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 不知先帝口谕能不能算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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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简单短暂的试探,“拥戴哪个藩王临时监国”这个问题,就很快收敛到了只剩最后两个选项,福王和潞王。
这也很正常,毕竟原本历史上,主要也是这两人竞争,最多再加上一块史可法后期想尊重伦常纲纪而调用的遮羞布桂王——但如今这一世,因为朱树人带来的蝴蝶效应,桂王全家都在衡州之战中因为乱指挥乱压榨当地明军,遭到反噬,被张献忠杀光了。
而瑞王等选项,也跟原本历史一样死了。
所以,史可法连找遮羞布权衡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只剩了福王和潞王,退路已经彻底堵死。
在座的衮衮诸公,虽说并不全都是东林一脉,但能在南京六部厮混,多多少少跟东林都有关系——事实上,到了崇祯末期,“东林”这个概念已经被极大地滥用扩大化了,正如当年的“阉党”,也一度被扩大化滥用。
明末的党争,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把另一派弄下去之后,什么斩草除根的毒手都能下,
所以能在天启朝当官的,几乎都得披上阉党的外衣,哪怕原本不是也是了。
而到了崇祯朝,随着魏忠贤党羽覆灭,剩下的人不是东林党的也得装作跟东林有点关系,最后就满朝东林了,其实人还是那批人,无非换层皮假装投靠了另一派系。
大家多少都有点东林的干系,自然要担心福王为了当年他父亲老福王跟光宗争太子之位的恩怨,清算东林众人当年力挺光宗的旧仇。
怕的并不只是清算真东林,而是怕有人借着清算真东林的机会,搞随心所欲的扩大化打击。
哪怕福王跟崇祯的血缘关系确实比潞王更近一辈,东林文官也要想方设法枉顾这个事实,找点借口出来。
史可法还算是比较有节操的,这些话他本人也说不出口。
高弘图和徐石麒调任不久,不便出头,而姜日广作为礼部尚书,刚才起了高调子,也不好立刻说那些例外的话。沉廷扬倒是有点动机,但他文化水平太差,一圈看下来,也就只有吏部尚书王铎唱白脸了。
王铎一阵无语,只好当这个恶人,提出:
“值此国难之秋,非比太平岁月,监国之人必须有才干,有聚拢人心之德望,方能度过时艰。福王虽伦常较近,但在藩时,忠孝贤名似乎……史阁部,还是要慎重呐。老夫执掌吏部,对藩务不是很了解,你们慎重便是。”
王铎这番话,说得闪烁其词,也是又想怂恿别人上,他又不想担太多责任,话说一半,又说自己不是很了解情况,只是提醒一下,让了解情况的人去具体讨论。
史可法听了后,倒是比较公允,他觉得所谓藩王是否忠孝贤明贪淫,平时也不太看得出来,拿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攻击福王,还是有点不厚道。
虽然历史上,史可法最终跟马士英说过“福王七不可立”,但说良心话,大部分是别人攒局凑数的。史可法本人想到的核心理由,其实就一条,那就是指责福王还是藩王时,便“干预有司”。
虽然《明史》没记载福王具体怎么干预有司了,但考虑到史可法的人品,后代研究者倒也觉得,福王在崇祯死前那段时间,多半是真的干预有司了,
毕竟从后来的结果来看,福王确实是有野心的,二来他在崇祯刚死时,就结交到了一些地方藩镇武将的支持,如果完全不跟官场、武将结交,他怎么可能这么快获得支持?
而且史上攻击福王的那七点,唯有这一点是史可法亲口亲笔指出的,要是没有点根据,史可法犯不着这样糟蹋自己名声,要是肯糟蹋,早就连另外六点一起糟蹋了。
当然,不管历史上的福王,在崇祯死前,干预有司的具体情状如何,这一世,因为朱树人的蝴蝶效应,他确确实实落下了一个实打实的干预有司——
就在崇祯死前最后一两个月,朱树人的部队北上救驾前夕,闯军南路军的刘芳亮部队,从河南攻打山东、河北,当时又攻破了归德府,知府、同知梁以樟、颜则孔弃城,率军突围逃跑,
亳州守将以及奉命救援归、亳的淮北藩镇刘良左,也都有弃地和避战不救的罪过。崇祯当时还下令要追责这些人。
(注:不清楚的,跳看的,可以回去232章考古)
当时,福王朱由崧就看在梁以樟等人,在前一年他和潞王叔逃到商丘避难时,曾经庇护过他们,有点恩情,于是大包大揽从合肥去凤阳,找到凤阳总督马士英,托人情庇护梁以樟、颜则孔和刘良左。马士英也卖了他这个面子。
朱由崧敢这么干,估计也是当时已经看明白了,崇祯很有可能要完蛋了。事实上他这么干之后,崇祯也确实没活满两个月,
朱由崧这番请托人情,也让凤阳周边几个府的地方官和武将,对他感恩戴德,觉得是福王殿下明察秋毫,截胡了陛下滥追责问罪的乱命,保住了几个失地败军之将。
经过这事儿,朱由崧人心倒是收买到了,但他显然也落下了一个比原本历史同期,更加确凿无疑的罪证:他实打实地“干预有司”了!
干预具体手法,就是劝阻凤阳总督马士英执行崇祯下达的“问罪梁以樟、刘良左”等人的旨意!这是抗旨级别的“干预有司”!
虽然从结果来看,这个干预体现的是“仁厚”,是保人救人,也确实收买到了人心,而且只是打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差,当时兵荒马乱的也没人管,但法理上就是干预。
哪怕他觉得,几个月之后,这个位置就该他坐了,但提前越权,就是会落人把柄的。
偏偏朱由崧也是没办法,他毫无官场根基和势力,眼看崇祯要死,他多拉一两个督抚和武将作为后盾,也很正常,显然是经过脑子权衡后的决定。
朱由崧很清楚,他那位堂叔倒是什么都不用做,可以以软弱仁懦示人,而且血统也比他远——但他堂叔命好啊!没生出儿子,断子绝孙,只有一个女儿,还嫁了个手握二十多万兵马的总督!
就算朱常汸没有野心,朱由崧不敢赌朱常汸没有野心,他必须预做准备。猜疑链这种东西一旦启动,不是说对方表现得人畜无害,另一方就能收住手的。
……
六部重臣中,史可法对于朱由崧“干预有司”的具体表现和细节,算是最了解的。
谁让他在当南京兵部尚书之前,就是从如今马士英那个位置上挪过来的呢,在安庐和凤阳的明军之中,史可法的眼线是最多的。马士英刘良左和朱由崧的小动作,他也就都有所察觉。
既然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史可法自然不屑于再去捕风捉影栽赃,于是他就只攻击这一点,把上述“福王干预有司”的作风瑕疵,跟其他五部尚书都说了。
“……是否贪淫、不忠不孝,暂且不论,这干预有司,越权擅断,却是几乎实打实的。如今的问题,只是这个罪过,是否能影响到血缘伦常、足以决定是否让其监国的程度,有没有那么严重。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其余众尚书听了之后,也是反应不一,好几人精神一振,王铎执掌吏部,对于朝廷权限法度最敏感,当下就表示了这个罪过可是不小。
礼部尚书姜日广,则摸着胡子犹豫:“干预有司确凿,着实不是小事。但只靠这一点,就推翻伦常亲疏远近,怕是还不太够。
毕竟如果按照伦常,福王确是陛下殉国后,血缘最近的藩王了,说起来他也是提前了一两个月滥用权力……如果我们不追究,却也没人会去追究。此事毕竟还没闹大。”
史可法觉得姜日广这番话有些滑头了,按说众人当中,他史可法相对而言并不算怕福王掌权的,其他五人至少有三四个比他还担心这事儿。
但姜日广却要撇清责任,这就让人觉得有些别扭。
好在,这一次史可法还没开口,倒是一个一贯以读书少、学问差着称的同僚,很有担当地开口了。
户部尚书沉廷扬颇有侠气,忍不住说:“姜部堂!你这番话,口口声声朝廷礼制,可那些礼制,是选新君、定国本才用的。
但我们如今讨论的是选监国,又没哪条大明律法祖制说选监国也一定要按伦常远近!选监国时选贤有问题么?再说了,你说福王也不过是稍稍提早动用权限,那我倒要问你,难道福王为刘良左、梁以樟开托、找马士英疏通时,他就能预言陛下诸子也会横遭不测不成!
毕竟要是大行皇帝诸子但凡有一个南来,那就轮不到他福王对国政指手画脚了!”
沉廷扬这人商人出身,比较抓实质问题,也不跟人掉书袋,他这番话糙理不糙,史可法、王铎一听,也觉得甚有道理。
对啊,咱是选监国,没说监国也要按立新君的标准来选。
史可法不由点头称是:“沉兄这番话,倒是颇有启发,确实,咱只是选监国,监国以贤,并无问题。值此乱世,监国最重要的是稳定人心,不干预内阁运作。潞王虽然仁懦,却也因此能让人安心,天下人都知道他不会干预有司。
自古监国之道,便在选贤任能,垂拱而治,齐桓公得其人,遇事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不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这番话大义凛然,谁都挑不出错来,因为按照儒家的政治理论,皇帝或者说君主,最重要的就是兼听则明,外加识人用人,至于具体做事,那是不需要皇帝的,皇帝只管用好人。
魏文侯跟田子方吃饭时,听出编钟的音律不准,指出了哪个钟音高了,应该再让铜匠锉一下,田子方就教育他:
孔子说了,君子不器,人君不该觉得自己在任何专业技能上强过专业人才,人君应该是选出最专业的人才去做专业的事情,这样才不会刚愎自用越俎代庖。
否则不就跟后世足协行政官员指挥主教练一样了么。(君子不器不是说君子不能有技能,而是君子要保持谦虚,哪怕有技能,也不能觉得自己比专业人士更有技能,要信任专业人士)
姜日广被史可法这么一总结,也不好再说什么,反正今天这场会议的过程,将来就算流传出去,也不会有他什么责任了。最多就是潞王真上位的话,他可能不太捞得到好处,但只要四平八稳也就够了。
史可法又扫视一眼全场,觉得大致算是有了统一意见。
而王铎见大势已定,也补充了几句锦上添花,算是同时对史可法和姜日广说的:
“史阁部,姜部堂,有句话,老夫也是突然想到。如若真要选贤,光这干预有司一点,怕是还不太够用。其余德行诸事,按说是该礼部管的,但姜部堂若是管不过来,事多繁杂,不如再临时商议一个礼部侍郎,专管此事。”
史可法和姜日广对视一眼,知道王铎这是要拉个人干得罪人的事情,便由史可法问道:“王阁部可有合适人选?”
王铎眼睛一眯:“钱谦益如何?他虽赋闲三年,资历倒也足够。”
历史上,钱谦益在崇祯殉国前后重新被拔擢官职,就是为了利用他的士林地位,拥立造势。钱谦益一开始也是倾向于拥护潞王的,为的就是东林利益,后来马士英拥立了福王,他又去通过阮大铖跪舔,两边讨好。
另外说句题外话,历史上最后多铎打到南京城,群臣投降时,便是王铎跟着钱谦益一起领衔投降的,两人私交本就不错。
如今,却是因为蝴蝶效应,看到史可法公事公办只肯拿“干预有司”这一点证据确凿的理由否定福王,不肯歪曲事实多泼脏水。
王铎怕不能板上钉钉,姜日广又怕担责任,那就把钱谦益单独拎上来,弄到礼部当姜日广的副手,专门负责那些捕风捉影的泼脏水工作。
要是最后事情有变,比如泼了半天脏水福王还是上位了的话,大不了王铎他们就抛弃钱谦益这颗棋子好了,把锅都推到钱谦益头上。
其余几个尚书,除了沉廷扬之外,也都对王铎的避险心思心知肚明,没说什么。
史可法想了想,也不反对王铎的人事调动建议。如今没有监国,起复一个侍郎,还不是他们内阁讨论就临时决定了。
商量好了之后,史可法便遣散了众人,让大家各自按计划行事。他也要考虑,如何筹备把潞王迎接到南京来监国的事儿。
其他人走后,沉廷扬倒是单独留了下来,找了个机会,私下对史可法说:“宪之,你不觉得觉斯(王铎)他们的手腕……有些贪多务得、舍本逐末么。
自古办大事,要的是提纲挈领,何必罗织一大堆理由?若是嫌‘干预有司’这一条不够分量,完全可以另想它法——前几天,护漕总兵张名振,可是刚刚救了懿安皇后、坤兴公主,在苏州登陆后暂且寻地安置。
我们何不再派人去问安,顺便问问懿安皇后有没有听到陛下殉国前留下过什么言语?”
史可法的童孔剧烈缩放了几下:“陛下……当时肯定还心存希望,觉得太子或永王定王能安妥吧?不可能留下传位口谕吧?这种事情,可不敢想!”
史可法很清楚,崇祯死时,他最多知道太子已经跟着一起被抓了,但绝不可能想到两个小儿子也会被国丈周奎出卖。所以要说崇祯会留下口谕传位福王甚至潞王,那都是不可能的,天下没人会信,所以他们这几天也就没问。
另一方面,张嫣和朱娖抵达苏州的日子确实还不久,也就几天之前,南京这边暂时没人去问安和迎接,而是让她们在苏州暂住,也是这个考虑。
因为不知道未来朝廷是谁做主,张嫣贸然来南京的话,也不好定位——要是朱由崧上位,那朱由崧虽然年纪比崇祯大,但毕竟还是比天启年轻,所以张嫣还能继续当皇嫂。
可要是朱常汸上位,他是天启和崇祯的叔叔辈,张嫣活在世上,只能以新皇帝的“侄媳”自居,比较尴尬,所以不能提前送到南京。
沉廷扬却一语打破了史可法的顾虑:“若是关于传位的口谕,陛下殉国前自然不可能留下,陛下又不知道其诸子有谁能逃出来。
但若是关于暂时监国、过渡保扶永王或定王中得以逃脱之人顺利接位,这样的口谕,还是有可能留下的吧?不问问怎么知道?”
史可法一想也对,此前他们想的是立新君,崇祯不可能说过立新君的口谕,也就没必要问。但现在想的是找临时监国,崇祯未必就没有留下遗言……
哪怕是口述的。
沉廷扬看史可法想通了,便提供了一个人选:“宪之,犬子如今正驻军合肥,携妻侍奉岳父母,不如让郡主以堂妹的身份,以探望堂嫂的礼仪,去苏州向懿安皇后问安一下,这也不违礼法吧?”
史可法想了想,这个倒确实符合礼法。
朱树人当然是没资格拜见张嫣的,崇祯活着时,张嫣就是皇嫂,哪有见男人外臣的道理?
但朱树人的妻子,小郡主朱毓婵要拜见堂嫂就没问题了,宗室公主郡主,一直都有被皇后皇妃召见入宫的惯例,嫂子见小姑子,太合理不过了。
“那就有劳潞王府郡主,先去请安压惊了。”
一番简单短暂的试探,“拥戴哪个藩王临时监国”这个问题,就很快收敛到了只剩最后两个选项,福王和潞王。
这也很正常,毕竟原本历史上,主要也是这两人竞争,最多再加上一块史可法后期想尊重伦常纲纪而调用的遮羞布桂王——但如今这一世,因为朱树人带来的蝴蝶效应,桂王全家都在衡州之战中因为乱指挥乱压榨当地明军,遭到反噬,被张献忠杀光了。
而瑞王等选项,也跟原本历史一样死了。
所以,史可法连找遮羞布权衡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只剩了福王和潞王,退路已经彻底堵死。
在座的衮衮诸公,虽说并不全都是东林一脉,但能在南京六部厮混,多多少少跟东林都有关系——事实上,到了崇祯末期,“东林”这个概念已经被极大地滥用扩大化了,正如当年的“阉党”,也一度被扩大化滥用。
明末的党争,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把另一派弄下去之后,什么斩草除根的毒手都能下,
所以能在天启朝当官的,几乎都得披上阉党的外衣,哪怕原本不是也是了。
而到了崇祯朝,随着魏忠贤党羽覆灭,剩下的人不是东林党的也得装作跟东林有点关系,最后就满朝东林了,其实人还是那批人,无非换层皮假装投靠了另一派系。
大家多少都有点东林的干系,自然要担心福王为了当年他父亲老福王跟光宗争太子之位的恩怨,清算东林众人当年力挺光宗的旧仇。
怕的并不只是清算真东林,而是怕有人借着清算真东林的机会,搞随心所欲的扩大化打击。
哪怕福王跟崇祯的血缘关系确实比潞王更近一辈,东林文官也要想方设法枉顾这个事实,找点借口出来。
史可法还算是比较有节操的,这些话他本人也说不出口。
高弘图和徐石麒调任不久,不便出头,而姜日广作为礼部尚书,刚才起了高调子,也不好立刻说那些例外的话。沉廷扬倒是有点动机,但他文化水平太差,一圈看下来,也就只有吏部尚书王铎唱白脸了。
王铎一阵无语,只好当这个恶人,提出:
“值此国难之秋,非比太平岁月,监国之人必须有才干,有聚拢人心之德望,方能度过时艰。福王虽伦常较近,但在藩时,忠孝贤名似乎……史阁部,还是要慎重呐。老夫执掌吏部,对藩务不是很了解,你们慎重便是。”
王铎这番话,说得闪烁其词,也是又想怂恿别人上,他又不想担太多责任,话说一半,又说自己不是很了解情况,只是提醒一下,让了解情况的人去具体讨论。
史可法听了后,倒是比较公允,他觉得所谓藩王是否忠孝贤明贪淫,平时也不太看得出来,拿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攻击福王,还是有点不厚道。
虽然历史上,史可法最终跟马士英说过“福王七不可立”,但说良心话,大部分是别人攒局凑数的。史可法本人想到的核心理由,其实就一条,那就是指责福王还是藩王时,便“干预有司”。
虽然《明史》没记载福王具体怎么干预有司了,但考虑到史可法的人品,后代研究者倒也觉得,福王在崇祯死前那段时间,多半是真的干预有司了,
毕竟从后来的结果来看,福王确实是有野心的,二来他在崇祯刚死时,就结交到了一些地方藩镇武将的支持,如果完全不跟官场、武将结交,他怎么可能这么快获得支持?
而且史上攻击福王的那七点,唯有这一点是史可法亲口亲笔指出的,要是没有点根据,史可法犯不着这样糟蹋自己名声,要是肯糟蹋,早就连另外六点一起糟蹋了。
当然,不管历史上的福王,在崇祯死前,干预有司的具体情状如何,这一世,因为朱树人的蝴蝶效应,他确确实实落下了一个实打实的干预有司——
就在崇祯死前最后一两个月,朱树人的部队北上救驾前夕,闯军南路军的刘芳亮部队,从河南攻打山东、河北,当时又攻破了归德府,知府、同知梁以樟、颜则孔弃城,率军突围逃跑,
亳州守将以及奉命救援归、亳的淮北藩镇刘良左,也都有弃地和避战不救的罪过。崇祯当时还下令要追责这些人。
(注:不清楚的,跳看的,可以回去232章考古)
当时,福王朱由崧就看在梁以樟等人,在前一年他和潞王叔逃到商丘避难时,曾经庇护过他们,有点恩情,于是大包大揽从合肥去凤阳,找到凤阳总督马士英,托人情庇护梁以樟、颜则孔和刘良左。马士英也卖了他这个面子。
朱由崧敢这么干,估计也是当时已经看明白了,崇祯很有可能要完蛋了。事实上他这么干之后,崇祯也确实没活满两个月,
朱由崧这番请托人情,也让凤阳周边几个府的地方官和武将,对他感恩戴德,觉得是福王殿下明察秋毫,截胡了陛下滥追责问罪的乱命,保住了几个失地败军之将。
经过这事儿,朱由崧人心倒是收买到了,但他显然也落下了一个比原本历史同期,更加确凿无疑的罪证:他实打实地“干预有司”了!
干预具体手法,就是劝阻凤阳总督马士英执行崇祯下达的“问罪梁以樟、刘良左”等人的旨意!这是抗旨级别的“干预有司”!
虽然从结果来看,这个干预体现的是“仁厚”,是保人救人,也确实收买到了人心,而且只是打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差,当时兵荒马乱的也没人管,但法理上就是干预。
哪怕他觉得,几个月之后,这个位置就该他坐了,但提前越权,就是会落人把柄的。
偏偏朱由崧也是没办法,他毫无官场根基和势力,眼看崇祯要死,他多拉一两个督抚和武将作为后盾,也很正常,显然是经过脑子权衡后的决定。
朱由崧很清楚,他那位堂叔倒是什么都不用做,可以以软弱仁懦示人,而且血统也比他远——但他堂叔命好啊!没生出儿子,断子绝孙,只有一个女儿,还嫁了个手握二十多万兵马的总督!
就算朱常汸没有野心,朱由崧不敢赌朱常汸没有野心,他必须预做准备。猜疑链这种东西一旦启动,不是说对方表现得人畜无害,另一方就能收住手的。
……
六部重臣中,史可法对于朱由崧“干预有司”的具体表现和细节,算是最了解的。
谁让他在当南京兵部尚书之前,就是从如今马士英那个位置上挪过来的呢,在安庐和凤阳的明军之中,史可法的眼线是最多的。马士英刘良左和朱由崧的小动作,他也就都有所察觉。
既然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史可法自然不屑于再去捕风捉影栽赃,于是他就只攻击这一点,把上述“福王干预有司”的作风瑕疵,跟其他五部尚书都说了。
“……是否贪淫、不忠不孝,暂且不论,这干预有司,越权擅断,却是几乎实打实的。如今的问题,只是这个罪过,是否能影响到血缘伦常、足以决定是否让其监国的程度,有没有那么严重。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其余众尚书听了之后,也是反应不一,好几人精神一振,王铎执掌吏部,对于朝廷权限法度最敏感,当下就表示了这个罪过可是不小。
礼部尚书姜日广,则摸着胡子犹豫:“干预有司确凿,着实不是小事。但只靠这一点,就推翻伦常亲疏远近,怕是还不太够。
毕竟如果按照伦常,福王确是陛下殉国后,血缘最近的藩王了,说起来他也是提前了一两个月滥用权力……如果我们不追究,却也没人会去追究。此事毕竟还没闹大。”
史可法觉得姜日广这番话有些滑头了,按说众人当中,他史可法相对而言并不算怕福王掌权的,其他五人至少有三四个比他还担心这事儿。
但姜日广却要撇清责任,这就让人觉得有些别扭。
好在,这一次史可法还没开口,倒是一个一贯以读书少、学问差着称的同僚,很有担当地开口了。
户部尚书沉廷扬颇有侠气,忍不住说:“姜部堂!你这番话,口口声声朝廷礼制,可那些礼制,是选新君、定国本才用的。
但我们如今讨论的是选监国,又没哪条大明律法祖制说选监国也一定要按伦常远近!选监国时选贤有问题么?再说了,你说福王也不过是稍稍提早动用权限,那我倒要问你,难道福王为刘良左、梁以樟开托、找马士英疏通时,他就能预言陛下诸子也会横遭不测不成!
毕竟要是大行皇帝诸子但凡有一个南来,那就轮不到他福王对国政指手画脚了!”
沉廷扬这人商人出身,比较抓实质问题,也不跟人掉书袋,他这番话糙理不糙,史可法、王铎一听,也觉得甚有道理。
对啊,咱是选监国,没说监国也要按立新君的标准来选。
史可法不由点头称是:“沉兄这番话,倒是颇有启发,确实,咱只是选监国,监国以贤,并无问题。值此乱世,监国最重要的是稳定人心,不干预内阁运作。潞王虽然仁懦,却也因此能让人安心,天下人都知道他不会干预有司。
自古监国之道,便在选贤任能,垂拱而治,齐桓公得其人,遇事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不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这番话大义凛然,谁都挑不出错来,因为按照儒家的政治理论,皇帝或者说君主,最重要的就是兼听则明,外加识人用人,至于具体做事,那是不需要皇帝的,皇帝只管用好人。
魏文侯跟田子方吃饭时,听出编钟的音律不准,指出了哪个钟音高了,应该再让铜匠锉一下,田子方就教育他:
孔子说了,君子不器,人君不该觉得自己在任何专业技能上强过专业人才,人君应该是选出最专业的人才去做专业的事情,这样才不会刚愎自用越俎代庖。
否则不就跟后世足协行政官员指挥主教练一样了么。(君子不器不是说君子不能有技能,而是君子要保持谦虚,哪怕有技能,也不能觉得自己比专业人士更有技能,要信任专业人士)
姜日广被史可法这么一总结,也不好再说什么,反正今天这场会议的过程,将来就算流传出去,也不会有他什么责任了。最多就是潞王真上位的话,他可能不太捞得到好处,但只要四平八稳也就够了。
史可法又扫视一眼全场,觉得大致算是有了统一意见。
而王铎见大势已定,也补充了几句锦上添花,算是同时对史可法和姜日广说的:
“史阁部,姜部堂,有句话,老夫也是突然想到。如若真要选贤,光这干预有司一点,怕是还不太够用。其余德行诸事,按说是该礼部管的,但姜部堂若是管不过来,事多繁杂,不如再临时商议一个礼部侍郎,专管此事。”
史可法和姜日广对视一眼,知道王铎这是要拉个人干得罪人的事情,便由史可法问道:“王阁部可有合适人选?”
王铎眼睛一眯:“钱谦益如何?他虽赋闲三年,资历倒也足够。”
历史上,钱谦益在崇祯殉国前后重新被拔擢官职,就是为了利用他的士林地位,拥立造势。钱谦益一开始也是倾向于拥护潞王的,为的就是东林利益,后来马士英拥立了福王,他又去通过阮大铖跪舔,两边讨好。
另外说句题外话,历史上最后多铎打到南京城,群臣投降时,便是王铎跟着钱谦益一起领衔投降的,两人私交本就不错。
如今,却是因为蝴蝶效应,看到史可法公事公办只肯拿“干预有司”这一点证据确凿的理由否定福王,不肯歪曲事实多泼脏水。
王铎怕不能板上钉钉,姜日广又怕担责任,那就把钱谦益单独拎上来,弄到礼部当姜日广的副手,专门负责那些捕风捉影的泼脏水工作。
要是最后事情有变,比如泼了半天脏水福王还是上位了的话,大不了王铎他们就抛弃钱谦益这颗棋子好了,把锅都推到钱谦益头上。
其余几个尚书,除了沉廷扬之外,也都对王铎的避险心思心知肚明,没说什么。
史可法想了想,也不反对王铎的人事调动建议。如今没有监国,起复一个侍郎,还不是他们内阁讨论就临时决定了。
商量好了之后,史可法便遣散了众人,让大家各自按计划行事。他也要考虑,如何筹备把潞王迎接到南京来监国的事儿。
其他人走后,沉廷扬倒是单独留了下来,找了个机会,私下对史可法说:“宪之,你不觉得觉斯(王铎)他们的手腕……有些贪多务得、舍本逐末么。
自古办大事,要的是提纲挈领,何必罗织一大堆理由?若是嫌‘干预有司’这一条不够分量,完全可以另想它法——前几天,护漕总兵张名振,可是刚刚救了懿安皇后、坤兴公主,在苏州登陆后暂且寻地安置。
我们何不再派人去问安,顺便问问懿安皇后有没有听到陛下殉国前留下过什么言语?”
史可法的童孔剧烈缩放了几下:“陛下……当时肯定还心存希望,觉得太子或永王定王能安妥吧?不可能留下传位口谕吧?这种事情,可不敢想!”
史可法很清楚,崇祯死时,他最多知道太子已经跟着一起被抓了,但绝不可能想到两个小儿子也会被国丈周奎出卖。所以要说崇祯会留下口谕传位福王甚至潞王,那都是不可能的,天下没人会信,所以他们这几天也就没问。
另一方面,张嫣和朱娖抵达苏州的日子确实还不久,也就几天之前,南京这边暂时没人去问安和迎接,而是让她们在苏州暂住,也是这个考虑。
因为不知道未来朝廷是谁做主,张嫣贸然来南京的话,也不好定位——要是朱由崧上位,那朱由崧虽然年纪比崇祯大,但毕竟还是比天启年轻,所以张嫣还能继续当皇嫂。
可要是朱常汸上位,他是天启和崇祯的叔叔辈,张嫣活在世上,只能以新皇帝的“侄媳”自居,比较尴尬,所以不能提前送到南京。
沉廷扬却一语打破了史可法的顾虑:“若是关于传位的口谕,陛下殉国前自然不可能留下,陛下又不知道其诸子有谁能逃出来。
但若是关于暂时监国、过渡保扶永王或定王中得以逃脱之人顺利接位,这样的口谕,还是有可能留下的吧?不问问怎么知道?”
史可法一想也对,此前他们想的是立新君,崇祯不可能说过立新君的口谕,也就没必要问。但现在想的是找临时监国,崇祯未必就没有留下遗言……
哪怕是口述的。
沉廷扬看史可法想通了,便提供了一个人选:“宪之,犬子如今正驻军合肥,携妻侍奉岳父母,不如让郡主以堂妹的身份,以探望堂嫂的礼仪,去苏州向懿安皇后问安一下,这也不违礼法吧?”
史可法想了想,这个倒确实符合礼法。
朱树人当然是没资格拜见张嫣的,崇祯活着时,张嫣就是皇嫂,哪有见男人外臣的道理?
但朱树人的妻子,小郡主朱毓婵要拜见堂嫂就没问题了,宗室公主郡主,一直都有被皇后皇妃召见入宫的惯例,嫂子见小姑子,太合理不过了。
“那就有劳潞王府郡主,先去请安压惊了。”