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的合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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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b89d25839ba54bc9af2b725c04372ed2_5">第三节 “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的合题</h3>

 中国的体量决定了，它天然是个世界历史民族。中国古代史是超越于中原、草原等诸多要素之上的东亚大陆的体系史，以中原为经济和文化重心、以草原为军事重心、以过渡地带为整合诸要素的制度重心，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拉动起包括陆地与海洋在内整个东亚的经济政治秩序，并被表达为“天下”秩序。西方在近代的到来，使得东亚的天下秩序被还原为区域秩序，被整个世界秩序所吸收；中国则开始努力重构自身，同时苦苦寻找新的精神表达。

 经历了无数苦难的历程与无数勇气和理想的积淀，今天的中国在物质意义上再次成为世界体系的自变量，但中国对此仍未获得足够的精神自觉。世界历史民族都是通过超越自我而成就自我，让自己成为整体的背景条件。今天，中国也必须完成自我超越，而且必须是个双重超越。中华民族要实现自我超越，成为世界秩序的背景条件；汉民族也要自我超越，成为中华民族的背景条件。这一系列超越过程，最终需要在一种法权形式中，获得其稳定性。中华民族在今天终于走到了“历史三峡”的这一步，我们可以畅想,此前的转型历史，如何能够获得其法权形式，完成这个世界历史民族的完整的精神自觉。

 这种精神自觉，可以让我们对“何谓中国”这一问题，在规范性意义上给出如下回答，即，从全球格局来看，中国是世界秩序当中的海陆枢纽，从国家格局来看，中国内在地是个体系；中国正是因其内在的体系性，而成就了其外在的海陆枢纽地位。作为体系的中国，仿若世界海陆秩序的全息缩影，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的整合，凝为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并以其超大规模性而获得足够的动能，打通内、外两重秩序，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

 一、中国作为世界秩序的海陆枢纽

 1.第三世界的流民化

 中国作为世界秩序的中介性要素，作为海洋世界与大陆世界的中介性存在，在毛泽东时代，通过“三个世界”理论获得了精神性的表达；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则在“双循环”的结构里发展为物质性的现实。

 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两个时代的中介性不仅仅是精神与物质上的区别。“三个世界”提出于冷战的摩尼教秩序时期，海洋世界与大陆世界在彼时是两种强大的秩序，中国作为彼此角力的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提供一种均衡力量。“双循环”形成于冷战后的奥古斯丁秩序时期，海洋世界的秩序扩展开始遭遇生存逻辑的极限，而大陆世界则陷入失序状态。这里的“大陆世界”所涵括的不再仅仅是地缘意义上的“大陆”，而是在秩序缺失这个意义上的“大陆”，主要指当下诸多秩序疲弱、流民动荡的地区。因此中国不再是作为均衡力量存在，而是作为普遍秩序向失序地区扩展的必要中介存在。

 失序“大陆”的流民化，与世界经济秩序的变迁之间有着复杂的联动关系。前文已述，中国的超大规模人口，在古代社会也面临周期性的流民动荡之威胁。尤其是在传统帝国的后期，过剩的人口扼杀掉了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中国经济陷入内卷化的状态，结果只有外延型增长，没有内涵型增长，终将面临更加严重的流民威胁。但是，过剩人口只在中国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构成严重的问题，一旦中国加入开放经济，在其能够完成政治上的自我整合的前提下，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反将构成中国的巨大竞争优势。

 晚清以来，中国一直苦于无法完成自我整合，一方面无法真正解决流民问题，一方面其廉价劳动力只能流散到世界上去，为他人所用，这段历史催生了庞大的海外华人世界。经历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中国终于完成了自我整合，重新加入世界市场，早年流散出去的海外华人在这时成了反哺中国的重要力量，其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庞大的人口规模至此终于转化为中国的竞争优势。

 中国的流民问题在世界市场这个背景下获得了解决，与此相应的是第三世界更严重的流民化。中国举世无双的生产成本控制能力，使其低成本制成品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甚至出现在非洲国家最偏远的地摊上。东南亚被整合到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当中，另当别论。原本还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艰难努力的第三世界诸国，遇到了无法应对的挑战，其工业多半失败；而其社会结构在努力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被改变，进城的人无法获得就业，又不愿再回到乡下去，传统乡村的基层社会也遭遇着更大的冲击；经济上的一系列困境更令财政陷于困窘，国家能力大幅下降，秩序开始溃败。实际上，在“中心——边缘”的结构下，它们的工业化努力本来也很有可能失败，进口替代的经济政策基本没有成功的；但当下的失败，伴随着世界经济秩序的变迁，便更引人注目。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了更加严重的流民化。这在有些地方会令国家陷入毒品经济、黑帮经济，有些地方还会再叠加上“文明的冲突”中各种宗教性的动员效应，导致今天世界上的一系列动荡。

 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中国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有特殊的责任。作为世界性的国家，中国的利益也是世界性的，倘若中国放任无视世界经济秩序变迁的这些外部效应，则第三世界的流民也必将反噬中国自身，中国的海外利益将严重受损，中国内部也可能遭遇到特殊困境。因此，世界主义的精神转向也成为中国保护国家利益的一种必须，民族主义的狭隘视野，便到了一个必须被突破的阶段。

 2.从“生产的政治”到“分配的政治”的转型

 世界主义的转向，需要我们对于现代世界秩序的基本逻辑及其未来走向的可能性有所判断。现代世界秩序的拓展是在英美资本主义秩序的主导下展开的，英美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具有浓重的清教色彩。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经济伦理正面临着挑战。这至少有两方面意涵。

 第一，清教伦理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够不断发展的前提，是有一个远远大于该清教经济体的市场存在。因为，清教伦理用严苛的道德标准要求信徒，他们必须努力工作以荣耀上帝，这是一种宗教责任；同时又必须生活节俭，否则努力工作只不过是被奢侈生活的物欲所激励，背弃了其宗教责任。这样一种“努力挣又努力节俭”的生活态度，使得其利润积累效率非常之高，远非其他宗教信徒的经济活动可比，也使得其生产远远大于消费。因此，清教经济伦理高超的经济效率，以非清教的外部市场为前提。一旦这个市场被填满，便需继续开发新的市场，否则理性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将难以维系，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到了后冷战时代，外部市场逐渐被开拓完毕，这意味着依从清教伦理的经济模式走到了尽头。

 第二，清教伦理强调了犹太一神教的传统，对此岸世界进行了彻底的祛魅。此岸世界的各种价值都被均质化，彻底地消弭掉了天主教中曾经很重视的等级责任伦理。于是，所有人都要同等地参与竞争，所有人都要服从同样的成败标准。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清教视其为被上帝抛弃的标志，而非外在条件不济所致。这同样推动了清教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其效率超过了其他经济体，最终使得其发展起的资本秩序涵盖了所有经济体，并将许多非清教的地方置于竞争中的不利地位。面对那些竞争失败的人群的悲惨状况，简单地用“被上帝抛弃”来解释，在伦理上是很有欠缺的，这带来一种“伦理成本”，但这种欠缺在清教经济伦理内部是无法弥补的。

 总而言之，可以说清教经济伦理是一种以生产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其所有的法权设置都是围绕于此，其所转化出的制度安排可以称为“生产的政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可以用更繁荣的发展来消化掉。在其逻辑走到尽头之后，试图再靠发展来消化问题已行不通，此时需要新的经济伦理来置换掉它；新的伦理还需要将自己外化为一种“分配的政治”，以解决“生产的政治”所带来的问题。

 在近代西方历史上，有另一种经济伦理一直在对清教经济伦理进行批判，那就是天主教经济伦理。天主教经济伦理认为经济的出发点应当是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不是营利。对于个人来说，保证与其身份相当的收入，构成收入的极限。从事经营活动的人不允许只为自己而追求个人目的，他是社会的成员，因此他必须将自己的职业看作职责并加以履行，他必须始终考虑到公共福利。社会因此形成有机的等级划分，这是必须尊重的差别。所以，天主教经济伦理着重于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人格尊严，人应当作为目的存在，清教模式的极度祛魅对人是危险的，经济的最终目标不在其本身，而应当是人性的绝对目标，即应使得人类能够习得上帝之仁爱；二是合理价格、合理竞争，不得因过度的理性计算而导致过高的伦理成本，如有必要，政府可以进行干预；三是团结互助，天主教并不认为人类是分散独立的个体性存在，而是认为所有人构成一个大的共同体，应从这样一个总体性的角度来思考前述诸种成本问题，尤其是这个共同体还是个时间性的共同体，当代人要为后代人考虑；四是等级责任伦理，天主教认为人的先天禀赋、后天机遇不同，不能做齐一化要求，责任是与能力相匹配的，拥有更强能力者，理应负起更多的责任。二战后，德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对天主教经济伦理的反思有着深刻关系。

 在有外部市场空间存在的情况下，清教经济伦理的效率远胜于天主教经济伦理，后者在中世纪时维系了一个温情融融却又迟缓停滞的西方经济世界，在进入近代以后便逐渐被清教伦理压制住了。清教经济伦理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发展，在不断寻求更大市场的过程中，导致世界市场空间逐渐闭合，它开始面临自身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此时天主教经济伦理的价值重新显现出来。

 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同样有关于“分配的政治”的深刻思考，但伊斯兰世界的经济与天主教世界的经济，都不足以支撑起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重构工作，这个工作需由奉行着市场经济的中国来完成。在资本主义盟主美国逐渐将其经济金融化之后，世界实体经济转移到中国，并且可能由中国的生产、由中国对于各种市场的开发，而完成使世界市场闭合的工作。在此过程中，以中国为首的工业生产向世界施加的环境成本、资源成本等，也到了必须加以审视，改弦更张的地步。世界需要另一种经济伦理、秩序原则的指引。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对于作为共同体的集体责任伦理，以及等级责任伦理的深刻考虑，其诸多原则与其他关注“分配的政治”的文化伦理之间存在相当的共鸣性。中国完全可以将其中的精神原则抽取出来，作为东西方共同的伦理财富加以阐发，一方面由此对自己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另一方面更作为一种新的世界意义之倡导者而存在，提出“分配的政治”的问题。

 这样一种“分配的政治”不是以单个国家为单位，而是以全球为单位；其目标应该是以中国为中介，将海洋世界的各种经济发展，通过贸易红利转移的方式，转化为向失序地区的秩序投放，以便帮助这些流民动荡的“大陆”地区重建秩序。这样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安排的现实可能性，就在于“双循环”经贸结构的浮现，贸易红利的转移也正是在这结构里完成。

 向“分配的政治”的转型，并不是要取消现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治理秩序，任何试图一揽子给出个对全球秩序进行全面改造的方案，必定是不可实行的方案。“分配的政治”应当以承认现有国际治理秩序的历史正当性为前提，发起一系列谈判进程，对其进行渐进性改造，使其逐渐能够适应新的格局与需求。而转型的方向，绝不是失序的“大陆”地区通过走上工业化道路来完成现代化，而是通过秩序的输入，让“大陆”地区获得足够的资源以建立有当地特色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向世界呈现出另外一种生活样态的可能性，为资本主义秩序当中的人类保留一块可供参照与反思的心灵净土。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将与世界相互塑造，开拓出外交创造性实践的巨大空间，更深刻地实践中国的国际责任。它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具象化，是中国获得自己的普遍性意义的基础。中国的世界政治地位，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才可以被定义；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才能被识别出来。若要努力收获这一切，必须要有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的普遍主义视野。如此，中国的全新战略才能表达出一个大国对于世界责任的切实担当。待中国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崛起将充分呈现出其建设性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另一重世界历史意义。前文仔细讨论过，游牧及农耕的共生关系是古代欧亚大陆上一种很普遍的秩序生成机制；游牧-农耕的过渡地带，往往成为新秩序的生成点所在，这种过渡地带未必拥有精神的原创性，但它拥有对两种经济政治生态系统的理解，从而能够形成超越于双方之上的普遍秩序。对今天的世界而言，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海洋”与“大陆”，也会有一个过渡地带；原则上来说，此过渡地带也应该成为世界新秩序的生成点所在。中国作为“双循环”结构中的结点，在物质意义上已经完全成为这种过渡地带。这意味着一种巨大的战略机会，中国必须能够清晰地理解此一战略机会，在精神层面上把握住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构成性意义，才能更好地实现其建设性作用。

 因此，中国急需一场精神层面的解放。咨诸人类历史，这样一种精神解放，将伴随着对于国家的自我意识的重新理解。

 二、中国秩序作为世界秩序的全息缩影

 1.中国秩序作为一个全息缩影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尤其是其处在“海洋”与“大陆”的过渡地带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地位，其内部秩序应是世界秩序的某种全息缩影。古代的中国，曾经就是个世界；当下的中国，则应反映着世界。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实践其“世界中介”这样一种历史使命。

 就中国的内部秩序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其三大亚区域：“海洋”——东南沿海乃至海外华人世界、“大陆”——内陆边疆地区，以及中介地带——庞大的中原地区。这里的“海洋”“大陆”“中介地带”，都不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表达，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意义上的表达，虽然它与物理空间有很多重叠关系。从比较简单的结构上来说，三大亚区域的关系是：东南沿海近年来所汇聚起来的资本，结合于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资源，使得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能够形成并运转起来，形成庞大的国家财政能力；国家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将这些财政能力向内陆边疆地区转移，以帮助当地实现自我发展。进一步细致分析的话，会发现每一个亚区域都有着更为复杂、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

 2.中国的海洋亚区域

 就中国的海洋区域而言，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值得注意的向度。一是东南沿海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紧密关系，二是南洋地区作为世界资本进入中国的必要中介，三是新一代华人移民将中国经济内在化于世界。

 东南沿海在西方制造业外包的大潮中，深度嵌于全球经济中。而东南沿海的经济繁荣，在改革开放之初依赖于海外华人，尤其是南洋地区华人的投资。前文已述， 这种投资的原动力之一，是南洋华人与其祖籍地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南洋因此成为海洋世界与中国庞大人口（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意义上的“中原”）之间互动演化出新秩序的必要中介。如今，主导南洋资本秩序的香港和新加坡的资本市场仍然是中国企业重要的融资地，以及国民财富的重要理财地。在可预见的未来，香港与新加坡的这种地位，并不会因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出现本质性变化，这与两地所通行的普通法系有直接关系。

 从法律规则和司法过程两个角度来讲，普通法系相较于大陆法系，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更为完善，普通法系下的会计准则也更有利于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因此，在普通法系地区的直接融资机制，即债市和股市的规模，要远大于大陆法系地区。大陆法系地区演化出一些替代性的办法，来弥补对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欠缺，途径之一就是所有权的集中。就资本市场而言，其结果就是，间接融资机制（即银行）的规模会更大。直接、间接两种融资机制，对于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以及经济效率的影响力很不一样。世界上最重要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直接融资市场，都在普通法地区，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普通法地区的资本市场更加活跃，市场深度更大，对于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力也更大。而不同国家的商人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如果在适用哪一方的法律上难以达成共识，双方的妥协办法，除了适用国际公约之外，就是适用第三国法律，非英美的当事人经常会选择适用普通法系的英国法、美国纽约州法等。几乎可以说，整个海洋世界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底层法律逻辑就是普通法的逻辑。

 所以，作为华人世界少有的施行普通法的地区，香港与新加坡天然地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本市场联系的重要中介。作为西方资本与华人资本的交汇点，它们发展成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尤其是香港，它有着一种重要的二元性。一方面，它是中国这个大陆法国家不可分割的领土，另一方面，它又和整个海洋世界分享着同样的普通法体系。通过香港，中国就有了一个与海洋世界形成无缝对接的接口，可以对国际资本市场形成巨大投射力，反过来也可以通过这里，从国际资本市场汲取巨大的力量。我们因此要问，中国的自我意识应当如何，它需要如何理解本国与世界，以及整个国家与国家内部的海洋亚区域的关系，才能让这种资本交汇点成为中国的力量所在，而不是相反？

 中国的海外新移民——主要来自东南沿海地区如温州、福清等地——则以另一种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内在化于世界经济当中。日本的NHK电视台在2011年播放过一部自制纪录片《意大利品牌中国人造：在时尚之都经商的华人》，其中呈现的内容十分值得玩味。佛罗伦萨附近的意大利老牌纺织工业城市普拉托（Prato），在2000年之后，当地的中国人开始激增，到纪录片制作之时已经达到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一。早年到此的中国人在当地开办了大量的服装工厂，新来的中国偷渡客是工厂的廉价工人，工厂的设计师则是从意大利工厂高价挖过来的，产品以意大利品牌的名义在欧洲销售。纪录片称此为“欧盟关税区下面的中国”。笔者在欧洲调研时，也看到了完全类似的状况。偷渡到意大利的中国人，在当地形成了完整的高度专业化分工的服装产业链，有人专门负责布料的供给，有人专门负责做剪裁，有人专门负责缝制，然后还有人负责完成面向全欧洲的分销。所有的过程、环节都是由在欧洲的中国人完成的，但是这个衣服的标志是Made in Italy。欧洲的中低端服装业以这种匿名的方式被中国人垄断了。

 此经济活动的产出会被计入意大利的GDP，而其收入有相当部分可能被转回中国。中国人的经济以这样一种隐匿的方式实现了向全世界的扩张，在非洲、拉美，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扩张在展开当中。

 纪录片中还呈现出了海外中国人另一种有趣的努力。一位在普拉托已经颇有成就的华人，为了帮助中国人更好地融入意大利，缓和当地意大利人与华人的矛盾，转而寻找渠道将意大利的高端时尚品牌引入中国，与中国的境内渠道商进行联系与合作。这样一种努力意味着会带来一种新的均衡结果。当地的意大利人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在低端产品上竞争不过中国人，而在有比较优势的高端产品上却无法打开更大的市场。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则刚好拥有能够帮其进入中国这个广阔市场的能力。由在意大利的中国人来填补意大利的低端市场；他们再反过来牵线，帮助意大利人获得在中国的高端市场。这样的分工格局，使得世界市场更加均衡，商品的流动性更强，也意味着国界在经济层面的消除。<span class="mark" title="在美国方面也有一些类似的有趣案例。比如近年来有一些中国的移动端APP，把美国老师与中国孩子一对一地撮合在一块，通过在线视频对话的方式，教中国孩子学习英语。到2017年下半年，在中美两国都已经有了数十万的注册用户，未来还有巨大发展空间。这是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商业现象。本来，这种面对面的教学模式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处同一物理空间，是一种无法出口的本地化服务业，但是由于互联网的介入，物理空间的限制被打破了，这样一种服务业便能够出口到中国了。实际当中的效果也非常好，在这些APP上注册的美国教师的收入基本上都翻番了。前文（第七章第二节第二小节）曾经谈到，美国在创新部门之外的传统产业遇到一些困境；在这种新模式下，传统服务业也能出口了，困境获得了突破的可能性，而且在这个商业模式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想象空间。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市场的超大规模性，使得很多种在别的国家无法成立的商业模式（尤其是互联网商业模式）在中国成为可能；前述在线视频英语教学，既是互联网应用层面上一种重要的商业模式创新，也是依托于中国市场的规模性特征才成为可能（相关讨论亦可见本书第七章第二节第一小节）。于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均衡有了新的突破口，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中国与美国在微观经济过程当中，一种更加深刻的相互塑造作用。当然，光是在线视频英语教学这样一种服务业输出，还远远无法解决美国传统产业的困境，但这个案例却能给我们开启更大的想象力，让我们看到过去无法出现的可能性。感谢徐小平先生与笔者的讨论在这方面带来的启发。">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又一种深刻的海洋性面相。通过个人的行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扩展，这也是西方海洋国家在早年的发展史；真正的国家活力，正是在这种自主的微观过程中得以实现。可以说，无论中国在观念上如何，具体的中国人的经济活动，正在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向全世界弥散。这个弥散大局已成，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经济与外部世界的高度弥散性关系，使得我们必须进一步发问：中国的自我意识应当如何，才能反映这种现实的格局？这个微观的弥散过程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规则破坏与挑战，势必会导入持续的谈判与博弈，这既包括国家间层面的谈判、博弈，也包括纪录片中提到的海外中国人与当地人之间的谈判、博弈。它需要在一种什么样的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中，才能逐渐地被理解、被处理？

 3.中国的大陆亚区域

 中国的内陆边疆地区，都属于其大陆亚区域。这些地方，地域广大，人口稀少，资源丰富，生态脆弱，精神世界丰富。因此，大陆亚区域与海洋亚区域有着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以深刻的方式提醒着我们，中国是作为一个体系，而不是作为一个均质民族国家存在的。

 所谓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实际上很大程度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这个网络可以把东南亚的很多区域整合进来，却难以将中国的大陆亚区域整合进来。因为供应链网络的效率就在于其高度的集聚性，在于其物流的高效性，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可以比较容易地整合在一起，但是大陆亚区域则由于人口稀少、物流成本高，而无法被整合进来。结果之一就是，中国内部的大陆亚区域，其发展是不会通过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化来实现的。

 在工业方面，大陆亚区域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主要是资源相关产业，这些产业的特征在于高资本、高利润、高技术及管理要求，以及与这几“高”构成对比的低就业。这种产业特征意味着当地的一般百姓无法通过该产业获得福利分享，而资源相关产业带来的另一“高”——高污染，对当地脆弱的生态所形成的负面效应，却要由当地百姓来承受。这些问题无法通过经济的发展自然消化掉，必须通过国家内部的“分配的政治”才能应对。其中包括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资源产业的利润分配向当地的更大倾斜等等，以便让当地获得更大的财力来保护生态，提升当地的民生水平。

 所谓提升当地民生水平，不能简单地以物质财富来进行单向度衡量。实际上，中国的大陆亚区域是精神资源丰富的地方，基于这些传统的精神资源，当地都有其“分配正义”的观念，这与东部地区的观念区别很大。对这些“分配正义”的理解，是前述“分配的政治”能够更有效实行的一个前提。另一方面，这些传统的精神资源，也让当地对于何谓“有意义的生活”有着与东部地区大不相同的理解。如果简单地用物质财富来作为民生的衡量标准，无疑会忽视当地更重视的精神向度。

 大陆亚区域对于中国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意义，不在于当地通过工业发展来实现现代化，而在于当地能够基于其丰富的精神资源，在一种平和宁静淡泊的生活中，于中国内部向国人呈现出另一种生存样态的可能性。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经济体中，大陆亚区域为中国保留了一块精神的净地；当地的诸多传统精神资源，未必会吸引其他汲汲于世俗功利的国人的皈依，但会让人们在物质世界当中看到心灵获得内在平静的可能性，从而促使人们返回自己的内心。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大陆亚区域也会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地影响中国，成就自己，成为启示中国命运的力量，不是对中国命运做一种实体性的（亦即某种彼岸性的）启示，而是作为一种结构性、体系性的启示——中国本身必须作为一个体系方能获得理解，也才能成就中国所应担当的世界历史命运。

 中国的自我意识如能形成此种自觉，则其大陆亚区域将再获得一种中介性的身份。作为整体的中国，是人类海洋世界与大陆世界的中介，大陆亚区域则是作为体系的中国与大陆世界之间的中介，并成为中国向更广阔的大陆世界传播影响力的重要前沿。

 4.世界历史民族的质料因与形式因

 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前提条件在于其质料因。质料因的超大规模特征，使得对中国的分析天然需要以全球为单位。通行的各种理论都是以给定的、差不多被视为常量的外部秩序为前提，来分析特定对象；但超大规模意味着中国的活动会重新定义外部秩序本身，常量不再，通行理论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将遭遇特殊困境。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在于其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在于其海洋亚区域的庞大供应链，在于其大陆亚区域的庞大地理。自古代平民社会以来，中华帝国以中原地区的庞大散沙化人口和财富为基础，对任何割据性力量形成的压倒性优势，已确保了持久分裂割据状态不可能再出现。在帝国强盛时期，中华帝国还有余力向外扩展到其统治半径的极限，形成高度多元的庞大政治体。转型的中国继承了这样一个高度多元的政治体，其能够赖以杜绝割据与分裂的硬约束条件也同样被继承了下来。因此，这样一个国家，它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实现其民族的精神解放，将其世界历史民族性真实有效地打开；只有这样，其内在的多元复合结构，才会转化为丰厚的财富，而不是相反。

 中国的世界历史民族性，需要勇于开拓的激情，我们在那些敞开想象力、积极创新的经济群体中，在那些海外新移民的身上，能够看到其具象化的存在；需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作为创造财富的最根本基础，我们在那些任劳任怨的庞大劳动者群体身上，能够看到其具象化的存在；需要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我们在儒家的温情、道家的空灵、佛家的洒脱中，在大陆亚区域丰富的精神资源中，以及在20世纪的民族苦难所磨砺出的革命激情中，能够看到其具象化的存在。

 然而，这种种多元性，在当前更多的是作为现成存在，仍有待被更有效地整合进统一的规范性秩序当中，否则多元性的价值便难以获得充分释放。多元要素的统一性要获得一个法权形式的有效表达，方能使质料因获得形式因的整合。

 而对形式因的追求，将在一个历史过程中表达为中国与世界的合题，表达为普遍宪制的生成。

 三、生成中的世界与普遍宪制

 1.生成中的世界

 狭隘民族主义的视野，使我们无法恰当地理解世界，看不到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结构性意义；也无法恰当地理解自身，看不到中国自身作为一个体系的意义。这双重的盲区，实际上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那么，对这双重问题的解决，也必定是同一个过程；或者说，真实地理解世界，与真实地理解自己，也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

 狭隘民族主义对于自身与世界都抱持着强烈的前置观念，将“自我”和“他者”理解为不可被穿透、不可被还原的致密体。而实际的世界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中，是一个历史的而非观念的世界。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世界，是一个随着工业技术和贸易网络的出现而出现的新世界，伴随技术和贸易的发展而发展，处于不断变化、不断生成新内容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在近代以来深度地参与到这一历史过程中，与世界形成了深刻的相互生成、相互塑造的关系。这个生成中的世界，有着无限的扩张性以吞噬吸纳各种各样“自我”的主体性，将它们都纳入进程当中；任何国家与民族，都不过是这个进程的变量——即便它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也只是这个进程的一个构成性部分。现实当中的每个国家都是一种多孔化结构，国与国之间深刻地相互依赖、相互穿透。从商业史经验上来说，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的法律经济架构，有可通约性。单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自然会有各种自利的经济民族主义行为，但只要它立基于这种可通约性，其自利行为都有外部溢出效益。这种微观活动形成的经验具有普遍主义倾向，杰出的政治人物，就在于能够找到表达这种普遍性的宣传方式，以此形成有实践基础的对民众的动员。

 这样的政治动员，会诉诸民众对本国的特殊情感，但这种情感并不会发展为对他者的拒斥关系。因为它能意识到，真实的世界是一个多种主体性普遍联系的世界，在普遍联系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演化出各种规则和网络，并且不断地把这些规则积累为经验。没有只存在于观念中的虚幻的主体性，只有存在于普遍联系中的主体性，民族的精神性存在正是生长于这种普遍联系之中。对这个生成中的世界的理解，打破了那个稳定固化的“他者”的幻象，“自我”与“他者”绝对对立的世界消失了，从而超越基于“自我”与“他者”之对抗关系的民族意识。在这种世界进程中，民族的自我认识就恢复了它的历史主体性，它不是在对峙关系中确定自我的观念，而是在世界的生成过程中实现民族的主体性。它把世界理解为民族的自我实现，把民族理解为世界的普遍联系。

 对这样一个正在展开、生成中的世界，我们对其应有一种实践论的认识方法，就是在中国参与这个正在展开的世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认识方法。世界不是一个给定的、有待我们去认识的对象，而是有待我们去实践的对象，是民族自我实现的条件，是正在进行中的过程。这样一种对民族与世界之关系的理解，也可称为历史性的世界主义。在这种世界主义眼中，世界每天都是新的，都在创造中，它没有允诺一个未来世界的框架，也没有关于这个未来世界构造的知识，而是认为任何历史主体的经验都是这个生成中的世界的组成部分，它的全部知识都只蕴含在生成的历史经验中。它排斥脱离历史经验的观念规划，既不认为世界是可以规划的，也不认为观念具有规划功能。换句话说，观念只能作为道德戒律，而不能作为历史的引导。

 这个“生成中的世界”早在西方扩张的时代就开始了。它在今天被我们意识到固然是因为中国辉煌的经济记录，但中国的经济成功恰恰是在这个早已开始并已主导世界历史走向的“生成中的世界”中取得的。当中国加入这个过程后，世界历史确实为之一变，可以称之为基于中国成长的“生成中的世界”了。这样的世界历史应该在我们民族的自我意识中呈现为实践的过程，呈现为民族自主性的自我证实。

 2.“林肯论辩”式的认识方法

 我们可以借喻式地，将这种对于世界历史与政治秩序的认识方法，称作“林肯论辩”式的认识方法。在南北战争前和战争中，林肯与他的同事和对手们就奴隶制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宪法危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辩论。辩论的当事人均为当时重要的政治人物，论辩的主题是政治的哲学基础和神学基础；但这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思辨过程，论辩所指向的是政治行为特别是立法行为，与传统欧陆政治家纯粹基于利益交换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操作有着巨大的区别。初看上去，“林肯论辩”中争论的内容似乎是很具体的黑人自由权，但深入理解的话，是普遍意义上的自由秩序。林肯们对关乎秩序根基的哲学和神学的论辩，刻画了一系列对现存规则的挑战与反思，展示了对未来成长的欲求及相应的智慧和技艺。

 “林肯论辩”有虚、实两种意涵。实指的“林肯论辩”，在美国的非常政治时刻呈现出一种普遍主义的观念，它为日常政治奠下基本的价值取向。虚指的“林肯论辩”可以英美国家日常政治当中的议会辩论为代表。“实指论辩”所奠立的价值取向，其内容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要不断地经受考验，并在此过程中继续通过激烈的论辩而更新自己的生命力。后来罗斯福新政过程中的论辩，越战过程中的论辩，甚至今天奥巴马与特朗普的政策论辩，都在更新着它的生命力。而“虚指论辩”看上去往往是些琐碎的物质利益争论，但正是这种琐碎，才约束着“实指论辩”中所争论的价值并不是一些凌空蹈虚的想象，而是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这些价值会在琐碎的争论中被具体化为一系列的程序正义，作为“虚指论辩”的制度条件。对于政治及秩序的这种“虚实结合”的认识与实践方式，堪为世界之普遍联系的全息缩影。

 这些浩如烟海的议会纪事看上去似乎已然去政治化，一如施密特所批判的英美政治是去政治化的技术统治，但实际上它指向着一种更大的政治，它在构造一种普遍秩序。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对于法权的发现与政治的实践，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政治认识的过程基于政治实践的过程，政治实践的过程又在不断地推动着新的政治认识的过程。这个互动的过程没有终结，它始终在不断地运动、不断地生成。可以说，“林肯论辩”是政治的存在方式和生成过程。把历史拉长开来看，这种经验主义的历史观与政治观在英语国家发展起来，并逐渐覆盖了那些抱持观念论的历史政治观的地方。

 中国的经济持续不断地深度融入全世界，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体量，我们纯粹内政的行为，也会产生巨大的外部性效应。这些都使得我们过去对于世界的认知模式遭遇严重挑战，无法真正意义上地理解自身与世界。倘若始终无法获得“林肯论辩”式的认知与理解方式，中国将无法理解外部世界的正常诉求，即便是外部世界发起谈判的请求，也可能会被中国视为围堵而遭拒斥。

 可以说，此时的中国需要的是一场“精神解放”运动，而不仅仅是一场启蒙。这里的所谓启蒙，是指在蒙昧的状态下开眼看世界；所谓精神解放，是指在根本上改变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启蒙可能带来大量的信息，但只有精神解放才能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些信息的意义为何。因为，任何信息，都只有在特定的认知框架下才会呈现出其意义，没有脱离开认知框架存在的赤裸信息；同样的信息，在不同的认知框架下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而所谓精神解放，就是要反思乃至重构我们的认知框架。所以，精神解放，是无法简单地通过另一次启蒙来完成的，因为这很难突破观念论的结构，只不过会让我们落入新一阶的将民族理解为致密体的误区。“林肯论辩”的意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浮现出来，它有两重意涵：第一，我们需要有历史政治观上的转变，对世界秩序进行全新的理解与实践；第二，中国需要在精神层面上进入不断自我解放的过程，它可以通过林肯论辩的方式进行。新的历史政治观在此论辩中浮现出来。

 视野进一步打开的话，可以说，在世界层面上也需要开展国际交涉的“林肯论辩”。欧洲历史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启示。二战前欧陆的民族主义都是观念论的历史政治观，它们都指向特殊主义的、割裂普遍空间的世界秩序想象，这些致密体之间的理念关系是“命运对决”，无法进入“林肯论辩”。二战后的欧洲统一进程，终于超越了那种特殊主义的秩序观，欧洲内部的安全问题不再成其为问题，于是一种“林肯论辩”的过程在欧洲框架下展开了——从早期舒曼、莫内关于欧共体的声辩，科尔关于德国统一的应急设计，到德斯坦领导的欧洲宪法讨论，再到近年哈贝马斯对欧盟的警示演说，林林总总。经贸过程走上了与政治过程合一的进程。这段历史可能是未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某种小规模预演。

 至此，我们的讨论进入到了一种基于普遍视角的世界历史哲学，中国的自我意识要在这个层次下再获审视。通过认识论意义上的“林肯论辩”，形成新的历史政治观，是全球化的历史实践，是某种意义上无从避免的宿命。一如塞涅卡所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就世界秩序而言，还有着超越于欧洲乃至西方之上的更深一层的普遍性，这就需要“林肯论辩”在几个世界历史民族之间继续展开。它将重构这些世界历史主体的自我意识，世界秩序最终进入一种去主体的主体间性的进程之中。这样一种论辩，将是对中国的全球历史意识的发现过程，会促成中国的精神解放。它既要在中国内部来展开，也要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来展开，这里涉及的不仅是中国发现自己的全球历史意识的问题，也涉及美国的全球历史意识的重构问题。

 对美国来讲，它面对着怎么消化中国乃至伊斯兰世界的挑战的问题。消化的第一步当然是理解对方，而这种理解不可能纯粹观念运动式地完成，它一定要进入一种“林肯论辩”的过程才可能展开。在这个理解、消化的过程中，美国将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文明样式，改革自己的政治存在方式。中国也一样，在与美国相处的过程中，改变自己，达到那样一种变化。这是一个真正宏阔的世界历史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意识如何从彼此茫然无知，到彼此深存误解，最后彼此实现和解，达致一种普遍秩序。

 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中国被还原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环节，美国也被还原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环节。这个世界历史过程的完成，表现为世界秩序的普遍司法化。现代政治的意识形态所构造出来的政治空间，在“林肯论辩”的时间维度之展开中，形成一种真正的普遍秩序。在此普遍秩序中，国家变成财政单位，变成社会福利组织单位，民族成为多样化的文化形态，变成日常生活方式。

 这是对同时包含着时间与空间之双重维度的古典帝国的某种回归。作为空间存在的国家，在“林肯论辩”的时间维度中与世界不断互动，与世界秩序共同演化；“宪法典”叙事中对时间维度的屏蔽，共产主义叙事中对空间维度的屏蔽，因此而全部获得突破。古典帝国“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这回还可以加上“文化的归文化”。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单位，其政治性消散于普遍秩序之中，民族国家时期构建起来的列强体制，也就渐渐退缩在诸历史主体的普遍联系之中而被彻底克服；对历史的叙述，终能祛除政治的遮蔽，作为历史而回归。

 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人类普遍宪制展开的过程。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秩序的冲击以及对中国自身的改造，带来了普遍宪制展开的可能性。其过程不会一马平川，必定多有反复，这也是“林肯论辩”的常态，但从长线来说，其方向不会有变。这在更深的意义上吁求着中国精神格局的转型，以便从自觉意识上让中国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逐渐融合在一起。当我们达到这个转变的时候，就消除了民族精神分裂和精神内战的可能性，从而成为一个精神饱满的民族，一个自我实现了的民族。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也只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这个民族内部的自我立法和自我治理，才有可能最终完成。

 基于对这样一种生成中的世界的理解，中国必将自己的现代转型最终落实为宪制，在制度层面上将自己的内政秩序与国际秩序联立起来，从而在实力、理想、制度三个层面上完成自己的世界主义转型。这个过程会进一步推动人类普遍宪制的展开过程。

 中国的宪制不可能通过一次简单的立宪活动而实现，因为其内涵远超一部简单的宪法典。它必须能够结构性地反映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反映中国作为世界之全息缩影的现实；将中国复杂多样的现实统合在统一的法权秩序当中，既承认超大规模国家内部地方主义的正当性，又不导向国家的分裂；在技术上使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日常政治既能有效运作，又不至于丧失对人民的代表性；对于中国的悠久历史、澎湃的革命史以及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都能吸收并表达在宪制的理想当中。

 对这个宪制不能做法典化的理解，而需要做历史性的理解，但它又必须呈现为法典化的形式。这样才有可能让前述所有这些彼此之间经常有着巨大张力的要素，都在这个自由宪制中获得其表达；才能将前文反复讨论的世界政治与国家政治当中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之间的张力给出恰当的安顿，让中国与世界的共同演化过程，通过该宪制作为制度性界面，而获得恰当的表达。

 一旦获得对这些意义的理解，中国的视界中将会展开一片前所未有的时空天地。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不断努力克服自己的内在失衡的历史。这种失衡在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都深刻地存在着；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内在失衡以及世界的失衡，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中国内部的困境，必须在全球秩序重构的框架下，通过中国的世界主义化才能够化解；中国的外部困境，也必须通过中国对自我意识的重新表达来获得突破。中国的失衡需要通过一个宪制过程来驯化，世界的失衡同样需要在一个普遍宪制过程中被驯化。

 现代政治在其初起之际是以意识形态为其正当性基石的。意识形态直接塑造着人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一种观念的而非实践的政治理念便被建立了起来。它的极端表现，是用“观念”取代过去的“宗教”，将政治再绑架进入一种“伦理官僚世界”，形成一种对于民族的致密体认识，这在现代呈现为韦伯所痛恨的“理性的铁笼”。两次世界大战的源起，与这种观念对政治的绑架有着深刻关联。今天，在去政治化的世界，将再一次面临被观念所绑架的危险。在一个因为各种世界层面的失衡与挑战而被打开的“林肯论辩”的过程中，异化了的“伦理官僚世界”将再次获得机会形成自我突破，真正进入到“政治世界”；而中国本身也将在这个过程中突破自己的历史，进入到“政治世界”。

 咨诸中国的历史，我们发现其在若干轮的大循环中，内在地包含着一个自由的展开过程。中国的古代历史便是这种自由的现实展开过程，但它到古代后期却走向了自己的悖反，以至于无法兑现自己的轴心文明对于人性与尊严的承诺，从而内在地吁求着外部力量的到来。到了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动乃至互构，而朝向自由法权，经历了艰难的转型历程。今天，实现了经济崛起的中国，已经在用自己的力量深刻影响着世界法权。虽然从长线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但从中短线看，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将在深刻的意义上，决定世界如何向前演化。

 归根结底，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决定了，世界的自由将以中国的自由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