝国视野的可能。中国获得了足够的精神容量来继续自己的现代转型。

 三、大陆帝国的自我超越

 苏联的共产主义“帝国”，以普遍阶级为理解政治秩序的基础；美国的清教、自由主义帝国，以个体的普遍权利为理解政治秩序的基础。它们构成了两种超越民族主义的普世主义秩序想象，或者说两种现代帝国。科耶夫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提出，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起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族国家不再是世界秩序的构成性力量，战后秩序必定是帝国的世界。 美苏两大帝国在冷战中的对抗，是历史上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的对抗在现代的呈现形式：苏联以其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于沙俄留下的大陆秩序的整合乃至升级，美国以其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于英国的海洋秩序的继承乃至升级。

 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必须拥有一种超越于中原视野之上的内亚视角，才能完成对帝国遗产的整合，安顿自己的边疆秩序，而这以普遍的大陆视野为前提；进入现代秩序的中国，以其超大规模的人口与资源在世界市场中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需要通过全球普遍贸易秩序才能获得充分释放，而这又必须以对海洋秩序的参与为前提。从历史哲学意义上来说，中国因此成为连接大陆与海洋，联通全球大秩序的中介性力量，也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成其为“中”国。此一中介性地位非陆非海，又亦陆亦海，充满内在张力；对此地位的历史哲学理解，同样需要一种具备内在张力的精神结构。共产主义在中国现代转型历程当中，作为中国通向“普世民族主义”的中介而具有的精神史意义，以及共产主义理念自身的发展，都要在中国对这样一种张力精神结构的需求中获得理解。

 1.大陆帝国与“普世民族主义”

 共产主义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想象力格局。远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前，这种格局就已呈现出来。李立三担任共产党总书记时，在1930年努力发动了一系列大的罢工与武装暴动。李立三当时的努力，是以他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的理解为前提的。在他看来，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也是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的地方，所以中国必定会是世界革命首先爆发的地区。中国的革命会带来残酷的国内战争，并因列强的在华利益之冲突，而引发残酷的全世界的阶级战争。故中国革命乃至一省或数省的革命胜利，就是世界革命的开始，而中国革命的最终成功又取决于世界革命的成功，所以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是同一过程。李立三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的这样一种理解，与列宁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改造异曲同工，实际上是在列宁理论的基础上，顺着同一逻辑继续向前推论的结果。关于列宁的相关理论，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第二小节第三小小节的讨论。更进一步地，李立三把忠实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忠实于中国革命等同起来，甚至以忠实于中国革命作为是否忠实于共产国际的衡量标准，从而推导出，既然世界革命爆发在即，中苏两党同属共产国际，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中共可以为保卫苏联而战，那么苏联也同样应该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而战。

 李立三的这套逻辑将列宁的“帝国主义薄弱环节论”引申运用到了极致，在普世主义的视野当中走上了中国本位主义。这种新的政治意识具有极强的内在张力，其在普世中强化了民族，民族又通达普世，“普世民族主义”以共产主义为中介而悄然浮现出来。这种政治意识在很多其他共产党人的身上也显示了出来，表达着中华帝国留存在中国人潜意识中的普遍主义冲动，同时又将其收敛在一种民族主义的载体上。

 前文曾谈到过，在中国的现代转型进程中，传统帝国所尊奉的普遍主义理想本身需要被抽象化，对普遍主义要留其“神”而弃其“形”；将其与具体的特殊主义方案安置在不同的位阶上，普遍主义所空置出来的“形”可由特殊主义来填补，但特殊主义的“神”则要从属于普遍主义，以普遍来统摄特殊，以特殊来充实普遍。“普世民族主义”便将“形”与“神”安顿在了不同位阶上，一种具备极强内在张力的自我意识，就此通过共产主义进入到中国的精神结构当中；而朝向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的两种精神出口，也全都悄然埋了进来。

 在毛泽东这里，“普世民族主义”形成了一种更加体系化的表达。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全靠观察国际局势来分析国内政治，在全球阶级斗争的大格局下，反观内政问题。这种观察背后所透露出的秩序想象力的宏大格局，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继续以其大格局的想象力来勾勒中国的前途。他在与美国记者谈话时提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毛泽东相信中国就是处在这种中间地带，对于国际秩序中间地带的发现，已隐含着他在70年代所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原型。在同时期的一系列谈话中，可以进一步看到他对自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之历史重要性的高度重视。他认为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的牵制，美国不可能直接发动对苏战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不必因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受到美苏关系的束缚，不敢继续对国民党的革命；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其实直接影响着美苏双方的力量对比，甚至美苏关系的未来走向。 中间地带被哪一方掌握，这一方便会在对抗中获胜；因此，倘若中间地带被激活其普遍的精神自觉，则它们的战略抉择便会决定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从而在这种意义上成为世界秩序的定义者。这样一种秩序想象，直接给出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在此格局下，它不是世界秩序的被动性存在，而直接就是一种构成性的力量。

 也正因为这样一种秩序想象力，在抗战后期，毛泽东及中共与来到延安的美国观察组打过交道之后，曾有过一段时间对获得美国的承认与援助抱有很大期待。毛泽东更是在与赫尔利打交道产生不快、想法受阻后，曾通过其他管道尝试向华盛顿传话，愿与周恩来去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面谈中国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中共当时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毛泽东更大的期望是像铁托那样，拿英美的援助，打共产党的天下。 在阶级政治的视野下，区别于美国政府的美国人民，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中间地带，是进步的力量，当然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盟友。

 但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完全不符合中共的期待，美国国内的进步力量未能占据上风；因此在夺取了国内政权之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选择了“一边倒”的战略，站在国际无产阶级阵营一边。但在与苏联谈判同盟条约的时候，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呈现了出来。在中苏两国结盟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斯大林有着一致的愿望，但是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的结盟不会破坏雅尔塔体系以及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以及在条约中如何保证中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两国在谈判中有着艰难的拉锯过程，最终以苏联做出了更多的让步而告终。中国作为中间地带，其战略选择空间在原则上来说反倒大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以致苏联不得不让步。这一过程也让斯大林对毛泽东产生了不信任感。

 实际上，这种不信任感有着更深的历史渊源。在延安时期，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曾向莫斯科报告，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信仰似乎比较可疑，更像个机会主义者。毛泽东及中共在延安与美国人的大量交往，也让苏联方面深感疑虑。参见［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吕文镜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

 从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本人仍然坚信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在其秩序想象中，（普遍性的）阶级政治的表层下，有着（特殊性的）国家政治的考量；而这种（特殊性的）国家政治，却又是以（普遍性的）阶级政治为其参照系的。中共的秩序想象中有两种政治空间结构的交叉关系（实际上在苏联的秩序想象中有同样的空间交叉关系），是由共产主义而导出的“普世民族主义”之内在张力的自然结果。这使得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暨晚清之后又一次出现了二元结构，即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政党外交为基础的“内层外交”，及与其他国家之间以国家外交为基础的“外层外交”。 二元外交下，内政与外交的界线变得很模糊，对国家利益的识别也变得模糊；尤其是在终极历史时刻的观照下，各种界线与权责都被相对化，难以纳入稳定且可预期的秩序当中。它带来了超级的秩序想象力，带来了极为灵活的外交政策，让中国获得了一种宏大格局，也让“作为国家的中国”成为“作为帝国想象的中国”的工具，难以锁定国家利益。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普世民族主义”还未获得足够的精神自觉；对毛泽东与中共来说，共产主义的阶级政治还是优先于民族主义的国家政治的。中国毅然出兵朝鲜让斯大林对于毛泽东与中共终于放下心来，随后苏联从军事到经济再到技术、培训，从各种角度给了中国大量援助，帮助中国奠定了国家能力的基础。

 从另一角度看，出兵朝鲜是中国对其国家身份的一次决断，中国拒绝了海洋秩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陆秩序。这样一种决断使得中国在一个更大的大陆秩序下，顺畅地完成了对于满蒙回藏等边疆地区的整合。在当时，中国在大陆秩序中居于从属地位，但这种从属地位无法满足中国的精神结构当中那种潜在的普遍主义需求，它要求中国应该作为秩序的独立定义者（之一）存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的能力完全不足以让中国人信服，他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之后，也颇依赖于中共的支持，这让毛泽东及中共开始寻求成为大陆帝国主导者的地位。但这与苏联的主导地位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两国遂逐渐交恶。

 一个精神现象学过程于是展开了。就综合国力而言，苏联是大陆帝国当仁不让的主导者，苏联的存在让中国无法真正以大陆帝国自居；因此，因苏联这个他者存在而长期被意识形态叙事所遮蔽的普世民族主义，开始形成精神自觉。“普世民族主义”当中的“普世”一面仍然由共产主义所支撑，所以中国与苏联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中共发表了著名的“九评”，指出，苏联为修正主义，中国才是共产主义的正统。但两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之间的这种争执，使“普世民族主义”当中“民族”的一面又开始浮现出来。中苏之间原本作为“内层外交”的政党关系，被转化为（差不多是）“外层外交”的国家关系，国家政治在阶级政治当中浮现出来。苏联也逐渐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撤走专家、陈兵百万等等举措，唤起了中国人对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压迫的记忆。

 意识形态之争开始呈现出某种虚幻性，中国需要独立于意识形态来判断国家利益。与大陆帝国的冲突，迫使中国需要在海洋帝国方面获得某种对冲。这样一种战略变迁在越南战争当中悄然浮现出来。

 2.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

 越南的地缘位置在东南亚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地位。东南亚分为大陆部分和海洋部分两块区域，这两块区域围绕着中国南海，在历史上构成了一个悠久的秩序共生体，作为连接东西方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二战后，大陆和海洋两个部分的命运出现了微妙的差异，越南与印度尼西亚两国的反殖斗争可以构成一个有趣的对比。越南的胡志明和武元甲在军事上要比印尼的苏加诺和哈达更为成功，但是印尼从荷兰人手中获得了完全的独立，越南独立同盟会则在从法国人手中夺取最后胜利时受到阻挠，而不得不接受让越南落入南北分治的局面。在这两种情况下，决定殖民帝国结束方式的是更广泛的国际问题。

 从整体上来说东南亚属于海洋秩序，但更具体来看，印尼毫无疑问地属于海洋秩序，越南则处在某种过渡地带。对美国来说，面对苏联在东南亚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影响（民族主义需要形成对于国民的普遍动员，左派在这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必须让荷兰退出印尼，以免海洋部分落入大陆帝国的掌控；而在越南这个过渡地带，美国可以容忍它的北半部纳入大陆帝国秩序，以安抚当地更加强大的反殖军事力量，但必须将南半部纳入自己的海洋秩序，否则整个东南亚的海洋属性可能会遭遇巨大挑战。这是1954年《日内瓦协议》中越南被南北分治的一个国际政治根源。

 但是北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拒绝接受这样一种命运，南部的越南共和国统治者又极其不得民心，于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所提供的战略灵活性下，以一种仿自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获得了老挝、柬埔寨的支持，得以开辟并维持了“胡志明小道”，使其在越南共和国发展的游击队组织得以生存并壮大，以各种方式对其发起攻击。 这对美国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越南共和国是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的根本缓冲地带，在海陆大博弈的格局下，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枢纽点，必须保卫；这也是美国对于海洋世界之承诺的可信性的一个基本标志。因此，美国从1961年开始介入越南的战争，1964年的北部湾事件之后，美国的介入大规模升级。

 此时中国的态度值得玩味，一边援越，一边通过各种途径向美国传达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战争的信息。时任外长陈毅还刻意告诉苏联驻华大使拉宾：“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中美双方紧锣密鼓地互发信号，反映了两国都在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对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中国方面实际上也是心中有数的。此后，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作战，也并未做出什么反应。约翰逊政府决定美军卷入越战，在南方的越南共和国发动地面战争、对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实施空中袭击，与此同时，有一条明确的底线，即不允许美国的战争行动越过中国所划出的界限。

 从这样一种值得玩味的态度中，可以看到中国的战略转型，同时也是自我意识的转型。中国基于其意识形态，仍然有着大陆帝国的精神冲动，愿意承担起本国之外的国际责任；但它在另一个大陆帝国的压力下，也意识到了自己与海洋帝国的共同利益，于是打开了与海洋帝国的合作空间。初期这还仅仅是两国心照不宣的默契，后来尼克松访华，便直接发展为非正式的盟友关系。

 其中还有一重必需的条件，即海洋帝国对中国区别于苏联大陆帝国的独特地位的理解。中苏分裂后，对美国来说，新的战略空间已打开；<span class="mark" title="实际上，美国内部一直有声音主张要对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做区分，鼓励那些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集团中分裂出来，中国在美国人眼中一度也在此列。但是朝鲜战争让美国的主流放弃了这种看法，转而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区别，最好的办法是对苏缓和、对其他国家施压，使得其他国家对苏联的求助最终超出苏联的承受力，而致共产主义阵营分裂。中苏分裂后，有人以为是这种策略奏效了。但随着对中国理解的加深，美国决策层对中国形成了更复杂的看法。参见［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六章《分化对手：美国与国际共产主义，1945—1958》。">此后美国决策层逐渐对中国形成更进一步的理解。基辛格在初次访华与毛、周打交道时便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基于其悠久的历史，有独特而又宏大的时间感和空间感，不惧于把“自力更生”变为一种武器，因此中国更愿意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视作因双方看法一致而进行的互助，而不愿将合作变成一种迫切的需求。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在完全不同于冷战之二元对峙的空间结构下与中国打交道。美国愿意将中国理解为一个不同于苏联大陆帝国的独特存在，中国也做了对应的表态，周恩来向基辛格解释，不管中国给了越南什么样的支持，都是出于历史的原因，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战略的原因。

 抛开意识形态的束缚，中国对“中间地带”的理解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战后，毛泽东长期认为“中间地带”包括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并认为美国力图把所有中间地带国家都吞下去。直到1950年代末期与苏联闹翻之前，毛泽东仍然是差不多的看法。 这是毛泽东从大陆与海洋两大帝国二元对抗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秩序的结果，此时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构成性力量的意义仍然不够清晰。

 进入1960年代，与苏联闹翻之后，毛泽东开始经常谈论“中间地带”的内部差异了。比如在1962年与日本友人谈话时讲到，有些中间地带的国家有着强大的垄断资本，有些作为殖民地刚刚独立或仍在争取独立； 1963年和1964年又在不同场合反复讲“中间地带有两个”，区分了欧、日、澳等国与亚、非、拉诸国。 在中间地带内析解出穷国、富国两种国家，意味着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中国作为独立于美、苏两强之外的第三力量，需要有自己的外交基本盘的问题了。毛泽东这个时候开始将“中间地带”称作“第三世界”，并且强调第三世界也分成两个， 之后他不再提“中间地带”的概念。1965年，毛泽东开始将欧洲等发达国家剔除于“第三世界”之外，1970年明确提出包括英国在内的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 这表明与美国在越南问题上达成默契之后，毛泽东对于中国作为独立的第三力量越来越有自信。终于，1974年，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三个世界”理论。

 此时可以说，“普世民族主义”的精神自觉已经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在实践中打开。毛泽东挥洒自若地将世界格局做了划分，并将中国设置为第三世界的领袖，中国获得了自己明确的外交基本盘，成为并立于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的第三支力量，既可以构成对二者的制衡，又可以是二者的中介。中国的外交格局在60年代一度处于极度困窘危险的状况中，多个方向同时受敌：西南方向面对印度，沿海地区面对美国，整个北方则面对苏联；但是到了1970年代，中国转而成为整个世界秩序当中至关重要的构成性力量，构建起“中美苏”大三角，并在其中成为战略灵活度近乎最高的一个。也正因为中国的这种中介性地位，无论它自己如何表达“战”与“和”的观念，以及无论它在局部性的地区做何种动作，从全局的角度来看，都在事实上成为美苏两大军事集团之外的一个根本性牵制力量，成为世界和平的基础。

 如此一种宏大的普遍主义格局，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它高度依赖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视野的打开，将中国的精神结构当中那种最深沉的普遍主义诉求现实化了。到了1970年代，经过与苏联的一系列争论、林彪事件等等，意识形态沉淀之后所留存的真实收获，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宏大视野。对六七十年代的国人而言，即便是偏僻的乡村，也会在日常话语中出现诸如美苏争霸对世界的影响，巴拿马、古巴、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所有这些闻所未闻的东西都以共产主义话语为载体，而进入到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倘若是在民族主义话语下，它们根本不会进入一般国人的视野。它们所呈现的并非真实的世界秩序，但一种宏大的视野以这样一种方式打开了。

 从一个普世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要同时满足多个复杂的任务，其精神结构需要既是“民族”的，又是“普世”的；这样一种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精神结构，通过共产主义为中介而浮现出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共产主义基础上的民族主义者的身份本质，至此也获得真正呈现。共产革命初起之际，共产党人以其对终极历史时刻的信念，奋力地推动着一场伟大的事业; 经过了革命史这样一番时空结构变换,中华民族内生的历史目标重新浮现出来，以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一个必要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这一历史目标得以展开。

 回顾历史上的中国，在魏晋南北朝之际，中原帝国衰朽不堪，精神世界因此颓靡；最终通过北族带来新的激情，由西域传来新的理性，两者都有着不被中原地理所局限的视野，结合中原的旧有基础，经历了艰难复杂的整合过程，最终绽放出一个豁然开朗的局面。大清是中华普世帝国的绝唱，中华帝国的末年衰朽不堪，精神颓靡。共产主义通过其终极历史时刻照临的观念结构，形成一种深刻的使命感，带来了全新的激情与武德，同时又提供了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宏大的普遍视野。共产主义一方面为动员对象给出了更加清晰可见可触的敌我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为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多重复杂问题给出整体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一切，结合于中国的旧有基础，促成了类似于北族入主一般的秩序重构。中国历史的几轮大循环，冥冥中形成了一种共振关系。

 但是，同样由于终极历史时刻的照临，日常政治和日常活动被相对化，难以转化出稳定可期的法权结构，政治的运作高度依赖于革命领袖的超凡想象力与临机决断力。倘若不能进入日常政治，则革命的成果便无法被固定下来，难以被收获，因此大陆帝国也内在地需求着要突破这一困境。对海洋秩序的参与，成为实现这一突破的必要途径。在毛泽东晚年经历了一番大开大阖之后的中国，整合自己大陆帝国的一面，同时又为向海洋帝国敞开大门做好了准备。

 3.从融入海洋秩序到视野的萎缩

 “三个世界”的秩序勾勒为中国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外交天地，中国更加努力向第三世界提供公共品。这种工作实际上在50年代便已开始。但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方面，在当时毛泽东及中共的秩序想象当中，横向空间的阶级政治与纵向空间的国家政治是不间断地彼此交错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无法被有效识别。另一方面，对外提供公共品的过程，倘若不能与本国之间形成一种正向的经济循环，则是一个纯消耗的过程，它将使得提供公共品这件事情变得不可持续；而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与世界处在近乎隔离的状态，任何援外都是纯消耗。政治利益上的收获并不足以弥补此种消耗，更何况，此时的政治利益有很多是在阶级政治的视角下才存在的。而国内持续的“非常政治”状态让中国的经济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因此，到了毛泽东身后，邓小平及中共开始认真思考加入海洋秩序的问题。有趣的是，中国的再一次身份决断，是通过与越南的一次军事冲突完成的。

 1975年4月底，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占领了西贡，灭亡了南方的越南共和国，并在1976年初宣布将南北越统一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统一后，与中国关系逐渐交恶，与苏联的关系则逐渐加深。越南除了与苏联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还在1978年9月加入了经互会，从经济上融入苏联的大陆帝国。此时的越南军队身经百战，在1978年底攻入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苏联又依照同盟条约当中的规定，在1979年租借了越南的金兰湾海军基地，海军威胁能力直逼马六甲。一时间苏联主导的大陆帝国秩序控制了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直有继续南下攻略整个中南半岛的势头，中国感受到了一种南北包夹的危险。

 据李光耀回忆，在1978年11月，越南还未侵入柬埔寨之际，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曾与其深入探讨过越南问题。邓小平谈到，越南一旦入侵柬埔寨，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越南主导的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李光耀则直截了当地问道：一旦越南真的进攻柬埔寨，中国是否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最后被迫靠向苏联？李光耀很希望中国届时会有所行动，他认为泰国的一系列表态证明它也非常希望中国如此做。 李光耀的这种态度意味深长。越南在东南亚的咄咄逼人态势，掩映着苏联大陆帝国的扩张锋芒，令东南亚的海洋秩序受到了深刻的威胁；按理说，应该由海洋世界的盟主美国为东南亚提供保卫力量，但美国好不容易才从越南抽身，不能指望它会再回来蹚浑水，那么唯一能指望的就是中国了。但是中国需要表明自己不是另一个凶恶的大陆帝国。李光耀对此实际上是有信心的，他理解到了中国与苏联对国际秩序之构成性作用的本质区别，才会提出这样一种要求。

 李光耀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在中美两国刚刚建交一个半月之后，中国便对越南采取了军事行动——中国对于建交时间与出兵时间的安排，也是有过精心策划的，力图在国际层面达到一种最佳效果。在出兵之前，邓小平在访美之际向美国总统卡特通报了准备军事行动的考虑，虽然并未获得美国的首肯，但在嗣后的战争过程中，可以看到美国在事实上对于中国的配合。这一仗彻底粉碎了越南称霸东南亚的梦想，保证了东南亚的海洋属性不被大陆帝国所侵蚀，也象征着中国的又一次身份决断——加入海洋秩序。

 回顾历史，会发现新中国的两次身份决断是通过两场战争完成的；这两场战争的发生地都是海洋与陆地的过渡地带，彼时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枢纽所在。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当中的陆海中介性力量，在这两场战争的地缘空间格局当中也隐隐显露出来。而两次身份决断，看似相反，实际上可以视作同一决断的两个阶段。作为非陆非海、亦陆亦海的中介性力量，中国需要先以大陆帝国的方式来凝聚自身，继承古代帝国的遗产，然后投入海洋秩序，才不至于造成类似晚清民国时期的二元飞地经济，以及撕裂自身。此步骤不能走反，也不能省略，否则难以安顿国家的秩序。因此，中国的身份决断应该是在一段绵延的“历史时间”中完成，不似一般国家可以通过非绵延的“历史时刻”而完成。

 邓小平时代完成的第二阶段国家身份决断，有着毛泽东时代在第一阶段留下的出口。<span class="mark" title="邓小平说：“从这次自卫还击战的国际反应来看，绝大多数人是从心里同情我们的。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参见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在毛泽东时代，民族目标还是隐含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下，在邓小平时代，民族目标则通过重新定义党的位置而获得了更加清晰的表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之际，邓小平谈的还是“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行为的主体、进行目标设定的主体，仍然是党，但是目标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这一短暂过渡，几个月后邓小平进一步谈到，“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个现代化”本身即为独立的目标，“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这一独立目标的必要手段。“四个现代化”的主体当然是中华民族，党由此转化为“中国现代转型的引路人”的身份。因此可以说，邓小平在这种表述当中将党的历史哲学意义进行了重新定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将此前中国共产党人潜意识里隐含的民族主义面相清晰地表达了出来。如此，则中华民族内生的历史目标 ——“完成现代转型”，重新成为统合中国政治与历史的一个基本参照系。

 邓小平完成对党的这一重新定义，表达出民族的目标，却并未就此落入民族主义的窠臼，而是将中国共产革命历史所开创出来的普遍主义视野做了新的表达。1979年底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他强调：“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做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 这已不是邓小平第一次表达，也不是他最后一次表达中国要“对人类做出比较大的贡献”这一观点了。这种观念背后贯穿着一种世界责任感，反映了心底里的普遍主义激情，也是普遍存在于当时中国人内心的一种意识。对彼时的人而言，共产主义所打开的普遍主义视野，已经通过革命史而进入到人们的潜意识。

 在与大平正芳的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对何谓“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说“小康社会”，给出了量化的标准，就是到20世纪末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后来这一标准经常在各种场合被以各种方式提及。这种可以量化的标准非常重要，因为它的出现带回了日常时间，日常政策有了一个具体可操作、可量化、可被程序性考核与争辩的基准，不再因终极时刻的时时临在而被彻底相对化。革命终于有可能转向建设，革命的成果终于有了被稳定收获的可能性，日常政治的可预期性也终于成为可能。当然，这只是说一种可能性由此打开了，离可能性被现实化还有很远的距离。很现实的是，对外开放就此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也因此而被打破。

 “完成现代转型”这一历史目标原本只是潜在于中国历史内部，它能够变为整个民族持续不断的现实努力，源于西方世界在近代以来带来的巨大压力。西方的强大基于其现代经济、现代政治、现代法权秩序、现代理念等一系列要素，它们使得西方获得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倘若中国不能在这些方面奋起直追，现代转型势难成功。“现代转型”的需求虽内生于中国历史，其方向却不是中国能够自行定义的；当然，也不是西方能够单方面定义的，必须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互动过程当中被逐渐发现出来。因此，对外开放，加入海洋秩序，在其中发现方向，就成为中国完成现代转型的一个必须；加入海洋秩序，意味着中国作为海陆秩序之中介的历史身份的全面展开，中国在重整自身之后，加入了世界。中国一旦加入世界，其超级规模的体量会重新定义世界秩序，而中国自己也会在此过程中被重新定义。中国与世界都不再会是过去的样子了，一如历史上游牧者入主中原之后，草原与中原也都不再是过去的样子。

 但另一个悖反性的精神现象学过程又浮现了出来。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中获得了巨大发展的中国，“普世民族主义”却似乎坍缩掉了其“普世”面相，只剩“民族主义”，因为那“普世”的一面本来是靠共产主义的话语体系及世界想象来支撑的。这就使得当年（阶段性地）通过共产主义获得整体解决的很多问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格局下重新浮现出来。对内，边疆又再浮现为严肃的问题；对外，今天已经是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一举一动有着巨大外部性效应的中国，对自己世界责任的理解却仍有巨大提高空间。这些都是违背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中国似乎正在忘却它的世界历史意义，一种新的精神纠结于是又进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中。共产主义革命史所留给中国的宏大精神格局，是这百年历史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这段历史，则中国将浪费它这百年来的巨大苦难而结晶出来的收获；对民族苦难的浪费，是人类历史上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为令人心痛的浪费。

 因此，中国必须实现一种精神层面的解放，去除精神层面的扭曲，也去除精神层面的狭隘，再次打开中国历史所内在需求的“普世民族主义”这样一种视界。

第四节 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超越

第四节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